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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叛逆女性的描写与展现《芙蓉风》与《简
于叛逆女性的描写与展现
—《芙蓉风》与《简·爱》女主人公之比较
摘要：
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里，不难发现簇拥着一批性格与命运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现象。
我们面对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性别的作者的厚重之作，从一页页散发书香的字里行间发现人物之间不可断割的血缘与亲情联系。
贵州作家郑君华先生的《芙蓉风》中女主人公时爱爱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女主人公简·爱有着相同的悲惨童年（孤儿），有相同的爱情观、友谊观，从而体现出了她们对所处的时代都有一种强烈的叛逆精神，特别是其身上张扬的强烈的人性美。
这是充溢在两部作品中魅力十足的力量，是闪耀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
这使她们跨越了时代与国界，而成为同声相应者。
把她们放到一起来比较阅读，对比个中对立相似关系，有着很诱人的趣味。
论文关键词：
芙蓉风简·爱叛逆人性爱情观
高尔基说过：
“一般来讲，文学的任务，艺术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用颜色、字句、声音、形式表现出来。
”毫无疑问，这里的“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就是指人性中一切美好的品性。
文学的存在必然要经过历史浪潮重重的淘洗，最后能稳固下来的，就一定是佳品，精品，尤其是一部小说，它是否能以一种力量的辉光，去唤起人们心底美好的情愫，也就是说，他塑造的人物是以人们希望或赞赏的生存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那这些人物就能久久地停在读者、世人的心中，并产生有效的影响，那他们就是永恒的，换言之，一部作品就能够传承于世。
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1847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经久的魅力一个多世纪以来仍然不断发散着耀目的光辉。
而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后的中国正在以同样的方式考验着一部新作，那就是郑君华先生的118万言的长篇章回小说《芙蓉风》。
在短短的几年内《芙蓉风》能在中国文坛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当代的红楼梦”、“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百科全书”、“旷世巨著”等），也正是因为作品中塑造了极具人性魅力的人物。
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里，不难发现簇拥着一批性格与命运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现象。
我们面对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性别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的厚重之作，从一页页散发书香的字里行间发现人物之间不可断割的血缘与亲情联系（在精神上的）。
当读到郑君华先生的《芙蓉风》中的女主人公时爱爱时，很容易想到了曾经“震惊了英国文坛”[1]出版于1847年的勃朗特的《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
她们有相同的悲惨童年（孤儿），有极其相似的爱情观、友谊观，从而体现出了她们对所处的时代、社会都有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她们身上体现的人性美。
这是充溢在两部作品中魅力十足的力量，是闪耀着人性真善美的辉光。
这些都使她们跨越了时代与国界，而成为同声相应者。
把她们放到一起来比较阅读，对比个中对立相似关系，有着很诱人的趣味。
《芙蓉风》是郑君华先生孕育30载，笔耕10年所成的厚重之作。
全书上、中、下三册，共118万字，却使人不得不细读。
在《芙蓉风》百余鲜活人物当中，女主人公时爱爱可谓是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而集成的结晶，是一个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叛逆女性与人性善美的集结体。
时爱爱基本上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对幸福的不懈追求者。
她所要求的是平等自由相争，是作为一名女性对完整人生的追求，是生活的真谛和人性的满足。
在《芙蓉风》中，时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
锦屏山区；芙蓉胥；广东；芙蓉胥。
贯穿这些的，就是她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和对爱情的执着。
时很小的时候就逝去了父母，成了名孤儿。
自小受人欺负，被人扔泥团，吐口水，而她唯一依靠的婶婶又待她不好，经常打骂她，当她逐渐长大了又想把她作为一株摇钱树。
按理讲她是一个无援无助的孤女，是婶婶一手带大的，对生活应该逆来顺受，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所受的欺压苦痛是应该的，反而是努力地维护着自己，寻求时机逃出山穷水恶人心狠毒的锦屏山区。
这与她性格中坚强的一面完全分不开。
这里可以从她小时候与狼的遭遇一事看出。
她说：
”……心想我要胆小呢，必要被狼吃了，胆儿一下就大了：
我也有一双眼，我就睁大黑眼同它对瞪着！
”[2]在中国，尤其是农村，狼是凶险残忍的象征，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用狼来吓小孩。
而那时的时爱爱却敢与凶残的狼对视，直到狼乖乖败退。
这足以可见时性格中的坚强与反叛。
有趣的是，英国作家夏洛蒂的《简·爱》中，女主人公简同样是一个寄养的孤女，同样的无援无助，同样是受着欺压打骂的，同样是不甘心的，同样的反抗。
面对表哥约翰·里德的无理取闹与打骂，她怒斥道：
“你这残酷的坏孩子！
你简直像个杀人犯……你象是个监工头……你就象那些罗马暴君！
”[3]并且全力与他对打了起来，给予他直接的还击。
对于刻薄而又伪善的里德太太，简直陈对她的憎恨：
“……除了约翰·里德，世界是我最恨的人就是你了。
……我就说只要一想起你就觉得恶心，你对我残酷到了可耻的地步……其实你很坏，又狠心……”[4]这样露骨的提示和痛斥使得这位小女孩有了一种“战场上的胜利者”的感觉。
她的叛逆甚至使里德太太也有些“心虚”。
而她与海伦的一番对话更让我们惊异并且赞叹于她的反叛的坚定与深刻：
“凡是对你好的人，你就对他好。
这正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如果大家老是对残酷、不公道的人百依百顺，那么那些坏家伙就更任性胡来了。
他们会什么也不惧怕，这样也就永远不会改好，反而越来越坏。
当我们无缘无故地挨了打，我们一定要狠狠地回击。
我相信我们一定得这样，——得非常非常狠，好教训那个打我们的人永远不敢再打。
”[5]
能与爱情相抗横的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就是友谊。
讴歌友谊是文学上最动人也最能表现人性力量的主题之一。
在对待友谊这一问题上，时与简在本质上是相互一致的。
对于时，最典型的当然是与史飞红的关系问题。
在时的心目中，她一直把史当成是一个朋友看待的。
应该说正是因为史飞红与时爱爱在身世上强烈的对比，才造成了时的不幸婚姻：
她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男人，与一个自己并不爱恋的废男人结婚。
没入这样的凄惨、尴尬的境地，时按理对史是恨之入骨的了。
但她没有。
她明白畸形的政治才是真正祸根。
史难产危急，时及时阻止了迷信老朽的五婆，前后忙碌，使史母女才及时脱于危险，并且还真心实意地守护着刚过危险期的飞红。
可以说，没有时的全力相助，史母女是难以保全的或者说是无法保全的。
时的宽容，爱心，升华了她的友谊，也升华了她的爱情。
友谊对于简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从小历尽艰辛饱含凌辱的简在人间地狱般的洛伍德慈善学校里与女友海伦的友谊的展现可谓是最光辉的一笔。
患病被隔离的海伦孤苦仃怜，知道自己即将“回到我永久的家——最后的家”，是多么地需要友谊与温暖呀，而这时的简确实也想方设法地在深夜偷偷地来到海伦床前，并与海伦紧紧相拥到天明。
简明知自己会被传染，但她一点都没有犹豫，却是用自己小小的身躯为小海伦的“远行”做一次深深的饯别。
她把友谊看得太重要了。
她曾给善良的海伦表白过：
“为了博得你或者谭波尔小姐的或者随便哪个我真正爱着的人的欢心，我会心甘情愿让我的手臂被折断，或者让牛角把我挑起来，或者站到尥蹶子的马后面去，让它用蹄子踢我的前胸……”[6]友谊在时与简身上达到一种高度，为了真挚的友谊而视自身利益、甚至生命于不顾。
如果说对待友谊的相同观点让时与简跨越了百年时空阻隔相互认识了，那么她们的爱情观可谓是让她相知相悦了。
爱情历来都是文学世界中竭力表现也永恒讴歌的主题。
这不仅因为爱情是人一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还是展现人物形象最有力的载体。
时与简的爱情的真诚性、自主性，使得这两位女人站到了一起。
爱是真诚的。
时从小在锦屏山区吃尽了人间苦痛，受尽了种种责难与漫骂，无依无靠，亲人如仇人。
她带着赤裸裸的目的来到芙蓉胥，其实就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换句话说，就是想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她美艳聪明善良，正值青春年华，恰是爱与被爱的季节。
她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个女人，就如久旱的大地渴望圣洁的雨露一样渴望着爱。
在芙蓉胥，年青有为的柳载春自然成了她梦中的白马王子。
她的爱是赤裸裸的，可时代的无情无理也是赤裸裸的。
正当她欲往那温馨的港湾停下早已疲惫的双桨时，却狂风大作，畸形的政治作弄了她。
无依无靠的时只能任人摆布，眼真真看着真爱的男人走远，而自己却进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洞房。
只能是自怜自叹命运的不公了，但她是十分理解柳的。
这理解是以真诚为基础的。
虽然各奔一方，但柳载春的音容笑貌，柳载春的好，无时不刻不呈现在时爱爱的脑海里。
时爱爱篾视世俗，常寻求机会与柳载春在一起，向他表白自己的爱。
与柳载春街上吃面，竟被老板娘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说得心花怒放，好不幸福。
她理解柳载春：
“你是一个矛盾人：
心里有着，不敢承认说有。
你是一个两面人，心里这样想，口里却偏偏只能那样说。
心口不能一致，使我也为你感到累乏，感到可怜。
”[7]她认为所谓的“贞节道德”：
“太悖人伦。
扭曲人性！
自己原该是载春娇妻，载春也最爱自己，两情相爱，才是最应该在一起的！
”[8]柳载春被杨挺梁打伤后，她俨然家庭主妇，行起了妻子（应该说在她意识里自己已早是柳的妻子了）之责，床前床后，屋内屋外，照顾饮食，可谓悉心周全，心真意切。
弄得郎中三碗水不得不问：
“谁是他媳妇？
”柳苦恼于文革造反派争权斗人，惟恐被人抓斗。
时爱爱也心急如焚，不过却沉着冷静，为柳出谋划策，精心安排他到了锦屏山自己叔婶家去避难。
一个多月的关心与陪伴，亦足见她的贴心贴意了。
新时期的到来如冲破乌云重压的太阳又重新释放出灿烂的光芒。
那“活活把别人青春、前途、爱情都变得弯弯曲曲……什么人的本心、本性都被割丢了！
都糊糊涂涂，煎煎熬熬”[9]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世道人心变得有“人气”了，广大农民又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发家致富、渴望幸福生活使得他们有胆识、有主见、有魄力去开拓创新。
时爱爱成了一个时代的典型，她为了让自己在新时期里找到一种“优势”，并凭借这一“优势”夺回曾经应该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在两年的艰辛奔波闯荡中，她更加明白“要讨回当初没有现在才有的公道”，并对“公道”有了深刻的认识把握。
她说：
“这公道就是不靠外面条件，只靠本人的平等自由相争，这平等自由的相争不能一头由外面的力量撑着，另一头由外面的力量压着！
”[10]这一番披肝沥胆的倾述和着那赤裸裸的表白，无疑把她对柳的真诚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的真诚大胆到近乎狂妄的地步，她只在乎她的内心，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而不管任何其他人如何看待。
“两面人”柳载春作为一个“舍得丢美人舍不得丢前程的幻想家”，柳聆的许诺给了他无尽的希望。
为前程计，他拒绝了时爱爱去广东的邀请，时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理解柳载春，对柳的顽固选择她十分尊重，另外她一再告诫柳一定要廉洁为民，身居要位，万不可贪财。
足见她心品高洁，对柳的真心诚意。
翻阅《芙蓉风》与《简·爱》，很容易便看出两部小说在展现人性的真实，张扬人性，以及男女之间美好真挚的爱情上是相互一致的。
这使得两部作品都有了一种经久的魅力。
追求真善美乃人之本性，也正是两部作品所热情讴歌的所在。
翻开《简·爱》时，女主人公简与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真诚爱情如甘美无比的琼浆汩汩溢出，展现在读者面前，随处可见，与《芙蓉风》中时爱爱所不同的是，简少去了畸形政治的重压与扭曲，她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完成自己的每一个意愿，即便是很艰难，但留下的是自己真实的足迹。
时爱爱却不一样，她走的路不得不呈现出弯弯曲曲的形状，她与柳的爱情之路在特定的环境中显得更加漫长而艰辛，因为他们的路不是单靠自己的感情意志所铺设的。
与时相比，简自由得多。
因此，她与罗的爱情就少去了许多掩饰，少去了隐蔽，而有的只是两的的坦白真诚相待。
时与柳历史政治的转型来创造条件，简与罗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等待。
当罗切斯特终于感到请求简嫁给他的心愿已不可遏止时，那种心急如焚却并没有很快打消简的疑虑，简不相信罗是真诚的爱她，而简是很希望罗是真的爱她，就像她真诚地对待罗切斯特一样。
最终罗被简的语言态度激怒了，他变得狂热起来，他们之间的对话也达到了高潮。
罗说：
“你这古怪的，你这几乎不像是尘世的小东西！
我爱你像爱自己的心肝。
你——尽管又贫穷又低微，既不美又矮小，——我还是要请求你答应我做你的丈夫。
”、“你在折磨我！
你那种寻根究底然而又忠实、宽厚的目光，简直是在折磨我！
”简开始有些相信他，说道：
“我怎么会折磨你呢？
只要你是真心，你的求婚是当真的，我对你只能一住情深，满怀感激，而决不会是折磨你。
” [11]罗真心起誓，简答应嫁给他，两颗坦诚的心终于贴在一起了，这是历经苦难的、必然的融合。
爱情的火花因为真诚心灵的撞击更显出耀目的光彩，使人不能不为之感动、赞叹。
身着婚纱的简与罗切斯特一起走进了教堂，接受那神圣的洗礼。
此时简的内心是多么的幸福与甜蜜，对美好的未来几多憧憬，这是经历黎明的黑暗后看到凌晨的曙光的幸福。
可梅森的出现导致真象大白：
罗切斯特的结发妻子还活在世上，并且就住在桑菲尔德。
婚礼被迫停止。
之后，罗真诚地向简忏悔，把自己的真正婚历原原来来地告诉了简。
简虽然同情、理解了罗的苦衷，但她绝不愿留下做罗的情人。
正是因为她深爱着他，简需要的是光明磊落的婚姻，是平等高洁的爱情，不是为个人私欲而苟且寻乐。
她向罗坦白道，她必须离开桑菲尔德，并指出：
“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今天早上自己也承认的事实。
要是我像你希望的那样根你一起生活，那我就成了你的情妇。
不这样说就是有意诡辩，——是说谎。
”[12]简的义无反顾，简的坚定不移恰好有力地证明了她那圣洁的爱，真诚的心。
在两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小说的对比中，笔者还获得了另一重要发现，那就女主人公时与简的爱情观不仅要求平等、自由、真诚、自主，而且还表现出另一可贵的特质：
奉献。
“现实的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自我需要和他人需要、群体需要、社会需要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着的价值网络，彼此之间的需要的满足往往是以相互之间的奉献为后盾的。
”[13]追求物质财富并不是人类的终级目标，充其量只是人类实现身价值的一种手段。
物质财富对人类生活固然相当重要，但也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人类另一重大的现实追求乃是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
为了真诚的爱情，通过一种建设性的、令人赞叹的方式去作出奉献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也就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马克思曾指出：
“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这是相当精辟的概括。
命运给时作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安排，但她并没有束手就范，而是勇敢地荡起人生之桨，奋击在生活的狂风巨澜之中。
为寻求一种崭新并且有意义的生活，时颇有胆识地南下，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搏击风浪，终于成了一名女强人。
经济的独立，物质享受的充溢，并没有让时也浮躁起来。
“改革开放使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创造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人性的发展获得更大更开阔的空间，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人性恶的一面也带了出来。
”[14]在利欲倾心，拜金主义陡长的复杂环境中，很多人自甘沉沦，丧失人性，一味追求物质利益享受。
但时却表现得有些超凡脱俗，柳载春仍然在她心目中占据着最多的位置，依然是她的白马王子。
柳因畸形的政治才不得不过畸形的生活。
他艰难地在真爱的时与不真爱的史飞红之间周旋，不得不成了“两面人”。
而仕途的不顺，家庭婚姻的羁绊，使他陷入窘迫之中。
当柳尝透了宦途的酸涩苦辣，又妻离女散，他便下决心丢掉官儿，正如杨火秋所说变得“爱人、事业、媳妇、官职、前程、名声、女儿……都像不归你了！
真是丢得光光，成无产阶级了！
”[15]的确，柳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了，如同遭了一场浩劫，但这浩劫又来得好，使得柳载春的所有羁绊同时得以解脱，反而显得轻松了。
而这时身为百万富翁的时代弄潮儿时急切地回到两手空空的柳身边，奉献出自己真挚浓烈的爱。
这奉献就如一道亮丽的光环镶在时与柳的爱情上，使他们得以走进“迟到的新婚”的殿堂，共同开创美好的新生活。
中国有句俗语叫有情人终成着属。
同样是遭受浩劫的罗切斯特，同样得到了伊人真爱的奉献。
桑菲尔德在一夜之间化为一片废墟，罗双目失明，真正地人财俱空。
可以想见他对生活是何等地绝望。
可正是这场大火烧掉了他幸福道路上的唯一羁绊，结发妻子和桑菲尔德府一齐化为乌有，但这却让好心的罗切斯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此时的简刚继承了一大批遗产，“自己可以替自己做主。
”可正是这时的简，听到桑园的遭遇后，连夜马不停蹄地赶到桑园，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带给灾难中的罗切斯特以惊人的喜讯，奉献给灾难中几乎绝望的罗切斯特以真诚的爱，她的行为有力地证实了她曾经对罗的表白：
“你的心灵是我的宝库，即使它崩溃了，也仍旧是我的宝库。
要是你发了狂，抱住你的将是我的胳膊，而不是给疯人穿的紧身衣。
——我会永远看不厌地凝视你的双眼，尽管它们已不再显出一丝认识我的目光。
”[16]读来激动人心，真正可歌可泣。
时与简在精神上走到了一起，自己无私的奉献伴着真爱一并踏入了新生活的大门。
这正是美好人性的张扬，正是对美好人性的讴歌，两部作品达到了一致。
在两位女住人公的身上还体现出一种先进性。
她们的叛逆不是一种盲目的反抗，而是为了越出愚昧和后进状态的一种奋争，因而具有超越世俗的一种先进性。
这是与作者郑君华和夏·勃朗特的文艺观及艺术思想倾向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人类社会得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主体的结论。
一种正确的、先进的文艺观必然是关注大多数的生活和命运、必然要经过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地的典型刻画和描绘，调动起他们作为历史主人公的创造精神。
改变不合理的荒诞的甚至于处于异化状态下的生存状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而描写社会发展规律正是作家的天职，作家往往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达到此目的。
《芙蓉风》与《简·爱》正是做了这一点。
“历史大变动时期，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地位、社会角度的及社会职能经过调整和变化必然表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质态。
”[17]时的竞争意识、时代感、她的奋斗、拼搏，都体现了她的先进性。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到，时就表现得相当活跃，走在乡人的前头：
联产承包，个体经营，带动柳载春一起下海经商，去往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广东是新生关系的先进地域，她到那里去搏击，就意味着贴近时代，代表着一种最先进的追求。
她演绎着新的思维，跟着改革的步伐，走得铿锵有力。
她是一个典型，正是有了像她这样的一群人的拓新，改革开放才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果。
作者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倡导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精神意向，从而有利地展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人与人之间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简却把真爱置于金钱之上，挑战世俗，挑战社会，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一种新的质态，显现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两部作品同时赋予了女主人公的先进性，实为可贵。
时与简的友谊观、爱情观以及她们的先进性，鲜明地体现出她们的叛逆性，她们反叛抗争的是社会对人们精神的压制和歧视，孜孜以求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和作为人的平等权利，这使其成为了典型。
而她们并非是社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相反是代表了社会前进的一种姿态，正是这一批人，不管是在经济基础，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她们是叛逆的，却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社会的主流。
因此作品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文学艺术领域任何根本性问题都可归结为对人的理解，……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事实上必需以人性为依据。
”[18]《简·爱》的传承于世与《芙蓉风》在短时期内得到的众多好评无疑证实了这一点。
真善美总是人们热情向往与不懈追求的，是一种永恒。
这种永恒在两部作品中得到了作者尽情的讴歌与颂扬，达到了真正的深刻。
杨文虎先生认为：
“深刻是建立于在传统中确立的成世不移的人生真理和处世智慧上的，它更多地体现在对恶的洞察和对恶的社会生活实际作用的清醒评估之中，而不是对善的顶礼膜拜和廉价赞美上。
”[19]中国作家郑君华和英国作家夏洛蒂正是站在传统与历史的高度上，在对社会现实生活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得以契合，完成了对真善美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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