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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分工与价值链

产品内分工理论与“价值链”理论的渗透与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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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铮原创|2007-0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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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产品内分工理论；价值链理论；渗透；耦合 

产品内分工理论与“价值链”理论的渗透与耦合：

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X式的“交集”

本文发表于《财贸经济》2007年第三期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别介绍管理学和经济学在价值链相关理论上的研究，发现二者虽然在研究X式上不尽相同，但其研究框架和技术特点是相互补充和渗透的，并且存在着研究上相互结合的耦合点。

由此，本文认为，在生产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整合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价值链理论研究上的优势，将有利于解释当今世界国际产品内分工盛行及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关键词：

产品内分工理论；价值链理论；渗透；耦合

中图分类号：

F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价值链”本身是一个经典的管理学概念，它主要被用来分析企业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及企业的战略定位。

然而，随着产品内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价值链”问题理所当然地会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分别简要介绍了管理学有关“价值链”理论和经济学中涉及“价值链”问题的产品内分工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价值链”这一问题上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可能性及耦合点。

一、管理学关于“价值链”理论的研究

价值链作为管理学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管理学大师波特（Porter,1985）在其著作《竞争优势》中率先提出的。

波特认为，价值链是开发、生产、营销和向顾客交付产品与劳务所形成的一系列作业的价值，并把价值链分为供应商价值链、企业价值链（业务单元价值链）、渠道价值链和买方价值链四大类。

同时，波特提出价值链可以作为分析评价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新的战略工具，通过成本分析和差别分析,找出公司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

在波特传统价值链理论提出后的二十年中，很多管理学家扩展和深化了价值链的分析框架。

汉斯（Hines，1994）把波特的价值链重新定义为“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

与传统理论所定义的“价值链”概念相比，汉斯的价值链与传统价值链作用的方向相反，汉斯所定义的价值链把顾客对产品的需求作为生产过程的终点，把利润作为满足这一目标的副产品,而波特所定义的价值链只停留于把利润作为主要目标。

接着，雷波特和斯威尔克拉（Rayport&Sviokla,1995）提出了开发虚拟价值链（Virtualvaluechain，VVC）的观点。

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人员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资源世界，称之为“市场场所”（Marketplace）；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的出现导致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场所,他们将这一新的信息世界称之为“市场空间”（Marketspace）。

它们通过不同的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前者通过“有形价值链”（Practicalvaluechain,PVC），即采购、生产与销售；后者通过“虚拟价值链”，即信息的收集、组织、筛选与分配。

同时，他指出两条价值链的价值增殖过程有所不同。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经济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经济组织和国际间的垂直分工趋势日趋明显，对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的分析和探讨成为管理学界的焦点话题。

戈雷夫（Gereffi,1999）在之前管理学界关于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观点。

他认为，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在国际分工日趋细密，新兴市场和新的经济组织出现后，对价值链一种全新的解析。

同时，他从价值链治理（Governanceofvaluechain）角度将全球价值链划分为采购者驱动价值链（Buyer-drivenvaluechains）和生产者驱动价值链（Producer-drivenvaluechains）。

随后，戈雷夫、胡姆福瑞和斯德尔津（Gereffi，Humphrey&Sturgeon,2003）又按照全球价值链中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能力的高低，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市场（Market）、模块型价值链（Modularvaluechain）、关系型价值链（Relationalvaluechain）、领导型价值链（Captivevaluechain）以及等级制（Hierarchy）五种形式。

卡布林斯基（Kaplinsky,2000）在以价值链作为工具分析全球化对世界各国贸易所得产生的影响时，认为价值链分析包括三个主要因素：

进入和租金壁垒（Barrierstoentryandrent），治理（Governance）以及系统组织效率（Systemicefficiency）。

之后，卡布林斯基（Kaplinsky,2003）又将三因素的最后一个因素系统组织效率变更为价值链的不同形式（Differenttypesofvaluechains），并引入戈雷夫（Gereffi,1999）采购者驱动价值链和生产者驱动价值链的分类来分析全球化中价值链的形成及其升级。

当价值链分析理论在管理学进入成熟期并在纵向上得到延伸之后，对价值链的分析开始向更深层次发展，并结合了许多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本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分工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管理学对于价值链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模块化时代”（鲍德文和克拉克，Baldwin&Clark,1997），模块化价值链（Modularityvaluechains）研究成为新世纪价值链研究的最新特点和集中方向。

模块化价值链理论将价值链系统化、体系化和复杂化，使价值链的研究更加现实和精妙。

该理论认为，在当今生产全球化和企业间和企业内分工细化的情况下，价值链网络化成为现实，用模块化这个半自律性的子系统概念来替代传统的价值链概念可以更好的研究价值链网络系统。

“模块化概念的提出，将价值链内各经济元之间的市场内部化，价值链不再是一个以科层结构进行管理的线性模式，而成为一个在不违反界面规则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创新的高度自律性的经济系统分布”（李海舰等，2004）。

其中，赫兰德（Holland,2000）、鲍德文和克拉克（Baldwin&Clark,2000）、斯基林和斯蒂斯玛（Schilling&Steensma,2001）和青木昌彦（Aoki,2003）代表了这个研究领域主要的最新成果。

二、经济学“产品内分工”理论的研究

主流经济学没有真正承认价值链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是由于生产的可分割性和连续性，价值链的精髓在现有经济理论中已有体现。

二战之后，许多经济理论的研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却都运用了价值链分析的方法，在经济学中我们概括地称之为“产品内分工”模式（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

产品内分工概念虽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但是与之相关联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万纳克（Vanek,1963）、梅尔文（Melvin,1969）以及沃纳（Warne,1971）较早的使用两阶段生产模型来研究在所有工业制成品都可以成为其它行业投入品的条件下产业间商品流动的牵连关系，这是产品内分工模型的雏形。

之后，巴XX（Balassa,1965），科登（Corden,1966），琼斯（Jones,1971）以及巴格瓦蒂和施瑞尼瓦桑（Bhagwati&Srinivasan,1973）的模型中共同使用了一个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并用它来研究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效果；接着，桑雅尔和琼斯（Sanya&Jones,1980）假设任何产品在其真正进入消费领域之前必须经历复杂的中间生产过程，并运用这一模型结构来单独考虑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效果。

沿着这条思路，格罗斯曼（Grossman,1981）使用同样的模型机理，特别研究了促使一部分产品附加值在国内生成的有效贸易保护问题。

但是，以上的模型局限于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段，没有上升到多阶段生产，与现实相去甚远。

针对这一局限，狄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Grossman,1982）发展了生产区段模型，将模型扩展为一个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production）的模型，并利用这个模型考虑了要素结构变化和政策变化对一国比较优势边界的影响，这在当时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多阶段生产的模型。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与价值链理论息息相关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开始盛行。

克鲁格曼（Krugman,1994）将产品内分工现象描述为“分割价值链”（Slicingupthevaluechain），并分析了在全球领域，产品内分工体系下，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经济冲击；同时，得出结论，南方国家的兴起和其在全球化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会危机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产品区段全球分工生产是一个“双赢”（Win-win）的过程。

接着克鲁格曼（Krugman,1995）又重新审视了全球化产品内分工体系，并指出，全球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扩X。

从以上论述来看，克鲁格曼是比较赞成全球X围进行的产品内分区段生产的。

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同样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来审视一些国际贸易问题。

巴格瓦蒂和德赫贾（Bhagwati&Dehejia,1994）用“万花筒式比较优势”（Kaleidoscopeparativeadvantage）定义产品内分工，他们综合考虑了北方国家将产品的低区段放在南方国家后，北方国家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工资率各自受到影响。

随后，芬斯切和汉森等（Feenstra&Hanson,1996）用了一个连续中间产品投入的生产模型来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就业率低和相对工资下降的原因，并得出结论，美国将一些产品的生产区段外包给国外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内失业和工人报酬下降。

紧接着，芬斯切（Feenstra,1998）又使用“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和“贸易一体化”（Integrationoftrade）的概念来表述产品内分工盛行的现代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的特点，并且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扩X的现实和原因、生产全球化对非技术工人就业和工资率的影响及现实状况下世界各国贸易战略政策的调整。

此外，里莫（Leamer,1996）将产品内分工定义为“非本地化”（Delocalization），并考虑全球产品内分工对世界收入差距增大的效应。

产品内分工理论成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这条主线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产品内分工理论。

琼斯和科尔斯克维斯基（Jones&Kierzkowiski,1990）的研究是这条思路的铺垫，他们把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称之为“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production）；该研究得出结论，服务活动对于展开产品内分工是十分重要的，并指出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是推进生产过程分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顺着以上的研究思路，昂特（Arndt,1997）利用国际贸易常规分析技术，对全球外包（Outsourcing）和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他指出，如果外包在劳动稀缺国和劳动充裕国之间发生，并且有同时的产品内分工，将同时改善两国的就业和工资率；此外，外包还可以提高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接着，蒂尔多夫（Deardorff,1998，2001）在李嘉图框架和H-O框架下分别讨论了产品内分工理论，并给出了一系列利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技术手法构建的模型；特别是在外包模型中，得出了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下，各国要素非均等化的结论。

接着，2001年，昂特和科尔斯克维斯基（Arndt&Kierzkowiski）编著的名为《零散化：

世界经济中新的生产模式》（《Fragmentation:

NewProductionPatternsintheWorldEconomy》）的论文集系统总结了以上一些研究成果，成为产品内分工理论的一个重要文献和里程碑。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实证分析方法。

弋茨（Yeats,1999）通过观察东亚地区“零件和部件贸易”（Tradeonpartsandponents）增长情况，对产品内分工发展提供了一个度量方法。

沿着这条思路，胡梅尔、拉帕泼德和柯穆依（Hummel，Rapoport&KeiMuYi,1998）利用投入产出法得到结果，九十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垂直分工贸易”（Vertical-specialization-basedtrade）；并且他们指出，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垂直分工贸易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

接着，胡梅尔、艾西和柯穆依（Hummel，Ishii&KeiMuYi,2001）针对前期研究成果的不足，重新利用投入产出表，采用十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垂直分工的贸易出口占到这些国家总出口量的21％，1970－1990年二十年间，垂直分工贸易增长了30％，垂直分工贸易出口的增长占到了这些国家出口总量增长的30％。

柯穆依（KeiMuYi,2003）又通过建立模型并进行数据模拟，从纵向国际分工角度解释当代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一些新贸易理论经济学家也开始研究“全球生产组织”（InternationalProductionOrganization）和“外包”（Outsourcing）现象，这也构成了产品内分工理论的新的基石。

这个产品内分工理论流派是迄今为止比较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派，他们在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和组织理论，结合博弈论方法，将国际贸易理论涉及到的微观基础表达得淋漓尽致，从而尝试从根本上解释世界X围内产品内分工经济现象的真实原因及其对世界贸易模式的影响。

这个学派得主要代表人物是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所以我们不妨把他们的体系称为“G－H体系”（Grossman-HelpmanModels）。

下面我们将简要综述这个体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及其研究动向。

“G－H理论体系”试图解决的是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问题，在Helpman（2006）看来，在产品内分工基本背景下，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面临以下两个问题：

自己生产还是“外包”，国内外包还是离岸外包（Offsourcing）；而之后很多研究都是在回答者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

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Helpman,2002）在引入不完全契约（InpleteContracts）的假设前提下，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构建的了一个一般化均衡模型，在此模型内分析了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选择一体化生产组织模式还是外包生产组织模式。

研究表明此种假设条件下均衡状态的出现，取决于企业间匹配信息搜寻技术的进步、最终产品的可替代性以及中间产品提供商和最终产品生产者之间的谈判能力。

接着，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Helpman,2003）在同样的框架下，讨论了产业均衡下厂商在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及其影响主因。

随后，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Helpman,2005）在相似的模型体系中讨论厂商在国内外包和跨国外包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之间的选择。

与此同时，该产业内分工理论流派的经济学家正在进一步研究不同企业选择不同生产组织形式（SortingintoOrganizationalForms）的原因。

梅内兹（Melitz,2002）的研究发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他们选择不同生产组织形式的关键所在。

生产力水平高的企业比较倾向于选择出口，而生产力水平低的厂商主要服务国内市场。

之后，海尔普曼、梅内兹和耶泊（Helpman,Melitz&Yeaple,2004）扩展了以上模型，结果显示只有生产力水平最高的企业选择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以服务东道国市场为目的的FDI），生产力水平稍差的厂商选择出口，而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厂商选择服务本国市场。

接着，格罗斯曼、海尔普曼和泽德（Grossman,Helpman&Szeidl,2006）在相同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了厂商在垂直FDI和水平FDI两种生产组织形式间选择的机理，同样技术分布及各厂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仍然是选择的主要因素。

此外，“G－H”产品内分工理论体系学派的经济学家在比较纯正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讨论企业在以上几种生产组织形式中进行权衡（Tradeoff）选择的基本诱因。

安切斯和海尔普曼（Antràs&Helpman,2004）设计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企业生产力水平异质性（Heterogeneity）模型，该模型表明，企业对一体化和国内外外包的选择决定于代理成本（AgencyCosts）和组织成本（CostsofOrganization）的权衡。

而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Helpman,2004）同样考虑异质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问题（SortingPatternsofHeterogeneousFirms），他们巧妙的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研究企业的生产组织选择行为。

结果发现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不完全契约关系甚疏，而与管理激励（ManagerialIncentives）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并且在此条件下分析生产力水平不同的企业对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

近期，主流经济学对产品内分工理论的研究焦点除了对G-H模式进行进一步扩展以外，研究“外包”对各国，特别是外包国的就业及福利影响的激烈争论成就经济学产品内分工理论研究的一种“新古典回归”热潮。

这场争论尤以萨缪尔森（Samuelson,2004）和巴格瓦蒂、潘纳格瑞亚和施瑞尼瓦桑（Bhagwati,Pannagariya&Srinivasan,2004）的角逐最为引人关注。

萨缪尔森（2004）设立了一个标准的2×2×1李嘉图模型（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类要素），并假定各国要素禀赋相同。

模型推理显示，从自给自足状态向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过程中，两个国家将共同享受得自于国际贸易的利益，这是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严格证明过的。

之后，当某一国在其出口产品生产上的生产力提高后，将降低其向另一国出口该产品的价格；则另外一国从该国购买该产品将付出更少的代价，在分工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将获得利益的提升。

如果某国在其进口产品（也就是另一国出口产品）生产上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并当这种生产力的提高足以平溢之前两国在此种产品上的优势差距，则另外一国在该产品生产上优势全无，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利益的丧失。

由此，萨缪尔森得出结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司将一些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中国、印度等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会直接引致发达国家国内失业状况的恶化，降低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而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种恶化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趋势。

巴格瓦蒂、潘纳格瑞亚和施瑞尼瓦桑（2004）认为，萨缪尔森的研究不认同更便宜的进口产品会使发达国家的福利提升的原因是他所设定的模型中不准确地将外包行为在一开始的均衡状态中就设定为一种出口行为。

针对这个不足，巴格瓦蒂等人在模型的逻辑证明过程中，将被“外包”的工序阶段所生产的中间品在开始的均衡状态设为“非贸易”的，而生产力进步的直接效果是将之前非贸易的服务外包变为了可贸易的服务外包。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包确实会将一些低技能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但是由于这种转移节约了生产成本，会使发达国家提高来自于贸易的利益；同时，与低技能工作机会的流失相应的是高技能工作机会的创造，虽然这个过程比较长，但是长期内外包行为不会使发达国家整体福利趋于恶化。

三、管理学“价值链”理论和经济学“产品内分工”理论融合的可能性

经济学和管理学对价值链的研究具有各自的基本框架和研究特点。

（1）管理学界对价值链的定义倾向于价值链是一种描述产品从概念形成到商品进入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连续过程的概念。

这个连续的过程包括了一个产品存在周期的全部过程，即从设计和产品开发（Designandproductdevelopment）到采购原材料（Rawmaterialssourcing）和中间品投入（Intermediateinputs）、营销程序（Marketinganditsdistribution）以及对最终客户的服务（Supporttothefinalconsumer）和价值再循环（Recycling）。

其实价值链是多维的，其维度主要由投入产出结构[①]（Input-outputstructure）、地理延伸（Geographicspread）以及价值链治理（Governanceofvaluechain）组成。

这三维空间组成了价值链的基本框架，是管理学价值链分析不可或缺的因素。

（2）经济学中对价值链的相关研究表明，价值链是一个分工概念，即将传统经济学某一产品生产连续过程在同一经济体和同一经济区位存在转化为某一种产品的各道工序在不同经济体和不同区位进行零散化生产。

所以，在经济学中，价值链概念时刻都是以分析产品生产专业化的科学工具出现的，它涉及到某国或者说某一经济区位的要素结构、技术能力（主要是分工技术水平）以及区位间贸易的交易费用问题，从而分析以上经济基本变量对各区位经济体的贸易所得和贸易地位的影响，最终落足于分析世界分工格局和世界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公平程度。

同时，经济学对价值链相关概念的研究分为对微观企业的价值链研究和基于一国整体产业价值链对一国产业和整体贸易结构的研究，前者更加接近于管理学的经济组织研究，而后者则是传统国际经济学研究X式的重新规划和调整。

然而，管理学和经济学在价值链理论上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管理学注重的是实际微观层面实际操作，而经济学是从宏、微观相统一的角度探讨经济活动中的规律。

管理学为经济学提出问题或研究的对象，经济学为管理学提供一般理论上的指导，这在价值链问题上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在价值链微观研究领域，企业规模问题是管理学和经济学共同关心的话题。

经济学对企业最佳规模的设定认为，当企业内部边际管理费用和市场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企业达到了最佳规模，但是对其中的量化和细化的分析研究不够。

而管理学价值链理论通过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细分，为确定合理的企业规模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管理学把企业内部各项业务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并进一部分析了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企业可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费用的分摊，以确定每一业务活动自身的管理费用以及该活动与其他业务活动之间的交易成本。

所以，经济学边际的概念为管理学企业规模界定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加直接明了的方式，而管理学在企业内部价值链细分理论上可以为经济学中企业内部管理费用的计量提供更加系统的计量分析工具，所以二者在微观层面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2）在宏观研究领域，经济学在全球价值链铺展后各国福利状况改变的研究可以为管理学微观领域企业价值链定位及其价值链管理提供更加有效的分析企业价值链生存经济环境的工具。

但是，经济学中对于价值链相关理论宏观的研究集中于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对于分工的不同形式及其价值链系统控制的不同特征分析不够；而管理学中所强调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和最新的模块化价值链研究着重分析了价值链不同治理结构及其对价值链控制主体的不同地位设计和影响程度，为经济学搭建了一个从微观视角研究宏观问题的分析平台。

四、管理学“价值链”理论和经济学“产品内分工”理论研究的耦合点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价值链理论上耦合点：

第一，在价值链过程构成来看，经济学和管理学都认为价值链过程包括从产品生产到产品实现和产品消耗殆尽的整个过程，表示为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

在本章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管理学中价值链的线性模式包括了从产品研发到客户服务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