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不同境界的儒商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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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不同境界的儒商讲解
不同时代不同境界的儒商
——胡雪岩、张謇、张瑞敏
这三个商人，企业家生活的时代也不同，人生轨迹与商业理念也大异其趣，由此留给历史与后人的形象与意义自然也各不相同。
我们回过头去打量他们的人生，会发现这三个人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时代，三种不同的商人境界。
商而优则仕
——封建传统民营企业家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光墉字雪岩（1823—1885），清徽州绩溪人（一说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红顶商人，有“商圣”之美誉。
史料记载并不丰富，但由于小说与电视剧《红顶商人》的渲染，胡氏之名已经家喻户晓。
胡雪岩虽然现在几乎已成了“红顶商人”的代名词，但他其实是出身极寒微的，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价真货实的屌丝一枚。
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
但胡雪岩的确切身份，应该说还是一名“民营企业家”。
他有江湖人的义气，也有赌徒的勇气，当然，也很有运气，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先是结识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龄，并挪用钱庄的五百两银子资助他晋京。
王有龄后来官至浙江巡抚，在他照顾下，胡雪岩也从钱庄学徒变成钱庄老板，不但其钱庄分号“几遍各行省”，还涉足生丝、茶叶贸易，“与外洋互市”，赚了个盆满钵溢。
王有龄还给胡保荐了一个知县的头衔。
他虽为商人，但其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王有龄死后，胡雪岩因为适时地给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送上十万石军粮，又得到左的青睐与庇护，以左宗棠为靠山，依仗湘军权势，经营银号、中药店、丝茶业务，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并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胡雪原操纵江浙商业，并多次为官军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拥有的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
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二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
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但是，为官府贷款在中间吃“利差”，这是朝廷万万不能允许的。
这着误棋，为胡雪岩日后垮台埋下了祸根。
胡雪岩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其对手盛宣怀的致命一击。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
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
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
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
根据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李鸿章为了斗倒左宗棠，授意盛宣怀先搞垮作为左系人马的胡雪岩，盛于是通过制造挤兑风潮，致使胡家的钱庄也相继破产，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
整个胡氏商业帝国在雪崩效应下完全崩溃，在左宗棠去世后，还被朝廷抄了家。
显赫一时的一代豪商胡雪岩，终于一贫如洗。
他曾经拥有的万贯家财和浮华一生，都没能给后人留下基业与向往。
倒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虽然钦差大人文煜为了保存这座国药国库，帮助胡雪岩接管胡庆余堂。
善良的百姓，至今仍记得他姓胡，并因胡庆馀堂而传颂着胡雪岩的名字。
也是响当当的。
真正的“红顶商人”其实非盛宣怀莫属，他是官商、国企代理人。
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办理洋务出身。
当胡雪岩在金融市场与生丝贸易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洋务企业。
如果说胡雪岩是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盛宣怀便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
失败原因
一、古语有云:
"福分，祸所伏也。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
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余堂等纷纷关闭。
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
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
二、没有在商言商。
胡雪岩涉足很多行业，几乎什么行业都赚钱，钱庄很赚钱，茶也赚钱，这些以商业方式运转的行业盈利状况都很好。
我们称胡雪岩为商圣也即因此——胡雪岩所有以商业方式运转的项目都盈利。
但唯独蚕丝行业，是胡雪岩投入本钱最多，却没有按照商业规律操作的一项业务。
用现在的话讲叫：
没有在商言商。
三、其次，胡雪岩逆时代之潮流，囤积丝茧的做法使得资金周转不灵。
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之将没落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然结束，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沿海的江浙开放的通商地区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机器。
但是，必然的，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会使得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广大手工业家庭破产。
胡雪岩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之下，他为了维护中国广大小农的利益，不惜高价买进蚕茧，囤积一段时间，使从事蚕茧加工的洋人工厂因无原料而倒闭，这样，就可以将原料卖给蚕茧加工的各小农家庭。
但是，此举无疑触怒了洋商。
因此，在胡雪岩钱庄挤兑风潮急需脱手求现时，洋商乘机压价，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
他的失败，可说是时代的悲剧。
中国钱庄体制上的落后也是胡雪岩失败的原因。
这个时期西方资本已经走向集团化，银行已经成为了西方资本融资的主要形式，并且世界性的大银行都在中国设有分行。
而中国这个时期还是钱庄。
钱庄说到底还是个人资本、家族资本，它的规模始终无法与银行相比。
胡雪岩实际上是一个人与一些集团在竞争。
所以，当阜康钱庄出现挤兑风潮时，很快就濒临破产。
四、天道忌满，人道忌全，树大招风，锋芒过露。
胡在成功以后，不断扩建其胡家花园，其出于扩充门面的想法的初衷是没错的。
但在当时那个封建等级制度深严的年代，官家建宅与平民建宅是有区别的，其房屋结构和屋顶结构是讲究一些禁忌的。
胡雪岩大兴土木，宅第设计采用皇家花园设计，其奢华竟可比恭亲王府，再加上胡在发家后行事张扬，这必然引起一部份人的嫉妒甚至仇视。
胡雪岩事业长期处于一种顺风顺水的状态，这使得他产生了一种侥幸的心理。
从他创业的第一天起，即使生意上遇到了拦路虎，比如资金短缺、关系无门路等情况，也被他以权谋的手腕迅速的解除了。
这样势必形成一种极强的自我膨胀感，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在他后期性格上的反映就是不听人劝告，万事继续采取冒险做法而不留后路。
第五，胡雪岩历来的经商理念具有一种冒险性的接近赌徒赌博的性质。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本事。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最终，他的“八个坛子七个盖“经商行为穿帮了，造成了他信誉的严重下滑，当阜康钱庄被人恶意兑款时，很快就形成了挤兑形势，可谓推波助澜。
最终，不可一世的胡氏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张謇的经商之路,与胡雪岩截然不同。
张謇与胡雪岩的时代相隔了30年,时代发生了更加急剧的变化,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腐败的清王朝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
虽然是科举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但张謇并没有把博取功名看做人生的目标,他的儒家经世报国情怀更迫切更真诚,他一直认为富国强民之本实在于工,而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
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走上了状元办厂、实业救国之路,别人是“学而优则仕”,他是“仕而优则商”
仕而优则商
——大绅商新式民营企业家张謇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汉族，祖籍江苏通州（今南通）。
清末状元。
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若论出身，张謇比胡雪岩与盛宣怀都“正”，他是甲午年恩科考试的状元，若论人脉，张氏也不差于胡盛二人，帝师翁同龢是他的恩师，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官场大佬都与他有交情，江苏巡抚程德全更是跟他过从甚密。
但张謇却无意于官场，而是选择“下海”办理实业，走上经商之路。
在办实业的过程中，当然张謇的官场人脉必定为他带来了不言自明的便利，然而，张謇显然比胡雪岩、盛宣怀更有商人的身份自觉与独立诉求，他愿意运用他的人脉资源，但那是用来为商人阶层谋取更独立的地位、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利益。
他所创立的“绅督商办”的管理模式，也是对盛宣怀“官督商办”的一大突破和进步，他以士绅的身份，居于官商之间，上可通官府，下可达工商，同时又负责全权办厂，从而避免了官员的插手和干涉。
他创办大生纱厂时，原本打算完全商办，但由于劝股受挫，“入股者仅畸零小数”，不得以，只好引入官股，但股东们又对“官商合办”疑虑重重，张謇告诉他们：
“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
”果然，因为有张謇在，纱厂“名虽为官商合办，一切厂务官中并未参与”。
张謇也是最早提出设立商会的倡议者之一，因为他认为官应还权于商，希望以商会分官府之权。
而在胡雪岩与盛宣怀身上，我们看不到商人的独立性，我们只看到商人对官场的臣服与逢迎、权力对商业的睥睨和干预。
然而，当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官场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固然可以收割权力的超级红利，但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旦官场重新洗牌，他们的路也就到头了。
甲午海战后，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中。
张謇深深忧患于国家的危亡、民生的苦痛，自幼饱受儒家经世哲学浸润的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投身于救国救民事业上。
站在晚清这个“历史的拐弯处”，胡雪岩与盛宣怀显然只是随波逐流者，张謇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具有胡、盛并不具备的社会关怀与政治自觉。
胡与盛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只能停留在慈善捐献的层次，张謇则自觉地致力于推动彼时国家的经济自由、社会自治与宪政转型。
他从实业赚来的利润都投入于教育、慈善、公益，二十多年来，他的公益捐献“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
张謇是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逐步成熟，其核心内容是发展现代工业，这就超越了当时盛行的重商思潮以及传统的农本思想，从而扣住了近代产业的发展脉搏。
张謇看到西方国家商业繁荣背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坚强基础，“工固农、商之枢纽”，自强御侮、富民强国的根本动力在于发展现代大工业，“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
”因此，张謇的实业救国核心是发展现代大工业，可谓扣住了时代的脉搏，认清了发展趋势。
对于如何发展现代产业，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的战略主张。
张謇生长的通海平原盛产优质棉花，却在近代横遭日本等列强掠夺。
张謇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关贸易册，发现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这使张謇痛心疾首：
“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
因此为挽回利权，保护民生，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及“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这就是张謇的“棉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
张謇产业思想并不封闭保守，他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中，以包容开放的姿态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成果。
他说：
“世界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由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
”他的企业设备、实验仪器均来自西方，外聘了一批专业人才来南通工作，全面仿效西方城市建设的理念。
他多次组织本地及全国的商品参加世界博览会，积极鼓励对外贸易。
在经营和管理上，运用现代企业的形式和经验主导型管理。
中国的工业化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发展新式工业所需的资金一直是困扰近代企业家们的首要难题，而股份制是一种最有利于汇集社会资金的企业制度。
早在1886年张謇就已了解到股份制的益处，就有过与乡邻“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兴蚕桑的想法。
他对股份制曾作过中国式的解释：
“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
……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
”表现出对股份公司推动产业发展的良好预期。
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张謇以其状元的号召力来吸引社会资金集股办厂，开始了股份制的实践。
此后，张謇兴办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这种新型的企业形式，甚至把这种制度移植到农垦、盐业、渔业等传统产业中。
相比张謇，胡雪岩创办了全国最大的钱庄,此外,他还经营丝行、茶叶、当铺、房产和药堂生意,《光绪实录》中有载,胡雪岩为丝业巨擘,主营出口,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称得当时清代的第一商人。
然而他没有投资新式的企业,在企业的布局、经营方式上没有超出传统商人的经营模式,资本的最初来源和重要来源都与官府紧密相连,官商的身份使他在从事的商业领域常常处于“垄断”的地位,是个官僚和旧式商人的结合体。
而张謇则是开办了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虽然也是科举出身,但是他的思想和意识已经比胡雪岩走得更远。
张謇的产业思想是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得他的思想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并充满了实践性。
在他的企业里,有着严格的接近现代的管理制度,为了方便运货,还修了13华里的轻便铁路,配有小火车;为了供应纱厂的原料,在长江入海处筑堤、垦牧,种植棉花。
在他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南通从一个落后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著名的新型工商业城市，变成了当时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吸引了海内外的关注和赞叹，并开启了长三角北翼广阔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同为商人,他走的经营道路和行事方式与胡雪岩迥然不同,堪称清末民初的现代企业家。
张謇的境界是胡雪岩与盛宣怀难以企及的。
毫无疑问，时代需要的不是胡雪岩与盛宣怀，而是张謇。
当然，张謇的企业管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以张謇为首的大生企业的管理阶层，包括张詧、高清、吴寄尘、张作三等基本属于商人和旧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具备系统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
他们长于实际经验，缺乏抽象理性；对本地市场敏感，却缺乏宏观长远的科学规划。
市场基础有利、经营一帆风顺使他们长期忽视资本积累、成本核算、技术更新、市场拓销等一系列企业内部管理基本规范建设。
而年轻一辈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如张孝若、张敬礼、张文潜、沈燕谋等，当时或没有获得企业经营实权，或尚未到达上层管理岗位。
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落实尚需时日。
南通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
这种精英治理体制充满了张謇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
张謇自恃个人的权威，寄望于少数精英的奋力和奉献，却始终忽视建立起有广泛公众参与管理体制，更无法改变当时主权沦丧、官场腐败、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南通的产业运行系统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不可持续性。
对此张謇晚年也不无担忧地说道：
“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虑，在将来更不免人亡政息之忧。
”这种过于依赖个人权威的体制诚然可以确保计划实施的效能，却也会导致决策失当难以预防和纠正。
胡雪岩和张謇两位大商人就接连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几十年的商海沉浮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结合,他们的“道”不同,但命运结局是相同的，他们的失败也有着共同的原因。
商人这一职业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胡雪岩和张謇也不例外,都很重视获取利润。
他支持帮助过清军筹集物资剿灭太平军,从中获利,同样因为利润可观,他竟然又敢接受太平军将士存入钱庄的财物,真可谓铤而走险;小刀会在上海闹事,他的钱庄照样财源滚滚;左宗棠大人西征,提供军款物资,向洋人借钱,别人想都不敢想,他胡雪岩却做了,而且做得又是一笔大买卖,能眼红得其他商人流口水。
再烫手的山芋,再危险的买卖,他都敢接过来,运筹帷幄,化险为夷,赚得盆满钵满。
1883年江南的生丝大战导致了胡雪岩的最终溃败。
当赢家太久了,难免自负和霸气。
然而,这一次却今非昔比大不同,胡雪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他这次是腹背受敌,他的对手除了洋人外,还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头盛宣怀，他所有商铺都纷纷倒闭,胡雪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久他在抑郁和愤怒中逝去。
在张謇的事业的黄金时代,大生纱厂的效益好、信用好,各地的银行、钱庄都争先恐后提出要给大生贷款。
张謇急于扩大经营,发展企业,贷款太多,此外,大量公益事业不但不能生“钱”,而且还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运转,贷款太多对张謇的企业形成了威胁,大生对外负债多达400万两。
就在此时,天有不测风云,棉贵纱贱,加之垦牧厂遭遇水灾,大生纱厂顿时转赢为亏,损失巨大。
大生本是张謇企业中最重要的赢利主力,一旦搁浅,等于全盘皆输。
张謇情急之下,四处向日本美国等资本家求助,也没有得到借款。
此后,各厂都已资不抵债,败局已定。
在失意和焦急中,又过了几年,73岁的张謇带着“壮志未酬”的感慨逝去。
胡雪岩是个对财富极端渴望的人,他做的好事包括既成事实后客观上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如赈灾捐赠、乐善好施,敢于与洋人斗法还有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件事情,即全力筹款作为军费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都很难排除获取利益的成分在里面。
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商界的佼佼者,可以称得上是商界的“一代枭雄”。
精明强干胆大心细,讲究职业操守,善于抓住机遇,他的许多策略和商业思维有不少珍贵的成分在里面,是同时代的很多商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直到今天也还很有价值。
张謇的产业思想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实现国富民强的坚强决心结合在一起，他的产业思想带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含着一种要急切改变现状的发展冲动。
这种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相结合意念使张謇对南通的经营不可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必然是全方位的。
张謇发展产业的目的完全超越了产业本身，他说：
“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他坦言“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
”
在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主导下，张謇的产业发展思路至其晚年已显现出冷静思考和理性谋划的不足。
张孝若评论其父：
“他认定凡自治国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
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
”大生企业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扩张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样，南通的社会建设全面铺开，几乎都要依靠大生纱厂的资金“挹注”，而这种“挹注”全凭张謇的意志，并无适应企业营运的合理规则。
一旦市场有所波动，企业会轻易被连累以致拖垮。
1922年中国棉纺织业发生行业性萧条，大生企业集团很快陷入困境，最终被债权人接管，张謇由此失去了对企业的主导权。
在分析经营失败的原因时，张謇不得不承认：
“南通实业，三五年来，因急进务广而致牵搁。
”这种救国理想引领下的“急进务广”正是南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謇有着非常浓厚的爱国情结,当时有人去了南通见识了他的杰作“南通模式”后,感慨地说:
“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上至大总统,下至小官,无不汲汲然惟求一身之安宁,一己之名利,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
表面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
惟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良药,而非过言者也。
”勤奋、踏实、呕心沥血,却仍然要失败,张謇百思不得其解,他曾把原因归结为天灾,归结为军阀混战,他悲叹“欧战告终,内战不已……;商市涸金融矣,犹挤及贫民。
”他还抱怨“金融行业的短视”导致贷款困难。
“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他是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的。
实际上,他最该抱怨的是政府。
在20世纪初,大生纱厂和其他民族产业一样,发展最迅猛的时间是在1918年至1920年间。
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商加大进入中国市场的力度,外资实力雄厚,技术先进,民族企业明显处于劣势,生存发展实是不易,作为一国之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与民争利,一遇情况危机,相对脆弱的民营企业必然会导致破产。
两人的失败有个人的因素，更是时代的悲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悲剧。
任何人的思想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存在，张謇时代中国混乱、落后、黑暗的社会局面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他救国情结主导下产业发展的非理性急进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不足，更应该由衷地赞叹他思想的精明、深邃和超前。
张謇逝世以后，胡适这样评价他：
“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虽然自古以来，不以失败论英雄，但胡适对张謇的评价还是恰当地概括了这位状元实业家的一生。
历史在不断前行,两位巨商宦海沉浮的往事,不断被后人品味琢磨。
张謇比胡雪岩晚生了30年,这30年也是晚清至民初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的30年,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进一步走向强弩之末,开眼看世界的人越来越多,民主思想的引进和民主意识的萌生,都使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张謇的思想在商业上的作为超出了他的前辈胡雪岩,堪称中国现代企业家的先驱。
毛泽东在50年代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曾强调有四个人不能够忘记,其中就有“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新时期现代企业家张瑞敏
时代的不同造就胡雪岩、张謇这两位不同时期的大商人，企业家。
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也同样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的现代企业家，张瑞敏就是其中一位。
张瑞敏，全球享有盛誉的企业家，海尔集团创始人，现任海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1984年，张瑞敏临危受命，接任当时已经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
28年创业创新，张瑞敏始终以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超前战略决策引航海尔，持续发展。
2012年，海尔集团全球营业额1631亿元。
据消费市场权威调查机构欧睿国际（Euromonitor）统计，海尔已连续四年蝉联全球白色家电第一品牌；并进入美国波士顿管理咨询公司（BCG）评选的2012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前十名，排名消费及零售类企业第一。
在海尔持续创新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张瑞敏确立的以创新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管理实践中，张瑞敏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从“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到每个人都面向市场的“市场链”管理，张瑞敏在管理领域的不断创新赢得全球管理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被写入美国哈佛商学院案例库，张瑞敏也因此成为首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
张瑞敏认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所谓成功只不过是踏准了时代的节拍。
在互联网时代，张瑞敏的管理思维再次突破传统管理的桎梏，提出并在海尔实践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人单合一双赢模式，让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通过搭建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机制平台，推进员工自主经营，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
西方管理界和实践领域对海尔和张瑞敏的创新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海尔推进的创新模式是超前的。
2012年12月，张瑞敏应邀赴西班牙IESE商学院、瑞士IMD商学院演讲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收到热烈反响。
因其在管理领域的创新成就，张瑞敏获得“全球睿智领袖精英奖”、“IMD管理思想领袖奖”，并荣获“亚洲品牌永远精神领袖奖”。
张瑞敏属于“老三届”，一毕业就分到了工厂，那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成为一名成功的管理者，但他对当时的管理却有着先天性的敏感，他认为那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缺乏信任和沟通，上下级之间没有建立起相互认同的平台。
后来他在总结时代的弊端时这样说：
“其实，被管理者最需要管理者对他的信任，反过来说，管理者也非常需要被管理者的信任。
信任，在时下已经成为人们建立合作关系的普遍话语，可在当时，提到信任无疑太过奢侈，甚至会引来麻烦。
因此，张瑞敏后来到海尔特别注重的就是管理就是人文精神
张瑞敏首先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管理。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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