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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苏维埃理论的局限及其后果

斯大林苏维埃理论的局限及其后果

蒲国良

　　【内容提要】　斯大林认为，苏维埃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组织形式，但不是惟一的组织形式。

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苏维埃与工会、合作社、共青团等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引带”与“杠杆”。

基于对苏维埃的这一基本认识，斯大林解决党与苏维埃矛盾的基本路径出现了不少偏差。

　　【关键词】　斯大林　苏维埃理论　局限　后果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2-0137-05

　　苏联的体制框架，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虽然在列宁时代已经出现了轮廓，但其最终形成和确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它更多地带有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印记，因此人们称它为斯大林体制或斯大林模式。

苏维埃体制是斯大林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在实践上极不重要但在形式上却又显得极重要的部分，一个在实践中几乎不起作用但在理论上却又被称为起着重要作用的部分，一个在现实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历史的尘封之后却又亟待深入挖掘的部分。

而要重新检讨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体制，首先就要从斯大林的苏维埃理论开始。

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列宁学说的追随者，斯大林对苏维埃的认识有着与列宁相通的地方。

但斯大林毕竟是斯大林，他对苏维埃的理解也有不同于列宁之处。

一、斯大林的苏维埃概念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是新国家，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工人阶级的国家”。

[1]还在1905年革命时，斯大林就把内阁与临时革命政府作了原则的区别：

“内阁是什么呢，它是正式政府存在的结果。

而临时革命政府是什么呢?

它是正式政府被消灭的结果。

前者依靠常备军来执行现行法律，后者则废除现行法律，依靠起义的人民把革命的意志变成法律。

”[2]革命是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和对现存法统的否定。

如果仅仅把革命理解为更换“内阁”，那么，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条件下建立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而同无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处。

[3]这里当然不排除“社会主义的”部长们入阁的“善良愿望”，但一旦他们入阁，他们便会成为站在临时政府外面的那些人手中的可怜的玩具。

因为“不是他们支配自己的机关，而是机关支配他们”。

每个机关都是一座堡垒，旧的官僚盘踞在那里，他们把部长们的善良愿望变成空话，并准备对政府的任何革命措施实行怠工。

[4]资产阶级议会可以用来作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有效讲坛，但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由高度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

它需要新的组织形式，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历史事实也表明，“俄国革命的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1905年10月或在1917年2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国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相应地，资产阶级也曾经“两次企图恢复国会，消灭苏维埃：

第一次是在1917年9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预备国会期间；第二次是在1918年1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开会期间”。

[5]也就是说，从议会民主制向苏维埃制的转变是一场革命，“问题决不在于用另一批人来代替临时政府，问题在于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手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彻底清洗政府的一切部门和机关，把科尔尼洛夫分子驱逐出去，把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忠诚可靠的人安插进来”。

[6]斯大林认为，苏维埃优越于旧组织形式的地方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包括一切工人；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惟一的群众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无产阶级对群众的领导能够最容易、最充分地实现；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它是群众本身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它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

[7]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共和国。

[8]苏维埃的特征也因而赋予了苏维埃政权，它使得这个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

[9]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议会制的国家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专政的表现，它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只适合于使劳动群众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10]

　　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

既然工农代表苏维埃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为新的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那么，反过来，只有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推翻现存政权的机关时，是新的政权机关时，它才有建立的必要。

[11]斯大林指出，这里的“全部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环境中成立苏维埃”。

说“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阶级的包括一切的因而是最好的革命组织”，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斯大林举1905年革命高潮过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任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要求恢复苏维埃的例子说，列宁当时反驳他“是完全对的”，因为“如果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性的直接斗争的条件，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起义的条件，没有组织新的政权的条件”，即便成立了也会“有腐朽的危险，有变成空谈场的危险”，苏维埃就有可能“变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属品”。

[12]斯大林的结论是：

成立苏维埃是可以的，这件事并不困难，但是在成立苏维埃时，必须把握住两点，即“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潮的时候才能成立。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在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

1905年的情况是这样，1917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问题不在于成立苏维埃，而在于把它们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

不这样做，苏维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对苏维埃的讽刺。

”[13]成立工农苏维埃不能不估计到周围的情况，由此推论下去的另一个结论便是“不可夸大苏维埃本身的作用”[14]。

　　苏维埃终究是一种组织形式。

斯大林明确说过，“问题不在于什么样的机关，而在于这个机关执行哪个阶级的政策。

我们当然拥护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我们要竭力建立的正是这样的苏维埃。

”[15]但苏维埃终究只是一种形式，“不可夸大苏维埃本身的作用”。

在两个政权并存时期，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实际上分掌政权。

在初期，苏维埃实行革命的改革，并迫使临时政府用法令和指令把这些改革固定下来。

而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并不占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第一，对待临时政府，是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解决政治危机；而对待苏维埃则是，“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不反对这些决议，可是作为党员，我们可以独立行动。

我们不怀疑苏维埃的存在并不取消各个政党的独立存在”[16]，其目的是使革命沿着和平的道路发展，用改造苏维埃的方法改变其成分，最终改变政府的成分。

“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里有一票的优势就能使政权走上另一条道路。

”五月份的全部工作就是在改造苏维埃的旗帜下进行的，并且是卓有成效的，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工人代表组中争取到将近一半的席位，在士兵代表组中争取到将近1/4的席位。

[17]两个政权并存局面是以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形式结束的，这时的苏维埃在自己的模糊的决议中默认反革命的“改革”，它等于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

[18]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收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政权已经落在临时政府手里，“不能再指望用对苏维埃施以压力的方法来使政权和平转到工人阶级手里”，但也“不能使政权转到那种同反革命结成联盟的苏维埃手里”。

[19]当然，取消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口号并不等于打倒苏维埃。

斯大林明确表示，我们对那些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是“十分同情的”，“愿这样的苏维埃永久存在并日益巩固”。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而在于推翻反革命专政”，因为现在“就是你把所有苏维埃都夺过来，你们还是得不到政权”。

[20]再后来，布尔什维克不仅夺得了政权，而且争得了苏维埃中的多数，苏维埃成了新政权的基础。

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斯大林是这样解释的：

“苏维埃一般是最适宜的群众组织形式，但是我们不应当强调机关的形式，而应当指出阶级内容，应当力求使群众也能区别形式和内容。

一般说来，组织形式问题不是基本问题。

革命高潮到来时，组织形式也会创造出来。

不要让形式问题遮住政权应转归哪个阶级这个基本问题。

”[21]他又说，苏维埃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最适宜的形式，但并不是惟一的形式。

在外国，起过同样作用的有法国大革命时的市政厅，巴黎公社时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我们也想到过革命委员会。

也许工人部能成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最适宜的形式”。

[22]不难看出，在斯大林那里，苏维埃与工人部或革命委员会或别的什么组织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至于哪种形式被选中，那要看具体条件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应当弄清楚，有决定意义的是无产阶级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专政的问题，而其余一切都好办，都会由革命的创造力创造出来”。

[23]

　　列宁也说过要辩证地看待苏维埃之类的话，但苏维埃在列宁的心目中显然不是一个若有若无的形式，它是一个象征，是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斯大林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论述与列宁的思路是不完全吻合的。

他的逻辑十分清楚，但却明显地带有极端化的倾向，以为形式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可以任意取舍的东西。

推论下去，其结果必然是，只要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么采用什么形式都是最民主的。

毛泽东后来批评“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24，绝非无的放矢。

在革命时期，这种认识的消极性还不太明显，但问题恰恰在于，斯大林对苏维埃的这种看法是一以贯之的。

1933年，在谈到集体农庄时，斯大林再次提及这个问题：

“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正如苏维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一样。

无论集体农庄或苏维埃都是我们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是工人阶级的最伟大成果。

但集体农庄和苏维埃不过是一种组织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但它终究是一种组织形式。

一切都要以这种形式包含的内容为转移。

”他引证史实说，工兵代表苏维埃曾经在一定时期帮助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如1917年7月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领导的苏维埃曾掩护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德国在1918年底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反对苏维埃的，在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期，俄国的反革命头子米留可夫就曾表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

所以，问题首先在于苏维埃的工作内容，在于苏维埃的工作性质，在于“苏维埃究竟是由谁领导的——是由革命者领导的还是由反革命分子领导的”。

[25]此前在1925年时斯大林还说过，“苏维埃民主——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领导。

要知道，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领导，任何苏维埃民主都不能称为真正的苏维埃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民主”。

[26]

　　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苏维埃在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位置了。

斯大林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时指出，党是“主要的领导力量”，党通过“引带”与“杠杆”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引带”与“杠杆”包括工会、苏维埃、合作社、共青团等组织。

按照斯大林的看法，工会及其中央和地方的支脉是“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的组织”，它们把各行各业的工人联合起来，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支脉，即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国家组织，再加上无数自动组织起来的环绕着这些组织并把这些组织和居民连接起来的劳动者的群众团体，它是全体城乡劳动者的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通过苏维埃来实现的，苏维埃把成千百万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连接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

[27]这里且不说斯大林片面地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而忽视国家机关、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功能，片面强调党的地位而把苏维埃、工会等等看作党的附属物，把列宁的由若干齿轮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复杂体系简化为单向性的“机械装置”，单就他把社会团体与国家机关混淆并列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苏维埃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分量了。

在这里，他也确实说到“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表现”，“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群众联系起来”，但在排列次序上，苏维埃不仅不能与党相伯仲，它甚至排在工会之后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毕竟工会是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的组织，而苏维埃则是城乡全体劳动者的群众组织。

[28]而且从斯大林对苏维埃的界定来看，他突出强调的是各种管理机构及其管理功能，而恰恰“省略”了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的性质和功能。

　　对苏维埃概念的理解是斯大林整个苏维埃理论体系的基础。

当我们分析这一理论体系时，时刻都不能忘记这个基础，即不管斯大林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如何强调苏维埃的作用，不管多么迫切要求改善苏维埃的工作，不管他在苏维埃的理论与实践中贡献了什么和贡献了多少，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个出发点。

这个基础为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设定了一个阈限，一道他无法跨越的界线，而从这个基础出发踏上他所走的那条被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道路却比跨越或试图跨越这条界线要容易得多。

二、斯大林处理党与苏维埃矛盾关系的基本思路

　　在现代社会里，政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但党不是国家机关，也不能取代国家机关。

然而在苏维埃体制下，恰恰出现了这种趋势。

列宁仅仅在原则上认识到党与苏维埃之间的矛盾，在他有生之年，在处理党与苏维埃关系问题上，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论述。

斯大林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使之在理论上更加混乱，在实践上离列宁更远了。

　　斯大林无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

一方面，他“并不想把国家和党看成一个东西”，“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并认为“说政治局是国家的最高机关”是“愚蠢的”、“不正确的”，“是一种糊涂思想”。

[29]他还举例说，列宁在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利而反对穷人的13万地主差。

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巨大的国家了，因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看作一个东西。

斯大林非常干脆地说：

“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

”[30]但另一方面，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切基本问题上起作用的是党”。

而党是怎样起领导作用的呢?

斯大林说，“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

”[31]一方面，斯大林断言，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就意味着在阶级和党之间划上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谁“认为党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非党群众组织以及无产阶级的全体群众”，谁“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度官僚化，使党变成不容指责的力量，在党内培植‘涅恰也夫主义’、‘阿拉克切也夫制度’”。

[32]但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的概念里，苏维埃与工会、合作社、共青团等群众团体一起又都不过是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引带”、“杠杆”。

然而，斯大林又确实说得很干脆，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个专政，而是借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这一点不应当理解为党能够或应当代替工会、苏维埃及其他群众组织。

他论证说，“如果说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党‘专政’，那么这还不等于说：

‘党专政’（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东西，前者按内容来说和后者相等。

无须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按内容来说比党的领导作用更广泛、更丰富……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指示不可。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党的指示呢?

当然不是的”，“决不应当理解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可以划一个等号，可以把前后两者看作一个东西，可以用后者代替前者”。

[33]斯大林的论证是一种不是论证的论证，他用一个个堆积起来的结论代替了理论分析，用“毫无疑问”、“无须证明”、“未必用得着证明”等等代替了整个论证过程。

斯大林断言的，恰恰是需要证明的，他的结论，恰恰是问题，他以不容置疑的、行政命令式的文风告诉人们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但也许除了斯大林自己之外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如何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矛盾的“解决”不是因为斯大林在理论上分清了党与苏维埃之间的界限，而恰恰是用党代替了苏维埃，置党于苏维埃之上，党事实上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党机关化了。

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党力求通过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向国家机关输送干部，表现在党检查各管理机关和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缺点和错误，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没有党的有关指示它们便无法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表现在任何政权机关在制定工作计划时党都要给以总的方针性的指示以确定它们在计划执行期间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向[34]，而且，党的领导在事实上已变成事务性的、具体的领导。

所以，斯大林说，“从前通常都讲一般的领导。

现在，‘一般的’领导就是句空话……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35]既然要进行实际的业务领导，于是在党的机关内出现了相应的行政的、经济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是与政府的各职能部门相对应的，如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设有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等，在党的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和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下也设有农业部、工业运输部、苏维埃贸易部等职能部门。

[36]既然党是领导机关，政府的相应部门便成了党的各职能部门的影子。

宪法规定的全权机关最高苏维埃在事实上被架空而成了通过党的决议并把它变成法令的纯粹表决器，成了党机体上的一个器官。

总之，党要管具体事务，它就要变成行政性的机关，而且是凌驾于其他一切机关之上的行政性机关，而党的机关化的直接后果便是党的官僚化。

[37]

　　与党的权力的无限扩张相反，苏维埃的权力全面萎缩。

各级苏维埃包括最高苏维埃离开“全权”越来越远，它们之所以存在，已仅仅是因为具有象征和粉饰的意义了。

首先，苏维埃的立法权被大大削弱乃至被褫夺。

立法倡议权名义上属于最高苏维埃代表，事实上法律草案主要都是来自联共（布）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实际上还是来自党的机关，因为政府部门不过是党的机构的延伸），最高苏维埃只是象征性地表决一下即予以通过，根本不作（事实上是无权作）实质性的审议和修改。

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情况与此相类似。

地方苏维埃的真正职能集中在执行委员会手里，而执行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苏维埃，但事实上它只执行上级政府和地方党委的指示，苏维埃对它并无多大的约束力。

其次，苏维埃失去了组织政府的权力和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因为宪法赋予最高苏维埃组织政府、选举法院和检察长、任免其领导人的决定权及监督其行为的权力事实上也操在联共（布）中央手里。

苏维埃与其他机关一道都在事实上成了听命于党的“执行机关”，苏维埃的功能不过是使党的行为合法化。

苏维埃成了橡皮图章。

应该承认，相对于列宁时代，斯大林在他的时代使苏维埃体制更加完善化、制度化、稳定化了。

就形式而言，它已臻于完备。

但是，形式的完善与实质性的进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

恰恰也是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一步步地完成了它的另一进程，即在实质上逐步蜕变为一个象征物和表决器。

　　注释：

　　[1][3][7][8][9][10]《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0、101页，第100—101页，第105—106页，第106页，第107—108页，第106页。

　　[2]《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40页。

　　[4][6][15][16][17][18][19][20][21][22][23]《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54页，第354页，第118页，第116页，第147—148页，第139、138页，第117—118页，第167—168、177页，第169页，第166—167、169页，第167页。

　　[5][34]《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9页，第93页。

　　[11][12][13][14]《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6页，第213—214页，第272页，第237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25]《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2页。

　　[26][29][30][35]《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4页，第284、134页，第134页，第143页。

　　[27][28][3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35页，第33、35页，第36—39页。

　　[3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第8卷第36页。

　　[3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2页。

涅恰也夫主义是阴谋手段和恐怖主义的策略，以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涅恰也夫的名字得名。

19世纪60年代末，涅恰也夫在俄国建立了一个和群众隔绝的狭隘阴谋组织，该组织的成员的意志和意见完全受到压制。

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是19世纪前25年在俄国流行的无限制的警察独裁制度、军阀专横和对人民实行暴力的制度，以反动政客阿拉克切也夫伯爵的名字得名。

　　[3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9—400页。

　　[37]蒲国良《苏联执政党官僚化的后果》，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

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