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人口与环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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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人口与环境
第二章人口与环境
人类正面临着自身造成的重大挑战——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
据统计，在中国，每过1.8秒就有一个孩子出生；在全球，人口正以日增25万人的速度飞速膨胀，动植物却以日减160种的速度不断消失。
如何协调人口、环境、经济的关系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世界人口的进一步激增导致了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并引发了南北问题、资源耗竭、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精神贫困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它们以前所未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对人类文明提出了挑战。
过去，人们常常把人口问题同环境问题区分开来，将它们看作不太相关的两种危机。
而事实上，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人口的过度增长或萎缩将导致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深层次的矛盾；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与妥善解决也将会影响人口的总量、素质与分布。
第一节人口变迁
人类从出现到现在只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在这二、三百万年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增长之路并不平坦，在绝大部分时期内（占了人类历史的90%以上），人类的生命繁衍受大自然的约束，整个地球人口稀少。
人口的大发展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图2.1曲线所示，主要原因在于二战后全球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图2-1自公元前40000年开始的世界人口发展的估计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文明演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绿色文明。
图2-1表明，随着历史的更迭、文明的变迁，人口总量呈现阶梯式发展。
一、渔猎文明阶段
渔猎文明（公元前200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是人类由猿转变为人以后的第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力初级转化的人类处在人—环境和谐关系的最低阶段——“适应生存”。
饥饿、疾病、猛兽是该文明阶段中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整个渔猎时期，全球人口没有超过1000万，该文明最后的二万年中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稳定的人口增长迹象（见图2.1）。
根据19世纪收集到的资料，通过渔猎来获取食物，供养一个人平均需要约2平方公里的土地。
因此一个40人的部落就需要10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土（不同质量的土地，土地生产力不同，能供养的人口数也不同）。
但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形态是以原始工具、手工劳动、简单合作为特征的初级形态的生产力和以部落、家庭或社区交往为表征的简单的生产关系构成，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食物资源的丰度和广度，人口总数很少且活动范围有限，因此人类对环境的改善与破坏作用都很小。
作为渔猎文明时期的人类，没有剩余产品，没有恒定的成功机会，人口总量很小，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资源提供的恩赐，而其本身对环境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二、农业文明阶段
人口开始出现较大的增长是在人类掌握了农业技术，进入农业文明阶段（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8世纪）以后。
随着文明的不断演进，此时的人类已经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去影响和改变局部地区的生存环境：
建屋造田，纺纱织布，饲养家畜，以马代步,荒芜之地渐渐变成了繁荣市井。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人类营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无意识中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人与环境的和谐——“环境安全”段。
进入农业文明后，人类依靠自然力的恩赐和生物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逐渐摆脱了饥饿的束缚，医学开始萌芽，聚居地也渐渐远离野兽经常出没的地区，因此，人口得到了缓慢增长的机会。
由于农业社会中人类对自然规律认知上的局限和利用上的盲目，无度地向自然界索取就成了必然，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环境问题。
例如，发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平原的古巴比伦文明的湮没，正是由于人类滥用自然，不合理地种植、灌溉造成了土壤彻底的破坏。
所幸此时人类的绝对生存空间广博，原始的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强，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虽曾在局部地域造成自然循环失衡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松驰，但总体上并未构成生态环境危机。
但是，局部生态破坏、自然灾害等影响造成了粮食产量降低，而人口又在不断地增长，因此导致了大饥荒，社会进入动荡时期，增长中的人口开始急剧下降；当人口总量跌入低谷后，由于人口的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降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社会逐渐稳定，人口开始逐渐上升，开始新的一轮人口增长的循环。
因此，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人口总量呈波浪式向前发展。
尽管农业文明时期，人口增长呈现波折，人口总的趋势却是不断增长的。
在渔猎文明时期，“生产的手段”特别需要空间，平均每人需要2平方公里土地。
而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供养一个人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却在持续下降。
中国改进农业效率的工作一直进行到20世纪初，一万年内，土地的生产能力增加了2万倍，这是人口能够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在秦汉至北宋期间，中国人口一直处于“增减循环”之中，人口总数始终在3000-5000多万之间起伏。
到北宋，由于食物新品种的引进，也由于农具技术的改进，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才开始摆脱先前那种循环状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地矛盾的消失，相反，人地矛盾始终存在，只不过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循环周期拉长了，并使得人口总量增加到一个新的高度。
据估计，北宋时中国人口最多时可能已突破1亿大关。
但是，由人地矛盾最终引发的改朝换代仍然不可避免，尽管周期更长了。
这种情况持续到明清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再次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提高，反映在人地关系上是人地比率的不断下降。
中国历史上的人地比率变化如表2-1所示。
表2-1中国历史上的人地比率变化：
公元2-1893年
年份
2
105
146
961
1109
1393
1592
1680
1776
1893
人地比率（人/亩）
9.15
10.09
10.70
7.96
5.50
5.69
4.16
5.70
3.70
3.23
阅读材料：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变迁
中国历史人口的变化态势，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化态势相对应，那就是，人口的循环波动反映了社会的循环波动，社会循环波动的最重要表征，是朝代的更迭，即所谓“治乱循环”。
每当一个新王朝开始时，社会趋于稳定，是为“治世”，人口依其稳定人口机制，以每年5‰-10‰的增长率持续增加；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王朝衰败，社会动荡，开始进入“乱世”，“乱世”的极端表现就是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持续数年的战争大规模消灭人口，使人口绝对数减少，进入低谷时期，直到又一个新王朝建立，开始新的一轮循环。
所以，尽管就人口再生产机制而言，属于稳定人口范畴，但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便出现了不同的人口变化态势，即“治世”人口增加，“乱世”人口减少，亦即“治乱循环”导致了“人口循环”。
那么，明清（或北宋）前后为什么呈现不同的循环态势呢？
这与“治乱循环”的周期有关。
明清（或北宋）以前，“治乱循环”频繁，“乱世”多于“治世”，往往人口尚未增长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就出现了使人口减少的“乱世”；而明清（或北宋）以后，“治乱循环”周期相对拉长，使“治世”多于“乱世”，在稳定人口机制下，人口增长不断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因而使人口总量直线持续攀升。
更进一步地，为什么明清（北宋）以前“治乱循环”周期短，而明清（或北宋）以后周期长呢？
究其原因，当然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然而，它是否也与人口增长本身有关呢？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图2-2中国历史人口总量变化示意图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超稳定的农业社会，这种超稳定的农业社会是靠农业经济维持的，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两大要素，一是耕地，另一是劳动力。
由于中国在秦汉时期即已形成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所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和不断地追加劳动力。
稳定人口机制下的人口增长，一方面不断地提高对农业经济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也不断地以新增的劳动力满足农业经济的需要。
问题在于，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能够开垦利用的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是有限制的。
所以，一方面是人口稳定增长产生持续扩大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是受限制的耕地面积所能生产的食物愈益难以满足需求。
这种由人地矛盾引发的食物供求矛盾日益激化，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如果社会无法克服这种矛盾，便爆发动乱而转为“乱世”。
应当指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社会经济矛盾往往并非直接由人地矛盾引发，更多地与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相联系，从历史考察中可知，土地兼并往往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导火索，而人地矛盾则加剧了社会经济矛盾，并促使其爆发。
相反地，“乱世”过后，人口减少，人地矛盾缓和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也得到缓和，其结果，既形成了“治世”，也为人口的稳定增长创造了条件。
只是，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同样的矛盾仍将再次爆发，并构成“治乱循环”。
明清（或北宋）以前正是这样反复循环的。
明清（或北宋）以后，循环周期之所以拉长，是因为“治世”时间延长了，而“治世”时间之所以能够延长，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王朝的治世方略有什么不同，而主要在于农业经济发展了。
农业经济所以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农业经济技术得到了进步，诸如引进农业技术、改良品种等，使单位产量提高了；另一方面扩大耕地面积的技术也进步了，使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可能。
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人地矛盾得以缓和，因而，人口也得以不断增加到新的历史高度。
只是，由于没能控制人口增长，人地矛盾危机始终存在，并且仍然会在一定时期内爆发而使人口减少。
其结果是，人口总量线在上升的同时也伴随着波动。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历史人口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水平总量线波动之后开始了沿上斜线攀升波动，使人口总量不断增加。
这种增加的实质并没变化，即稳定人口机制下的人口增长，但总量扩大了，并且不断攀越“亿人线”，日显“膨胀”态势。
因而，虽然这种增加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膨胀”，但可以看作稳定人口条件下的“人口膨胀”。
相对地，对于现代以后的“人口膨胀”，可称之为“过度膨胀”。
资料来源：
朱国宏，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90-93页
阅读材料：
中国历年人口总数
表2-2中国历年人口总数
公元纪年
人口数（万人）
公元前5000年出现原始农业
493
公元前340年战国初期
3000
公元前221年秦朝初期
2000
公元前202年西汉初期
1300
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6300
公元157年东汉桓帝永寿三年
7200
公元265年三国末期
2500
公元300年晋惠帝永康元年
3379
公元368~407年十六国东晋中后期
3128
公元520年南北朝中期
5240
公元581年南北朝末期
4430
公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
5542
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元年
2274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8775
公元860年唐懿宗咸通元年
6700
公元960年五代十国末期
3979
公元1110年宋徽宗大观四年
11946
公元1207~1223年南宋金章宗泰和七年—南宋宁嘉宗十六年
12540
公元1351年元惠宗至正十一年
9730
公元1566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
16480
公元1661年清世祖顺治十八年
8490
公元1691年清圣祖康熙三十年
11023
公元1751年清高宗乾隆十六年
20560
公元1805年清仁宗嘉庆十年
33218
公元1851年清文宗咸丰元年
43216
公元1874年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35890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44294
1949年
54545
1950年
55196
1960年
66207
1970年
81235
1980年
98705
1990年
114333
2000年
129533
三、工业文明阶段
1768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公元18世纪至今）,人口的发展相应地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工业革命兴起到20世纪中后叶，人力资本迅速积聚，生产资本的功能极大拓展，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和利用能力极大增强，人口的体质和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的抵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充裕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与此同时，由于工业文明建立在对自然的粗放性、功利性、掠夺性和征服性的关系基础上，人们过分强调资本的发展，没有认识到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人口过度增长，进而给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能源、生存环境、工业生产和气候造成了日趋严重的压力，这不仅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对人类的自身生存和延续构成了严惩威胁，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出现的马斯河谷烟雾等“八大公害”事件、以及当今的资源耗竭、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全球问题。
从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进入了“环境健康”阶段。
在工业文明之前，人口过少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巨大的压力，那时生产效率极其低下，人类只有将人口大量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去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
工业文明之后，化石能源取代了畜力，机器延伸了人的器官，社会化大生产替代了手工生产，人类的足迹几乎涉及地球生物圈的每一部位并开始干涉整个地球的生物化学循环，改变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我们再也勿需花费与农业文明同样多的时间去获取食物。
在科学技术文明领先的国家中，农林业的工作量仅占总量的5-10%，美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家仅为2-3%。
同时，食品的个人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在许多国家中它仅占总收入的1/4左右。
于是，大量的人口转向其它产业，尤其以工业为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人口过少而引起的生存危机，对于处于工业文明的人们来说，几乎不存在了，真正感到的压力反而来自人口的过快增长。
据有关资料分析，公元前8000年世界人口为500万，当时人口增加一倍约需1700年。
公元0-1500年，世界人口经历1500年才由2.5亿增加到4.5亿。
欧洲工业革命后，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只需150年。
公元1800年，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
130年后，1930年达到20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更为迅速，1950-1980年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从而使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见表2-3）。
现在，全世界人口10年内就会增加两个欧洲，每14个月增加一个英国，每月增加一个瑞典或两个新西兰，每4天增加一个伯明翰，每秒钟增加3人。
如果世界人口按照这个速度继续增加，到2330年，整个地球的表面，包括南极、北极、沙漠、海洋，每平方米就有一个人。
到3545年，世界人口的总重量将等于地球的重量。
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表2-3每增加10亿人口的时间比较
世界人口数（亿）
大致达到年份
每增加10亿所需时间（年）
10
1800
近300万
20
1930
约130
30
1960
约30
40
1975
约15
50
1987
约12
60
1999
约12
阅读资料：
世界人口里程碑
表2-4世界人口里程碑
世界人口达到
年份
世界人口可能达到
年份
10亿
1804
70亿
2013
20亿
1927
80亿
2028
30亿
1960
90亿
2054
40亿
1974
100亿
2183
50亿
1987
60亿
1999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口司
四、绿色文明阶段
20世纪六十年代，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人类的发展模式，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
这一理论呼唤人类走进以善待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崭新的文明时代——绿色文明。
人与人的和谐、人口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绿色文明的主题，绿色文明阶段人—环境和谐程度的标志是“环境安全”、“环境健康”、“环境舒适”和“环境欣赏”。
在这一文明阶段，人口的增长将经历增长减缓、零增长、负增长、再到零增长的多个阶段，最终将趋向一个适宜的总量。
第二节人口爆炸对环境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工业以惊人速度增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式增长，城市数目不仅剧增，而且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功能也越加复杂，超级城市（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从1950年的2个（纽约1230万人、伦敦870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22个。
其中人口排在世界前十位的城市如表2-5所示。
表2-51995年世界十个人口最多的城市
城市
人口（百万）
1．东京（日本）
26.8
2．圣保罗（巴西）
16.4
3．纽约（美国）
16.3
4．墨西哥城（墨西哥）
15.6
5．孟买（印度）
15.1
6．上海（中国）
15.1
7．洛山矶（美国）
12.4
8．北京（中国）
12.4
9．加尔各答（印度）
11.7
10．汉城（韩国）
11.6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口司
1984年8月墨西哥城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会上专家纷纷就当时的人口问题发表言论，并达成共识：
人口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自然资源的再生速度，人类将面临自然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的威胁。
一、人口爆炸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土地。
土地对于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非农产业而言，只是地基和空间，充当立足点，但在农业生产中，它不仅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的活动基地，而且直接参与产品的形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重要的劳动对象。
由于生产力水平在短时间内提高有限，随着地球人口的剧增，维持人类生存发展将需要更多的土地。
根据联合国预测资料，按目前45年的倍增期计算，1990年世界人口为53.2亿，2035年将增至106.4亿，2080年将达到212.8亿……800年后世界人口数将是千万亿的天文数字。
若按每人平均占有陆地1.5m2，届时地球上全部土地，包括山脉、沙漠、甚至南极洲都为人们所居住，已经没有可供耕种的土地了。
阅读材料：
地球极限人口的估算
估算地球的极限人口，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作标准。
如果以较低的生活水平为目标，世界耕地可供养的人口数很大。
但是，研究未来最大可能开发的耕地可能供养的最高人口数量，只能取高食物消费水平和高生活水平作为推算基础。
如果仅就粮食而言，代表高食物消费水平、高生活水平的指标是人均占有1000公斤粮食。
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农业专家认为，历史上人类曾经拥有375亿亩耕地，因此，现有的约200亿亩世界耕地远远低于历史最高水平。
他们估算世界耕地还可比现在扩大1倍以上，即可扩大到479亿亩。
他们认为，在今后农业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每亩耕地最高理论产量可比现在提高约7倍，达到亩产1000公斤的水平。
有了未来最大可能开发的耕地面积和最高粮食单产的数据，根据美国学者奥斯本提出的计算公式，便可估算世界未来可供养的最大人口。
奥斯本公式是：
Y=R/P
其中：
Y代表生活水平，R代表地球资源，P代表人口数量
转换上述公式为:
P=R/Y
其中：
P代表人口数量，R代表粮食总产量，Y代表人均粮耗
这样,按照上面提供的最大耕地面积479亿亩，以及平均每亩的最高粮食产量1000公斤和高生活水平人均年耗1000公斤粮食，便可推算出世界可供养的最高人口数为479亿。
然而，美国有些学者如斯泰林、冯赫姆斯特和勃林赫等人认为，这样的设想没有科学根据，因而，无法实现。
按照他们的观点，为了保护环境不受严重污染，以及协调生命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协调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即从保护未来的生态平衡出发，世界耕地面积能保持在现在的规模即210亿亩就算不错了。
他们认为，地球上的土地确实还可开垦成耕地，而且不致破坏生态平衡，但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会中止，还要占去一部分世界耕地。
估计未来耕地新垦数量和占用数量大致可以相抵。
至于平均每亩可以达到的最高粮食产量，他们认为，即便考虑到农业科技的进步，要使世界各国的粮食亩产水平达到1000公斤也困难。
按他们的推算，世界平均最高亩产只能达到486.5公斤。
根据斯泰林等学者的推算，世界最大耕地面积210亿亩，最大单产486.5公斤，再加上高消费水平人均1000公斤粮食，世界耕地可供养的最高人口数约102亿。
在全球人均土地资源日趋减少的情况下，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土壤荒漠化、盐碱化等问题更加重了土地资源的紧缺。
阅读材料：
中国土地荒漠化现状分布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
其广阔的干旱、半干旱及部分湿润、半湿润地区上存在严重的荒漠化问题，危害着农田、牧场、交通及人民生活，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和环境退化。
中国土地荒漠化是人口总量超出脆弱环境的承受能力所造成的。
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6％，并且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不断扩展。
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断续分布延伸长达5500km，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省（区）共212个旗、县。
另外，中国南方的部分湿润地区也出现了土地荒漠化的问题。
中国荒漠化土地因所处自然地带的不同，其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湿润及半湿润地带的荒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三江平原、嫩江下游、黄淮海平原的中部和北部、江西南昌及鄱阳湖区、近3000km的沿海地带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约占中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3.9%。
该区的荒漠化土地仅出现于沙性物质丰富、人类活动强烈的地区，与河流沉积物及海岸沙质沉积物受风力吹扬有关。
其特点是分布零散，面积不大，影响范围小，风沙景观一般只出现于干旱多风季节。
半干旱地区的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贺兰山与乌鞘岭一线以东、白城与康平一线以西，长城以北、国境线以南的呼伦贝尔、科尔沁、鄂尔多斯等地，即分布在内蒙古东部与中部、河北北部、山西西北、陕北与宁夏东南部。
其都发生在干草原区及荒漠草原区，是中国荒漠化土地比较集中分布的地区，约占中国荒漠化地总面积的65.4%。
它是过度的土地利用和干旱多风沙质地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干旱荒漠地区的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狼山、贺兰山和乌鞘岭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区，较集中分布在一些大沙漠边缘（如阿拉善的中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等地区），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30.7%。
其特点是荒漠化的发生和发展主要与河流变迁、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及绿洲边缘过度樵柴活动有关。
资料来源：
二、人口爆炸增长对生物资源的压力
（一）人口爆炸对森林资源的压力
森林是保持人类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更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人口爆炸使得人们对土地以及木材的需求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正在遭受破坏。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全球森林面积的减少与人口增长的步伐一直是一致的。
据估算，20世纪全球森林面积的减少量占了自渔猎文明至今森林面积减少总量的75%。
阅读材料：
森林资源锐减的现状及原因
一、现状
大约一万年前，地球上曾草木繁盛，森林密布。
后来由于毁林开荒、商业采伐及砍柴烧饭取暖，世界的森林面积由50亿公顷减至40亿公顷，减少了20%。
其中，温带森林丧失的面积最大，约占总量的32-35%（表2-6）。
表2-6地球上各带森林丧失的面积百分比
类别
温带森林
亚热带森林
原始热带森林
热带常绿林
比例（%）
32-35
24-25
15-20
4-6
从1850-1980年，森林丧失最多的是非洲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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