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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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
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讲稿）
【书籍】
1、苏崇德主编；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
2、王瑞荪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3、唐昆雄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4、苏振芳主编，《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5、唐克军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6、袁银传，《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7、高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专题研究》2005年
8、陈立思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9、周琪教授等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期刊】
《比较教育研究》（核心、CSSCI）
《外国教育研究》（核心、CSSCI）
《全球教育展望》（核心、CSSCI）
《外国中小学教育》（核心、CSSCI）
《上海教育科研》（核心）
一、日本国民思想教育的历史沿革
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东亚国家，也是一个善于学习、改造利用别国文化为自己所用的民族。
从古到今，日本对他国文化的积极利用是分阶段的，其相应的国民思想教育也有不同的阶段性。
在古代，结合本国的国情，积极吸取中国的儒家和道教文化，把儒学、道教及神学融合，实行国家国民思想教育；从1872年后，积极汲取西方文化，并从上到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教育也不例外。
（一）古代日本国民思想教育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统治阶级进行国民思想教育主要以儒学和神学教育为主，而武士道精神教育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宫廷教育和武士教育这两条途径，比较系统、明确地展开的。
1、儒学与神学教育
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中，深深打上了日本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烙印。
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左右，儒学传入日本。
另据《隋书倭国传》的记载，公元5世纪前半叶，日本的皇室和贵族已接受汉字和儒学的影响。
公元592年，推古女王继位掌握朝政大权，第二年又立圣德太子掌管朝政。
他们两人进行了多项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
主要改革内容有：
（1）制定《冠位十二阶》，按照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规定六级十二阶冠位的高低。
（2）制定《十七条宪法》，遵循儒家的“礼治”思想。
（3）尊崇佛教。
（4）积极开展对隋朝的外交。
607年，小野妹子使随所持国书称: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出天子”，当年9月大和国使者来隋所呈国书称:
“东天皇敬日西天皇”。
这是日本统治者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的称号。
通过典章制度和对外交往，极力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尊严地位，是日本国家意识和权力意识的形成与强化。
随着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文物被大量复制、移植到日本，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唐风化”的热潮。
到平安时代（794-1192），进入日本的唐朝文化被改造、更新，与日本传统文化结合交融，实现了“国风化”。
幕府时期（1192—1868）在武士政权的统治下，日本完成了对佛教和儒学的“日本化”。
德川家康增指出:
“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佛即神，神亦佛，两者同一。
固君臣之道，坚守国家统一，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明证也。
……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含于神意也。
”这里谈到了神、佛、儒三种文化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意义。
神佛同一，但神在佛先，文化思想上的“佛主神从”转化为“神主神从”。
以儒学之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则存于神意中，而对神的忠诚与崇敬体现在政冶上的君臣之道、国家统一，以及“士农工商”的区别身份尊卑的社会等级制度。
显然，神国学说已超于佛、儒之上，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主导性结构。
同时，早已传入日本的中国道教也发生了质变，与日本传统的神国学说结合，转化成深入社会、并深刻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神道教。
2、武士精神教育
由于等级身份的限制，平民百姓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所以除了宫廷教育外，最主要的就是武士教育了。
武士教育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是传授武艺，这是武士的职业技能教育；另一重要的就是灌输武士道精神，这便是武士的思想政治教育。
武士道作为武家军人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主要有忠义观念、家国意识、天下意识和社会整合观念，这便是武士的国民思想教育。
日本古代武家统治时期（从12世纪末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600多年间），“忠”在武士的名誉训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武家社会占首要位置的价值的具体体现，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
名誉、武勇、礼仪、廉耻、朴素、勤学等武土道诸德目，都从属于忠，服务于忠，起着强化忠的作用。
因此武士道或武士精神，就是武士用生命为主君尽“忠”的精神。
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就是教育国民都要像武士那样忠于主君、信佛敬祖、崇尚武勇、重恩义轻生死，甘愿为主君和本家利益而捐躯。
这种教育是要人们像武士那样成为神国观念的狂热信奉者，天皇崇拜的身体力行者，要忠君爱国，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
历史上发生的所谓“赤穗义士”事件，即47人为主君报仇后，虽被处集体切腹，但从容就义，即被社会广为称颂。
这种被称为“全死节”的精神，被称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
（二）近代日本国民教育
1、明治时期
明治政府时期，日本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
明治政府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克服幕藩体制造成的国内危机，改革封建制度，对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为了学习西方文明，通过国内的“文明开化”推进政治经济的改革，明治政府决定派出大规模考察团赴西方。
考察团考察了12个西方国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距，认识到要使日本“富国强兵”，就必须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实行“文明开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一是为建设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国家造就一大批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另一个是培养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国民意识。
1879年、1880年，先后颁布了《教育令》、《修改教育令》推行国民教育。
1884年，森有礼接任文部臣后，把德国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天皇制国体”结合起来，辅佐伊藤博文推行国家主义政策，并建立了天皇制近代教育体制。
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在宪法的指导下，1890年，《教育敕令》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实行，把“忠君爰国”作为教育目标，使神道思想、神国学说渗透进学校教育。
2、大正时期（1912—-1926）
大正时期的日本已经跨入垄断资本国家的行列。
这一时期的三大事件：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经济危机，1918年爆发的轰动全国的“米骚动”，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使得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为了转嫁危机、转移矛盾，日本统治者积极推行扩张主义改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积极推行“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国家主义的理想公民为目的，强调受教育者对国家的绝对服从。
日本内阁专门设立公民教育调查委员会，并通过公民教育陶冶国民性格，培养公民具有效忠国家（效忠天皇）的品德。
3、昭和前期（1926-1945）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危机逐步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变本加厉的扩大侵略战争。
为了服务政治与军事需要，日本进行了军国主义教育。
所谓军国主义教育，是指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加紧向外发动侵略战争，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在教育上大力灌输“天皇至上”、“信奉天皇”等军国主义思想。
为培养“忠臣良民尽忠报国”，将全部教育，从培养目标到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建立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教育体制。
在期间，日本加强了神国观念、皇国史观、武士道精神。
在二战期间，日本大力进行神国观念的教育，灌输日本国是神造的，宣传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在人间的代表，天皇是至高无上的，要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日本民族所进行的战争，是为完成历史使命而进行的圣战，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就是教育国民都要象武士那样忠于主君，甘愿为主君的利益捐躯，如:
“武土道就是死，离开死非武士道。
”通过这样的教育以达到从精神上麻痹人民，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侵略有理的舆论。
（三）现代日本国民教育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体制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崩溃而瓦解。
随着战后形势的变化，日本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改革：
美军占领时期和经济恢复、高速增长时期
1、美军占领时期：
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美国很快以盟军的名义占领日本，直到1952年4月旧金山媾和条约生效为止。
美军在占领时期实施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教育也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为清算战时教育体制，清除军国主义思想，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在1945年10月至12月之间，连续向日本政府发布四道指令，即《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管理政策的指令》（1945年10月22日）、《关于教师及教育职工进行调查、开除、任命的指令》（1945年10月30日）、《关于取消政府对神道、神社神道的保证、支援、保护、监督及宜传的指令》（1945年12月15日）、《关于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的指令》（12月31日）。
目的就是为了清算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根据这种思想建立起来的战时教育体制。
教育改革一方面清算战时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提出了新教育方针。
在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教育改革建议和国际舆论的影响下，日本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法令，开始确立民主化的教育体制。
例如，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中第一条规定：
“教育必须以完成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出作为和平的国家与社会的建设者，爱好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劳动与责任，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公民。
”
受美军的控制，这段时期日本的学校仿效美国，建立了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没有设立单独的修身或道德科。
于是，其思想政治教育也就通过学校的全部课程和教育活动来进行，核心便是铲除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价值观，树立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2、经济恢复、高速发展时期：
特设道德教育体制
1952年《媾和条约》生效，结束了美军对日本的占领。
这时期，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冷战格局形成，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桥头堡。
抓住这一时机，日本在美国经济和军事的双重支持下，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十几年时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
1952年，时任首相的吉田茂指出，要通过本国历史与地理的正常教学来培养爱国主义；1953年8月，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了“关于改善社会科，特别是地理、历史、道德”的咨询报告。
随着日本政治的独立和经济的恢复，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性重新高涨。
1958年10月，教育课程审议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学大纲，特别设立专门的道德课，即“特别道德时间”。
自此之后，日本中小学原则上形成了以特设道德课为核心，通过全部教育活动进行道德教育的“特设道德教育体制”。
通过这一体制，日本不断对学生施加带有浓厚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的思想政治教育。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的腾飞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提高，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民族自信心得以恢复。
这一时期，强调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
例如：
1963年的《关于充实学校道德教育的方案》中，强调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同时，要注意培养作为国家社会的优良建设者——充满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日本国民，要更加重视提高国民的自觉性，培养公正的爱国心。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呈多极化方向发展。
谋求国际政治新秩序当中的领导位置，成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主题。
为此，日本设立了教育改革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
它主张加强道德教育、国际化教育。
例如：
临时教育审议会在1985年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中指出：
“迎接国际化时代，站在国家化角度来进行教育改革，是关系到我国生存和发达的大事。
为了国际世界对我国的期望，我们应当在深入了解本国文化的同时，广泛地了解异国的文化，积极地为国际事务作出贡献，以取得国际信任。
”并指出：
“只有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人，才是一个出色的日本人。
”
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开了日本现代化的大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几乎改变了整个日本的基本国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由集权的帝国体制被美国占领军改造成为政治上的民主体制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
一方面，日本对教育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另一面，日本在伦理道德上仍极端保守，保留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使学校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依旧顽固地坚持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投降为分水岭，战前、战中目标与战后目标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内涵上都有很大差别。
（一）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目标：
从“和魂洋才”到“皇国良民”
自明治维新前的一个多世纪开始，日本人就强烈地希望建立一个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近代国家，同时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下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自己的家庭结构等。
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政府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参照西方近代学校的内容，设置了“修身科”，推行以西方伦理道德为基础的道德教育。
这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称为“和魂洋才”、“土魂洋才”或者“土魂商才”。
“和魂洋才”之“和魂”是指“神国主义”思想，“洋才”则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
明治维新以后，在科学、技术、教育、经济、军队和政治结构等方面，日本在表面和形式上都迅速西方化了。
但它仅仅是在设备上、物质上成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在精神上却强烈地拒绝了西方的观念，保留了自古以来就有的、并经历代统治者强化的“神国主义”思想——字义为“神赐土地”的原则和创造宇宙的神的后裔（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应该优越于其他国家的信念。
随着日本的进一步现代化，为了满足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神国主义思想开始染上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病毒”，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从而被发展为培养“尽忠报国”的“皇国良民”。
日本的《教育敕语》就“规定教育的根本方针，在于培养学生对天皇及帝国之信奉’，使之成为‘忠君爱国’、‘义勇奉公’的‘顺良臣民’，驱使学生‘肝胆涂地’地维护‘万世一系的天皇’，把整个教育制度都纳入了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轨道”。
194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学校令》，规定国民学校的目的在于“以皇国之道为准则，实施初等普通教育，给国民以基础训练”。
根据文部省编的《国民学校制度解说》，所谓“皇国之良民”应具有以下品质：
（1）对国体的信念和对皇国使命的自觉；
（2）透彻的理性与创造精神；（3）刚健的身体和奉公献身的行动能力；（4）高尚的情操和丰富的表达能力；（5）尽忠报国的职业技术能力。
昭和前期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整个教育，都把培养“忠臣良民”作为自己的目标，使日本各级、各类教育彻底陷入“战时总动员”的漩涡之中。
（二）战后目标：
具有完美人格的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军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占领日本。
日本在美国的影晌下，在政治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推行了民主教育改革，基于这种大背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具体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美国占领军为消除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相继发布了四项指令：
《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管理政策的指令》（1945年10月22日）、《关于教师及教育职工进行审查、开除、任命的指令》（1945年10月30日）、《关于取消政府对神道、神社神道的保证、支持、保护、监督及宜传的指令》（1945年12月15日）、《关于取消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的指令》（195年12月31日），这些指令禁止了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取消了所有与军事有关的课程内容，树立了和平、民主、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思想，消除了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的教育内容。
在这些指令之下，日本的教科书也被重新编写。
1946年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向美军总部提交了《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
该报告奠定了战后日本教育民主化的方向。
该报告书提倡教学自由、学习自由，注重培养个性和教育机会均等，要求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下重建日本教育，尊重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实施美国式的“民主政治”。
1947年3月，日本《教育基本法》第一条规定:
“教育应以培养完美人格为目的，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的价值、重视勤劳与责任、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使其成为和平国家与社会的建设者。
”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综合国力增强，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稳固，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于是，日本道德教育开始强调国际教育，培养具有世界性的日本人，提出培养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完善人格。
比如说：
199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题为《理想的人》的报告，提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确立民主主义，理想的日本人就是自由的、有个性的、尊重自已的、具有坚强意志的、怀有敬畏心的人；面对处于文化、政治危机中的国际形势，要求日本人具有“冷静地进行处理的智慧和勇气”，成为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人。
又比如说：
1999年12月16日，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审议报告提出适应成长阶段的教育目标：
幼儿教育阶段，“应注意通过正确的幼儿期生活，培养幼儿形成基本的生活习惯、萌发道德心及养成基础的创造性思维和自主生活的态度”；小学教育阶段，“通过培养日常生活必备的各种能力，使之掌握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的素质、能力。
同时，培养能发现自身个性的素质”；中学教育阶段，“培养自立于社会所需要的素质、能力，同时根据学生多样化的兴趣爱好、能力及适应性等，进行选择性的学习”;高中教育阶段，“培养学生深入思考自已的未来和生存方式、选择和决定将来出路的能力和态度。
同时，加深对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能力适应性及定向等选择的学科领域的学习。
尤其是为了使学生在将来能够带着明确的目的、意识继续学习及从事职业生活，应当重视培养其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所必需的正义感责任感、公德心及自律的精神的基础，养成尊重劳动及自主学习的态度”。
这些目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对自主、正义、个性等品质的民主要求
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内涵随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了转折，强调民主与和平的理念成为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和政治目标密切相关。
三、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作为一个截然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是儒家文化圈的成员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非西方化”的道路，这些特别的内容在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有体现。
由于日本在战前和战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况，因而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战前和战后两个部分来讨论。
（一）战前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战以前，日本在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1890年公布的《教育敕语》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性纲领，从而以国家宪法和天皇敕语的最高权威形式规定了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即：
国家主义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
1、国家主义教育
日本的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传统神国主义精神的衍生物，它主张：
个人的一切需要、一切道德都必须从属于国家，从而培养国民的皇国观念及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它主要强调日本的国土是神赐予的、日本天皇的统治是神的旨意、天皇是神的化身，以此来树立国民的神国意识，培养国民的“天皇为尊”的思想。
为实现这一目的，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神国主义和皇国史观，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途径，如1879年颁布的《小学教学规则纲要》规定，历史课要以培养尊皇爱国精神为目的；同年颁布的《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要教育并感化学生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
可以看出，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2、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的军国主义实际上是以封建武士穷兵黩武、嗜杀成性为本质的封建武士道的道德遗产。
大正时期（1912年-1926年），日本已跨入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为了满足其对外扩张侵略的需要，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下，国家主义教育逐渐演变为军国主义教育。
军国主义向国民灌输“武国”思想，即大日本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应成为世界的主宰，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在学校，通过修身课对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通过军事训练课锻炼为天皇献身的体魄；在社会上，天皇进行各种动员，号召人们效忠皇国，为“圣战”牺牲自己的一切。
（二）战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战前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封建性军事性帝国主义国家。
二战战败后，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为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战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有：
1、民主主义教育
1947年日本公布了“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取代了战前的《教育敕语》，从而宣告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正式移植日本，确立了民主主义教育体制。
民主主义教育的要求是：
承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真理和正义，注重劳动与责任，提倡独立自主的精神；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制度应该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提供教育机会的机构，应避免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科书的统一化，承认教师在教育中的自由。
日本的民主主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在日本的翻版，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2、国体教育
二战后，日本的《日本国宪法》规定：
天皇是国家的象征，不享有任何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其地位以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即实现了从专制天皇制向象征性天皇制的转变。
这一举措虽然解除了日本天皇的国家权力，但并未消除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皇仍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受到国民的崇敬，作为国民精神的体现而使国民受到鼓舞。
而且，日本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有意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灰烬得以复燃。
爱国主义包括宣扬忠于国家，热爱乡土，敬爱国家的象征，增强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培育建设日本的热情、勤劳肯干的精神、高度的智力水准、出色的工作技艺等国民性。
这种强烈的以“忠诚”为核心的国家民族意识，造就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心理归向，使得日本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把天皇当作日本国的精神象征和政治象征而加以崇拜，从而维系了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3、个性教育
个性教育就是尊重个人的尊严、自由自律、尽职尽责的教育，它是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首要问题，也是当代日本国民思想教育的基础与核心。
1947年3月31日公布的《教育基本法》第1条指出:
“教育必须以完成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尊重个人的价值、独立自主、身心健康的国民。
”
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1985年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个性教育问题，指出“希望能在现实的教育中实现以尊重个人的尊严、创造出丰富文化为目的的教育。
”
1987年，临时教育审议会关于教育改革的第四次审议报告中指出：
教育改革“要重视个人的尊严、尊重个性、重视自由、自律、自我责任心等原则。
”报告认为尊重个人、尊重个人价值这一思想的关键是在时间和空间这一广阔的环境里，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存在着，而有个性的个人团结起来就构成了有生气的集体。
1989年公布的《教学大纲》把“尊重人的精神”作为主线。
也就是说，把确信人的尊严、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民主社会的前提来加以重视。
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个性教育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强大的家庭意识、团体意识、民族意识等共同体意识，极其缺乏对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尊重，对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当代民社会的要求，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长期的过程。
4、集团主义教育
日本的封建武士道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衍生了两个精神胎儿，一个是缺乏理性指导的军国主义，另一个是有理性指导的集团主义。
这种日本式的集团主义把武士的“忠诚意识”升华为公民强烈的集体主义责任感，因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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