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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邹振环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邹振环
日记是应用文中一种最为常用的体裁，日记是一种自我交流的形式，一般来说，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进行的创作，日记写作者（下简称“记主”）往往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抽象的读者和公众。
因此，写作日记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创作这类文献时所具有的“非公共写作”的特有心态。
但事实上就整个日记文献来说又比较复杂，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日记一般可以分为：
一为记主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如郭嵩焘《使西纪程》、曾纪泽的《曾侯日记》等；二是撰写时就准备日后发表的，如《李慈铭日记》、《曾国藩日记》等；三是不愿意公开或全部公开而死后作为遗文面世的，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张元济日记》等，四是一种日记体的文学创作，等等。
第一、二类日记很难说是在“非公共写作”的心态支配下完成的，难免故作庄重，常常少说私话和隐秘的事情，文字上也有很大的修饰和增补。
胡适从留学日记起，不但重视日记的内容，而且很注重形式，如正文引文的款式，读书札记、诗文手稿、往来书信和剪报杂件的排列方式，标点符号的用法等都很讲究，前后一致，到了一定的时候装订成册，题写封面。
1可见他也是把日记当著作来写的。
公开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史料价值，虽然其中涉及一些个人隐秘的方面固然会有曲笔和讳饰，但大量的内容还是不妨实话实说的，特别是游记、行纪，基本上都是为传世而写的，典型的如《徐霞客游记》、郭嵩焘《使西纪程》、薛福成的《四国日记》等，仍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秦瘦鸥的《劫收日记》等以日记体创作的文学，应该属于另一个范畴。
2本文所讨论的日记文献不包括用日记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关于日记，国内外的学者已从若干角度做过许多出色的研究。
1935年郁达夫曾经在《再谈日记》一文中介绍过英国研究日记的学者阿谁？
崩松倍（ArthurPonsonby）撰著的《英国日记作家》（BritishDiarists）小册子，该书作者把日记的种类分成历史、宗教、游记与牧猎、社交与文艺、军事与职业、家庭、妇孺七类。
31963年法国阿兰？
吉拉尔著有《日记和人的概念》（PUF）；1978年德罗兹出版社出版有格勒诺布尔研讨会的论文集《日记和它的文学形式》；1988年费德出版社出版有皮埃尔？
埃贝尔著《魁北克的日记，结构，演变和接受》；1988年克兰克西子午线出版社有勒内？
鲁罗《日记研究，一种蕴涵理论的素材》；1990年阿蒂埃出版社出版有皮埃尔？
帕歇著《灵魂晴雨表，日记的诞生》等。
4日本学者玉井幸助著有《日记文学概说》一书（日本国书刊行会1982年出版）颇值得重视。
该书分绪言及三篇和结语。
第一篇中国的日记；第二篇日本的日记；第三篇日记年表略。
第一篇中国的日记分三章，第一章概观，分学究与日记、历史与日记、日记的两个源头及其分流、日次的日记、日记的展开、文学的日记等六节；第二章时代的通观，分初期的日记、宜州家乘以后的日记、中国日记年表三节；第三章分类的考察，分日记的分类、中国日记分类书目两节。
第二篇日本日记分成六章，主要讨论日本日记的本质、日本日记的发生与展开、平安时代的公日记和私日记、歌合等的日记、镰仓时代以后的日记六章。
全书尽管是中日日记的综合性研究，但该书的重点是在日本日记的研究。
全书近800页，而中国日记研究部分仅占170多页，关于中国日记文学的研究，基本还属于以目录学的方法对中国日记进行一种较为系统的梳理。
目前国内关于日记文献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专门论著不多。
其中最突出的是数十年萃力研究历代日记的专家陈左高的《中国日记史略》和《历代日记谈丛》，51990年第5期《文教资料》曾推出《日记学研究专辑》，收录乐秀良等《建立中国日记学的初步构想》、张文华的《日记的真实性与体式探微》、孙继林辑《现代外国日记译作书目提要》、徐群《残简遗墨见真情——记应修人日记》、丁丁《现代日记名篇的锦集——介绍林乐齐编著的〈现代日记文学〉》等。
日记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专门文献，其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学界仍莫衷一是，其作为史料的利用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认识，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角度出发，对日记文献的分类和史料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日记文献概说
林华编著的《日记文作法讲话》一书曾为日记这样下过定义：
“记载个人日常的生活，语言，思想，行动的文字，就是日记。
”6日记是作者本人对每天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有选择的记录，因此也称为“日录”、“日历”、“日谱”、“日志”、“日谈”、“日注”、“计日”，也有称“纪略”、“纪事”、“纪实”、“偶记”、“余记”、“述略”、“日游琐识”等。
因为日记所记的重点有别，所以名称还有很多变化，如记述所游所感的日记，用的是“纪游”、“纪程”、“行记”、“游录”、“旅话”、“行程记”、“纪行录”、“纪程集”、“驿程记”、“旅行记”；读书考据日记多使用“随笔”、“笔录”、“杂录”、“笔记”、“笔略”、“载笔”、“丛谈”、“庸谈”、“札记”等名称；工作日记则称为“侍行记”、“于役志”、“扈从记”、“随使纪”等；战难日记会称为“北征录”、“备尝记”等名称。
日记一体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根据清代学者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起源于西汉说。
张荫桓认为西汉已有出使日记：
“陆生（陆贾）使越，苏武使匈奴，张骞寻河源，陈汤、甘延寿顶郅支，博征约记，史佚之耳。
”二是起源于东汉说。
俞樾认为东汉马笃伯《封禅仪记》，就已逐日记载登泰山之事，导日记的先河。
三是起源于唐代说。
唐代的确不乏日记作品，据《新唐书？
艺文志》的地理类，就有戴祚《西征记》、魏聘《使行记》、僧法盛《奉使高丽记》等。
现在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可能是唐德宗时赵一元著的《奉天录》四卷，记叙建中四年（783）太尉朱呲（三点水）搞兵变，唐德宗出奔奉天以及还都的始末，所记见闻杂感，接近于一部日记。
唐宪宗元和四年（808）李翱（772-841）作《来南录》，共840余字，排日记载其接受岭南节度使杨于陵的邀请，携妻眷从东都（今河南洛阳）往广州的行程，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累记半年。
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存于今世最早的日记文献的篇章。
薛福成当年已经指出：
“日记及纪程诸书，权舆于李习之《来南录》、欧阳修《于役志》，厥体本极简要。
”陈左高指出：
“二十多年前，江苏扬州掘到一座西汉宣帝时平民王世奉墓葬，棺内保存了十余件木牍，系具有年月日之简单日记。
作者因‘有狱事’，在狱中随手记下亲友来探监之经过。
这一王世奉《狱中日记》木牍出现，给我们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具体姓名的日记作者，有年月日的日记作品，足以印证日记溯源，推前至二千前的西汉。
”7也算是给上述张荫桓的观点提供了切实的材料依据。
日记的名称起源于何时呢？
汉刘向《新序杂事》：
“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
”后因称每日记事之册为日记。
据陈左高的研究，日记的名称作为一个整词是出现在王充的《论衡？
讥日篇》，但其所指的日记，与我们今天的日记并非同一个概念，实质上是一部“述吉凶以相戒惧”之书，有类似术士择日的记述，和后来的生活日记毫不相关。
唐代史籍中已有奉使纪行日记及史官记事日记相继萌发，但多标以异名，或曰录，或曰志，或曰行纪，或曰日历，均未用日记这一名称。
直到宋代，不少学者文人怀着书写日记的浓厚兴趣，对纪行、记游、记出使、记征战、记亲友交往等日常行止，视为自己生命不可缺少的随录，于是自觉的冠以“日记”、“日录”等字眼，《宋史？
艺文志》中就有《赵概日记》一卷，司马光《日录》三卷，王安石《舒王日录》十二卷。
在传世的北宋日记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是记贬谪生活，如欧阳修的《于役志》按日载露自己贬谪夷陵的行程。
二是记出使生活，如徐兢《使高丽录》记载1123年到高丽（朝鲜）一路上的经历和朝鲜使节酬酢情况。
三是记科举制度，如赵汴的《御试备官日记》详细记录了御试考题、点检、详定等亲身的经历，是研究宋代科举史的宝贵史料。
四是记游日记，如张礼《游城南记》。
南宋日记最多的是记游日记。
当时的记游日记的代表作，首推陆游的《入蜀记》六卷和范成大的《揽辔录》等，从两宋留下的众多的日记来看，中国日记文献已经进入了初兴的阶段。
元代九十多年，历时短暂，留存的日记较少，只有无名氏《征缅录》，记载元朝统治者和缅甸交战的史实，还有徐明善等少数几种。
这可能与元代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人采取歧视的政策，使士大夫不愿留下有关现实的文字记录。
明代帝王多标榜文治，“网罗图籍”，诏求“四方遗书”（《明史？
艺文志》）。
因此，文人武将撰日记和读日记而蔚成风气。
从洪武到嘉靖时，出征记事之作崛起，万历时期更涌现出许多长篇巨帙，所叙或涉朝章典制，或属论学谈艺，或关旅行勘探，或详园林建筑，内容广泛，行文清隽。
天启崇祯以后，明王朝由盛转衰，日记作者生于忧患，触景生情，直抒切肤之痛。
形诸日记的作家有萧士玮、朱祖文、许德士、冯梦龙、陆世仪等。
8
至清代，日记创作进入了中国文献上的鼎盛阶段，出现了不少长篇巨帙，有的超过一二百万字，所记内容非常广泛。
清代官吏，不论大小，都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
袁世凯手订的《袁氏家塾训言》对清代社会培养学生写日记的教育方面还有所反映：
“头二班诸生，各立日记一册，将逐日所习功课，及晚饭后自修所读各书，别有心得之处，详细记载，届星期六呈阅一次，藉占志趣而稽勤惰。
”9清初康熙雍正时期的盛世日记气势磅礴，名篇纷陈；另一方面是南明王朝的抗清之士排日记述抗清复明活动，乾嘉时期，学者竞写日记，堪称繁兴。
道咸时期的日记名家辈出，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可以说在散文领域内是独树一帜。
同治光绪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出现了大量的星轺日记，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张德彝、刘锡鸿等。
清代日记保存下来的甚多，有的持续时间很长，如康熙时代的詹元相（1670——1726）是个农村的秀才，徽州博物馆保存有他1699至1706年的《畏斋日记》；清末民初的徐绍桢从1890年起几乎20年“未尝或辍，有时日在兵间，亦据鞍书之，偶与门人讲学，日录且盈数十页，盖所积不啻数百本矣。
”《翁文恭公日记》前后写了47年，有二百数十万言。
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今见者起始于同治八年（1868），结束于1916年，为时近半个世纪，1927年商务印书馆有铅印本，1977年有马积高主编的标点本。
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上起同治庚午的1870年11月5日，下迄1917年10月30日，前后长达48年。
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风，1852——1942）所著的《退想斋日记》从1890年写到1942年，前后记日记51年，现存41年，有乔志强标注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清代日记中最长的可能要数郑孝胥日记，郑孝胥（1860——1938）一生79年，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的首尾相当，在此期间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的种种急剧的变化，在他56年未曾间断的日记中留下了他的亲历、亲见和亲闻。
就文献的数量来说，日记是文献山脉里最多的“富矿”。
日记文献数量巨大，尚未发现的、分散的、未印行的还有大量的留存于世，价值很高者数量还不少，这也是日记文献特别诱惑学者的地方。
钱锺书在《复堂日记序》里指出：
“简册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左右史记言动尚已。
及学者为之，见彼不舍，安此日富。
”10日记文献作为文献宝库中一种珍稀的史学资源，实在有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必要。
二、日记文献的分类
日记文献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英国学者阿谁？
崩松倍（ArthurPonsonby）在《英国日记作家》（BritishDiarists）一书中把日记的种类分成历史、宗教、游记与牧猎、社交与文艺、军事与职业、家庭、妇孺七类。
11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出版的阮无名（阿英）编选《日记文学丛选》，该书分文言卷和语体卷两部分、文言卷辑录历代名人日记18篇，作者有范成大、陆游、黄淳耀、王士祯、姚鼐、陆陇其、王壬秋等；语体卷是一部现代日记总集。
第1卷纪游日记，有陈衡哲的《北戴河一周间》、钟敬文的《海行日述》等；第2卷社会考察日记，有郭沫若的《灾区视察日记》、巴金的《京沪五日间》等；第3卷私生活日记，有周作人的《苦雨斋日记》、徐志摩的《眉轩琐语》等；第4卷读书日记，有鲁迅的《日记与夜记》、胡适《读书日记》等。
两部分书前都有编者的序记。
该书堪称是现代第一次对日记文献所作的科学分类。
方法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日记分类，20世纪80年代起，有不少学者就日记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韩少华从日记的内容出发，认为日记可以分为备忘式、记实式、随感式、研讨式四类。
12林乐齐编著有《现代作家日记》，文心出版社1989年出版，前言中对中国现代日记文学发展概貌及特点做了分析。
其分类为记事备忘日记（排日记事型）和著述立言型（志感型、描写型、报告型、笔记型）两大类。
13有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如罗以民在《日记与史学》一文中把日记划分为六类：
一写给自己看的，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二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李慈铭日记；三开始写给自己看，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的，如周作人日记，据手稿影印本，他在1949年后还修改过一次。
四是完全伪造的日记，如《希特勒日记》；五真假参半者，如袁世凯《戊戌日记》；六特定时代的违心日记和伪日记。
14也有对断代日记的内容与特点进行分类的，如冯尔康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的日记部分中，将清代日记归纳为生平日记、学术日记、差事日记和其他日记（如旅行日记）四类。
15孔祥吉等就将晚清日记分为重要政治人物日记、学者型日记、一般文人日记三种。
16而陈恭禄则将日记分为“真迹日记”与“排印日记”等。
17日本学者玉井幸助所著《日记文学概说》一书第一篇第三章为“分类的考察”，第一节专门讨论日记的分类，作者统计了550种中国日记，将这些日记分为三门六种二十类，六种日记分类为：
一、家居日记：
分日次记、回想记等；二、纪行游记：
分诸旅行记（分公役、出征、事务、观光等）、行乐游记（分一日或数日）；三、一事件的私记；四、官记？
起居注；五、随笔家集类：
分学的随笔、一般随笔（分诗文、书画、好古、诸艺、感想、杂笔等）、古典注释考证校勘、读书抄录、修养谈？
语录、教戒？
规范、一般教养书、野史杂纂、古事谈？
巷说、见闻杂录、人物评传、家集；六、创作日记。
18这一分类虽然精细，但从文献利用上却略显烦琐。
参照崩松倍、玉井幸助等人的分类，根据中国的日记文献的实际状况，笔者从便利史料利用的角度着眼，兼顾形式与内容，把中国的日记文献分成以下十四类。
1）记事备忘日记：
这是最为普遍出现的一种日记形式，此类日记数量最多。
按日记下比较重要的事情，属于流水帐似琐碎记录，作者一般较少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想。
其作用犹如吴宓所言：
“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
凡藏储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
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
”19这些日记往往保留了寻找作者思想历程的重要线索，如《鲁迅日记》等。
《张元济日记》也是比较典型的记事备忘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73万字，是作者1912——1926年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和经理工作时的记事备忘日记，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经张人凤整理，增加了1926年辞监理后的日记，1937年日记的残本和1949年参加建国后的两会日记，总字数多达85万字，并制作了人名和书名的索引，极便使用。
研究者则可以从这些流水帐式的细节描述中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体味一种触摸历史真实的快感，很多张元济的传记和出版史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过《张元济日记》。
2）工作日记：
可以分为集体工作日记和个人工作日记两类，古代的扈从日记和差事日记、近代以来的航海日志等均属于这一类。
如高士奇在康熙朝南书房行走，随同康熙东西巡幸，作有日记多种，为《松亭行纪》、《扈从东行日录》、《扈从西行日录》、《扈从纪程》等，其中除了沿途山川地理、地名由来、古迹风俗的记述，还有行程中君臣的对话和不厌其烦地记述自己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赐和感恩之情，显然他这些工作日记是希望康熙详细审读的。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至次年二月，王昶奉命到湖南处理工作后写下的《使楚丛谈》，除记录入楚后闻见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外。
还叙述了汉江、沔江、洞庭湖等泛滥的情况。
潘祖荫（1830——1890）八次派往西陵办事，写有《西陵日记》，1858年以正考官赴陕西，有《秦酋（左有车字旁）日记》等，都属于工作日记的性质。
这类日记一般比较简明扼要，有的是分条提纲式的记录一天中主要的工作情况，以备日后查考，基本上不记录自己的思想。
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潘文安的《粤桂印象》，是作者参加1936年上海工商界两广实业考察团赴粤桂考察的文言体的日记，1940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白朗著的《我们十四个》，记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者战地访问团”1939年6月中旬至9月初的访问活动，云山樵的《锁闱日记》写了1931年7月参加国民党政府官吏考试的典试工作。
这些都属于工作日记。
前不久，浦东大桥政府每天记《民情日记》受到市民的欢迎，应该也是属于集体工作日记。
3）学术考据日记：
这不是普通生活的记录，而是主要记录作者每天获取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观点。
其中包含读书日记，包括读书的提要、摘录、考证和批评。
比较典型的有董康比勘日本所藏版本异同的《书舶庸谈》；李慈铭日记中选出的读书笔记《越缦堂读书记》，也是典型的后来经过了一定加工的学术考据日记。
光绪十一年（1885）出版的谭献（1831——1901）《复堂日记》是经过其本人删润的，上半部是诗文评加读书札记的集萃，比较典型地记录了作者潜研经史百家的内容。
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绍桢的《学寿堂日记》，据吴衍慈的《跋》中称：
“书中讲明性理之学者为多，间有涉于考据词章，不过百之一二；其揽入政治时局，则千中之一而已。
”他少年时代所写的日记，索性称为“读书日表”，记录“研经史”、“习文艺”、“讲吏事”、“记出入”四项内容。
20可见主要也是读书考据。
杨昌济1896年称自己每日自课五种，读《诗经》，写诗经日记；读《通鉴》，写通鉴日记，后来白天改念《礼记》，晚上阅览《左传》；以后日课变为六项，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御批通鉴辑览》、王夫子《宋论》以及时文闱墨，另外两项是写日记和念英语，他的很多日记，是典型的学术日记。
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的清代学者林传甲的《筹笔轩读书日记》，也是记述他在1900年的读书心得。
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黄侃日记》也是一部典型的读书考据日记。
起于1913年6月20日，至于1935年10月7日（逝世前二日）。
这些日记基本上是读书生活的记载，“访书、订书、购书、理书、借书与还书、翻书、点书、抄书、评书、讲书、写书，是《日记》的中心。
”（吴永坤《附记之后》）日记按年月编排，有些时段直接以当时所读书所记载。
如“读全史日记”、“阅严辑全文日记”等等。
黄侃认为对于学者来说：
“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
”21
4）宗教人生日记：
这种日记不是生活琐事的忠实记录，而是重在思想的轨迹的叙述，灵魂光点的及时捕捉，并借此使灵魂得到慰藉。
这种日记可以举出的例子有孙奇逢的《孙征君日谱录存》，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日记，孙氏之学“以慎独为宗”（卫荣先《日谱》序引汤斌语，见《日谱》卷首），强调以体认天理为要。
日谱中有记主自我警醒之语，也有与友人及门人的问答之言。
221937年中国基督圣教书会出版的郭中一编录的《冯玉祥日记选抄》，就是从冯玉祥1920至1926年的日记中选出的有关宗教礼拜的部分，形成一本典型的宗教日记。
1936年上海三味寺出版的宽道《消闲日记》，记述一个僧人从1936年春节到5月间的日记。
1996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金满慈著、南怀瑾批点的《参禅日记》，该书记录了旅居美国多年的金满慈晚年慕道，用功坐禅，并将自己禅坐过程中生理、心理变化及学习心得作的详细日记。
5）游历探险日记：
行旅者对山川风物、人情习俗的记录。
如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共六卷。
乾道六年（1170）陆游由故乡山阴出发，赴夔州上任，沿途逐日记下他的旅行经历，详述山川风土并考订古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作者认为该书“叙次颇为雅洁，辨订亦多有根据。
”（卷六）元末宋濂《游钟山记》是1361年按行程记录的游金陵钟山的经历，作者每到一处必叙其古迹掌故；明代王稚登的《荆溪疏》，是1583年作者往游江苏宜兴南的荆溪时所作。
徐霞客的《游记》系三十年间探险旅行的实录，集中考察了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的自然状况。
明代都穆一卷本的《使西日记》是出使宁夏所作的日记。
其正德八年（1513）四月从京都出发，经河南、陕西，于六月底到达宁夏，出使途中，凡遇有山川形势，河流水道、名胜古迹、碑碣遗址、自然景观，皆亲往观览，遗闻趣事，均一一加以记录，并详加考订，如龙兴寺、望汉台、赵简子墓、比干祠、张果骑驴处、妲己梳妆台、化石、盐池等，对考古、历史地理和民俗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
23万历中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起至1586，止于1601年，主要记述他在上海附近各县游历的生活，所记各种园林花卉颇多。
王韬《扶桑游记》是他1879年出游日本的记述。
从中可见当时日本与中国文化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中日之间当时并无什么签证之类，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水平似乎要比日本士大夫要高。
1936年上海宇宙风社出版有清代学者舒白香的《游山日记》，包括《天香随笔》十卷和《天香手稿》二卷，是作者1804年游庐山的日记。
漂泊日记也属于这一类，如1928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刘复的1927年4月至11月的漂泊生活的日记。
6）使行日记（星轺日记）：
专门指外交人员、官方人员或私人在出访途中或回国后写的有关出使和考察的日记，是传统“使行文献”重要的构成。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要求出使大臣回国后完成出使游历记的规定。
《周礼？
秋官？
司寇》中称周朝就有“大小行人之官”，主要职责为四方宾客往来的外交活动，“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
”规定“小行人使适四方，所采风俗别善恶之事，各各条录，别为一书，以报上也。
”24北宋宣和五年（1123）二月至八月，徐兢以国信所提辖官身份随使高丽，归来后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全书记述了宣和奉使高丽从受诏、治装、出海，到受到接见以至回程的全过程，留下了宋代中韩外交的礼仪与交往方式的资料，成为研究宋代中韩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明朝有倪谦的《朝鲜纪事》一卷，是记录1450年奉使朝鲜纪行之作。
出使日记在晚清一般称“星轺日记”。
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的晚清，共有数十位作者留下了考察西方史地风俗的百余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驻外使领参赞等外交人员留下的“星轺日记”。
如晚清郭嵩焘的《伦敦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日记》、张德彝《航海述奇》、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等。
使行日记集中反映了晚清以来与外国交通发达后通过外交官和使行游历者眼光所获得的“天下诸国”的直接信息，如金绍城的《十八国游历日记》（收录“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续编”第21辑）记述了作者1910至1911年间考察日本、美、英、法、比利时等十八国政治制度、法律、监狱等实况。
虽然这些游历见闻的日记有的比较肤浅，有的戴着深度的有色眼镜看问题，但多少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有关西方文明和域外知识的第一手资料。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将中国人考察和研究日本的日记体著作统称为“东游日记”，他毕生收藏的“东游日记”就多达227种，其中晚清的约150种，民国的77种。
著名的“东游日记”有罗森《日本日记》、王韬《扶桑游记》、何如璋《使东述略》、傅云龙《游历日本余记》、黄庆澄《东游日记》、刘学洵《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张謇《东游日记》、盛宣怀《愚斋东游日记》、蒋黻《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学务游记》、王景禧《日游笔记》、吴汝纶《东游丛录》等，内容涉及日本的政治、商务、农业、文化、学校教育和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宝贵资料。
7）志感抒情日记：
这类日记不注重生活小事的记录，而是一种真情的实录，这在清初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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