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经典诗歌的当代阐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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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经典诗歌的当代阐释

《诗经》-经典诗歌的当代阐释

《诗经》:

经典诗歌的当代阐释

摘要：

在高校课堂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层面对经典诗歌的内涵作出富有当代性的阐释：

一是在辨析原义时重视文化解读，二是在解析文本时突出情境阐发，三是在分析形象时启发思维向度。

关键词：

《诗经》；经典诗歌；当代阐释

《诗经》是文化经典，也是文学经典。

所谓“经典文学作品”，是指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代表这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

《诗经》既是“诗”又是“经”，既拥有能传达先民意志、情愫、精神特质、理想追求和艺术表现的优秀文学资质，蕴涵历代公认的审美价值，又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了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质素，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数千年来国人的精神生活，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发生着它的意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并时时处处启发今人生命的智慧。

经典作品既有其历史意义，更有其当代价值。

作为今人的重要文化资源，它在当代有一个不断重读的问题。

在高校“大学语文”等通识课程的讲堂上，教师在准确讲授经典原义的基础上，不妨拓宽视野，运用当代文化阐释的视角与手段，对经典诗歌的内涵作出富有当代性的解读，实现古今文化的对接，以促进大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多维理解，明经致用，为更好地建设当代文化服务。

一、在辨析原义时重视文化解读

高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一向比较重视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生态，关注文本的历史语境并试图还原其本质，以求得经典作品之“真”。

这是必要的。

但如果课堂上过度注重考辨的成果，经典的文学情境和审美趣味可能被牺牲掉，其“善”与“美”或受到遮蔽。

因此，不妨在辨析文本原义的基础上，运用今人视野，发掘其超越时空的文化内涵，作出富有当代意义的文化解读，以激活文学经典在当下的生命力。

即如《关雎》，今文经学齐鲁韩三家均谓之刺康王诗，《毛诗序》以为美后妃之德，欧阳修、苏辙始谓叙述人情。

余冠英、闻一多等人则以之为歌咏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情歌。

近之学者则提出，“君子”在彼时是对贵族的泛称，而“琴瑟”、“钟鼓”的使用也有其社会等级的严格限制，故《关雎》更可能是贵族之家婚礼上的颂歌。

凡此种种，在寻求诗作历史原义的同时，古人今人已加载了诸多超越爱情之上的意义。

如果立足于《关雎》描绘的画面与情境，解读它能贯通古今的文化意蕴，一些更富生命本质的东西则会浮现。

《关雎》开篇便以“兴”的手法，即景生情，在雎鸠鸟儿鸣叫唱和的轻灵婉转之音中，微妙地传达了自然生物雌雄相合、相爱相生的生命精神，引出男子无限的情思与联想：

那位娴静美好的女子是自己理想的佳偶。

先秦时“君子”亦用以称才德出众的男子，而将贤良美好的女子称为“淑女”，所以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理解完全可以返璞归真，直指好男佳女。

三次“参差荇菜”乃借水中生物生情：

以女子对水中荇菜的寻求，兴君子对心中淑女的思念；以荇菜的得以采择，兴淑女的得以亲近。

诗言美好的女子令君子日夜爱慕思求，像琴瑟和鸣一般亲近淑女，在音乐声中迎娶淑女，终至结成良缘。

《关雎》体现了执着、含蓄、醇雅的中正之美，在质朴醇雅的情感讴歌中，传达了发乎情而节之以礼、合乎礼仪的爱情渴望，使两千多年来的读者体认了生命的深刻。

它所描述的合情合礼的婚恋模式，有助于启发今人的感情认知。

再如《蒹葭》，有刺襄公说，谓伊人隐喻周王朝礼制，从之则治国有望；有招贤说，谓伊人为隐居水滨的贤才，人皆慕而思见之。

今人多持恋歌说，谓伊人可望不可即，故陷入烦恼。

然《蒹葭》的情境之美，更在于它的象征层面。

所追寻的对象在水一方，可望难即，这是人们常会面临的人生境遇。

伊人可解作意中人，也可当做一种人生的目标或理想。

河水的阻隔意义便具备更深厚的艺术张力了，它可以象征人生追求中所遭遇的任何一种阻力或艰难，而追求者的无奈与怅惘，当然也是常会经历的人生体验。

《蒹葭》的结构因此散发出一种能引发古今读者情感共鸣的人生哲理的况味，其意境的整体象征令这首诗内涵具备更多的包容性。

同理相衡，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也具备相似的内在结构。

它略去爱情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双方外在的形貌特征，单纯地表现情感世界的痛苦、失望、缠绵与执着，将爱情升华到纯粹的精神层面。

那种求而不得仍执着追求的心态，蕴涵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与失意之悲。

诗作内涵的丰富，却使诗中个人世界的感情本质推广为世间人类的普遍经验和共同感情，从而能令今人作出更为深广经典的解释。

这种解读并非刻意架空其历史原义。

经典之为经典，是它的精神文化结构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经过历史淘汰而留传至今的经典，它拥有的规律性元素会不断重现在现实生活中，显示其恒久的生命力。

某些特定的历史因素、特指的历史事实，即便曾是经典产生的必要条件，或是经典文本内部的特定构成，在作出当代性文化解读的层面上，其于重塑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而言，可能远不如一种普遍的历史事实或古今共通的情感体验来得重要。

换言之，在高校本科文学类课程的课堂上，以历史眼光去发现古典诗作的时间、地点、人物、礼制等特定的历史事实，还原其特殊历史时空点位上的历史真相，莫如以当代眼光去体味古典诗作之能引人共鸣的人生情感与文化哲理的况味。

这里也许潜藏着一个学者与教师身份转换的命题。

二、在解析文本时突出情境阐发

中国古代经典作品蕴含着诸多经典情境，它们会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延续、发挥、拓展，虽因所处时代和具体人事的不同而会导致题旨情感的差异，但经典情境却会不断重现。

经典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往往在于它能够营造某种经典的情境。

这种经典情境可以绵延数千年而不变其宗，今日仍能引起当代人的普遍兴趣和情感共鸣，带给当代人以启迪，并丰富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就爱情表现而言，作为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古典诗歌描述的爱情追求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求而得之”。

如《关雎》所描述的理想爱情模式，由滋生爱情、思慕佳偶、结为婚配构成，其中有生发“求得”时的思慕热望，有尚未“求得”时的相思愁闷，有“求得”之后的和谐喜悦。

这类情境可名之“凤求凰”。

司马相如谱写琴曲《凤求凰》，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古代戏曲作品的经典题材。

杂剧《西厢记》描写的崔张之恋，也营造了这种经典情境的艺术张力。

当代流行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咏唱“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我爱你你是我的罗密欧我愿意变成你的祝英台”，那欢快、甜美的旋律中透出“凤求凰”结构所臻佳境。

其末句“美丽的爱情祝福着未来”体现了古今贯通的婚恋主题，并指向健康、幸福的生命前程，很适宜在当代青年男女牵手成功、走向婚姻时唱响。

第二类是“求之不得”。

如《蒹葭》所描述的爱而不得的情境，因伊人在水一方、中有阻隔无法超越，但仍不停止对理想的追求，传达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深沉与执着。

这类情境可名之“在水一方”。

它越过绵长的历史时空，在现代诗歌中不断重现，从而显示了它的经典性。

邵燕祥写于年的诗《地球对着火星说》，选择特殊时代的爱情作为表现的题材，以地球和火星两个星座为喻，抒写爱情的发生、心灵的靠近和灵魂深处的悸动：

“在满天的繁星中间，我寻找着你，我凝视着你，你知道吗？

谁说你远在天边——你是这样的热烈而分明。

”但现实却有诸多无奈，不能让这段爱情顺利发展，因此双方只能矜持、冷静地克制恋情。

然而爱情的力量却又无法抵挡，当心灵再一次靠近，爱情发出了深情的召唤，彼此心底的渴望再一次变得这么强烈，让双方无法入眠，怅惘未来岁月的漫长与煎熬。

由于它略去了具体的原因和情节，注重爱情本身发生与心灵悸动的表达，从而使得这种苦涩无奈的爱情倾诉成了诸多无奈爱情的真情告白。

这就扩大了诗作的思想和艺术容量，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

蔡其矫的《距离》更是这种经典情境的激越阐发：

“在现实和梦想之间你是红叶焚烧的山峦是黄昏中交集的悲欢；你是树影，是晚风是归来路上的黑暗。

”这首诗所写之距离，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是相爱而不能如愿的恋人之间的距离。

诗作借助密集的意象，将这种有距离的爱情所致的幸福与苦涩描述得淋漓尽致：

红叶燃烧的山峦、信守约言的鸿雁、烟花怒放的夜晚、晶莹的雕像、芬芳的花朵等，均是爱情的热烈、甜美、灿烂、幸福的象征；而归路的黑暗、冷月、远星、神秘莫测的深渊则是爱情不能实现时的心灵的痛楚黯淡的象征。

诗作共四节，每节均以“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开头，这就将无法如愿的普通爱情故事提升至精神生命追求的层面，拓展了“在水一方”情境的审美空间。

第三类是“得而复失”。

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拥有爱情，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失去爱情甚至生命，空将过去留给记忆。

这和“求之不得”的情境有点相似：

爱情的双方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中有阻隔，无法超越。

所不同的是，“得而复失”的情境往往表现为“生死之恋”。

其生离者如古诗《迢迢牵牛星》所描述的，银河清浅，牛女相距也不远，却只能相视相望，不能朝夕相伴。

又如陆游《钗头凤》所怨叹的，家长意志导致夫妻离散，不能终身相依。

其死别者如苏轼《江城子》、纳兰性德《金缕曲》所叙，爱情的力量能穿透生死相隔的时空：

一个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一个是“三载悠悠魂梦杳”；一个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一个是“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

其双双殉情者如元好问《摸鱼儿》所咏叹的，大雁经冬历夏、双宿双飞，仿佛人间夫妻相伴相随、相濡以沫，一旦有一方逝去，另一方也不能独活，投地殉情而亡。

这会令古今有情人同发悲叹：

“恨人间、情是何物？

直教生死相许！

”当代流行歌曲《白狐》改版后的歌词，道尽“生死之恋”情境的悲剧内涵：

“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我还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多少春去春来，朝朝暮暮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

”由生死相许到生生世世相伴相随，其间不变的还是人间那一段真情。

三、在分析形象时启发思维向度

经典诗作描述的人物形象往往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类型，成为某种社会身份或品质个性的符号，而衍生其诗作之外的文化寓意。

《诗经》中的人物诸如农夫、戍卒、思妇、好女，一经歌咏，便成后世诗歌每每写及的形象，并提炼出特定的内涵。

教学中如果善于瞻前顾后，将经典诗作中的形象与后世文学相类似的形象联系起来分析，并进而发掘其深层的意蕴，将有助于拓展学生的认知视野，激发其诵读经典的热情。

从《诗经》之《无衣》篇“与子同仇”的戍卒，到曹植《白马篇》“连翩西北驰”的游侠儿，再到王昌龄《从军行》之“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将士，在“史”的链接中呈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和文化品格。

类似的拓展不一定在文学的内部进行。

《诗经》的时代距今天已很遥远，今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较之古人已发生较大的变异，要想以今释古似乎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

借助当代社会文化视野，去观照《诗经》时代的人物形象，做一次时空穿越，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向度，在古今对接中实现经典诗歌的当代化阐释。

一般认为，《氓》叙写了弃妇的悲哀和对“二三其德”的男子的愤怒。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为“氓为盲昧无知之称”，似有不妥。

解“氓”为文学史上最早的商人形象似有一定道理。

“氓”由“亡”和“民”两字符构成，故“氓”者，“亡民”也。

而“亡”字，意为“出门在外”。

《论语?

阳货》：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邢昺疏曰：

“孔子时其亡而往拜之者，谓伺虎不在家时而往谢之也。

”合而观之，“氓”字意指那些出门在外的人。

《孟子?

滕文公上》：

“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句中“氓”即指远方迁徙而来之民。

是以“氓”者，本身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如果某“氓”以“抱布贸丝”为业，则行止不定、四处流动便成为他的重要特征。

《氓》中的那位到乡村去做简单贸易的流民，因其小商身份和流动行止与农民的固守一方有异，客观上提供了见异思迁的可能。

“士贰其行”是令诗中女子“不爽”的重要原因，但“二三其德”并非“氓”者独有的秉性，只是因为中国古代人观念中一向重农抑商，才使“氓”之形象凸显“士贰其行”的倾向，从而具备了更为丰厚的内涵。

“氓”的流动性特征在现代社会一些群体中也会体现。

世纪年代出现的新词“盲流”，特指那些从农村盲目流动到城市的人。

因为农村人多地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贫困人口便涌向城镇，而当时的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长期正式的工作，所以采取了劝阻和遣返的行动。

年国务院发出《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使用“盲流”一词。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流动到城市务工成了新的时代潮流，含有贬义的“盲流”语词从文化视野中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质朴的“农民工”、“民工”之称。

他们不再有被遣返的命运，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力军，以城市建设者的身份出现在诸多建设或服务行业。

与“氓”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具备流动性，行止不稳定。

不同点是：

一则是从城镇到农村，一则是从农村到城市；一是个体的流动，一是群体化的迁徙。

歌曲《春天里》从星光大道走上春晚，引发了争议。

歌词原义可能是词作者人生成长历程的自我怜惜，但因为由两个流动到城市的漂泊者的质朴演唱，兼之“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数句传达出的漂泊者的无奈元素，契合了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心理隐忧，这支歌曲遂成为农民工心声的代言。

它在被符号化以后，流动群体必然会有的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被遮蔽。

这只是一种启发学生思维向度的探讨，其目的不在于对流动人群作社会学研究，而在于让学生在关注现实并投注人文关怀的同时，加深对诗作形象的理解。

当我们的文本分析介入了当代文化质素后，我们可能就在获得当代视野的同时，也消弭了过去时代的经典与今人社会生活的距离。

显然，这对当代大学生的文学接受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