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 猫眼看人.docx
《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 猫眼看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 猫眼看人.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猫眼看人
[原创]辛亥革命100周年：
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猫眼看人】
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
刘松萝 今年是辛亥革命95周年。
将近100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仍然是21世纪中国人的宝贵财富。
网友东篱小居先生在10月10日贴出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提出了宝贵的见解。
这里，我也想与东篱和诸位网友做一些探讨。
首先我要说，SJ学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堂。
网友kimcom所写的《思考的人，还是书呆子？
这是个问题》启发我写出了《学者论：
也谈思考的人，还是书呆子？
》，现在又受到了东篱的启发。
一、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面对空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18省在京举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
1898年6月，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等人的见解，决定变法。
同年9月，慈禧太后镇压了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革新阵营的失误，但慈禧的守旧和专权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慈禧虽然还政于皇帝，却仍然不愿放弃权力。
为报复西方列强支持光绪，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公使馆和教堂，并且向列强宣战。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
就这样，晚清不仅专制，而且违背祖制，由太后代替皇帝执掌权力，可谓名不正言不顺。
面对外国入侵，朝廷的尊严荡然无存。
再加上拒绝变革，失去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不仅如此，虽然现在的精英们缅怀满清王朝的王道乐土，满清的民族压迫性质是无法回避的。
满洲贵族力量的衰落，以及西方传入现代民族概念和自由平等思想，造成了汉民族意识的高涨。
晚清违背世界潮流，也不符合专制的规范；失去了汉人的民心，又败坏了满洲的规矩。
因此，庚子之变之后，满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时间的问题。
慈禧返回北京之后，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包括预备立宪。
但是，历史的变迁不以一家和一人的意志为转移。
改革不是儿戏，急躁固然不可以，拖延也是不行的。
等到老佛爷想通了，想明白了，一切都太晚了。
正像有人说过的：
杀死了谭嗣同等人，再也没有人去上书了。
说辛亥革命是必然的，并不是彻底否定慈禧后来的变革。
我想说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变革成功，有赖于统治者的威与信。
不幸的是，这两者满清已经不再具备。
此时满清统治者的对与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将要被万民所弃。
也许这就是天命、国运、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吧。
改革的大门一旦被堵死，革命的大门就要敞开了。
二、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共同推动的 日本曾经是中国革新力量的避难所。
在那里，孙中山等革命派与康有为等立宪派进行过一次大辩论。
在很长的时间里，史书把康有为等人称为“保皇派”，这是不公平的。
康有为派不但是立宪派，而且是先驱者。
史书片面地认为革命派取得了胜利，而事实上这次辩论是进步阵营内部的辩论。
革命派认为君主立宪不可行，这被后来的事变所证明。
立宪派认为一旦革命，就会造成混乱和分裂，引来列强的侵略。
他们的预言后来也不幸而言中了。
国内时局的演进多少证明了满清的改革缺乏诚意，或者缺乏紧迫感。
责任内阁本来是一项削弱皇权的措施，实施起来却是组织了皇族内阁。
一面改革，一面又要满清衰落的情况下排斥汉族官僚，实行贵族专权，可以说是利令智昏。
而收回铁路筑路权的决策，更直接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本来朝廷已经批准民间集资成立股份公司兴建粤汉、川汉两条铁路，而后又反悔，在1911年5月9日收回筑路权并准备转让给外商，以换取外国的贷款。
一个虚弱的政权行事却如此专横，激化了各种矛盾。
湖南民众首先反对筑路权国有化，湖北、广东也随后加入。
四川各界行动最晚，却表现出坚韧和坚决。
6月17日，立宪派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发起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
和平的抗议随即被镇压，并且酿成了血案，死亡32人。
保路运动随即演化成暴动，民军很快地逼近成都。
为了平息四川事态，朝廷从湖北调动军队，造成了武昌的空虚。
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外围成员乘机起事，这就是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有讽刺意义的是，调往四川的新军在途中叛变，带队的大臣端方也被杀了。
应该强调辛亥保路运动的重要性。
在中国历史上，鲜有一省人民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抗争，遇到镇压也不后退。
这是国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立宪运动的成果。
由于过去的史书多为孙中山派所撰写，或多或少地埋没了保路运动的功绩，埋没了立宪派为中国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不少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握了政权。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赞成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和“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
没有投机力量的转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革命的初期，旧势力和中间势力的加入甚至是革命党求之不得的。
因此，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共同推动的。
革命党坚定地主张实现共和并且为此做出了牺牲，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立宪派在国内能够合法存在，又有上层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直接促进了社会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立宪派在宣布独立的省份接受了革命党提出的“中华民国”国号，采纳了军政府的组织形式。
三、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
不少以后成为达人的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提到了当年参加民军的经历。
南方各省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民军，年轻人抱着各种各样的的目的，比如自由民主，抗击列强，恢复汉人的权利，加入了革命的潮流。
南北议和成功之后，民军大多解散了。
而当时参军的人在回忆中甚至没有提到要去那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国民的革命，自发的革命，不为某一党、一派的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
四、辛亥革命是一场光荣革命 武昌起义之后曾经出现了血战，随后就是共和的南方与帝制的北方的对峙。
在新的时代，国人用谈判和妥协代替了决战。
南北议和成功之后，满清皇帝退位，并且享有优待条件。
对此，我不同意“革命不彻底”的说法。
用文明的方法解决鸿沟一样的分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对于促成议和的人们，不论是他处于革命阵营还是保守阵营，都值得后世的称赞。
还要指出的是，在最后的关头，朝廷表现出明智的态度。
清帝宣布逊位，而逊位诏书不愧为历史文献。
奉
旨朕钦奉
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
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外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钦此！
其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外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写得尤其漂亮。
我从来不认为诏书仅仅是空话。
顺应天命和民意，正是帝王所应该做的。
对于诏书中的善意，要给予应有的评价。
中华民国没有在血海之中和焦土之上建立，归功于所有的历史参与者。
这是一场光荣革命，光荣属于我们的前辈，属于中华各族人民。
五、关于满汉两族的关系 清帝的逊位促进了满汉两族的和解。
随着革命的胜利，汉人放弃了复仇的目标，与满人和睦相处，这是汉民族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满洲民族对于新的国家基本上是认同的，而这一过程最终完成于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于抗日战争中溥仪和川岛芳子等人的行为，应该确认为敌对行为而不是卖国行为。
与此同时，大多数满人包括贵族不认同伪满洲国，同各民族一起抵抗日本的侵略。
殉国的佟麟阁将军和作家老舍，就表现出满汉两族在国家和文化上的认同。
今天，满汉两族已经成为兄弟。
因此，不宜渲染仇恨，也不宜颂扬杀戮和压迫。
对于历史，应该客观地记述，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且允许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表述。
六、于孙中山先生 近年来随着舆论的多元化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孙中山先生的非议有所增加。
应该这样认为，历史的真相是应该探求的，不论这种探求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同时也要看到，孙中山先生曾经作为反对专制的象征是不争的事实。
批评者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
孙中山自从向李鸿章上书失败以后就不再相信满清政府，转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为革命者，他经历了不少失败，也做过错误的决策。
但是，后来的事变证实了他的方向是正确的。
要么是孙中山先生先知先觉，要么是他的预言恰巧应验了。
不论是哪一种原因，能够成为变革世道中的领袖人物都应该有主见、坚持和人格力量。
就是在这种看似一定要失败的人中间，产生了伟人。
瞻前顾后的人，见风使舵的人，期待圣主隆恩的人，注定成不了领袖。
最终成就孙中山先生领袖地位的恰恰是满清朝廷。
历史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而他们却注定与未来无缘了。
如果他们少犯几个错误，孙中山先生就会作为摇旗呐喊的反对派领袖在海外终其一生。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
他有很多卓越的见解，同时也有多变的缺点。
他一生追求真理，又在晚年多少偏离了初衷。
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包含了宝贵的创造。
但是在现实中，三民主义像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一样，成为拒绝民主普世价值的理论；而五权分立缺少可操作性，弱化了真正需要坚持的三权分立。
至于北伐战争，将在后面讨论。
我不反对以政治家或者有些人所说的政客的角度，甚至以个人的角度研究孙中山先生，不反对指出他的某些行动的党派动机甚至个人动机。
但是，如果武断地认定孙中山先生的行动大多是为了私利，同时又根据一些官文认定清廷和袁世凯的行动大多是为了公益，是不公正的，无助于揭开历史的真相。
七、关于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旧的政治势力掌握了权力。
一般来说，社会的变革总是要伴随着政治人物的更替。
在正常的情况下，随着选举的实行，在政治版图上总可以达到一定的平衡。
但是，宋教仁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以后，被人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应该说，宋教仁之死堵住了政权和平更替的大门。
随后发生的二次革命似有可商榷之处。
在国民党尚占据国会多数，和平手段还可以利用以及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仓促举事，造成了革命力量的削弱，给了袁世凯镇压进步势力的口实。
随后的民国政府越来越失去国民中间活跃分子的支持。
袁世凯称帝，军人干政，军阀混战，曹锟贿选，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
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具有某些实质上的正义性，在策略上也有可取之处，但仍然属于军事割据。
对于北伐战争，至少从后果上应该予以否定。
国民党战争之后不但没有建立民主，反而实行了比北京政府还要极端的军事独裁。
就这样，国民党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为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指出，这是以俄为师的结果。
他批评将介石“全仿极权国家之体制，而全无极权国家之效能。
”应该说，李宗仁的总结是精辟的。
孙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抱病前往北京谈判的历史，也值得探讨。
八、关于“五四”运动 近年来常有对于“五四”运动的批评。
我认为，“五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虽然有可商榷之处，但不清理旧的文化，社会是难以进步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儒学问题论纲》中这样说：
一般说来，大多数社会都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传统文化又有顽强的生命力，所以传统就延续下来了。
在中国，也经历过这种文化传统的修复的过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后来就给予孔子较为积极的评价。
在政治层面，蒋介石一直提倡孔孟之道；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阐述了不少儒家的道理；而周恩来受到的欢迎，也是与他表现的某些儒家风范分不开的。
中国最大的教训是毛泽东在彻底革命的口号之下，以个人的意志代替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对立物，不断地、全面地、系统性地加以摧毁。
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传统的同时，还全面地对抗世界潮流。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九、关于一些民国历史人物 1.康有为
伟大的变革先行者。
国人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惊恐的时候，他与先知先觉者一起，试图为中国找到新的道路，并且协助光绪皇帝进行变法。
近来有人批评他的人品和办事风格，改革者应该引以为戒。
流亡日本期间，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对光绪皇帝的忠心值得肯定。
民国时期参与旧王朝复辟，是叛逆行为。
如果为他辩护，可以说他是满清王朝的忠臣，而这个王朝已经被国民废弃了。
2.袁世凯
袁世凯曾经是维新派人物，在戊戌变法时又背叛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告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迫使清廷退位，为避免南北战争做出了贡献。
此后在大总统职位上的作为，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评价。
至于称帝复辟帝制，是不能原谅的篡逆罪行。
3.黎元洪
早期民国政治家。
武昌起义时在革命党的胁迫之下参加革命，任鄂军总督。
与革命党人一起坚守，为南方革命力量的兴起赢得了时间。
以后任民国副总统，忠于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去世之后，继任民国大总统。
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固然有对民国约法中权力界定的分歧和权力之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约法的精神，反对军人干政。
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人，但投身共和以后就不再后退，作为副总统和大总统坚守对于国民的誓言。
他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军队的支持，也没有什么党派和团体的支持与约束，但遇到危险仍然坚持原则。
因此，他的政治品质在辛亥以来的政治家中罕见，值得称赞。
后世有人认为黎元洪投机，是和事老，是傀儡，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4.宋教仁
伟大的宪政先行者。
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随后被人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年仅32岁。
温和的宋教仁不如容于华夏，这是宋教仁的失败，更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5.梁启超
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
参与戊戌变法，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
民国初年在政治上活跃。
我记得有学者说，民国时期有人对梁启超有所非议，称其多变：
先忠于朝廷，又协助袁世凯，以后又策划倒袁。
我认为，这些变化有道义上的依据。
他是一位思想家，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他早期激进，晚年趋向保守。
他以保守的一面，告诉我们很多想不到的问题。
比如，他认为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
我们看一看不少人在民国初年的表现，在大跃进中的表现，在文革中的表现，以及现在表现，就会折服他的一言以蔽之。
同时，他的有些研究进入了闭门造车。
比如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和无业阶级”的说法，即政治家是无业阶级，应予取消。
此文最近有人转贴，获得好评。
但虽然雄辩，却不切实际。
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值得研究。
6.鲁迅
思想家和文学家。
他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以及对于人性的洞察无人出其右。
现在他遭到不少非议，例如只破坏不建设，全盘否定传统，心里阴暗，等等。
我认为社会不能没有批判精神，鲁迅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鲁迅指出的问题国人现在不但仍然具有，而且变本加厉。
只要国人仍然如此，鲁迅就不会过时。
一些人试图证明国人的缺点是合理的，问题在于鲁迅多事。
打倒了批评者，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7.胡适
思想家和教育家。
一生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
在教育和治学上有独到和务实的方法，影响了一代学者。
他的思想缺少独创性，但在动荡的世道里坚持了最重要的原则和精神。
再谈一谈鲁迅与胡适的比较。
现在批评鲁迅的人，也还在用鲁迅的风格批评时事；现在用类似胡适的方法解释问题的人，常常会遭到抨击。
这说明，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也不能脱离批判精神，不能回避紧迫的问题。
批评鲁迅的人可以说，一味地反对最容易；而批评胡适的人则认为，重复自由主义而回避具体问题最安全。
我认为，如果认真地学习鲁迅的著作，就会了解要建设什么。
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鲁迅派”，观点可能有不客观之处。
看到很多“鲁迅没有建设性”的批评，促使我注意批评的分寸和提出具体的建议。
8.将介石
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
在北伐战争的末期以军队领导人身份夺取党政权力，延续了军人专政的历史。
对于执政期间的专制和侵犯人权的事例，应予谴责。
对于执政期间的成就与不足，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讨论。
将介石领导抗日战争的功绩，应予以颂扬。
作为领袖人物，将介石最大的缺点是专横而且不能抓住重要的问题。
例如在抗战前夕，面对强大的抗日舆论无动于衷，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至少是公共关系上的失策。
抗战胜利后，漠视国民对于反对腐败和土地改革的要求，以致于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而输掉了国内战争。
9.汪精卫
国民革命的战士。
曾经试图刺杀摄政王失败而入狱，在狱中大义凛然。
被孙中山先生所信任，为遗嘱撰稿人。
反对将介石在北伐当中的军事独裁，并且一度反对国共分裂，以后又试图改组国民党。
汪精卫有温和而务实的政治主张，不幸在乱世中无法实现。
可以想象，汪精卫一定有强烈的获得成功的愿望。
对于后来投靠日本而成为汉奸，不能予以翻案。
他在1938年底出走，1940年成立伪南京政府，距离抗战开始仅仅一到三年。
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对于抗战是极大的打击。
十、一些值得研究的题目 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因果和细节
孙中山让位是出于无私，还是迫不得已，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革命党内力促孙中山辞职者有谁？
他们以后怎样回顾这段历史？
2.民国初年国会的运作、党派和辩论这种关于具体操作的研究，将会有利于未来。
3.第一次国会选举的程序、选民资格、公众参与程度和公正性。
4.早期民国历任政府的作为、政绩以及施政的得失。
5.具体政治人物与政治结论无关的具体行为
例如有人指出的段祺瑞在经济问题上的廉洁。
至于近年来广泛流传的“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长跪谢罪，并且从此吃素”的说法，就有必要核实。
还有，吴佩孚曾经表现的开明和左倾，以及他的某些正义感。
核对每一个细节，才能够接近真相。
6.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
对于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过去和现在有截然不同的说法。
对于这个问题，我确实不了解。
而对于新的说法，由于感到有些文章在材料的引用上有片面和武断的而不敢采纳。
争端是否由于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和联邦制而起，我期待着客观、全面一些的研究。
7.关于孙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的北上
这是避免战争的最后机会。
孙中山先生是否主张北伐？
至少他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仍然带有民主的色彩。
我对此很困惑，也许已经有结论。
上述问题均有人研究过。
但是，不少研究要么是围绕已有的结论，要么立足于写翻案文章。
我的主张是：
细节与真相。
十一、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些反思 1.对于民主认识的肤浅
为了让国民接受民主，革命党人在启蒙的时候把社会问题全部推给专制，认为一旦民主，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这样的见解有两个负面效果：
第一，重视革命口号，忽视实现民主的细节问题；第二，当民众看到民主没有带来尧舜，反而是激烈的争斗时，失望油然而生。
2.正如东篱先生所说，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
革命胜利以后，出现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
至于是否让位于袁世凯，本来只是权衡利弊的问题。
对此，革命党内部有人认为，不让位就是有私心。
其实，民主并不排斥党派的存在，甚至不排斥党派的利益。
关键的问题在于建立民主制度之下的力量平衡，让党派利益不能超越国民和国家的利益。
革命党人在初期退让，被排斥之后又采取军事手段，最后终于成为权力的垄断者。
3.汉民族本身的问题
推翻民族压迫，建立多数人的统治，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
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甚至是主要的目标。
应该说，这个目标没有很好地完成。
首先是汉人长时间没有掌握决策的权力，缺乏统治的经验，因此在革命之后的国家治理存在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束民族压迫的目的本应该是给全体国民以权利，而在事实上早期民国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例中，国人甚至感到汉人统治者对待自己的同胞与满清并无二致。
正如鲁迅所说：
“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
” 4.为早期民国辩护 从1912年到1927年为早期的中华民国。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民国确立了共和政体，还曾经成功地组织了选举。
早期民国言论上的自由，思想上的活跃和教育上的独立，都已经被后世所认可。
民国的国会是负责任的国会，曾经试图抵制袁世凯和段祺瑞的专权，至少要强于后来的国民大会。
在乱世当中，能够如此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当然，也不能回避曹锟贿选，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国人对于国会的信任。
早期民国的混乱，国会中的争吵以及军人干政并不能否定共和的方向。
这些现象在很多新生的共和国都出现过，坚持下去，不断改进，民主宪政就实现了。
至于用“国会议员进八大胡同”来否定民国，是一种片面观点。
共和国不是由圣人组成的，主张进步的人不应该以这样的理由废除国会政治。
至于鲁迅所讽刺的军阀一会儿刀枪相见，一会儿握手言欢，一会儿又打起来的现象，除了是丑态之外，还说明那时的政治还讲究留有余地，讲究不为己甚。
而后来认定一部分人是敌人，一定要赶尽杀绝，革命彻底了，革命也违背了初衷。
国民党废弃了早期民国的框架，不但抛弃了民主，也没有得到国家的安定与发展，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5.最重要的教训 回顾早期民国的历史，我们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
民主不能当饭吃。
巩固民主的途径应该是在宪政的框架内实现有效的统治，确保社会安定，关注民生，维护底层国民的权益。
国民不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历史学家。
政客们对民主的游戏乐此不疲，结果却是民不聊生，这样的民主共和就失去了民意的基础。
唐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对于民主共和之舟，恐怕也是这样吧。
脆弱的共和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层民众的权益意识开始觉醒。
与此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西方民主的说服力也大大减弱了。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掌权的军人不懂得公民权利，新派的政客又不关注工农的权益，再加上遇到了有苏联支持的反对力量，自然就无法支撑下去了。
我在上一节主张，不可以某些政治家道德上的缺陷否定早期民国。
同时，政治人物的道德也是重要的。
不论辩护还是反思，都是为了在以后做得更好一些。
制度是重要的，但在制度建立和稳固之前，良好的道德形象仍然是政治家可以依赖的资源。
特别是那些非强人类型的政治家，道德形象甚至是唯一的资源。
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制度的力量十分薄弱。
与此相反军队不仅是最有效的组织，而且是强力的组织。
因此，早期的民主或多或少都处在军人的监护之下。
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些国家的文人政治家仍然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出现了民主——腐败——军人政治——民主的恶性循环。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就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6.中国与日本和土耳其的比较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是在接触了外部世界之后进行的，参照了西方的模式。
因此，考察中国变革的得失，还应当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之中。
与中国先后实现变革的，还有日本和土耳其。
中、日、土三国的变革都是在面临列强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都是为了变法图强。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变革的成功已经被公认，土耳其变革的得失还有待评估。
在我看来，虽然土耳其还面临不少问题，但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同时正在融入欧洲。
有一本名为《狼图腾》的畅销书曾经引起过争议。
作者赞扬北方游牧民族的狼性，引发了不少的批评。
在这里，我不评价狼性的优劣。
说起游牧民族的优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待敌人的态度。
有时，在争斗中感到确实不如敌人的时候，就学习和追随他们。
这种做法有些近乎本能，与道义无关，但在变法图强的时候非常有效。
从客观上讲，这是一种追求进步的强大动力。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