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整合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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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整合探析

中亚地区整合探析

陈柯旭

2012-02-1709:

51:

33　　　来源：

《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3期

　　摘要：

根据权利分配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建构主义等合作理论，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国家整合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但各国的政治体制、相互间松散的经济联系和诸多矛盾令整合尚难实现，相关的地区外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更恶化了整合环境。

因此，中亚地区整合仍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中亚；合作；整合

TheIntegrativeProspectofCentralAsia

ChenKexu

　　Abstract：

TheCentralAsianstatesmaypromotetheintegrationbyreasoningwiththetheoryofpowerdistribu－tion，theoryofinterdependenceandtheoryofconstructivismandsoon.Infact，theintegrationofcentralAsiaisimpossibleatpresentforthedifferentpoliticalsystem，theunwoundeconomicrelationandtheconflictbetweenthelocalstates.Inaddition，thecompetitionbetweentherelativepowersoutsidetheregiondeterioratesthesituationinwhichtheintegrationmayhappen.Inaword，ifpossible，thereisstillalongwaytogoforCentralAsianstatestorealizetheregionalism.

　　Keywords：

CentralAsiaintegrationCooperationRegionalism

　　苏联解体后，人们预测有着共同的物质文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体系和历史记忆以及面临不少共同问题的几个中亚国家会结成统一体，但现实与预期相差甚远，当前中亚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并不利于一体化的推进。

一、中亚地区整合的理论解读

　　国际关系理论中能解释国家间合作和整合的理论不少，如权利分配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

　　论及权利分配的是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国家的权力决定国家的行为，国家间的合作只是权宜之举，最为典型的合作是结盟，亦即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国家间会超越竞争而开展合作。

据此，中亚国家为了增强实力，巩固独立地位，势必理性地选择合作，共同应对外部威胁。

同时，新现实主义也认为弱国可能利用多边机制或一体化来应对集团内的潜在威胁，即将大国纳入到一个共同的体系中，以约束其自行其事。

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最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拥有相对较强的军事实力，再加上乌兹别克族人散居在中亚其他国家，其民族问题随时可能会影响邻国。

所以，其他中亚国家可能通过将乌兹别克斯坦纳入到地区机制中以达到区域一体化的目的。

　　另一个对合作做出解释的是霸权稳定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资源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的存在是建立或维持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

这一主导国家可以承担建立国际机制或促成各种合作的成本，为小国提供安全和福利，而小国为了能从大国那里获得好处而选择追随政策。

当前对中亚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无疑是俄罗斯和美国，它们是否愿意付出成本促成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对中亚国家的整合至关重要。

　　相互依存理论的根本前提是，日益加深的经济依存关系、新技术和观念的传播、对共同面临的跨国问题的共识等使国家间边界变得模糊，为了获得相对利益，国际行为体更倾向于选择合作。

简言之，单一国家不能单独解决这些跨国问题，要求各国汇集资源、建立机制、进行合作。

中亚国家的确面临许多共同问题：

里海和咸海的环境恶化、水资源管理等问题需要地区国家间共同采取行动；运输和经济重建以及现代化这样的问题要求多边合作；相互联系的安全问题需要各国协同应对。

理论而言，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共同问题，中亚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

但是非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共同的问题并不必然产生成熟有效的合作，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并不十分明显，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比它们间的相互关系要紧密得多：

前苏联将其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整合为一个整体，接受中央的特定分工并严重依靠中央的补贴。

虽然苏联解体打破了部分联系，但仍有许多被遗留了下来，所有中亚国家都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工业产品、消费品和食物，俄也是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对俄出口占各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中亚国家在安全上也同样依靠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部队驻守着独联体的边界，与俄协定是他们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

　　建构主义理论忽视结构环境而关注区域意识的主观认知，或被称作认知相互依存，人们在共同的认知基础上界定利益和行为。

现在的中亚5国在苏俄时期被称作“中部亚洲和哈萨克斯坦”（SrednyayaAziyaiKazakhstan），为了抹去沙俄统治的烙印，中亚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将以上称呼改为“中央亚洲”（Tsentral'nayaAziya）。

一些学者由此认为，中亚国家在新的地区认同基础上必然走向一体化。

实际上，这种认同目前在中亚还十分淡薄，对“中亚”这一概念的界定仍没有达成一致认同，存在多种版本相互竞争的局面，具体的身份认同就更难在短期内形成。

　　最后，对国际合作的前景还有一些国内层面的解读。

一种是关于国家文化相似性的解释：

文化相似的国家容易集团化；另一种考虑的是国内政治体制，众人皆知的是民主和平论：

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间更愿意选择合作而非战争，民主特性养育了欧盟，同样中亚这些新的民主化国家之间也能步欧盟后尘。

　　中亚国家的确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宗教，其中4个都有土耳其传统烙印，语言同源。

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中亚可被视作一个整体，对泛突厥和泛伊斯兰主义会产生共鸣。

然而，阿拉伯世界的经验表明，相同的宗教、语言、历史和地缘优势也很容易导致敌对。

至于政体形式，中亚国家都属于不同程度的威权政体，离民主国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二、中亚地区整合的实践

　　1991年以来，中亚国家领导人在独联体框架内外多次会晤，商讨合作或创建多边机制，但完全由中亚国家倡导的单一中亚地区组织只有中亚合作组织，事实上它是一个地区合作论坛，效率不高。

2004年俄罗斯的加入将唯一的一个单一中亚合作组织也转变为外部大国主导的地区组织。

　　苏联解体令毫无独立准备的中亚国家措手不及，他们的领导人对国家前途一片迷惘，最初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中亚地区联盟——“土耳其斯坦”邦联（aconfederated‘Turkestan’），但最终他们选择了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3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于1991年12月决定组建独联体时，一些中亚人的最初反应就是成立一个亚洲政治共同体与“斯拉夫联盟”相对应。

最后中亚国家领导人在尼亚佐夫的邀请下汇集于阿什哈巴德商讨他们应做出的反应，并最终决定放弃建立一个对应独联体的组织，而加入到独联体中[1]。

　　由于独联体内成员国间存在着许多利益攸关的棘手问题，矛盾和分歧致使一致意见难以达成，组织内部声音各异，虽然他们在各领域都通过了不少决议，但很难付诸实施。

久而久之，各成员国逐渐对独联体失去兴趣，纷纷寻求组建其他地区组织以求应对共同问题。

由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首先发起的单一性中亚地区合作组织也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3国早在1993年初就创建中亚经济合作区进行了讨论。

　　1994年1月，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哈乌条约，它是中亚联盟的雏形。

同年4月，哈乌吉3国正式签署了统一经济空间条约，标志着中亚联盟的诞生。

3国元首成立了跨国家委员会，分别建立了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理事会，也组建了中亚合作和发展银行。

3国还商讨进行军事领域的合作，希望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也能积极加入其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进行切实的地区合作。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早在1994年就申请加入中亚联盟，直到1998年3月塔才被正式接纳，土库曼斯坦一直拒绝加入该组织的邀请。

1998年中亚联盟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

2002年2月，中亚经济共同体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希望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各领域开展切实合作。

中亚国家在经济模式、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在组织内达成的共识无法得到具体的落实。

2004年10月，俄罗斯的加入改变了中亚合作组织的性质，使它成为另一个包含区外国家的组织；2005年10月，中亚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决定将该组织与俄罗斯主导的另一个区域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

由此，中亚唯一一个相对单一的地区合作组织又成为由区外大国主导的超地区层面的一体化组织。

　　中亚合作组织因成员国在经济结构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基本以资源，尤其是能源产品为主，且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发展一体化的基础非常有限。

在经济方面，贸易保护主义致使中亚国家间商业往来较少，他们之间的贸易额不超过他们对外贸易总额的7%~8％[2]，这一数字与欧盟或东盟内部贸易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一组织中没有相关的协调关税、税收和反倾销的政策，没有建立国家间的支付体系，没有有效调节收益者与失利者之间关系的补偿模式，没有解决现有争端的机制。

中亚合作组织在安全方面也无所作为：

中亚合作组织下的联合维和营于1996年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组建，事实上它从未采取过任何真正的军事行动，一直仅仅局限于参与由北约伙伴与和平计划资助下的维和军事演习。

　　中亚合作组织的决议本质上都是宣言性的，这在2003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为了阻止居民从哈萨克斯坦市场购买廉价商品而最终决定关闭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事件中显露无遗，尽管合作组织领导人在不到一月前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一再表达要加强经济合作。

组建地区水资源和能源联合体从1997年以来就位于中亚合作组织的议事日程前列，但至今没有实现。

河流下游国家需要更多的水以养育其不断增长的人口，上游国家则需要更多的水来发电和灌溉农田。

各自需求的根本对立导致了一触即发的冲突[3]。

　　由于中亚合作组织在促进合作方面效果不明显，中亚国家领导人就急于加入或组建包括中亚地区以外成员的其他地区组织，如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

但这些组织内部的成员国之间仍倾向于双边协商，对中亚地区一体化贡献不大。

　　正如一位有名的哈族诗人和政治人物所言，联合的中亚仍只能停留在纸上，如果真正实施只会引起不快。

另一位观察家也称，中亚国家间高姿态的合作背后没有实际行动的意愿，在有关全面联合的各种声明后面是来自各方的阻力[4]。

三、中亚地区整合的内部制约因素

　　将合作理论与中亚地区现实联系起来，中亚地区整合应是必然之势，但为何无论是中亚国家本身创建的合作组织还是它们所加入的超地区合作组织都会有着共同的命运：

作用有限，发展缓慢呢？

主要是以下因素对中亚整合起到消极的影响。

（一）离心较重的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5国的中心区，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其他国家都有分布，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苏联解体后国防力量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因此，在中亚有相当影响力，可谓地区大国。

中亚的地区整合有无乌兹别克斯坦的参与直接影响着整合的成败。

　　独立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倡导地区合作，其目的在于拯救直线下滑的国家经济以及主导地区组织。

但是刚刚获得独立的中亚其他国家也十分敏感，微妙地与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距离。

在成效甚微的情况下，乌兹别克斯坦对地区整合组织热情消退，反应冷漠，甚至随意违反合作协定和退出地区合作组织，尤其对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心存疑虑，更倾向于游离在组织的边缘。

如1999年和200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爆发乌伊运叛乱后，乌不顾地区组织协定，自行其是；2004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实现与哈、吉在协议中做出的避免锡尔河泛滥的承诺，结果导致与乌毗邻的哈萨克斯坦土地及居民被淹，成千上万的人民被迫流离失所。

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转而加入古阿姆组织；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合作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但在2008年12月它宣布退出该组织。

（二）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

　　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对于新近成立的国家而言，民族同质性和文化统一性是十分重要的。

甚至那些社会多元、承诺意识形态多元和文化包容的国家的精英们也被迫为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制造民族神话和标志”[5]。

唐纳德·霍洛维茨补充道，在变动不拘的时代，民族认同是人们互信互爱的基础，也是将人民和政治机构联系起来的基础，否则其合法性就会遭到怀疑[6]。

中亚人民虽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但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民族国家。

苏联解体后，中亚政治精英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民族国家，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为自己的执政打下合法基础。

　　中亚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跨界而居，多者有100多个民族，国家疆域的划分也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根本没有考虑到民族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创建民族国家，无疑面临重重困难。

为了培养民族身份认同，精英们绞尽脑汁地复兴、改写甚至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历史、神话和标志，并发展本国的文化和语言，以使自己的国家与邻国不同。

这方面的醒目案例包括：

持续一年的千年玛纳斯庆祝活动、吉尔吉斯民族武士建立者的传奇故事、帖木尔被尊为乌兹别克的创始人、重新发掘各种各样的民族作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土库曼的尼亚佐夫总统将颁布给他的“斯大林奖章”（Stalinesque）作为土建国的基础。

中亚国家通过凸显本国主体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方式来培养民族国家认同的行为无疑又很容易引起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不利于地区整合。

　　促进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地区认同当前明显与国家认同相抵触，因此，各国都努力避免邻国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更别提接受不利于自身建国的地区理念。

国家认同的“我们”最终将地区认同的“我们”变成了“他们”，从而挑起了敌对和偏狭。

各国自塑的民族主义成为该国的标准，成为关注的核心，地区整合计划自然遭到冷落。

　　（三）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局限

　　一些人称，中亚国家拥有多样化且互补型经济，有利于相互贸易和经济协作。

中亚确实有着工农业，并有大量的化石燃料和工业矿产储量，但因此而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单元那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这些国家缺乏多样化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他们既无欧盟所有的单一市场兴趣也无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具有的来自某一成员国的巨大投资资源。

中亚地区主义所面临的结构环境与非洲十分相似，地区间的贸易相对很少，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出口的产品以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非法贸易数额巨大，市场体系被严重扭曲[7]。

　　中亚国家间经济更具竞争性而非互补性，因此，合作空间相当有限。

他们的出口商品少且相似：

吉尔吉斯斯坦主要出口黄金和电；塔吉克斯坦主要出口电、棉花和铝；土库曼斯坦主要出口棉花和天然气；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棉花和黄金；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石油和金属制品。

中亚地区恶劣的公路、铁路和空中运输条件以及民众分散而居也严重制约了地区间的贸易往来。

但是地理和其他天然局限绝不是仅有的地区整合阻碍因素。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恶化了对主要出口商品严重依赖的状况，使这一地区对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敏感。

中亚国家在出口上仅依靠一种或几种特殊商品，其经济也依赖少有的几家生产商，比如在塔吉克斯坦，图尔孙扎德铝厂年度出口额就占到其国家年出口总额的一半。

四、中亚地区整合的外部影响因素

　　地区整合也同样受到地区外行为者的影响。

比如，共同面对一个习惯干涉它国内政的外部强国时，这些国家就倾向于建立和保持集体防务，缺少外部强国威胁也就排除了这种潜在的合作动因。

另外，外部大国或许会在一个特殊的地区倡导合作以实现自身利益。

当一个地区有几个这样的外部强国时，就会出现由他们发起的相互竞争的多个地区整合机制，从而分解地区一体化的合力。

中亚整合收效甚微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外部大国在此地的竞争与博弈，主要是俄罗斯与美国。

（一）俄罗斯对中亚整合的影响出于地理

　　、人口、经济和军事等因素，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十分强大。

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反应怎样？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国家面临威胁的时候，它们会结盟对抗。

俄罗斯是否会促使中亚国家加强合作甚至整合呢？

事实上，中亚国家为抵御莫斯科而形成任何“联盟”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在各方面与俄罗斯的依存关系都相当深厚。

　　人口方面，在中亚各大城市都有相当比例的俄罗斯人居住，他们是当地主要的军事技术人才，他们的迁移会直接影响该国的发展。

另外，中亚国家如果对当地的俄罗斯人公然采取敌对态度，也许正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之下怀，为他们的干预提供一个恰当的借口。

于是中亚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均努力防止民族主义，不伤害俄罗斯人的情感，不给俄罗斯干预的任何机会。

　　经济上，这些国家都十分需要俄罗斯。

中亚国家以前都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苏联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是苏联主要的原料供应地，其他方面的需求都靠中央统一调拨。

虽然独立后他们对俄罗斯的依赖有所减轻，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纠正，所以，中亚在工业品、粮食、交通运输以及能源出口等方面仍严重依赖俄罗斯。

　　中亚国家在安全上更需要俄罗斯。

因为缺乏资金、装备和人力，这些新独立国家很难发展自己的国防军。

为了维持国内秩序，提防外敌，守卫边界，遏制塔吉克斯坦国内冲突向外蔓延，中亚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外）都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协定，从而将自身边界纳入到俄罗斯的保护下，俄也因此获得控制独联体国家边界和军事设施的权力。

正是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严重依赖，使得它们对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半推半就，一方面是担心刚刚获得的主权得而复失，另一方面是中亚国家在各方面还离不开俄罗斯。

因此，地区合作多为纸上谈兵，难以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俄罗斯急于通过独联体或双边关系将中亚国家拉回到自己身边，对中亚国家形成排外的地区整合机制态度模糊，不愿意在其南部边界出现一个独立的中亚联盟。

（二）美国对中亚整合的影响

　　美国对中亚地区整合一直兴趣索然。

虽然美国政策制定者偶尔强调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但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与他们的关系不是不温不火就是强调双边关系，事实上对中亚地区整合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亚各共和国独立以来，美国对他们的政策大致分为3个阶段。

独立之初，受到传统认知的影响，美国仍视中亚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为了不损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而避免与中亚国家过度发展关系。

因此，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亚政策在于促进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价值观的转变，包括民主、人权和自由经济，对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独联体和该组织下的集体安全体系反应漠然。

将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的克林顿政府执政以后，美国认识到里海能源的重要性，希望绕开俄罗斯将中亚的能源送往国际市场。

任何一条出口里海能源的通道都至少要过境两个国家，美国要得到里海能源就不得不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但美并无意建立规范的多边合作机制，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倡导成立包括阿塞拜疆的跨国合资企业。

在这一时期，随着美俄“蜜月”期的结束，北约东扩计划的自然延伸，美国就中亚地区推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及对古阿姆组织的支持都是为了平衡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复兴，而非欲促进中亚地区整合。

2001年“9·11”恐怖事件促成美国对中亚政策的再次转变，打击恐怖主义成了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首要利益所在。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亚政策明显带有双边特征，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密切关系助长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地区独大心理，削弱了乌参与地区整合的积极性，引起了其他中亚国家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警惕，从而减少了该地区原有的合作动机，对地区整合产生了消极影响。

　　原则而论，外部大国在促进多边的、包容性的、有效而广泛的地区合作组织方面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

但在中亚地区，外部大国似乎无意如此，就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地区合作组织有兴趣，也只是寻求推进各自占主导地位的多边合作组织，这些组织间的竞争不但不能营造中亚地区整合环境，反而加深了整合的难度。

　　总而言之，出于各种原因，中亚各国对整合没有太多的热情：

塔吉克斯坦完全走出内战的阴霾尚需时日，根本无暇顾及地区整合事宜；依仗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以及担心再次丧失主权，土库曼斯坦一直拒绝与邻国合作，无意参与任何组织；其他3个中亚国家尝试着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是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进展十分缓慢。

外部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进一步稀释了地区整合意愿。

中亚地区的发展与诸多问题的解决呼吁各国间的精诚合作和共同协调，以克服阻止因素，拓展共同利益。

　　注：

本文受到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2009009）。

　　注释：

　　[1]GregoryGleason，Inter-StateCooperationinCentralAsiafromtheCIStotheShanghaiForum，Europe-AsiaStudies，Vol.53，No.7，2001，pp.1077-1095.

　　[2]NataliaYshakova，“CentralAsianCooperation：

towardTransformation”，CentralAsiaandtheCaucasus，21：

3，2003，pp.122.

　　[3]StuartHorsman，“WaterinCentralAsia：

Regionalcooperationorconflict?

”，inRoyAllisonandLenaJonson，eds，CentralAsianSecurity（London；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2001），pp.69.

　　[4]BorisRumer，CentralAsiainTransition：

DilemmaofPoliticalandEconomicDevelopmen（tLondon，1996），pp.45.

　　[5]AnthonySmith，theEthnicOriginsofNations（London，1986），pp.147.

　　[6]DonaldHorowitz，‘HowtoBeginThinkingComparativelyAboutSovietEthnicProblems’，inAlexanderMotylI（ed），ThinkingTheoreticallyaboutSovietNationalities（newYork，1992），pp.10.

　　[7]BorisRumer，CentralAsiaandthenewglobaleconomy（London：

M.E.Sharpe，2000），p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