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创新创业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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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创新创业启示
欧盟区域创新指数排行榜第一，
“隐形冠军”数量在德国排名榜首——
内卡河谷：
德国产业成功秘密所在
编者按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上海正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在进军征程中，需要瞄准国际发展趋势，研究海外科创中心建设得失，以开放的眼光，立足自身实际，打造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全球影响力。
本报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合作，启动了“探访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项目，6名记者与多位科技政策研究专家分别前往美国纽约、波士顿，加拿大多伦多，德国慕尼黑、巴登—符腾堡州，芬兰赫尔辛基，以色列，俄罗斯莫斯科，走访了当地有代表性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科技服务机构，探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创新经验，包括他们曾经遭遇的失败教训。
记者将以自身的观察、与专家的对话，探讨这些话题：
纽约这座以金融闻名的城市，如何打造“硅巷”，追赶硅谷的创新脚步？
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为何在欧盟区域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位列第一？
以色列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原因是什么？
在科技创新的大潮中，这些国家和城市的政府扮演了何种角色？
从今天起，本报陆续刊发这组系列调查报道，敬请关注。
■内卡河谷上的两座“桥”——州立研究所通过应用型科研、州政府投资的基金会支持的国际技术转移机构通过服务和教育，将科研与产业联系在一起。
其主要合作对象都是中小企业。
这类企业的财力、人力无法与大企业相比，却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因子
■从事技术转移服务的专家是国际稀缺人才。
这类人才可成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项目经理，也可成为企业创新骨干或投身创业的科技企业家
“德国南部，或者说整个德国产业成功的秘密在内卡河谷。
”在戴姆勒奔驰公司总部，高级经理英格尔·康纳德博士这样对记者说。
内卡河是莱茵河支流，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包括了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区。
这里集聚了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不仅有戴姆勒奔驰、保时捷、博世等知名企业总部，“隐形冠军”（在细分市场上占有大量份额，但社会知名度较低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断涌现。
在欧盟区域创新指数排行榜上，该州已连续5年位列第一。
巴符州科技创新成功的背后，有怎样的创新生态环境？
研究人员不追求发论文当教授
应用型科研：
孵化“隐形冠军”
巴符州位于德国西南部，州政府科学、研究及艺术部的部门负责人汉斯—格奥克·沃尔夫博士介绍，该州科研资源丰富，有9所研究型大学、23所应用技术型大学、13家马普协会研究所、17家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所，以及由12家州立研究所组成的“巴符州创新联盟”。
德国的应用技术型大学、马普协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在业内都享有盛誉，但对巴符州创新联盟，了解它的国人并不多。
据介绍，尽管巴符州有一大批“国字号”研究所，但州政府从1985年起，陆续出资建立了12家与各个产业密切结合的应用导向研究所。
州立自然与医学科学研究所（NMI）是最早建立的一家，也是巴符州创新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位于德国最大的生物技术产业园区——图宾根—罗伊特林根技术园区。
从巴符州首府斯图加特驱车前往罗伊特林根，登上一片丘陵地带后，记者见到了这座研究所。
它的大楼并不起眼，但这幢楼孵化出18家高新技术衍生企业。
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平均年产值达上千万欧元，大多数是掌握独有技术的“隐形冠军”。
NMI董事长何雨果教授告诉记者，马普协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研究所都是国家级科研机构，分别从事基础研究和战略性应用科技研发，中小企业很难与他们合作；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企业产品。
如何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科研与产业脱节问题？
州政府给出的方案是，在内卡河谷建立一批覆盖生物医药、汽车制造、信息通讯、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研究所，赋予其三大功能：
应用型科研，所有研究都按照产品入市必须符合的标准、法规和药典进行；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包括低价或免费提供仪器设备；利用研究成果孵化衍生企业。
TETEC公司就是从NMI走出的“隐形冠军”。
该公司由2名医生创办，他们在治疗膝盖等关节损伤患者时，萌生了利用组织工程在体外培育关节软骨的构想。
这个想法当时比较前卫，他们联系NMI后，何雨果认为有望实现，就与医生开始了合作研发。
结果，他们研制出拥有20多个专利的细胞支架。
往支架里注入软骨成骨细胞后，培养两周即可“长”成关节软骨，再通过微创手术植入患者体内。
产品雏形问世后，NMI找到了投资方——贝朗医疗，还为TETEC支付了企业注册本金。
由于临床效果优于传统手术，该产品已成为欧盟医疗器械委员会的首推产品，今年拿到了美国食药监局的批文，TETEC则被贝朗医疗收购。
“我们所的研究人员不追求发论文、当教授，而是专注于研发既有战略前瞻又与企业需求对接的技术，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来自中国的熊昕博士说。
据介绍，NMI设有多个实验室和技术转移公司，实验室主任大多为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兼职教授，许多科研人员也出自应用技术型大学。
作为非营利机构，研究所每年经费中的10%来自州政府，40%来自德国联邦科技部的竞争性项目资金，50%来自企业客户。
一批服务技术转移的项目经理
技术转移机构：
助企业提升创新力
如果说，面对科研与产业的脱节，州立研究所是通过应用型科研架起连接两者的桥梁，那么，史太白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就是通过服务和教育来“架桥”。
史太白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巴符州经济大厦，它由费迪南德·冯·史太白在19世纪出资建造，外观古老雄伟，内饰却很现代化。
在那里，史太白项目经理桑德拉·哈尔特迈耶尔介绍了这家全球技术转移“标杆”的前世今生——
史太白是巴符州工业发展的奠基人，业界为报答他的付出，1868年建立了第一代史太白基金会，发展针对年轻人的创新教育和职业教育。
1983年，巴符州政府全额投资重建了史太白经济促进基金会，旨在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转移到产业中。
2013年年报显示，史太白有978家转移、咨询和研究中心，有1708名全职工作人员和3544名签约专家，专家来自科研机构和企业，其中教授730人；机构的合作伙伴遍及50个国家，每年完成10000多个技术转移项目，技术转移服务收入1.45亿欧元。
史太白基金会还拥有史太白大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擅长技术研发与企业管理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中国也有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但大多停留在举办技术对接会、论坛研讨会这类活动的浅层阶段。
成功的技术转移服务要深入企业，帮助企业提升内在的技术转移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这一转移服务环节的缺失，造成了企业界与科技界无法有效互动。
”史太白（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覃焱深有感触地说。
在史太白，全职人员多为从事知识和技术转移的项目经理，很多人毕业于史太白大学，既懂技术，也懂企业管理。
项目经理与有志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教授合作，寻找适合将某项技术产业化的企业，或根据企业需求寻找能解决问题的教授；找到后三方一起讨论、再创新，并开展新技术的小试和中试。
试验中，如果因不可预知的技术风险造成设备损坏等损失，由史太白基金会出资补偿，巴符州政府为基金会提供财政担保。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人。
”覃焱说，从事技术转移服务的专家是国际稀缺人才，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建立这类人才的教育和评价体系，加大这一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
这类人才可成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项目经理，也可成为企业创新骨干或投身创业的科技企业家。
专注服务最具活力的创新因子
上海能否建立更多应用型研究所
内卡河谷上的两座“桥”，将科研与产业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巴符州创新联盟，还是史太白，其主要合作对象都是中小企业。
这类企业的财力、人力无法与大企业相比，却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因子。
据统计，巴符州中小企业里的“隐形冠军”数量，在德国各地区中排名榜首。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常静副研究员分析说，NMI等研究所原创技术成果的转化，及其衍生企业的创立成长，使一批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处于高位；再通过史太白等机构专业化、市场化的精准服务，中小企业才有能力与大企业开展广泛的协同创新——小企业研发零部件，中型企业研发功能组件，大企业负责集成创新，使“德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常静建议，上海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程中，可围绕重点领域，推动建立一批应用型研究所，使它们成为重大原创技术及其衍生企业的策源地。
这类市级功能性研发平台的功能定位、运营模式，可参考NMI等巴符州创新联盟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推动的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NNMI），与巴符州创新联盟有诸多相似之处。
该计划将建立15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产业界。
NNMI的一大任务，也是以应用导向研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建、成长，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和需求。
看芬兰和德国政府、大企业、
科研服务机构的变革应对之道
“国家名片”遭遇挑战之后的创新
■“国家创新系统”作为芬兰创新政策，强调“创新不只是企业家的职能，更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
其技术创新布局重点扶持新兴产业的中小微企业，近年来每年6亿欧元预算中，60%给予企业，其中67%为中小微企业
■在芬兰和德国，有一大批具有政府背景、市场化运作的非营利科技服务机构。
政府资助与客户收费相结合，服务专业化，是其共同特点
冬日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雪积得很厚。
从赫尔辛基到邻城埃斯波的高速公路上，记者看到了一片建筑群。
夜晚，建筑内的灯光透过玻璃幕墙，宛若停泊在波罗的海港口的豪华游轮。
这就是原诺基亚总部大楼。
现在，楼顶的标识已换成“Microsoft”（微软）。
在慕尼黑采访西门子中央研究院时，正值西门子宣布调整组织架构，全球范围内削减7800个岗位。
应对业绩下滑，西门子提出“2020公司愿景”，将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两家知名大公司的境遇和作为，揭示了这个时代创新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面对创新挑战，德国、芬兰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在如何作为？
培育“未来的诺基亚”：
2/3预算支持中小微企业
诺基亚、愤怒的小鸟、开放式操作系统Linux，三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它们都是芬兰的创新成果。
在欧盟区域创新排行榜上，芬兰连续5年位于“创新领导者”行列。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该国居第3位，将美国、德国、日本甩在身后。
就像其国民一样，讷于言而敏于行，不事声张的芬兰早已走在世界创新版图的前沿。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片土地还以林业和畜牧业为主导产业。
1990年，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诞生了。
这份报告由芬兰科技政策理事会发布，将“国家创新系统”作为该国创新政策，强调“创新不只是企业家的职能，更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
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是构建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政府部门，隶属于就业与经济部。
TEKEs主管尤西·基维科斯基介绍，芬兰2/3的知名创新有他们参与。
近年来该机构每年6亿欧元预算中，60%给予企业，其中67%为中小微企业。
2009年，芬兰游戏公司Rovio的设计师雅科·利萨洛画了一个创意——一只颜色鲜艳的小鸟挺立在岩石高处。
此前，利萨洛向公司提出过不少游戏创意，都被否定。
这一次，公司上上下下对这个卡通形象爱不释手。
当时，Rovio状况并不乐观，经营不稳定，2009年初，只剩下十几名员工。
艰难时刻，技术创新局“托”住公司，几年间向它提供总共40万欧元的支持。
内外力共同推动，这款游戏火了，全球下载量超过20亿次，它就是“愤怒的小鸟”。
2012年，技术创新局设立了扶持项目“游戏加油站”，为游戏企业提供资金、市场调研、商业发展等服务，至今，已向“游戏加油站”注入约7000万欧元。
时至今日，Rovio依托“愤怒的小鸟”建立起一个游戏娱乐王国，而它仍是“游戏加油站”数个子项目的参与者。
基维科斯基表示，在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政府侧重扶持这些产业的中小微企业，是明智之举。
为了培育“未来的诺基亚”，技术创新局已设置多个针对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扶持计划，如面向创业团队创意提出与概念设计的TEPO计划，与社会资本结合、加速企业成长的VIGO计划。
与我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计划相比，它们的定位更精准、配套服务更到位。
瞄准未来，巨头们的共同选择
当一大批中小企业快速成长时，芬兰曾经的“国家名片”诺基亚却衰落了。
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长期与之合作的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执行副院长尤科·索卡斯有些回避。
他说：
“诺基亚只是出售了手机业务，网络业务和地图业务都还在，我们中心正在与诺基亚合作开发5G网络的解决方案。
”
智能手机时代到来后，由于创新没有满足消费者潜在需求、“押宝”微软手机操作系统失败等原因，诺基亚在手机市场上败退。
如今，他们瞄准了网络业务。
除了VTT，诺基亚还在与日本移动运营商合作，联合研发使用高频段频谱的5G网络技术，计划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展示。
瞄准未来技术发展方向，调整企业战略，也是西门子当下的选择。
去年5月，西门子发布“2020公司愿景”，提出将专注于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三大增长领域。
为此，公司会在资源配置上向这些领域倾斜，并实现更加扁平的组织架构，增强客户导向。
今年2月，西门子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削减7800个岗位，节省下来的10亿欧元将用于增强创新、提高生产力和促进增长。
在西门子中央研究院，公司国际合作部主管约先·科尔策博士向记者介绍了“2020愿景”中的数字化战略：
全面发掘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数字化发展潜力，利用软件解决方案、模拟仿真、大数据分析等打造数字化工厂，提高产品开发的效率和品质。
“我们特别关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融合，要让机器变得更聪明。
”
如今，西门子在德国安贝格和中国成都建成两家数字化工厂。
安贝格电子设备制造工厂的每件产品都有代码，通过代码，生产系统可以获取下一步的工序信息，并“告知”生产设备，以达到控制生产的目的。
数字化改造后，安贝格工厂产能提升了8倍；成都的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生产研发基地，能将产品开发上市的周期缩短50%。
“价值共创”：
产业协同创新的新生态
在芬兰和德国，有一大批具有政府背景、市场化运作的非营利科技服务机构。
政府资助与客户收费相结合，服务专业化，是其共同特点。
信息通讯科技创新战略中心（DIGILE），是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设立的6个创新集群之一，着力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中心旨在打造具有根植性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为企业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共创新价值，提升芬兰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
”DIGILE商业生态系统部门主任雅科·塔尔维蒂博士告诉记者。
据介绍，传统的协同创新通常由大企业主导，将各项任务分包给小企业和科研机构。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DIGILE成为了主导者。
做法是：
提出一种市场上还未出现或还不成熟的商业模式、产品概念，向社会发布后吸引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入；随后，组织参与各方本着“成果分享、风险共担”原则洽谈，确定合作方案。
在合作过程中，各方都可申请政府资助项目，也可接受风险投资。
作为“价值共创”的主导者，DIGILE向加入商业生态系统的单位收取服务费。
最近，一家芬兰初创公司开发了一款采用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子阅读器，有技术但没市场。
DIGILE将它与一家传媒公司联合在一起，将报纸导入电子阅读器。
作为试验，DIGILE向90个读者家庭分发设备，收到了不错的用户体验反馈。
近年来在欧盟区域创新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德国巴伐利亚州，有19个覆盖不同产业的集群公司，都属于非营利科技服务机构。
巴伐利亚化学集群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山介绍，他们为会员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解决其在技术、客户和市场方面的各种需求。
在“跨大西洋技术转让计划”中，集群公司得知波音公司需要一种材料创新方案，便在会员中物色到两家企业，让他们合作研发，并成为波音的供应商。
“对小企业来说，集群提供的服务很有价值。
通过跨大西洋技术转让计划，我们有机会向美国的大客户介绍公司产品。
”克尔霍夫颜料技术公司经理约尔根·克尔霍夫说。
谈到中国同行，高山说：
“中国许多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在服务企业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园区不能只为企业提供普惠性服务，而要服务各个企业的具体需求。
”
对此，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常静副研究员建议，上海政府可加快培育这类市场化服务机构，让一批复合型人才专职为科技型企业“牵线搭桥”；引导、鼓励产业技术联盟等组织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形成一批新的服务机构，形成促进产业创新的生态。
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在中心城区
集群发展高科技企业态势活跃
最大城市群如何降低创新成本
美加东海岸老牌大都市的创新发展案例展现了一条“高举高打”的创新路径，即以高创新效率、高汇聚效应来抵销大都市固有的高商务成本。
不同于制造时代的成本决胜，创新时代的决胜要素实际上在于创新要素的汇聚力
3月初的纽约，还是银装素裹。
曼哈顿岛第八大道车水马龙，鳞次栉比的楼宇间升腾起供暖热气，一派勃勃生机。
门牌111号的谷歌大厦正是其中一幢。
这里曾是制衣厂的旧楼房，电梯大得可以开进货车。
然而，从硅谷发迹的谷歌依然斥资18亿美元，将它买下作为地区总部。
谷歌“百亿楼”是纽约中心城区的缩影，纽约是世界最大城市群的核心之一。
美国东北海岸与中国长三角的城市群一样，在科技创新创业中面临高昂的商务综合成本。
如何在特大城市中发展高科技、消减高成本，上海或许可以从中有所启发。
低机会成本“抵充”高商务成本
“纽约正在寻找老楼的新用途，黄金地段身价不菲。
”罗斯玛丽·斯坎隆教授告诉本报记者。
她是纽约大学沙克房地产研究所主任，这家美国房地产行业著名的高等研究机构与金融和地产界联系紧密。
从纺织业“转嫁”IT业，谷歌大厦见证着纽约支柱产业的变迁。
在斯坎隆眼中，这座城市经历了好几轮阴晴枯荣，制造业、服务业、出口业、科技业先后成为主导。
早在她投身工作的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担心中央商务区高企的商务成本，出现过一波企业外迁。
然而，当郊区得到发展后，人们又重新回归城市。
如今，纽约人已经不太担心商务综合成本，因为在高密度的群楼之中，高利润率、高生产效率抵销了这些基础成本。
“如果计算机和计算能力产生在硅谷，那么他们的客户群产生在纽约。
”斯坎隆说，纽约的金融机构及其交易活动，就是硅谷最大的客户源之一。
谷歌在硅谷小城之外选择纽约，不愁在这里找不到人才与客户，更重要的是找得到投资人——创新成功几率高，而机会成本变低。
事实上，纽约也出现了大城市中的硅谷现象，那就是“硅巷”。
在纽约大学以南的曼哈顿下城区，小谷歌式的互联网与数字科技公司“隐于市”，身居老宅。
这个“园区”没有物理边界、没有官方挂牌，甚至连出租车司机也不易找到，但与城市高地的各种资源互联互通，用低机会成本“抵充”高商务成本，形成一处无形的“中央智力区”。
“底楼是普拉达专卖店，四楼五楼就是一个科技企业孵化器。
”从清华大学留美的郭湛，是纽约大学瓦格纳公共服务研究生院的城市规划副教授。
他发现，在“脸谱网”时代，纽约变得吃香。
因为，基于移动社交的网络技术最适合在高密度人居中诞生，这个大都会为其创造了最好的实验场所与市场环境。
有着官方背景的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NYCEDC）执行副总裁尤恩·罗伯特森，将“硅巷”称之为“东岸模式”，而把“硅谷”称作“西岸模式”。
在他看来，“东岸模式”的特性在于运用“互联网+”的轻资产技术，为金融、商业、时尚、传媒及公共服务等领域提供解决方案，而传统的“西岸模式”更致力于芯片有多快、容量有多大。
择邻而居找到“相对洼地”
波士顿距离纽约4小时车程。
只要穿越冰封雪覆的哈佛桥，就是与老城中心隔河相望的剑桥市，好似上海浦西、浦东之关系。
剑桥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左右逢源，商务成本投入与创新创业产出的“性价比”较高。
美国东部时间3月4日，中美企业创新中心在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宣告落成，它的实体坐落在剑桥创新中心的大楼内。
难怪麻省新任州长查理·贝克笑言，“不是麻省吸引着你们，而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吸引着你们。
”
同样身处高校云集的知识创新城区，上海杨浦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告诉州长，落地杨浦湾谷的中国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在麻省首府创设中美企业创新中心，正是尝试有效对接世界两大城市群的创新资源。
剑桥创新中心（CIC）是波士顿最大的综合型孵化器，在麻省理工校区内，目前700多家企业入驻，其中软件、互联网、移动应用企业占比1/3，其次是健康服务。
作为中美企业创新中心三大建设方之一，瀚海智业助理总裁杨宇介绍，这幢楼按人头出租，每人每月高达1600美元左右。
租赁内容包括使用60间公共会议室之一，享用公共咖啡厅及饮食，以及打印传真等日常商务服务。
折合为中国人比较习惯的租金计算方式，每天每平米约人民币38元。
这样的出价几乎可租到陆家嘴金融区内的一间办公室。
“当然，这里是剑桥最核心的创新区域，稍远地方的房租会低一半。
”但这样就会失去微软研究中心、IBM全球创新中心等一街之隔的“好邻居”，并远离两大世界顶尖学府的创新人才以及创业者。
谢吉华说，与剑桥创新中心的区位相似，复旦等校周边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也正依托高校技术市场，发展出创新创业生态链与策源地。
择邻而居，一流大学周边不失为“相对洼地”。
回到河对岸的波士顿本埠，长木医疗产业区离城市中心点只有七八站地铁，随时能见到身着“白大褂”的大夫。
记者遇见了上班路上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华裔学者刘晓雯，跟她走过医学院4家附属医院，毗邻的相关研发机构约有20家，与高等院校结成一种共生关系。
“你能叫得出名字的跨国制药公司，几乎都在这里建立了研发中心，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一片区，集聚了4万多名科研人员和近2万名学生。
每天中午，来自企业界与学术界的“同行”在吃饭、喝咖啡的同时，享受着产学研交流交融。
据统计，长木医疗产业区年营收达60亿美元。
用足创新创业成本“免费餐”
有一件两难的事发生在多伦多。
安大略湖，连通美加两国。
从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俯瞰这座湖畔城市，中央商务区高度集中，不仅金融与商贸中心扎堆，连多伦多大学也在此地。
就是说，环大学创新地带与全城商务成本最高的CBD重合着，知识、资金密集，成本也很高。
开在商务楼内的“1和11”孵化器，整个层面都是科技型小企业。
投资方之一加拿大瀚海投资有限公司李朝辉经理告诉记者，多伦多市中心办公区的净租金平均为每年每平方英尺25至40加元，而租户还要支付相当于净租金价格的管理费、水电费、地税等其它费用。
折合每平方米日租金，约人民币8到12元，与上海CBD相当。
因此，“1和11”孵化器尽力压低不必要的商务成本，比如天花板与地板都是未经装修的“素颜原版”，每家企业办公空间的布置也均简约开放。
这不仅是减少成本的做法，更是促进不同专业跨界，碰出创新创意火花。
多伦多大学所在的那条学院路，纵贯市中心，加拿大最大的科创中心MaRS也在这条干道上。
由于拥有地利之便，MaRS完成二期建设，依然不离开原址，一幢幕墙风格的新楼与那幢欧式风格的老楼完美接通，入驻客户已超过千家。
这些创新创业人士更看重在较高租金背后的商务培训、投资辅导、法律服务等配套内容，而这些都是“免费餐”。
MaRS政府与国际关系总监耶尔·米勒表示，创新创业成功必须经历4个阶段，即企业家培训—市场分析—导师咨询—投资融资。
在MaRS中心，安大略省内的任何企业家均可参与培训，不论新人或老人。
多伦多全市550万人口中，每年有250万人次接受在线培训，真可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最近3年间，还有逾5万人参加了线下的培训课程。
2011—2013年度，入驻客户营业收入从8.6亿元到10亿元，再增长至12亿元。
期间的融资额，也从16亿元增至27亿元。
“纽约、波士顿、多伦多的实践，更值得上海关注。
”上海市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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