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doc

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doc

《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doc（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浅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

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

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

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

（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

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

（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着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着，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

（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

（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

（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

（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

（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

（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

（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

（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

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着”的问世。

这些论着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

（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

（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

（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

（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

（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

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

（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

（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

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

（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

（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科体系不健全。

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

（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

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

（三）研究水平不高。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

（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

（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

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

（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

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

（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

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

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

（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

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

（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

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着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

（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

（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

（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

（二）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

（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

（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

（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

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文革”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

（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

（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

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