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科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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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科院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
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
这是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
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政府实行的政策和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和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和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指示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
经过酝酿准备，在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从此开展了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
三年来，课题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并对国内外有关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整理。
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先后对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
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七都镇。
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人户访谈和召开各种座谈会、调研会，取得了11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
为了保证此项重大课题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整体状况，从2001年6月开始着手进行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
课题组聘请抽样专家，按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72个市、县、区进行6000份问卷调查，由课题组成员汇同这12个省、市、自治区的同行学者合作实施。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以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
课题组经过讨论，改变了原来打算在全国6000份抽样问卷调查完成后才写研究报告的计划，决定先根据上述各典型地区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和资料，再辅以全国的统计数据和已有的文献，撰写了这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这只是第一份研究报告，随着全国抽样问卷调查的完成，以及分析研究的深人，我们还将写出若干份研究报告。
最后成果将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整套丛书。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课题组集体研究讨论后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总报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对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做了初步分析，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但还只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二部分是课题组部分成员分别撰写的关于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社会中间阶层等4个专题报告。
第三部分是由5个地区的分课题组，各自撰写的深圳、合肥、福清、汉川和镇宁等5个市县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的地区个案研究报告。
关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十分关心的大问题。
早在1981年第一个私营企业主出现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在1981年9月开辟专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理论研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有一批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人的调查和研究，有一批学术论著问世，这些论文和著作多数是关于某一地区某一阶层的调查和研究。
1987年11月，"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正式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分化、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逐渐形成，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农民工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仅是社会学家，而且还有文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也都来研究这个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出版，其中有几部著作是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总体性分析的研究论著。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也是一项最基本的国情研究，是党和政府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
这项研究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全面、系统、深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很大的难题，确非某一学者，某一单位的力量所能独立完成的。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和专门的经费进行此项研究，一般是每隔五年或十年进行一次。
例如日本是每隔十年全国调查一次，被称做：
"关于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的全国调查"，出版的研究成果称为《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
这样的全国调查，日本是从1955年开始的，已经进行了五次，每次都有新的改进，其理论框架逐步成熟，研究内容逐步深人，研究方法逐渐完善。
所以，这项调查的基本数据和研究结论，在社会上有权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社会学核心问题的研究，但因条件限制，也都只能就某一阶层、某一社区的阶层、某一专题进行研究。
虽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影响却是有限的。
自李铁映院长亲自下达了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任务之后，这项重大的课题研究就进人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
在院所领导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十多人参加的课题组，使原来由单个个人分散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合作研究。
项目被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得到了院科研基金的重点资助。
课题组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了汉川、海城、福清、镇宁、合肥、无锡、深圳等市县进行社会调查，都是和当地省市的同行学者合作共同完成的，有的还是主要由他们完成的。
在进行社会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市（县）委、市（县）政府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密切配合，热情帮助，有的还给予了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
可以说，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私帮助，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不可想像的。
这个课题自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就受到了社会学同行学者的关注、帮助和支持，课题组先后召开过三次学术研讨会。
清华大学的李强、孙立平教授，北京大学的杨善华教授，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李路路教授，北京社科院的戴建中研究员，天津南开大学的朱光磊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卢汉龙研究员，广州社科院的蔡国萱研究员等都在百忙中来参加会议，并对此项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意见，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给予很大的关注，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总编助理范广伟多次参加课题研讨会，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尤其是在课题成果的编辑出版方面付出了心智和辛劳，也正是由于出版社的努力，使本课题成果得以列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
现在，本课题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就要出版了，让我们藉此机会向上述给予课题组帮助、支持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李铁映同志，他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这项重大课题的调查和研究，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给予了明确的指示。
感谢其他院领导和院科研局的同志们，感谢社会学所的领导和办公室、科研处、资料室的同志们三年来给课题组一贯的支持，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谢意。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本课题组的第一个研究报告，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由于时间紧迫，不仅还未能利用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的数据和资料，即使是已经进行调查的市。
县和厂、校的调查资料，也未能完全运用，我们主要是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深圳、合肥、汉川、镇宁这4个县市的资料和数据。
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所以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判断，难免有偏颇不当之处，这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使以后的研究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01年11月8日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引言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
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前者是由后者逐步演变而来。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来判断，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
从某种意义来说，从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去判断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更可靠、更确定。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拓宽和加深对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利于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本报告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扼要概括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造与特征，初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根据培育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阶层结构相对简单。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中国对过去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结果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1978年为82%），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
不论是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
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由于缺乏历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很难准确描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详细演变过程。
现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其他统计和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考察最近20年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
表14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出了各年段十大社会阶层的大致比例。
应当着重强调的是，表14中的数据都只是约数。
如所周知，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将逐渐成为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不再占多数，企业家和经理阶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阶层，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起，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阶层。
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开放，机会日益变得均等，公平竞争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能力主义准则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
从表14来看，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所以，可以说，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
下面，我们根据表14提供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宏观变化轨迹以及我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六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这一雏形的基本特征。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
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
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1998年，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农业劳动者比重分别为18.17%、24.19%、19.79%。
可见，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不但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大很多，这大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
从这一点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转移很快，其速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但仍然只能说，这仅仅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
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高潮中有明显上升，进入90年代以来则变化不大。
在今后一段时期，产业工人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可能不会很大。
虽然随着一些传统工业的衰落，会有一部分产业工人流向其他社会阶层，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密集性工业企业将加速转移到中国，从而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将保持在一定水平上。
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产业工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的现象。
但是，产业工人内部的分化也将不可避免，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一部分产业工人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
实际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上述变化，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
在传统社会，处在最低阶层地位的主要是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
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见前文表14）。
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
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但我们所调查的四个县市阶层结构（参见前文图2、图3、图4和图5）的比较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构成成分在城市和乡村有很大的不同。
在深圳市和合肥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是所谓的“现代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而在汉川与镇宁两个县（县级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则是“传统中间阶层”——个体工商户。
由于目前中国的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而县和县级市行政区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地级市的数量，因此，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还是以“传统中间阶层”的成分为主，“现代中间阶层”成分所占比例还较低。
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完全成为橄榄型结构，社会中间层还需要大大扩张。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而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有望构成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更多地具有“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特征。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
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
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只剩下1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则不再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都被当做国家干部对待，属于工人阶级。
在当时的条件下，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甚至文化精英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只存在权力精英，厂长和经理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讲政治，搞政治挂帅。
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的。
比如，日本的企业家阶层在1950年只占1.9%，到1980年已占到6.3%，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在这30年中实现的。
80年代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避免了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
我们看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很快带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批经过市场锤炼过的企业家。
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一批在市场上拼打出来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主诞生于1981年，到2000年底为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私营企业有176万家，私营企业出资者有395万人，私营企业雇工达到2215万人。
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0.6%，尚未达到日本1950年的水平。
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出现的大批私营企业主，如果加上后者，其比例会大得多，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其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估计为1%左右。
真正的经理人员阶层也是最近20年中出现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
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
兹以深圳、合肥与汉川为例。
据我们课题组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在三地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深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十大阶层中占的比例分别达到6.15%和3.08%，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该年日本的企业主和经理的比例只有6.3%）；而合肥和汉川的相同比例各自为2.84%、0.33%和0.97%、1.03%，分别只占深圳的46.17%、10.17%和15.77%、33.44%（参见前文图2、图3、图4和图5）。
显然，深圳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合肥和汉川所不能比拟的。
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投资数量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当中也有所上升，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扩张，导致了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膨胀。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化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要继续扩展，因此，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
但与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幅度不会太大。
对于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将从目前比例最高的阶层变为比例最低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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