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当代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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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当代文学

樊星

[内容提要]当代诗人、作家、评论家从《易经》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和人生的智慧，从而昭示了古老《易经》与当代文学的深刻联系，进而也显示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易经》当代文学

《易经》素有中国“群经之首”的美名。

纪昀说得好：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１]另一方面，《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和“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的忧患意识又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既高扬主体性又谨慎处事的健康理性；《易经》中“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系统论有着冥冥的相通；“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

[２]当年，在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哲学家冯友兰将自己旨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六本书命名为“贞元六书”，就来自《易经》“贞下起元”的信念。

到了当代，在中国文化加速西化的新时期，许多作家也从《易经》中汲取了文学创新的灵感。

一部《易经》，就这样将古代的精神与当代的文学和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

杨炼的《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与《易经》

在“朦胧诗人”中，杨炼以对民族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的探索而为人所知。

他的组诗《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因此而与江河的组诗《太阳和它的反光》一起，成为新时期诗歌中鼓满民族文化雄风的名篇，并开了后来文学界“文化寻根”思潮的先河。

《自在者说》有这么一个说明：

“《自在者说》十六首，为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一部。

此部以‘气’为内在基调贯穿处理‘自然的语言’，由‘天’与‘风’两大单元结构而成。

‘天’八首彼此独立，每首内部包含从不同角度引入并展开的三重空间过程（用诗句排列方式表明），呈现一种囊括时空的自足。

‘风’八首互相接续，揭示一个被时空囊括—挣脱的内心历程，十六首诗按天风天风天风天风……构成一个‘静’、‘动’交织的立体空间。

并与下列内涵相呼应：

“‘天’：

一，黄昏意识。

二，生命。

三，语言。

四，时间。

五，万物的音乐。

六，再生之火。

七，统治。

八，合一。

“‘风’：

一，占有末日。

二，现实。

三，智慧的痛苦。

四，希望之罪。

五，惟一的世界。

六，内在的空旷。

七，界限的消失。

八，执笔的诗人。

……”[３]

《与死亡对称》也有一个说明：

“《与死亡对称》十六首，为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二部分。

此部以‘土’为内在基调处理‘历史的语言’，由‘地’和‘山’两大单元结构而成。

‘地’八首，每首根据一个内涵及与此相关的某些史实片断，完成不同形态的语言之互相发现。

‘山’一、二、七、八四首是以神话为背景的抒情诗。

‘山’三、四、五、六是一组独立的虚构的散文。

十六首诗按地地地山山地山山山山地山山地地地组成一个完整的对称性空间。

‘地’八首分别把握的角度为：

“一，伪天命。

二，阴。

三，葬仪。

四，美与危险。

五，土地的力。

六，盲目的文字。

七，黑暗中的声音。

八，归宿。

……”[４]

于是，就在这样恢弘的文化背景下，诗人在自己的“朦胧诗”创作中唤起了我们对于古老文化经典的记忆：

在自然的意象中，重叠着永恒的文学与人生主题，浓缩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就像评论家王干指出的那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感应’得到意象化的感性的表现，中国古老哲学——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又开始散发出新的生命气息。

”这样，杨炼就“为我们建造现代东方史诗从荆棘中开辟了一条可以通达理想的道路。

”王干称之为“蕴涵着神秘的‘东方感’”的“超史诗”。

[５]让众多丰富或芜杂的自然与文化意象都整合在相应的卦象下，让自然、历史、自我都重叠成超越了时空的意象结构，从而显示出造物的神奇、万物的同构——这正是中国文化整体观的神秘无比所在。

杨炼的这些作品也因此而在“朦胧诗”中独树一帜。

流沙河的《十二象》与《易经》

流沙河是诗人，也是学者型的作家。

他的诗论《十二象》也从《易经》中得到了启示。

《十二象》开篇就是《〈易〉之象》。

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诗人气质去解读《易》的筮辞：

“这些筮辞不是诗，却富有语言艺术的形象性和象征性。

读以古音，还押韵呢。

同那些毫无形象可睹，毫无象征可言，毫无音韵可听，仅具有档案材料性质的卜辞比起来，《易》的筮辞乃是一大创作，是《诗》三百篇出现以前的诗之胚胎，是形成文字的诗之萌芽。

”“《诗》三百篇的比象和兴象出自《易》筮辞的象征成分，殆无疑义。

”[６]接着，是对于“象征”、“兴象”、“喻象”、“拟象”、“隐象”、“典象”、“赋象”、“意象”、“客观对应物象”、“象外之象”的有趣探讨。

在这样的探索中，体现了作家从中国古典文化遗产中寻找“中国诗歌评论”特色的可贵努力，例如这样的断语：

“兴这个概念，西洋没有。

”“中国特有的象征手法用于一篇之首或一章之首，谓之兴。

这样的一组象征可以分解为一象一征，这样的一个象便是兴象。

”（《兴象》）他希望诗人“常去窥察祖宗库存，顺手牵羊，总会有所获的。

”[７]

当代诗歌评论中，以引入的西方话语居多：

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从“现代的情绪”到“隐喻”……这些话语的出现与高频率使用固然丰富了我们的诗论，但因此而忽略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遗产（无论是诗歌还是那些文学性非常高的“诗话”），忽略了古典诗歌遗产中不朽的“永恒性”，是否是明显的缺陷？

当二十世纪英美诗歌的现代派诗人们已经从汉字和中国古典诗词中发现了“意象”，并由此产生了“意象派”的创作和理论时，当杨炼已经从《易经》中找到了自己的灵感时，当顾城说他“喜欢古诗……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弘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时，[８]当舒婷也说她“有意识地读了一些古典作品，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时，[９]我们是否感到了从古典诗歌中发现当代诗歌、乃至当代“诗化小说”的一部分活水源头的必要？

而为了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作出富于文化底蕴的阐释，我们是否又感受到了从古典文论、古典诗论中去汲取灵感与智慧乃至话语的必要？

实际上，流沙河的《十二象》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的成功经验值得好好总结。

贾平凹与《易经》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对《易经》推崇备至的作家。

他说过：

“《易经》，就是真正的符号学。

《易经》谈到每一个卦都有一个象。

整个有一个总象。

对于文章，严格地说，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

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

主要起这种作用。

……具体的物象是毫无意义的。

现实生活中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才能变成象。

……象就等于哲学的东西，高一层的东西……譬如太阳象征个啥，月亮象征个啥，一切都是从象上取。

”这样，“取象”就成为他追求小说的民族气派的重要手法。

他举了《浮躁》为例：

“里面不停地出现佛、道、鬼、仙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是想从各个角度来看一个东西。

譬如写杯子，我就从不同角度来审视。

……为啥会这样？

我为啥后来的作品爱写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

叫作品产生一种神秘感？

……把中国的外国的融化在一块，咱的东西就用上了，譬如佛呀道呀的。

”[１０]于是，他笔下的许多作品从题目到故事都因此而富有了传统文化的底蕴——从《腊月·正月》、《商州》、《冰炭》到《废都》、《高老庄》……

请看他如何在写景时取象：

“灶门是黑，烟囱是白。

黑白在这里和谐统一，黑白使这里显示亮色。

”（《商州初录》）这是对白浪街景观的描写。

这样的描写为后面写三省人的和谐共处作了新颖的铺垫；还有：

“这些河流……明显地不类同北方的河，亦不是所谓南方的河。

古怪得不可捉摸，清明而又性情暴戾……主流道从不蹈一”。

（《浮躁》）这样对于河的描写与作品中对金狗、雷大空这样浮躁的、能吃苦也能钻营还敢于“以恶抗恶”的新时代农民互相烘托，足以使人产生出“天人感应”的顿悟来。

再请看他怎样在写民俗时取象：

“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是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

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

”（《秦腔》）这样，秦腔便成了西北人性情豪爽的绝妙象征；还有：

“这一带百姓有一种惯有的见识，每有浓雾整日不散，或是雨水连绵，便认作是天地发生恋情交合了。

这个时候，活人就仿效天地，性欲发作，房事频繁，要借了天地选择的吉日生孕，传宗接代。

”（《晚雨》）有了这样的民风，天鉴的性苦闷和爱情悲剧才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还有《白夜》从目连戏中取象，写出“阴间阳间不分，历史现实不分，演员观众不分，场内场外不分”的混沌人生、鬼蜮气氛。

[１１]还有《怀念狼》以狼取象，由狼的濒临灭绝写出人性的退化、人性的异化，感悟造物的玄机。

再看作家如何认识自己的个性：

“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山石是坚实的，山中的云是空虚的，坚实和空虚的结合，使山更加雄壮；山石是庄重的，山中的水是灵活的，庄重和灵活的结合，使山更加丰富。

明月照在山巅，山巅去顽愚而生灵气，明月照在山沟，山沟空白而包涵了内容。

这个时候，我便又想起了我的创作，悟出许许多多不可言传的意会。

”（《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有这样的体悟，就有了作家写实中见空灵、庄重中透玄机的风格。

此外，作家取象，常常不离天、地、雷、火、水这些《易经》卦象，甚至连作品中人物的姓名也常常与这些卦象相关（如月儿、小月、柳月、小水、雷大空、天鉴等等），也可见出《易经》对作家的影响之深。

至于作家书中常常可见的拆字、算命的描写，更表现出作家对《易经》的精通。

对此，作家也有过特别的说明：

“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还经常自己跑出去看，西安这地方传统文化影响深，神秘现象和怪人特别多，这也是一种文化，在传统文学中有不少这类现象存在着。

”“柯云路关心的神秘、特异功能和我作品中的神秘现象是两回事情。

我作品中写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

……我也是陕西神秘文化协会的顾问。

”“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

”[１２]

在长篇小说（其实是中、短篇小说集）《妊娠》的“前言”中，作家还谈到了创作的缘起：

“夜里阅读《周易》，至睽第三十八，属下兑上离，其《彖》曰：

‘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又曰：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睽之时用，大矣哉！

’我特别赞叹‘睽之时用，大矣哉’这句，拍案叫绝，长夜不眠。

也就在这一晚，灵感蓦然爆发，勾起了我久久想写又苦未能写出的一部作品的欲火。

”于是有了这样的感悟：

“世上的事都是大悲伴随了大喜，无祸也就无乐啊！

”[１３]于是就在那些神秘奇怪的故事中点化造物的神奇，让读者去品味世事纷乱、人心较量的相反相成，现实人生与虚幻神秘的矛盾统一。

同时，作家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感悟中理解了一切：

从理解浮躁（如《故里》、《马角》）到理解神秘（如《龙卷风》、《瘪家沟》）；从理解世道巨变到理解人生悲剧。

显然，对于贾平凹这样深受传统神秘文化影响的作家，以一般的现实主义眼光或一般的文学赏析方法，都难免隔靴搔痒。

要理解他的神奇，非具有传统神秘文化的知识背景不行。

在这方面，笔者曾经写过《贾平凹：

走向神秘》一文。

[１４]今天看来，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

冯骥才、柯云路、林希、刘继明、走走的小说：

对《易经》的不同认识

《易经》原为卜筮之书。

后经学者的整理、注述，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尽管如此，它的卜筮功能一直没有消失过——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廷。

许多中国人对于卜筮的迷信根深蒂固。

其中潜藏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心理奥秘。

现在，让我们通过对当代五位作家涉及民间卜筮文化的作品介绍，窥探其高深莫测。

冯骥才在1984—1988年间，发表了民俗系列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

三部作品的发表，正好与1985年兴起的“寻根热”形成了有意义的对比。

冯骥才在这一系列小说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心理的问题”的批判：

《神鞭》立意在批判“文化劣根”；《三寸金莲》的主题是揭示“民族文化中的自我束缚力”；而《阴阳八卦》则立足于质疑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

“把已知和未知放在一起，看来博大恢弘，包罗万象，它用阴阳五行、太极八卦一分，既含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有狡猾的雄辩，还有感情的神似的写意色彩，有不能自圆其说又能自圆其说的能耐，用这种方式认知世界，世界没有他不知道的问题。

……人们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容易产生惰性，在这样的常识熏陶下麻木而缺乏进取心，是障碍我们民族前进的心理的因素。

”[１５]然而，作家这些言之有理的批判却并不似韩少功的《爸爸爸》那样弥漫着绝望的寒雾，无论是《神鞭》、《三寸金莲》，还是《阴阳八卦》，作家都写出了浓浓的“市井味”，使人读来妙趣横生。

这种立意在批判、效果却有趣的小说，在民俗小说中自成一格。

《阴阳八卦》开篇“闲语”讲阴阳八卦，专门写道：

“明白人使这道理，治国治家治兵治田治人治病治理万事，无所不知不至不通不利不成不胜；自然也免不了有人往里头掺假，撒迷魂药，使它坑蒙拐骗，混口热饭冷饭剩饭吃”，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批判”，而还原了阴阳八卦的复杂性、神秘性。

接下来“正文”中引的那首清道咸年间流行津门的《八卦歌》更进一步突出了中国文化的混沌感：

“……兴就是衰，衰就是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得就是失，失就是得……忠就是奸，奸就是忠，曲就是直，直就是曲，正就是反，反就是正，弱就是强，强就是弱，愚就是智，智就是愚……虚实阴阳亦分不分浑浑沌沌一团乱”。

小说由“天津人好事儿”写开去，通过一个人年头摔了一跤，引出中医治病、相士算卦、风水先生看风水、禅师点化玄机等“一大堆奇事怪事邪事巧事真事假事绝事”，折腾一番过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小说中有讽刺的机锋，也有静观的妙趣。

“离奇感”、“悲剧感”、“荒唐感”是交融在一起的。

[１６]

柯云路一度是“改革文学”的重要作家。

他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都体现出作家呼唤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焦灼之情。

但随着中国改革的进退维谷，作家也调整了自己的思路。

1989年出版的《大气功师》一书就将“创立一种新的宇宙—人生观”作为自己的文化目标。

为此，他回过头去，从古老的气功中寻找解决各种尘俗烦恼的捷径。

在他看来，“伏羲、文王是具有气功高功夫的人，他们具有遥测、预测等特异功能”，八卦是“古代伟大的预测学”，《易经》与计算机的结合可以产生“现代预测学”。

而“对《易经》的真正理解，要靠神来灵动时的真切感觉。

”与冯骥才不同的是，柯云路是满腔热忱地为神秘文化的回归热大声疾呼的。

他在《大气功师》中告诉读者：

书中那些超越时空的“搬运术”、“预测术”、“长生不老术”、“定身法”等等“人体特异功能”都是“真实的”。

虽然作家有意借此鼓吹思维方式的变革，“放纵自己的生命，使自己在一种无比自在的、淋漓尽致的状态中表现对宇宙及万物的感受”，但是，他毕竟太执迷于“科学的迷信”了。

书中有些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足以贻笑大方。

《大气功师》是“气功热”的产物。

此后，他又写了一系列同一题材的作品，直至因为轻信骗子的骗术而惹出官司才作罢。

这样，柯云路的有关探索也成为一个教训：

神秘文化（包括《易经》）也是很容易被骗子利用的。

在柯云路发表《大气功师》的第二年，林希发表了中篇小说《相士无非子》。

林希是当代描写天津民俗文化的另一大家。

《相士无非子》就生动介绍了卜筮文化：

“算命相面，本来也是一宗大学问……以《易》论世的要钻研《易经》，要推算六十四卦，以星宿论世的要观察天象温习星宿学，还有的要研究《奇门遁甲》、《十筮正宗》、《三元点禄》、《麻衣相》等基础理论著作。

”另一方面，“中国的军阀政客，人人都养着一位方术之士。

行伍的，什么时候出兵？

什么时候打仗？

走哪条路？

渡哪条河？

翻哪座山？

什么时辰发兵？

什么时辰攻城？

一切一切全听术士指点。

连调兵遣将也要由术士说了算，攻黄土冈，要先派水命人，倘水命将军上去全军覆没，再派火命人，最后占领再派木命人守城，非如此不能获全胜。

从政的，收买哪方势力？

依靠哪个派系？

联合谁？

反对谁？

出卖谁？

一切也由术士说了算……”颇有些匪夷所思，不是吗？

可多少政治的荒唐剧就是这么上演的！

小说描写了一个术士善于用心、长于雄辩，常常在模棱两可的卦语中玩弄皇室、军阀于股掌之间的故事，读来令人捧腹，也回味无穷。

作家写出了相士是“耍人的营生”的意义，也就解构了相术的荒诞；可那些歪打正着的卦语又实在昭示了命运的机巧。

在这一点上，《相士无非子》与《阴阳八卦》有着相似的立场。

在1990年代初一度被称为“文化关怀小说”代表作家的刘继明自认为是“一个宿命论者”。

在他看来，“许多事情它是注定的”，他“相信命运”，“是个对神秘事物特别迷恋的人”。

[１７]他的中篇小说《蓍草之卜》就是一部弥漫着浓郁的宿命论气息的作品。

这篇小说的标题就与卜筮有关。

复生、东生兄弟的放荡无耻、横行霸道，与洪水即将来临的形势形成了意味深长的隐喻关系，晏先生一直在翻一本古书，并以蓍草掐算着定数，他的结论是一切都注定改变不了。

果然，一切恐慌都不幸应验了。

洪水淹没了村庄，复生也在残酷的斗争中枪杀了东生，那艘救命的船也在斗争和残杀中沉没了。

作家写了人欲的灾难，自然的灾难，这一切又是在“浓郁的蓍草气息”的弥漫下展开的。

小说弥漫着焦灼可怖的气氛，与《相士无非子》的说书风格迥然不同。

显然，刘继明是有意要写出宿命的不可抗拒，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人性与灾难的绝望忧思。

刘继明是湖北石首人。

他的故乡至今弥漫着巫风气息。

走走的长篇小说《房间之内欲望之外》是一部描写“新人类”情爱纠葛的作品。

作品通过一个房间的拟人化目光，观察了一个女孩与几个男孩、男人之间的同居关系。

男孩或不想安定下来的漂流心态，或迷信星座不和的神秘恐惧，使女孩陷入了困惑之中；女孩因为苦闷尝试“一夜情”的空虚与后悔，对于不知道如何引起情人的“性趣”和一直找不到真爱的惶惑，也写出了“新人类”的尴尬与迷惘。

全篇分为八章，每一章都以《易经》的一个卦象作引子，再加上一段算命者的“卦语”，从而使一个常见的情爱故事透出一股宿命的力量——第一章题为“火山旅”，卦象为“艮下，离上，流浪之象”，“卦语”为：

“此恋人可谓郎才女貌，好一对神仙眷侣，羡慕死多少天下人，但姻缘路上必艰辛劳苦，不得善终。

正应了‘虽然先笑，后有悲啼’的卦语”，就是故事中人情爱经历的宿命之谶。

第二章“天雷无妄”，卦象为“震下、乾上，他力之象”，“卦语”为：

“女性有情感过于丰富的倾向。

虽然也可视为与对象已有交情的情形，但是最好任其演变。

”还有第三章“震为雷”，卦象为“震下，震上，激动之象”，“卦语”为：

“对恋爱的热度过高，往往有犯错之危险性，故须慎重处理。

”第四章“山地剥”，卦象为“坤下、艮上，脱饰之象”，“卦语”为“男女双方应以诚相待，一旦假面具被拆穿，反而因祸得福。

”第五章“水天需”，卦象为“乾上、坎上，隐忍待机之象”，“卦语”为：

“占得需卦，大抵上均处于不利的情况中。

有时对象为结过婚的人，或是嫁人为妾，均是不好的。

”第六章“坤为地”，卦象为“坤下、坤上，纯阴厚重之象”，“卦语”为：

“亲事难于商量妥当，若有归结的话可算是良缘。

”第七章“火泽睽”，卦象为“兑下、离上，反省之象”，“卦语”为：

“情侣会不明就里的分手，尝尽思念之苦。

”第八章“天泽覆”，卦象为“兑下、乾上、反省之象”，“卦语”为：

“不可忘记谦虚之德，性要表现出贤淑的态度，才能把握坚实的爱。

”将古老的卦象、术士的卦语与“新人类”的情爱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写出了一种恒久的宿命感。

只是，在走走这里，这宿命感既无《相士无非子》那样的市井情趣，也没有《蓍草之卜》那样的彻骨寒意。

在《房间之内欲望之外》中，有的似乎只是对于宿命论的平静接受。

这样，作家也就写出了“新人类”的一个突出文化特点：

“信命”，无论是中国的算命，还是西方的星相学、血型说，他们都信。

他们以此作为认识社会和自我的重要出发点。

飘忽的感觉，紊乱的情绪，解不开的人生之谜，逢场作戏的好奇心，回头是岸的怅惘，一切的一切，竟然都逃脱不了卦语的“前定”、命运的“安排”！

至少在作者的匠心中，透露出这样的主题。

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神秘主义思潮的回归实在耐人寻味。

这是理性难以穿越的迷宫，是科学和唯物论哲学也祛除不了的心理奥秘。

胡河清的文学评论与《易经》

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是青年评论家中在以中国传统神秘文化话语解读当代文学作品的优秀代表。

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浸润使他解释当代文学现象的角度显得既古朴又新颖。

他曾经这么表述过自己的文学观：

“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

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

然而，旧士大夫家族的遗传密码，也教我深知这所房子中潜藏的无常和阴影。

但对这房子的无限神往使我战胜了一切的疑惧。

”在谈及自己的知识储备时，他谈到了《庄子》、古典诗词、《黄帝内经》、佛典，还有《周易集解》——他特别谈到自己与这部书之间的深刻缘份：

“我一下子就被这部中华民族文化宝典的神异气氛吸引住了。

并且预感到，也许我与这部古老的圣书存在着某种宿命的缘份。

大概它就是我的文化星座的所在，将像北斗一样灿烂的星光照耀我的一生历程。

”他还特别强调了《易经》的艺术价值：

“六十四象中包涵着极伟大与极细微的艺术境界。

”可“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易》的功利性”。

[１８]他的《贾平凹论》就是这样一篇以《周易》解读贾平凹小说的佳作：

从贾平凹姓名的拆字妙解（“平凹”有“阴阳”之意）到“在金狗与小水的名讳里，也藏着《周易》文化系统的密码谶语”的发现，从对《白朗》的星象解释到对《古堡》悲剧有违《周易》真义的文化剖析，从对《人极》中农民修智的局限性分析到对《浮躁》中韩文举深得“易理精义”的阐释，都在贾平凹研究中别开生面。

文章的最后，他表达了对东方神秘文化的认同：

“现代主义所描绘的精神文化景观，还远远不能达到《周易》文化系统那种精微知几的实验现量效果……当文学真正达到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同步操作时，就会显示一种‘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神性境界。

”他的《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也是剔发《周易》术数文化与格非、苏童、余华小说创作之间神秘感应的别致之作。

该文由格非的喜欢蛇注意到他重复使用“诡秘”、“诡谲”等字眼的文学风格，由苏童小说中神秘象数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神秘学→心理学→历史学交互作用的独特进程”，还由余华的“一副猴腮，骨相古怪”联系到他的小说中交织的宿命论与自由意志冲突的矛盾，从而对这几位“先锋作家”的作品中隐藏的“一股来自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道山深处的灵气”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点化。

这样的学术眼光，这样的解释功夫，使他终于提出了“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概念：

他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产生出“中国全息现实主义”，“这个流派将具有雄浑深厚的中国文化底气”，使“雅文化和俗文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１９]同时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把全息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周易》贮存着中华民族历史、社会、生命状态的深奥信息。

《周易》象数的推衍，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绝对精神的独特演绎方式。

《周易》中的政治哲学体系，在根本上制定了中国社会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

至于《周易》八卦六十四爻变化所揭示的生命法则，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存在哲学。

以全息主义形态构成这些信息综合体的就是所谓‘道’。

‘道’作为必然、作为永恒引导着中国文化星座的运行轨道。

”[２０]这样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一部分当代文学作品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样的思考，也是对文学“寻根”思潮的深化。

胡河清就这样成功地显示了以《易经》解读当代文学现象的可能性。

他的这一独特探索为从中国文化典籍中重新发现常谈常新的智慧，为建立具有中国文化根基和内涵的文学评论话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结语：

《易经》与中国文学智慧

古老的《易经》就这样在当代诗歌、诗论、小说、小说评论中也开出了新花、结出了硕果。

这是文化的奇迹，也是中国的古老智慧具有常说常新的生命力的有力证明。

由此联想到中国文学智慧的特质这么一个话题。

林语堂先生曾经指出：

“中国人的思想是直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