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慎的文学观看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交错现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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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慎的文学观看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交错现象
从杨慎的文学观看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交错现象
弘治、嘉靖初文学复古思潮与嘉靖中再起的复古思潮之间，出现了文学观念多元的倾向。
杨慎、唐顺之、归有光为其中之主要代表。
清末民初陈田论及杨慎时称：
“升庵诗，早岁醉心六朝，艳情丽曲，可谓绝世才华。
晚乃渐入老苍，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
前后七子执盟骚坛，海内附和，翕翕成风。
余探升庵、苏门、君采、稚钦、鸿山、梦山、子安少玄数君子诗，次于李、何之后，王、李之前，别为一集，以见豪杰能自树立者，类不随风会为转移也。
”他这里除杨慎外，还提到高叔嗣、薛蕙、王廷陈、华察、杨巍、皇甫滓。
他是就诗而言的；自文言，则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辈，亦与前后七子异途。
这一群人，年龄大的文学活动几与前七子同时，且得及见弘、正间的文坛重要人物如李东阳、王鏊、杨一清辈；年纪小的得及见后七子主盟文坛时。
杨慎24岁进士及第时，李东阳64岁，杨一清58，王鏊62。
杨慎38岁谪戍至永昌时，前七子的李梦阳53，何景明、徐祯卿已死，边贡49，王廷相51，王九思57，康海50。
而此时唐顺之18，王慎中16，归有光18，茅坤13。
后七子的谢榛30，李攀龙11，徐中行8，梁有誉6，吴国伦才1岁，宗臣要到1年后、王世贞2年后才出生。
从这些年龄段看，以杨慎、唐顺之为代表的这一群人文学活动的主要部分，大体处于两个复古思潮之间，而
又前后交错。
多元并存而且思想存在交接之现象。
本文要谈的是此种交错现象之主要人物杨慎。
杨慎（1488〜1559）活动于程、朱理学向王阳明心学发展的时
期。
杨慎入仕，正是阳明心学大力传播之时。
正德六年杨慎登进士第。
正德八年阳明讲学于龙潭，学生数百。
自此之后，阳明及其弟子讲学不断，影响极大。
而反对阳明心学，坚守程、朱理学的声音也不断出现，而且进人政权中心。
嘉靖元年，杨慎之父廷和为首辅。
也正是这一年，御史程启元、给事毛玉上书弹劾阳明学说，称其为伪学。
阳明的学生后来在《阳明年谱》中说此一次之弹劾，乃是秉承宰辅之意。
此一事件，牵连两件事，一是阳明平宸濠叛乱过程中与杨廷和之关系；一是“大礼议”杨氏父子与阳明之不同态度。
此两件事，或与杨慎之思想倾向有着某种之联系。
关于第一件事，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叛乱。
其时阳明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漳、汀，刚平定江西南部广东北部之贼乱，回师至丰城，闻宸濠自南昌发动叛乱，仓促间未奉诏命而发兵吉安平叛。
支持阳明平叛的是兵部尚书王琼。
兵部支持而未及首辅。
王琼与首辅杨廷和原就有深刻之矛盾，此一种之矛盾，因平叛问题而连及阳明。
嘉靖初，廷和为《武宗实录》编篡总裁，在《武宗实录》中述及阳明平叛事件时，对于阳明是否曾参预宸濠之叛乱谋议，留下了含糊其词之伏笔。
此事说明，杨廷和与王
阳明之间存在间郄。
第二件事，是嘉靖皇帝继位之后，廷和首发“大礼议”，杨慎在此事件中跟随其父，站在反对嘉靖皇帝一方，有极端之表现：
泣谏大礼，带头至左顺门撼门恸哭，终被廷杖而谪戍永昌。
阳明弟子有反对廷和者，如方献夫、黄绾等。
阳明在“大礼议”初起之时虽未公开表态，但他在回答他的弟子霍韬问及此事时，已明确表达了不同于廷和的看法。
不久在《碧霞池夜坐》、《夜坐》两诗中也有所讽喻，而讽喻的对象，就隐含杨廷和：
“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旧尘”，隐指廷和辈之陈旧观念，他认为礼应通于时变，不能固守陈旧之观念。
“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周公梦”，暗讽廷和借着议礼扩大相权，梦想要成为周公辅成王那样的人物，结果是美梦成空。
王阳明对待“大礼议”的态度，明显与杨氏父子对立。
上述二事，对杨慎之思想当有甚大之影响。
这就涉及他在程、朱理学向着阳明心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倾向问题了。
他坚守程、朱理学，反对阳明心学。
早在议礼的上疏中，他就明确地称自己坚守程、朱理学，《乞赐罢归疏》：
“臣等与桂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
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辈所言者，冷褒、段犹之馀也。
”桂萼是拥护嘉靖皇帝继统不继嗣说的有力者，杨慎说他与桂萼辈的不同，在于是否坚守程、朱理学。
在《与周子吁书》中，他直接地批评阳明心学：
“近日又不幸，袭儒侠儒霸之风，而实非儒，诡道学心学之说，而实非学。
假把柄之论，以盖其行之不掩，排糟粕之赘，以遮其学之不精。
出其门者，谓之同志，由其术者，谓之讲学。
若是者，必群起而誉之，众谋而扬之，必得利而后已；否则必加挤焉排焉，必害之而后甘心。
是乃郭解之行也，曾见程、朱有是乎?
”这明显是针对阳明心学和嘉靖间阳明弟子的讲学之风说的。
在《格物说》中，他也明显地反对阳明的观点。
他说：
“格物之说，近日解者，何其纷纷乎。
有以格为正者。
《大学》之始，遽能正物，则修齐治平皆赘矣”，“《大学》之始，以格物为首，格物者，持敬也。
持敬为穷理之本，即格物以致知之说也”。
格物释为正心，是阳明的观点。
格物持敬以穷理，是二程和朱熹的观点。
伊川释“致知在格物”，称：
“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
”朱熹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敬为穷理之本。
杨慎在这里明显地是以程、朱之说反对阳明的观点。
但是，在阐释格物是格理还是格心的问题上，杨慎却又把“格”的对象弄混了。
在同一篇中，他说，格是隔，如蒙帛于窗格，隔断外尘对心之侵染。
这就把“格”的对象定在“心”上。
这一解释当然不同于程、朱，而近于阳明。
略有不同的是，阳明之正心，是使心回归其本然之良知，去除私欲之污染；杨慎之隔断，是隔断奸声乱色、淫乐慝礼；而保留雅声正色、嘉礼和乐。
对待情欲之态度在分寸上杨慎与阳明或有差别，而格的对象是心，则是相同的。
这是说，杨慎既反对阳明的格物说，而其对于格物的理解实质上又近于阳明。
这里我们看到了思想史上的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交融渗透，而受渗透者尚不自知。
杨慎论性情，说“孟、荀、杨、韩至于宋世诸子，言性而不及情”。
又说“宋儒析性情，为义理气质之分，似也”。
以程朱的情性二分为似。
但他又认为：
性为道心，秉之于天；欲动为情,情为人心。
“人心情也，道心性也。
……天静日性，欲动日
情”。
他主张以性制情：
“王弼日：
’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性。
’……故曰：
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性犹水也，情波也,波兴则水垫，情戬则性乱。
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
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尧舜非无情，性其情也；桀纣非无性，情其性也”。
这是情性一体说，是阳明心学的影子。
阳明也说，道心为无欲之心，人心则是有欲之心。
他又说，本然之性中也包含有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
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
……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
”有着，是过执，是过份。
不过份的情是容许的。
阳明也主张制欲。
在承认情的合理存在这一点上，杨慎与王阳明的观点并无大的差别。
从家族的思想承传中接受程、朱理学的教育，在政争中表现出明确的程、朱理学的信念，并且曾明确反对阳明心学的杨慎，在格物说和性情论中却与阳明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不同的思想体
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很难保存其纯而又纯之性质，交融、渗透为一
普遍之现象。
在不同的思想潮流交替、纠结的时期尤其如此。
杨慎就处于这样的时期，他上述两个小例子，也说明了此一点。
他受到了他所反对的思想的渗透而不自知。
此一种之现象，在他的
文学观念上同样存在着。
当然，杨慎的文学观念的构成，比他的哲学思想更为复杂。
自其成份言，它有更多方面的来源；自其成因言，他受制于多方面之条件。
他曾受到李东阳的赏识，在他的青年时期李东阳的影响是明显的；他与前七子中的一些人交往，他既反对复古，而又有着复古的观念；他与江南文人如文徵明等来往，自性格言，他与江南文人有某些相似处，文学创作倾向中亦有所契合；他流贬之后，数十年独处荒僻之西南边陲，环境与心绪，在他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中，当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的人生经历，促成了他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此一种之文学观念，也反映着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之交错现象。
杨慎对待其时之文学复古思潮，态度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反对复古，自外于其时之复古文学思潮；一方面又有复古之思想影响。
在《杨子盾言》中，有一则“俗儒泥古”，他说：
“《易》日：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礼》：
礼时为大，顺次之。
《文子》引《老子》之言日：
天下几有常法哉，当于世事，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即可正治矣。
又日：
先王之制，不宜即废之。
末世之事，善则著之。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制法而不制于法，故日可道非常道。
”他举了一些泥古而事败的例子之后说：
“近日有谓妇女不宜傅粉弓足，酒器不宜厢银镀金，及仕甫通显，素履荡然，此又诗礼发斤锥之？
V,猿犹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恶哉!
'，这是说，时移世易，处事也应跟着变化。
我们都知道弘治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风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奢华成风，越礼盛装，金银酒器，为其时竞相追求之风尚。
嘉靖以后更是如此。
社会上有守旧者对奢侈之风表示不满，提倡反归于质朴。
杨慎嘲讽说这是猿犹衣周公之服。
他将泥古不知通变的人看作“俗儒”。
时移世易，必有新变的思想，他在多处都有表述，如，他引唐人成玄英疏《庄子？
大宗师》中“藏舟于壑”、“藏小大有宜”的两段话，以说明变故日新，，变化之道，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道理。
在文学观念上，他也批评一味摹古者。
诗宗杜，为复古思潮之一普遍宗尚。
李梦阳说：
“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
”他们在创作上亦多以杜为规范。
李梦阳作于弘治十七年的《弘治甲子届我初度，追念往事，死生骨肉，怆然动怀，拟杜七歌，用抒愤抱云耳》，在结构上模仿杜甫《同谷七歌》，有的诗句也模仿，如“有弟有弟青云姿”，杜为“有弟有弟在远
方”；“有姊有姊天一方”，杜为“有妹有妹在钟离”；“丈夫生不得意居人下”，杜为“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乙丑除夕追往写情五百字》，写法上模仿杜甫的五古长篇，特别是他的《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九日寄何舍人景明》，模仿杜的著名七律《登高》。
何景明《得献吉江西书》，在思路上模仿杜甫的《梦李白》；《秋兴八首》模仿杜的《秋兴八首》；《寄李献吉》二首，模仿杜的《春日忆李白》，连诗句也模仿，如“渭水天边树，黄河日夜流”，脱胎于杜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怀李献吉》二首，亦有模仿杜之印迹，如“闻君在罗网，古道正南行”，杜《梦李白》“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冠盖京华地，斯人独可哀”，杜作“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王九思诗，叙事学杜甫，如《彭城别段德光，追曾圣初、侯景德、黄仲实不及，夜泊宿迁县南，独坐无寐，万感俱集，述五百六十字》、《卖儿行》、《醉后歌》等，有的还从杜的诗思引发为诗，如《喜官军破河南诸盗》，即从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来。
郑善夫亦学杜之序事杂议论，如《百忧行》、《岁晏行》、《复叹》等。
杨慎对于一味模仿杜甫给了批评。
他说：
近有士人熟读杜诗，余闻之曰：
“此人诗必不佳，所记是棋势残着，元无金鹏变起手局也。
”因记宋章子厚日临《?
_亭》一
本，东坡日：
“章七终不高。
”从门入者非宝也。
此可与知者道。
这一批评直接对着复古思潮的宗杜倾向，而其着眼点则在于反对规行矩步的泥古之风，主张独自树立。
要自树立的思想，是他对诗、书、画、雕塑的共同看法：
“孙位画水，张南画火，吴道玄画人物，杨绘塑，陈简斋诗，辛稼轩词，同能不如独胜也。
所谓太白闻崔颢《黄鹤楼》诗，去而赋《金陵凤凰台》。
”独胜，就是自树立。
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
他的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他的文坛交往，他生活的复古思潮高涨的文学环境，不可能对他的文学观念毫无影响。
他反对泥古，主张独自树立。
但是他又认为文章还是古的好，而且越古越好。
他说古今文章，《春秋》无以
加。
在《杨子卮言》“辞尚简要”条中有如下一段话：
余观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馀言，……其为当时行状、墓铭、如将相诸碑，皆数万字，……予语古今文章，宋之欧、苏、曾、王皆有此病，视韩、柳远不及矣。
韩、柳视班、马又不及。
班、马比三《传》又不及。
予读左氏书赵朔、赵同、赵括事，茫然如堕朦聩，既书字，又书名，又书官，似谜语诳儿童者。
一读
《春秋》之经，则如天开日月明矣。
然则古今文章，《春秋》无以加矣；《公》、《毂》之明白其亚也，左氏浮夸繁冗，……文弊之始也。
此一段论述，虽意在论文辞之繁简，但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文”言，宋四家不如韩、柳；韩、柳不如班、马；班、马不如三《传》；三《传》不如《经》。
二是三《传》中左氏最差。
他认为追索源头，左氏为文弊之始。
他的这样一个观点，与复古思潮中文必先秦两汉的思想，并无不同。
在《谭苑醍醐》“辞达”条中，他也有类似论述：
予尝谓汉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
宋人之语录去荀、孟何如，犹《悟真篇》比于《参同契》，《传灯录》比于《般若经》也。
复古思潮强调西汉文章之美，杨慎说西汉文章之渊源在春秋战国：
汉兴文章有数等。
蒯通、隋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
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
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辞》。
董仲舒、匡衡、刘向、扬雄说理之文，宗经传。
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
司马迁记事之文，宗《春秋》。
呜呼!
盛矣。
这与复古文学思想当然也是相同的。
杨慎存在复古文学观念的又一表现，是他提倡讽谏之义。
他解诗时时以风人之义为准绳。
他推崇《三百篇》的风人之旨，说：
“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茉莒、天桃、禾农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
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
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他评王之涣的《梁州歌》（“黄河远上白云间”）说：
“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
”王之涣此诗，写边塞征人的思乡之情。
在塞外壮伟的景色中，士兵闻羌笛《折杨柳》而动别离之思，由别离之思而生发人在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外的感慨。
一首征人怀乡的诗，他却从风人之旨解读出君臣之义来。
诗当然可以作各种之解读，杨慎之所以作这样的解读，就在于他的观念里，讽喻为评诗之重要标准。
这样一个讽喻的文学观，在他的诗评中时时流露出来。
他对王之涣《梁州歌》的此种解读，为后来有同类文学观的读诗者所常常引用。
他的讽喻文学观，也隐约地反映在他对六朝文学的理解中。
后人常常认为，杨慎学六朝，重其绮丽文采与言情。
但是，人们常忽略杨慎心中也存有复古思潮重道德教化的观念，风人之旨正是重道德教化文学观之一表现。
其实，他提倡学六朝，除了看重其情思文采之外，亦与其强调讽喻有关。
其时复古文学思潮所复之古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取向明确。
杨慎不同于此一明确取向，他学六朝，好像与复古观念无关。
其实，他的复古观念以讽喻的形态反映在他对六朝诗的学习中。
如《南中集》，王世贞说是“?
丽婉至”。
但是杨慎有的学六朝的诗，?
丽婉至之中，蕴含着讽喻之旨。
《江干行答禺山》，自词采言之，不仅绮丽，而且用词暧昧，写来则极似《玉台》体。
但是其中深藏着他对于忠而见弃的深沉感慨：
“吴娃江干采芙蓉，陈王洛浦赋游龙。
忽惊绣带香风起，渐觉罗裳珠露浓。
……逢君荐枕对襄王，别君解王吼悲交甫。
……金屏花里活秦官，宝帐香中隐韩寿。
翅黄转紫返复间，得新损旧须臾后。
旧人颜色昔曾新，新人恩爱行当旧。
旧人红袖泣前鱼，新人翠羽缀燕裾。
……浊水清尘坐长叹，空留可怜谁相于。
”此诗当系杨慎遣戍永昌时，因张含对其遭遇深表同情而作。
“浊水清尘”之喻，盖指“大礼议”中水火不容之两派。
此诗出《南中集》，《集》中多有此类讽喻之作，如《飞燕咏》：
“祸水一以浸，炎光允不
扬。
莫诵伶玄传，徒令樊女伤。
”《采茼引》：
“采芳者何人，荪芷共升堂。
徒令楚老惜，坐使宣尼伤。
感此兴中怀，弦琴不成章。
”两诗均词采绮丽而讽喻之旨隐然其中。
以上我是要说，杨慎对待文学复古思潮的态度是复杂的。
他
反对泥古，主张独自树立。
这一点明显与复古思潮异趣。
但是他的文学观念中又确实存在着与复古文学思潮相一致的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的存在，思想的基础当然是明朝建立以来一直处于思想领域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
这些想法的形成，既与文学思想传统有关，也与其时之文学环境有关。
拟古、复古的思想，自明朝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只是表现的形态、波及面大小不同而已。
李梦阳辈起来之后，复古才成为文学主潮。
在文学主潮的鼓盗之下，杨慎也受到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
从杨慎对待复古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的现象。
此一种
之渗透，往往是无形的，如杨慎自己，他也并不知他自己在复古观念上存在矛盾的现象。
与复古观念相联系，是他对待盛唐诗的态度问题。
复古思潮崇尚盛唐诗。
杨慎推崇六朝初唐诗。
在宗尚上看来他与复古思潮异趣。
但是，在对待盛唐诗的态度上，他其实也存在矛盾。
杨慎批评宋人只知汉魏与盛唐；他也批评明初高秉以汉魏直接盛唐；他说时人跟着宋人和高棵走，人云亦云。
他说，以汉魏盛唐为法，是被宋人之说所误。
高棵以汉魏直接进入盛唐，“是
由周孔而入颜、孟也”。
他认为高棵忽略汉魏与盛唐之间，还有一个六朝，是不对的。
他从诗的发展的角度，把汉魏与六朝连接起来，重视六朝诗的价值。
他说：
“为诗之高者，汉魏六朝。
”他把六朝和汉魏放在一起说。
后代论者，多忽略他说到汉魏，而强调其推崇六朝诗一面。
王世贞说用修诗：
“凡所取材，六朝为冠。
”钱谦益说：
“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
”王士稹说：
“明诗至杨升庵，另嗣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
”他还举了用修的一些诗句，如“凌波洛浦遇陈王”，“垂杨垂柳绾芳年”，“迢迢贱妾隔湘川”等加以说明。
纪旳也说：
“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李调元说：
“吾蜀杨升庵，为有明博学第一。
其诗亦以典丽为宗，嫌其太似六朝，如《春兴》八首是也。
”李调元以《春兴》为例说明升庵诗太似六朝，此一看法并不完全准确。
《春兴
八首》词采兴象确有六朝之影响，但已隐含悲慨。
“昆明初日五华台，草长莺啼花乱开”，“白屋茅堂枕碧沙，玄亭迹近子云家。
浣花溪上花饶笑，濯锦江中锦胜霞。
游女秉芳歌窈窕，狂夫题竹醉横斜”。
这些诗句在词采意象方面确然有六朝之印记，但接着
的“悲来瘴海凋霜鬓，愁听山楼咽暮笳”，则就使人想起杜甫《秋兴八首》的情调来。
这《春兴八首》中，有好几首的尾联都是这样一种情调：
“梦回仿佛钧天奏，肠断萧条海角亭”；“白首艰难随去住，青云容易坠攀跻”；“难教迟暮从招隐，拟把生涯学
醉歌”。
在这些诗句中，压抑悲怆不平的情绪，与前面的绮丽格调并存，与六朝风貌是有差别的。
这八首《春兴》，当作于嘉靖后期升庵居昆明池边之高蛲时。
诗中提到的玄亭、海角亭，就是三玄亭，在高蛲。
此时杨慎已是暮年，六朝词采意象中带进悲情是自然的事。
要说他学六朝，他早年的诗更为典型，色采更鲜明些。
如《华烛引》：
“菖蒲传酒座欲阑，碧玉舞罢衣裳单。
留云影射荆王枕，泫露光摇汉帝盘。
揽带盈盈君不见，脱缨脉脉两相看。
”《又别拟制一篇》：
“紫霞西没白日阴，茼膏明烛洞房深。
……座中碧玉好名倡，清瞌曼目录烂齐光。
烛花剪作双蝴蝶，蜡泪融成两凤皇。
便面障眉扫蛾绿，搔头堕鬓渲鸦黄。
绮结交窗窗拂曙，金钮销香香满絮。
星翻汉回奈若何，顾影徘徊送君去。
”将这两首诗放在《玉台》集中，无论词采还是意象，都可以混真。
说杨慎诗含吐六朝，确是事实。
但是，他推崇六朝，是有分寸的,他并没有说六朝诗比盛唐诗好，他只是说六朝诗是盛唐诗的先声。
在《选诗外编序》中，他说：
“诗自黄初、正始之后，
谢客以俳章偶句，倡于永嘉，隐侯以彻响浮声，传于永明。
操觚辁才，靡然从之。
……详其旨趣，就其体裁，世代相沿，风流日下，填括音节，渐成律体。
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
大雅君子，宜无所取。
然以艺论之，杜陵诗宗也，固已赏乎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后生之指点流传。
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而其体裁实景云、垂拱之先驱，开元、天宝之滥觞也。
”这段话说明三点，一是说自谢灵运诗尚对偶、沈约声律说出来之后，缘情绮靡成风；二是说杜甫并没有否定六朝，杜甫说过“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在《戏为六绝句》中也曾批评过那些否定六朝诗的人；三是从艺术上说，六朝诗是初、盛唐诗的先导。
在理论上，杨慎论六朝诗，着重点是从“艺”上说的。
他之崇尚六朝，主要是在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来，更确切地说，是早年在创作上追求六朝诗风，而晚年有所改变。
但是杨慎在崇尚六朝之外，他并没有否定盛唐。
他对于盛唐诗人，是备极推崇的。
他论及开元诗人时说：
言诗贵真，不贵多也。
某观王右丞、孟襄阳，开元诗人之拔萃，而其诗不盈三百首，毕生所作，当不啻是，而流传如今集，一一皆精，昔人所谓琼枝寸寸是玉，格檀片片皆香，意其所自选也。
他在论及晚唐诗论家司空图时，说司空图为晚唐第一流人物，
“余尝爱其论诗云：
’陈、杜滥觞之馀，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
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浼之贯达，……’其论皆是。
而推崇右丞、苏州，尤见卓识。
宜其一鸣于晚唐也”。
他认为司空图论唐诗的“尤见卓识”之处，就在于对王维、韦应物诗风特点的评论上。
韦应物虽不属于盛唐人物，但他的青年时代在盛唐度过，他诗风中的澄淡清浼，有同于王维之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杨慎对于盛唐诗风中的王、盂一系的肯定。
他在论唐人绝句时，甚至以为就绝句而言，唐人之作近于《风》、《雅》。
后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予尝品唐人之诗，乐府本效古体，而意反近；绝句本自近体,而意实远。
欲求风雅之仿佛者，莫如绝句。
唐人所偏长独至，而后人力追莫嗣者也。
擅场则王昌龄，骖乘则李彰明，偏美则刘中山，遗响则杜樊川。
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
他对盛唐诗的推崇，集中地反映在他对李白的看法上。
他说：
“李太白为古今诗圣。
”称李白为诗圣，他说“古今”，当然是从整个诗歌史上说的。
他推崇六朝，但从未见他说过六朝有哪位诗人是诗圣。
在他看来，李白在诗歌史上是至高无尚的。
自宋代以来，杜被称为诗圣；杨慎一改宋以来之评价，以李易杜。
此一“诗圣”称呼之易位，加之他又说过“谓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
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
于是论者以为他完全地否定盛唐，是纯然的六朝派。
这是不完全准确的。
在上述这段话之后，他接着说：
“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
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原于覆篑，江则原于滥觞。
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媵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
窃不自揆，欲训诂章句，求诸子以前六经，永言缘情，效杜陵以上四始。
”
他虽说要效杜以前四始，但也说诗至杜始畅；说诗至杜而衰，非杜之罪。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诗至杜而得到充分之发展。
亦因其充分之发展而学之者众，于是得“媵馥残膏”。
朱、杜究还是“馥”与“膏”。
他虽以李为诗圣，也谈到杜的不少缺点，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否定杜。
他只是重李轻杜而已。
影响他重李轻杜的，有诸多因素。
自文学观念言，杨慎重视抒情，重视诗的比兴。
他认为杜甫偏于叙事说理，长于赋而少比兴。
我们从他对李、杜一些作品的看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如他论李、杜同是写巫峡江水迅猛的诗，说：
“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徵。
’李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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