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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海上霸权与世界政治的逻辑
俄罗斯、海上霸权与世界政治的逻辑：
一种历史解读
梅然
2012-08-3109:
23:
57 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1年6期
作者简介：
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关于大国兴衰的动因，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这两大国家单元构成的“陆海性权力格局”为视角，存在两大历史现象或“历史经验”：
自19世纪以来，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会遭受大失败的结局；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外的主要强国的崛起都是在前两者相互对抗的背景下发生的。
其背后的政治机理也适用于解释晚清时代至今的中国，对于处理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不无战略借鉴意义。
关键词：
大国兴衰俄罗斯海上霸权国家中国崛起
世界政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
对于大国兴衰存亡或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动因，现有的一般性或理论性解释举不胜举。
研讨大国的兴衰，地理空间中的权力分布是一个基本的视角或起点：
马汉强调海权的作用；麦金德强调现代技术背景下陆权影响力的上升，尤其是控制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后来他改称为心脏地带）所具有的意义；斯皮克曼等人则强调控制其他地区（比如“边缘地带”、环北极地区和中亚）的重要性；还有学者强调权力在国际体系的中心或侧翼位置上的分布所具有的战略影响。
①尽管如此，这些解释仍远未穷尽相关的思维空间。
尤其是，在“理论抽象”的过程中，很多历史片段不可避免地会被遗漏、忽视甚至抛弃。
因此，如果对历史有着更多的直接省思，我们仍可能体察出更多的线索，即便它们依托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只能被定性为历史性经验，而非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自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以来，俄罗斯帝国与西欧世界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发挥，可视为两个相对独立并且都对全球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进程。
它们也深刻影响了全球范围内权力分布的格局：
俄罗斯成为横亘亚欧大陆的顶级陆上强权；西欧或跨北大西洋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总体影响力则更胜一筹，在海洋上更堪称主宰，从中诞生了多个海上霸权国家。
由此而生的是这两大国家单元构成的“陆海性国际权力格局”。
基于对该格局以及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观察，可以发现两个鲜被提及的历史现象，其背后蕴含着可解释大国兴衰的特定机理。
以上述权力格局为视角，这两个现象分别是：
（1）自19世纪以来，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会遭受大失败的结局。
（2）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外的主要强国的崛起都是在前两者相互对抗的背景下发生的。
②
在本文中，“大失败”指的是国家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国身份、独立地位和领土完整在不同程度上的丧失。
“崛起”则指成为或恢复为世界强国。
③“俄罗斯”指的是昔日的沙皇俄国、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联邦。
“海上霸权国家”指的是英国和美国。
这两个国家通常被认为自19世纪至今先后享有“霸权国家”地位。
不论“霸权国家”如何定义，也不论历史上的英国是否可被视为真正的霸权国家，它们无疑是两百年以来海上霸权的先后把持者。
在大国兴衰问题上，这两个历史现象都属于“重复性”现象，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规律”，或是可以解释不同时空中的类似现象的“根本动因”。
不无夸张地讲，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归根结底针对的都是不同程度和层次上的重复性现象。
“特例”或“个案”引起理论家们的注意，通常是由于它们与重复性现象的鲜明反差暴露了对于后者的先前解释的缺陷。
本文的主要目的如次：
首先，明确提出上述两个历史现象的存在；其次，解释这两个现象得以存在的基本动因；再者，评价这两个现象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
对于16世纪-19世纪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进程的研究，一直具有程度不同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
这种欧洲中心论首先是“西欧中心论”。
“西欧中心论”并非完全不合理。
毕竟，该时期在西欧世界内部发生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演进，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欧人的海外殖民和商业扩张，是全球变迁的主要动力。
“西欧中心论”或多或少会将其他地区的变迁及其影响边缘化。
不过，在该时期的大多数时间中，中国的明清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非欧洲的主要政治力量是内向、保守和被动的，而且处于持续的衰落之中，这与西欧力量在全球的进攻势头形成了鲜明对比。
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该时期全球历史进程中的恒定主角。
但是，在“西欧中心论”背景下的历史记述中，对另一个强权即俄罗斯或多或少的边缘化则不尽合理。
通过长达数个世纪在亚欧大陆的扩张进程，俄罗斯在其帝国时代成长为世界上领土最辽阔和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大国。
与西欧的海外扩张相比，俄罗斯扩张的不同不仅在于它主要是大陆性领土扩张，是将陆上边界朝多个方向的推延，也在于就动机、主导力量和手段而言，它更类似于先前历史上的帝国扩张。
在该扩张的基本动机中，领土崇拜、不安全感以及对帝国和统治者威望的追求更为突出。
诚然，财富也是一个重要目标。
但是，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更侧重于通过占领和掠夺来“直接”攫取财富，而非通过利用和拓展贸易和投资空间而间接获利。
④与此相关，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更多地体现了君主个人的雄心和军事机器的征服作用。
“如同其他的大帝国，俄罗斯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一个足以推行历史上的最大领土扩张的军事机器”，⑤造就了一个横亘亚欧大陆的强国甚至超级强国。
而且，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俄罗斯一直未与西方强国或周边的其他新兴力量有着良好整合或牢固合作，冲突和对抗更多的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题。
到了一战之后，依托广袤资源的大规模工业化令俄罗斯帝国的承继者苏联成为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但它在长达80年的时间中也大多处于与其他强国的抗衡状态。
因此，在16世纪-19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宜将俄罗斯帝国的兴起与西欧世界的兴起，视为两个虽互有作用但相对独立、而且都对全球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进程。
换言之，两者实为该历史时期的全球政治中两个最重要的主题。
尽管如此，与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不同，西欧世界的扩张具有更强的资本驱动、社会参与、贸易—投资导向和全球性的特征。
这一扩张进程打造出了西欧世界及其承继者欧美世界在海洋上的绝对优势，它既体现在海洋商业和航运业领域，也体现在作为前者的一大政治保障的海军或海权方面。
作为强国之间尤其是欧美世界内部竞争的一个结果，海上霸权国家不免涌现。
⑥在本文中，海上霸权国家指近现代史上的这类国家：
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或一流的海军力量，并以此为依托控制了至少若干关键海域或其中的“支柱性”海域。
基于在贸易、航运和对陆力量投射方面的重要性，这类海域主要包括西欧沿海、地中海、北美沿海和加勒比海域、南非近海、北印度洋和西太平洋。
⑦从16世纪至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在不同时期具有海上霸权国家的地位（它们所控制的支柱性海域也不尽相同）。
⑧
在19世纪后期之前的数百年中，欧洲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的海上贸易和航运活动的绝对枢纽或集散地，海军强国也都是西欧国家。
如果某个海上强国控制了欧洲海域尤其是西欧海域（尤其是从北海到直布罗陀一线），即在该地区拥有其他国家（即便它们联合起来）难以匹敌的海军力量优势，它就近于或等于成为海上霸权国家。
首先，能够控制西欧海域意味着该国拥有首屈一指的海军实力；更重要的是，就战略地位而言，西欧海域堪称其他任何海域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支柱性海域。
其次，控制了西欧海域，也就可能间接控制其他重要海域：
一个国家若拥有上述力量优势，通过阻截欧洲敌国的舰队向海外调动，或通过海上封锁甚至对陆两栖攻击等迫使敌国将海军主力留置本土，或通过决定性战役歼灭敌国舰队主力，它就可能明显缓解甚至消除敌国海军在欧洲之外海域造成的威胁，从而获得或巩固本国对这些海域的控制。
在来自欧洲的海上霸权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曾对西欧海域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英国则堪称典范。
通过在欧洲海域保持强大舰队从而间接控制其他海域，在这方面英国人表现出了更强的自觉性。
⑨
自19世纪后期起，随着北美和远东地区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明显上升，随着美国和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兼海上强国，欧洲不再堪称全球海上贸易和航运的绝对枢纽或重心。
此时，即便一个国家控制了欧洲海域，对于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难比先前，也难说可延展为对其他海域的控制权。
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是出于加强本土安全的需要，英国更多地将其舰船尤其是主力舰集中到欧洲海域，其海外舰队的实力明显下降。
在远东地区，英国的海上力量更可以说形同虚设。
在太平洋地区，日本和美国在海军力量上已经超越英国；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域，美国则拥有明显的海上优势。
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二战时期。
但是，从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英国仍是世界上海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欧洲海域仍是最重要的海域，而英国依然保有对该海域的控制权；同时，英国还大体控制着南非近海和北印度洋。
因此，根据海上霸权国家的定义，英国仍可被视为该时期的一个海上霸权国家。
此外，鉴于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对西太平洋地区所具有的威慑力，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陡然成为海军力量最强国，美国也可被看做20世纪初至二战时期的一个海上霸权国家。
⑩自二战结束至今，鉴于其海军的超强地位及其对世界关键海域的控制能力，美国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的海上霸权国家。
（11）
综上所述，占据欧亚大陆中枢位置的陆上强权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海陆相映，是19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的一个基本格局。
该格局对其他强国的兴衰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体现正是本文开头指出的两大历史现象。
俄罗斯、海上霸权与强国的衰落
围绕大国的兴衰，以俄罗斯与海上霸权国家这一对国家单元为视角，本文指出的第一个历史现象是：
自19世纪以来，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英国或美国）同时陷入对抗而又未能及时改变的主要强国都遭受了大失败的结局。
“对抗”以国家间的军事竞争为主要维度，涵盖如下两种情形：
（1）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2）即便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但至少有一方认定对方是本方的现实而非潜在敌手，与对方开战具有较高的现实可能性，并为此将大量资源用于针对对方的备战和威慑。
简便起见，下文将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对抗的主要强国称为“双对抗强国”。
19世纪以来这类国家有：
18世纪末至1815年（个别时间除外）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初至一战时期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5年的纳粹德国、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5年（除去日苏中立条约的存续时间）的纳粹德国和日本。
（12）一战和一战前夕的奥匈帝国、二战和二战前夕的意大利也可视为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
它们通常也被看成当时欧洲体系中的强国。
不过，鉴于它们在国力上相对于同时代其他欧洲强国的弱势，它们其实分别是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的“小伙伴”，谈不上是对抗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首要国家，本文暂不将它们作为“主要强国”看待。
不过下文对双对抗强国为何失败的论述仍大体适合这两个国家。
为什么19世纪以来的双对抗强国都遭受了大失败?
显见的一个原因是，就国力（按人口和主要经济资源衡量）而言，这些双对抗强国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它们在同时对抗后者的斗争中很可能力不从心，并遭受重大失败。
拿破仑法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国力抵不上同时期英国和俄罗斯的国力的总和（即便不将一战后期才参战的美国计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国力则与同时期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国力总和相差甚远。
（13）固然，双对抗强国绝非完全依靠一己之力，它们在多数时候都拥有盟国或可从境外或占领区获得资源。
但是，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也拥有此种便利。
而且，即便将盟国或来自境外的资源算上，双对抗强国的国力也不比同时期的海上霸权国家和俄罗斯。
双对抗强国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它们都处于两线应敌的不利境地，这加剧了在资源使用上的困境。
亚欧大陆及其沿海一直是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也是强国的传统富集之地。
俄罗斯自西至东横亘于亚欧大陆之上，海上霸权国家英国和美国则位于亚欧大陆的边缘或彼岸。
因此，同时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对抗的强国很可能位于前两者之间，上述双对抗强国皆是如此。
这样，它们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同时敌对，必然迫使它们至少面临两线应敌的局面：
难以将资源尤其是军事资源集中，更有效率地运用于某一大战略方向上，不易对至少某一方向上的对手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或者，它们因将主要资源用于某一战略方向上而顾此失彼。
如果一国拥有充沛的国力，它就能够应对两线应敌的局面，虽然两线应敌仍会消极影响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战中同时应对欧洲和亚太战场的美国即是如此。
但是，四个双对抗强国都不具备相对于两大对手的国力优势。
这样，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下，它们不得不明显地受制于两线应敌局面下资源使用的弱点，而战时军事压力的空前上升，愈发彰显该弱点的不利甚至致命影响。
在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的大部分时间中，拿破仑法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分别既在陆上战场的东线与俄罗斯交战，又在西线和海上或海外与英国或英美对垒，这种对资源的分散使用是它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已与美英作战数年的日本又遭到了来自苏联的攻击。
此时，日本已将主要资源几近耗尽在太平洋上，对苏联的陆上进攻近乎无力抵抗。
这陡然加剧了其困境，是促使它无条件投降的重要原因。
（14）
与双对抗强国对垒的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则较少面临两线应敌局面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和英国分别主要在中东欧和欧洲大西洋沿岸与法国为敌，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总体未与其他强国对抗。
虽然英国曾发动第二次北美战争，但它持续时间甚短。
英国也曾在海外动用武力侵夺法国或其附庸国的利益，但这也未占用英国的很多军事资源。
由于拿破仑将主要资源用于欧洲，而英国的海上封锁也限制了法国一方增援海外，英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总体上未遇有力抵抗，从而明显掣肘英国对欧洲地区的资源投入。
在英俄协约达成至一战期间，俄罗斯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聚焦于它的西部和西南方向，英国则主要关注德国在欧洲西线构成的海陆威胁。
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二战期间，苏联一度面临德日在东西两翼的双重威胁，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日苏中立条约多少缓和了这一局面。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苏联不再需要担心日本出兵远东地区，可以集中力量迎战纳粹德国。
在轴心国的挑战面前，英国和美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两线应敌的局面：
英国要在东方应对日本，在欧洲应对德意；美国要向西应对日本，向东应对欧洲的轴心国家。
但是，在缅甸陷落后，英国在亚洲大体奉行消极防御，欧洲地区是其军事资源投入的绝对重心所在。
至于美国，虽然它确实在两线应敌，但其超强的国力足以使它在两个战区都投入对手难以匹敌的浩大资源，包括向盟国提供大量的援助。
双对抗强国面临的另一挑战是，由于它们同时与海上霸权国家和俄罗斯对抗，后两者很可能建立针对它们的同盟或其他形式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相互间的战略协调。
其结果，拿破仑法国得面对俄罗斯和英国参加的反法同盟，德意志帝国得面对有俄罗斯和英国参加的协约国体系，而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则更要面对苏联、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反轴心国同盟。
其实，任何一个双对抗强国都是典型的“中心强国”，即在两个相对立的地理方向或更多方向上与其他强国对峙的强国。
与“侧翼强国”相比，中心强国面临更多的由其地理位置带来的战略性弱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它们更可能两线或多线应敌，其敌人更可能携手合作。
（15）拿破仑法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境遇都说明了这一点。
固然，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之间距离相对遥远。
但是，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对于双方作为盟友而在最高决策层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包括首脑会晤），地理距离给信息传递造成的不便明显降低。
而且，鉴于海上霸权国家对大洋区域的海上和空中交通的较强控制力，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战时人员和物资往来也获得了重要保障，双对抗强国与其海外盟国的这类联系则面临巨大挑战。
（16）
双对抗强国面临的另一不利是，它们不仅是两线应敌，而且在海洋和陆地两个地理空间中都投入了或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
俄罗斯是典型的大陆强国，海上霸权国家则是海洋的主宰者。
与此相关，四个双对抗强国对于海权和陆权都有着不菲即便不是对等的资源投入。
但是，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在地理上有着明显不同的适用空间，尤其是在空中力量崛起之前。
在四个双对抗强国存在的时代，即便是空中力量得到广泛运用的二战期间，海上力量的对陆火力攻击和陆上力量的对海火力攻击基本上还局限于近海陆地或近陆海域，海上力量对内陆地区、陆上力量对大洋深处都不具备甚至根本没有打击能力。
跨海登陆行动是海陆力量密切协同的重要体现。
但是，在以上四个双对抗强国中，除了日本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拿破仑法国和纳粹德国曾谋划对英国发动两栖入侵，但均未实施。
总体而言，双对抗强国既对海陆分别有着不菲的资源投入，又不能将海陆资源相对自由地转用于海陆之间。
一方面，这进一步限制了它们的资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鉴于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联合起来所享有的力量优势，以及俄罗斯在陆上力量（主要在数量上）和海上霸权国家在海上力量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使双对抗强国难以在陆上对俄罗斯、在海上对海上霸权国家拥有至少数量上的军事优势。
就海陆分配的影响而言，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情况要更好些。
在二战和二战之前，俄罗斯可以说一直是一个倾力于陆权的国家，海洋没有分散它的多少精力，它与双对抗强国的斗争都主要基于陆上空间。
（17）在应对双对抗强国时，英国和美国则在海陆两个方向上都投入了众多资源。
它们不仅维持着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拥有强大的陆上力量。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海上霸权国家对陆权有大规模投入时，它们常常已稳固地统治海洋或拥有海权“富余”，比如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的英国和二战中后期的美国。
此时，它们将大量资源投向陆地是对自身资源的更充分利用，也是对俄罗斯的更积极协助，有利于在海陆方面都获得针对双对抗强国的优势。
另外，在实施两栖登陆行动方面，海上霸权国家总体上也比那些双对抗强国做得更多和更好，这也有利于它们更有效率地在海陆间协同使用海陆力量。
双对抗强国可能遭遇的另一问题是，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限制本国或他国对双对抗强国输出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从而抑制后者的经济和军事能力。
俄罗斯堪称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曾是欧洲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一战后更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和科技强国之一。
英国和美国在其握有海上霸权的时代，则在工业、贸易、金融和科技领域举足轻重甚至居于主导地位；而且，美国和英帝国的殖民地也是农矿产品的重要输出地。
因此，如果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同时限制本国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对双对抗强国的输出，后者很可能面临程度不同的困境。
这种限制在双方交战时势所必然，在双方尚处于和平但呈现对抗的局面下也可能存在。
对于历史上的四个双对抗强国，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都曾在战时严厉限制本国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的输出。
除了大体上一直与英国和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的拿破仑法国，其他三个双对抗强国都曾经历“和平的双对抗阶段”，比如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发生之前，纳粹德国在二战发生之前，以及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都曾面临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输出本国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的限制，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包括禁运石油和废旧钢铁等战略物资。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所以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外交成功，除了它使德国得以暂避两线作战的风险，也在于它使德国从苏联获得大量战略资源，但德国入侵苏联令苏德经贸关系完全断绝。
（18）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还可限制他国相关资源对双对抗强国的输出，最有力的手段莫过于对跨国运输进行阻截。
战争期间，海上霸权国家依靠强大的海权而实施海上封锁。
（19）该封锁加剧了双对抗强国在资源供给方面的困境。
反过来，对于来自这四个双对抗强国的经济、军备和技术资源，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的依赖度总体上相对较小；它们对于他国相关资源的依赖度也小于双对抗强国。
而且，由于海上霸权国家大体控制着海洋，它们和作为其伙伴的俄罗斯仍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或从他国获得资源。
在一战和二战中，德国潜艇在海洋上对敌国的运输构成了巨大威胁。
但是，后者并未因此而瘫痪，并随着反潜战的加强而迎来转机。
尽管双对抗强国面临上述诸多不利，但并不表明它们必然失败。
它们可通过外交手段笼络或尽快击垮俄罗斯和海上霸权国家中的一方或两方，而终结后者与自己的对抗。
就军事手段而言，双对抗强国虽然难以摆脱在资源总量上的劣势，但仍可通过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而赢得速胜对手的机会。
比如，它们可选择击败对手的“最短路径”（击垮英国的最短路径就是在英国登陆），它们可打造一支专业素养和指挥机制强于对手的军事力量，它们可奉行更具突然性和机动性的作战方式。
四个双对抗强国都曾如此行事，并取得了某些成功。
拿破仑法国曾打算实现对英国的跨海入侵，1812年又力图征服俄罗斯，但在1807年曾通过提尔西特条约与俄罗斯达成了或可维持更长时间的和平。
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前不时地谋求重建德俄合作，同时也在争取英国在未来欧战中保持中立；在一战中，它企望通过施利芬计划迅速终结欧洲西线的战事，1915年又打算集中力量击垮俄罗斯，并倚仗军事胜利在1917年迫使俄罗斯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并退出大战。
纳粹德国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获得了二战初期的德苏合作关系，击败法国后又谋求发动对英登陆作战，后又希望通过速胜苏联而解决东线问题。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则不断在“南下”还是“北上”间权衡，1940年与苏联订立了中立条约，并与美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
（20）
然而，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上述四国最终还是在大失败中坍塌。
首先，它们有着庞大的野心或政治目标，以致无意去谋求务实的或遵守业已达成的解决方案。
比如，拿破仑法国抛弃与俄国的提尔西特条约，德意志帝国未能与英国就海军问题等达成和解，也未能重建德俄合作，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未能与美国就中国问题等达成妥协皆有此因。
②这里无暇细述这些国家为何有着过于庞大的欲求（这与这些国家相对不足的国力和其他劣势看似矛盾，但不是不可解释），仅指出如下一点：
双对抗局面有可能激起而非抑制欲求的膨胀。
在大众民族主义被利用为政治工具的背景下，双对抗局面可能被渲染为敌对力量正在阴谋包围和扼杀“祖国”，而这反过来又会推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扬，从而使决策者难以或不愿去接受对外关系中的某种政治解决。
对此，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典型案例。
（22）
其次，它们中的多数希望通过速战击垮一个或更多的主要对手，但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拿破仑在1812年企图迅速击垮俄罗斯，但俄罗斯之役恰恰成为其帝国走向崩溃的象征。
德意志帝国针对英法的施利芬计划以失败告终，但通过1917年的对俄攻势和布列斯特条约迫使俄罗斯屈服，从而摆脱了双对抗局面，而新兴的海上霸权国家美国的参战又将它从赢得一战的道路上拽开。
其实，德意志帝国是唯一在大失败之际已摆脱双对抗的强国。
只是这样的情形来得偏晚，先前与东西方强国的战争已令其精疲力衰，无力将西线战事进行到底。
纳粹德国1940年的西欧战役虽使法国败亡，英国撤出欧洲大陆，但未能逼迫后者屈服。
不列颠空战的失败，又使德国不得不放弃通过登陆作战一举征服英国。
巴巴罗萨计划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辉煌战果，但终未击倒苏联这个庞大的东欧巨人。
日本则选择了对珍珠港的偷袭。
鉴于日美在国力上差距巨大，美国本土远离日本，日本人的偷袭追求的只是阶段性速胜。
他们希望借此为在太平洋上构筑有力防御和迫使美国媾和创造更好条件，但该目标也未实现。
结果，太平洋战场成为吞噬日本帝国资源的黑洞，到1945年，它已经无力抵御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线攻击。
当然，纳粹德国未能取得对英国和苏联的速胜，日本未能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不能说是“历史的宿命”。
如同大量的战史评述所反映的，如果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决策和执行中的错误更少且运气更佳，英国人可能毫无机会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可能早早陷落，太平洋舰队可能在珍珠港袭击中覆灭，二战的走向也可能有重大甚至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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