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警世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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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警世钟
千年警世钟
——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续篇
●● 孙云晓
●
2000年8月5日,即《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故事在中国发生整整8周年的日子,我应邀来到日本本土,参加了中日两国青少年的一次登山探险活动。
我们用14个小时的艰苦跋涉与奋力攀援,去征服2053米的原始野山——黑姬山。
假若重提内蒙古草原上的较量,不过是一场轻松的游戏,而黑姬山探险却是重量级的生死较量。
当然,这较量决不仅仅在山上。
登山之前,日本孩子准备充分,中国孩子缺东少西;
日本孩子悄然入睡,
中国孩子亢奋嬉闹。
黑姬山位于本洲中央的长野县境内,这一带高山连绵,冬季是滑雪滑冰的天堂。
1998年2月,冬季奥运会曾在此举行。
如今,日本LABO(音:
拉博)国际交流中心在这里设立了青少年活动营地,称做“拉博浪岛”。
LABO国际交流中心与北京月坛中学合作开展民宿交流活动,已经15周年了。
我女儿在月坛中学读高二,并接待过3批日本学生来家中民宿。
因此,女儿有机会赴日本参加民宿活动,同样住在日本学生家中。
月坛中学特邀我作为学生父母代表,也参加了赴日交流。
民宿活动之一是参加为期3天的夏令营。
于是,8月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黑姬山下森林海洋中的拉博浪岛。
令人吃惊的是,参加本期夏令营的拉博会员多达750人,有些“小拉博”只有六七岁,却也背着大背包跑来跑去。
即使压弯了腰,也没有一个大人帮着拿包。
“小拉博”们挺自信,住进宿舍后还主动为本班去打饭,颤颤巍巍地抬回来,汗也顾不上擦,又为大伙儿盛饭分菜。
由于经验不足,一会儿饭掉了,一会儿汤洒了,老师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学着做去。
夏令营的安排具有超市的特点,丰富多彩的活动任营员自选。
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参加登山探险队,去征服2053米的黑姬山。
指挥部规定,凡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也许,这一规定刺激了中国学生,7名月坛中学的学生报了名。
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其中有4个男生,3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三毕业生外,均为高二学生。
他们想:
日本小学生都可以去,我们怕什么?
我的女儿平日不太爱运动,尤其讨厌爬山,可她此行有给我当翻译的任务,我决意登山,她只好与我同行。
日本人登山探险之前的准备工作是认真和充分的。
晚餐之后,30多名探险队员全副武装地集合起来,大学生志愿者逐一检查鞋子、雨衣、背包、水壶等是否合格。
早在来营地之前,每个营员已知道带上述物品的要求。
检查结果,日本营员大都合格,而不少中国营员缺东少西,日方马上提供了背包、水壶、雨衣等物品。
为了关照中国的营员,日方每天晚上专门召开全体中国营员的会议。
作为中国参加登山探险队的营员中的唯一成年人,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险情。
据说,要爬十几个小时,别的孩子我不甚了解,我那娇弱的女儿能行吗?
于是,我问:
“登山途中,万一有人坚持不了,是否有安全措施?
”日方立即回答:
“我们有安排。
”我又想起刚才无处打热水,接着问:
“饮水何时提供?
”日方又立即回答:
“我们有安排。
”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今晚全体登山探险队员集中住宿,以保证充足睡眠。
其实,就是一间特大的房子,有许多简易被褥,不分男女,随便扯一条倒地就睡。
营地的房子大都是榻榻米,即日式床铺——地与床不分,被褥一铺是床,被褥一卷是地,可以充分利用。
日本营员悄悄整理好被褥,悄悄地入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可是,中国营员却兴奋不已,打闹说笑不断。
我本是头贴枕头就睡过去的人,此刻也睡不着,耳边清晰地传来中国孩子的嬉笑声,愈发难以入睡。
冲动之下,我起身去批评了两个男生,这才勉强安静下来。
这一夜,中国营员大都没有睡好觉。
登山途中,中国孩子引亢高歌,高谈阔论,日本孩子默默不语,埋头走路;日本孩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中国孩子却总想休息。
凌晨4点,登山探险队员们起床了。
所有准备工作只有一小时。
我最关心的是水,马上去排队接水。
轮到我接水时才发现,天呐,就是自来水啊!
一种痛苦的感觉涌了上来。
虽说日本的自来水已经消毒,可以直接饮用。
可我平时喝开水喝惯了,一喝凉水不仅肚子疼,有时还引起腹泻,今天岂不是雪上加霜吗?
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毕竟是生命之水啊!
领队早起床了,小伙子名叫森洋人,约20岁出头,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来拉博浪岛当志愿者的。
他先让大家编组,两人一小组,两组再结成一大组,一大组发一张黑姬山地图。
然后,森洋人带领大家压腿伸腰,把身体活动开。
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黑瘦的登山向导。
据说,这位总笑眯眯的向导,很有登山经验。
他带我们做了一套体操,提醒我们登山步子不要太大,注意保存体力等等。
5点,队伍出发了。
离开拉博浪岛之前,每人领到了早餐和午餐,统统背在身上。
此刻,森林静悄悄的,小鸟儿在睡觉,其他营员还在梦乡,我们穿过草丛,越过溪流,向黑姬山进发。
我这才看清,走在队伍前边的日本队员,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男孩女孩个子不高,都有黑黑的脸庞,表情似乎单纯得只写着4个字:
“我要登山”。
日本人将2053米的黑姬山分为10合目,类似于北京西部名山八大处的处,逐次升高之意。
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名山的道路一般都修建良好,而黑姬山虽为日本名山,却几乎没有路。
我们爬山14小时,未见一处服务点,更没有什么饭店之类,连个续水的地方也没有,这是一座真正原始的野山。
我们空着肚子,在密林中穿行了两个小时,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腿如注铅,饥肠响如鼓。
途中,已经有一个日本男孩捂着肚子宣布退出登山探险活动。
我们咬着牙继续前进,来到惟一的一条山间道路旁,终于迎来了吃早餐的快乐时光。
这时,领队森洋人举起了报话机,说:
“听啊,山下700多名营员正在为咱们加油呢。
”果然,海朝般的加油声一阵阵响起:
“干巴雷!
”“干巴雷”!
(日语:
加油之意)我们也激动地狂吼起来:
“加油!
”“加油!
”
忽然,一辆乳白色的轿车开来了,跳下来的司机是拉博浪岛的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
他是拉博国际交流中心神奈川总局总局长,也是营地的最高负责人。
他和蔼地问:
“你们谁坚持不了啦?
请上车,这是最后一个退出的机会。
”他仰头指指山上,说:
“这儿才是第三合目,三合目以上再也没路了,什么车也上不去。
”
面对诱惑,日本队员毫不在意,照样吃饭喝水。
中国队员彼此对视了一下,也无人甘心退出。
我问女儿:
“还行吗?
”她小声回答:
“忍吧!
”
于是,大统领的车载着惟一退出的日本男孩走了。
那男孩子低着脑袋,神色黯然。
上山的路越来越艰难了。
由于洪水冲出许多深坑,队员们只好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跳下来,而且每行进一步几乎要四肢着地,手必须抓住前方的树枝或裸露的树根。
此刻,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呼吸短促。
日本队员虽然大都比中国队员年龄小,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步步扎实有力地向前走,而中国队员却步履沉重,总想休息。
我也累得渴望多在地上坐一会儿。
日本向导意识到中国队员的困难,特意让日本队员停下来,而让中国队员走在最前面。
“老爸,我真走不动了!
”听到女儿的哀叹我回过头来,只见她一脸苦相。
我说:
“这儿已经没有退路了,谁也帮不了你。
忍耐吧,人生没有退路。
咬咬牙吧!
”
为了让女儿完全放弃对父亲的依赖,我故意退后,让她与她的同学们一起走。
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中国队员情绪高昂,不仅说笑不止,还字正腔圆地一路高歌,给女儿不少激励。
不过,日本孩子懂得保存体力,没一人唱歌,全部悄悄走路。
其实,我也感到走不动了,头昏昏的,胸闷闷的,脚软软的。
在一个陡坡的拐弯处,我一脚踩空,扑倒在一棵大树旁。
幸亏我双手紧抓了树根,倒在地下颤悠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爬了起来,否则滚下山去不堪设想。
崎岖的山路上,随时有人摔倒,可谓此起彼伏。
我不由得琢磨起来,如此危险的登山探险活动,日本人怎么敢于组织呢?
而且,连专职老师也没有,只有两个志愿者带队。
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之时,纷纷猜测已经到达七、八合目,可一问才刚刚第五合目,大家沮丧之极。
在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中国队员大口喝水,一杯接一杯。
我也连喝3杯,肚子也不难受,可偶尔发现日本学生都小口喝水,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我提醒中国学生:
“咱们刚走了四分之一的路,饮水要控制!
”中国学生一下子清醒了,马上摇晃和倾听自己的水壶,可惜,水已经不多了。
大约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2053米高的黑姬山顶峰。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有名的山,顶峰连一座建筑也没有,只在岩石边上放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黑姬山”三个字和它的高度。
我们在顶峰休息包括午餐,仅半小时左右。
一会儿,云雾袭来,山顶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
日本孩子不到目的地决不把水喝光,中国多数孩子半路上早已壶干杯空,口干舌燥地看着人家有滋有味地饮水。
上山容易下山难。
从黑姬山下来的人,对这句俗话感受颇深。
开始,大家下山一阵轻松。
可是,不久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
队员们纷纷穿上雨衣,在密林中避雨。
向导提醒大家:
“打雷时,人要蹲下,不打雷时再继续前进。
”
茂密的森林里和野草丛中,滚着一条彩色的龙。
尽管,队伍常常趟水前进,女儿却兴奋地说:
“虽然我这么狼狈,但我很高兴。
这样的时刻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啦!
”是的,城里孩子何曾有过狂野的体验?
中国学生又唱起流行歌曲。
然而歌声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哀愁和惊叹,因为雨中下山不但泥泞难走,还格外光滑,稍不留神就摔跤。
所有队员几乎没有不摔跤的。
泥一跤、水一跤,弄得每个人的裤子大都湿透了,鞋早在泥水中浸泡过。
也许,我是探险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45岁)。
虽然,我曾有过每周登一次北京香山鬼见愁的记录,在黑姬山却摔了12跤。
冷不丁滑倒,已经算不了什么,站起来继续走就是了。
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刚从一米高的岩石上跳下来,脚未站稳,一头扎向山下,只听“咚”的一声响,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一棵大松树上。
天啊,假若大树底部生出枝杈,或撞上另外一块尖石头,岂不呜呼哀哉了吗?
而这又是多么可能发生的险情!
当我捂着疼痛不止的脑袋坚持前进时,又一次想到:
这不是一次恐怖夏令营吗?
日本人怎么就敢组织呢?
见我摔得如此惨重,女儿心疼得直叫:
“老爸,你小心点呀!
”中国高二男生王,一个能说能唱能爬山的小伙子,干脆像搀扶老人一样搀扶着我。
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感悲哀,从这一刻起,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开始走向衰老。
中国学生一般都摔三四跤,而日本学生摔得更少一些。
探险队员们跌跌撞撞,约摸走了一个小时之后,女儿忍不住问日本向导:
“咱们怎么回去呀?
”她以为会有汽车来接应。
日本向导指指双脚,回答:
“走回去呀。
”女儿失望极了,又问:
“还有多长时间回到拉博浪岛?
”向导微笑着说:
“如果快些走,还有3个多小时。
”中国学生你看我我看你,简直傻了一般。
3个多小时?
怎么受得了!
此刻,走路早已不靠体力,而是靠意志拼搏。
我想,这真是一次超负荷的极限训练,危险因素极多,而一旦发生意外,连紧急抢救都十分困难。
意外果然发生了。
先是一位日本女教师摔伤,并发生了骨折。
领队森洋人用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决定派人抬担架上山接应,但至少也得几个小时之后到达。
女教师只好忍着痛,慢慢地向山下移动。
后是一位日本男大学生眼睛被毒虫蜇伤,肿得脑袋都变大了。
向导为其简单清毒,又取出自备的纱布包扎一下,让他坚持走下山去,再做彻底治疗。
但是,一切都未影响队伍的前进。
翻越最后一座山峰时,从山上可以远远地眺望拉博浪岛那一片绿林了,心中的希望之火燃烧起来。
可是,领队森洋人引队伍走上了一条更难走的路。
他选择的是馒头状高山的陡坡,虽然齐腰深的野生植物丛中开满鲜花,脚下陡得让人难以控制身体,队员们纷纷摔跤。
森洋人每年登3次山,犹如机器人一样,勇往直前从不摔倒。
在他身后,有一群欢天喜地的日本男孩子紧紧相随一步也不落后。
休息时,日本队员都在举杯饮水,并说说笑笑,庆贺胜利在望。
中国队员口干舌燥,却早已壶干杯空。
在黑姬山顶,那位被蜇伤的男大学生,曾支援过中国学生小半桶珍贵的水,也早已分光了。
这时,我们见到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抬着担架上山来了。
可以断定,他们下山时天肯定黑到底了,抬着伤员怎么下这么陡的山坡呢?
在经历14个小时的苦难煎熬之后——比预定时间延长了几小时,19点整,登山探险队终于返回了大本营——拉博浪岛。
仅仅分别了一天,这里却像家一般令人强烈向往。
更让人震撼的是,700多名营员列队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
中国学生激动地说:
“就冲这一刻的荣耀,今天的苦也值了!
”“中国学生胜利了,咱们黑姬山八勇士要合影留念!
”
在隆重的集会上,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每位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
登山探险队员们回到各自的班里,指挥部派专人又来举行欢迎仪式。
当问道:
“下次登山谁愿报名?
”日本孩子纷纷举手,并大声嚷着:
“我要登山。
”
中国孩子胜利了,可这胜利的基础牢固吗?
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
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则常常把学校告上法庭;
日本孩子的父母则普遍支持孩子探险,
发生意外自己负责,
对起诉学校的中国现象不可理解。
下了黑姬山,我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
不错,在这次重量级的探险较量中,中国学生虽有缺陷,毕竟与多数日本学生一样是胜利者。
他们不仅奇迹般地坚持下来,而且互相帮助、团结一心,让日本人刮目相看。
我请求月坛中学的校长表扬他们。
王淼、阎晨、孙冉、王、罗丹、马、李嵩,这7个名字都与黑姬山联在一起,值得每个人终身自豪。
问题是,当他们回到中国,还有这样锻炼的机会吗?
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
该文写道:
学生意外伤害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某,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
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
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
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尚无下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
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
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
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
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
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
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
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
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
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
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会,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
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
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
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
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
1.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
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
2.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
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竟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
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
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
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
这是一个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
其中一个已经死亡。
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
“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
”
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
“自然灾害呀!
”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
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
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
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1992年,我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曾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
“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
”北京男孩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
“遗传呗!
”他还解释说:
“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进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
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动,电不准我动,火不准我动。
我长到13岁,火柴也很少划,我家炊都不会,哪还会野炊呀?
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怎么比得过人家?
”
的确如此,中国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坛中学的7名学生已证明了这一事实。
但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的生命活力。
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
“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这句近乎国民共识的话,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真正隐患。
结果如何呢?
早在1994年3月,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呼吁:
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令人担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1991年的调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质的千米跑速度不及1985年的情况,“豆芽”体形无明显改善,近视眼发病率高达43%。
三次青少年体质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均低于日本同龄组。
1993年,北京、辽宁、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高考体检,体质没有障碍的考生仅有15%(2000年高考体检,一些城市的状况依然如此,引起众多媒体惊呼)。
上述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及的1991年调查,即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是由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和国家科委共同组织的。
调查资料显示,与日本同期(1991年)资料相比,我国7岁至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学生相差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5.66千克、4.66千克,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等等。
1986年4月至7月,中日两国科研人员在北京和东京两地,同时对从小学到大学的近万名学生进行身体素质调查。
结果依然表明:
中国男学生的体重在7岁后,均比日本学生轻0.9——3.8千克;在多数年龄组中,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具有肩宽、胸阔、腿粗、胳脯粗的特点。
当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们自己早已反思过“教育的荒废”问题(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不也处于荒废状态吗)。
可是,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让孩子磨炼,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的环境何等险恶:
北京某中学组织初一学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6位学生父母反对,说自己来不及去接孩子,怕孩子丢了。
此次随团赴日,我与师生们在东京某宾馆住过两天。
一位高一的女生抱怨说:
“我父母真是的,昨晚来了3次电话,今天早晨还用国际长途电话给我叫早!
”再想想2000年高考的媒体爆炒,什么让考生吸氧,住高级宾馆,救护车不许通行,连知了叫也不允许。
我们是在真正培养21世纪的人才吗?
28年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经历,使我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
教育是爱的事业,可爱心既能造就未来,也能葬送未来。
两种爱心,两种命运。
许多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悲剧的命运,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摧毁自己的目标。
错误的教育正加紧制造着21世纪中国的灾难。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
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
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
黑姬山长长久久地屹立在日本长野,它像一座千年警世钟,留给人的震撼同样久久长长。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0年9月13日)
日本人怎样办夏令营
——《千年警世钟》续篇
孙云晓
提到日本的夏令营活动,许多人会有一种颇为深刻的印象,即艰苦的探险与枯燥的生活。
写过《夏令营中的较量》及《千年警世钟》的我,似乎应对此负有一些责任。
当我亲自在日本体验过夏令营之后,发现那是一段轻松快乐而充满活力的生活。
如果仔细品味一下,甚至会发现那些迷人的日子闪耀着现代教育理念的光芒。
一
750人的夏令营开营式上,没有领导讲话。
营员在幽默的童话歌曲中起床,而快乐已成为夏令营的主旋律。
2000年8月4日上午,当随同北京月坛中学的师生来到东京地铁的上野车站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成群结队的青少年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律穿着草绿色的营服,一律戴着西部牛仔式的卷沿营帽,一律背着沉甸甸的背包,一律佩戴着自制的介绍自己的臂章……那景象犹如绿色的云向一起聚拢,又似绿色的精灵在举行狂欢节。
我们是同一个夏令营的营员,我们同乘一列新干线列车,向避暑胜地长野进发,目的地是黑姬山下的“拉博浪岛”。
我的女儿作为月坛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夏令营,并承担起给我当日语翻译的任务。
女儿告诉我,“拉博浪岛”是LABO国际交流中心营地的缩写及音译。
据悉,这座藏在黑姬山下密林中的营地,由日本政府投资数亿日元建造,供全国青少年参加野外活动使用。
LABO国际交流中心每年春夏冬三季租用此营地,为拉博会员举办各类活动。
说来有趣,拉博会员的年龄从2岁至22岁,营员也就大小不等。
最小的只有3岁。
我所在的A2班共31人,七、八岁的十几个,其他多为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学生,还有两位妈妈和一个奶奶,也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了夏令营。
31个人像一个大家族一样,住在一栋复式结构的高大房子里,女的全住楼下,男的全住楼上。
夏令营的起床时间不是吹军号,而是播放一首幽默的童话歌曲,使人感到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750人的特大夏令营开营式却出奇的简单,没有领导讲话,只有一位大学生志愿者讲了几句逗乐儿的话,大叫一声“开营了!
”接着,就是大学生、高中生志愿者的节目演出。
演出极为夸张,各色人种,迥异的服饰,原始部落的生活,均随心所欲地演绎出来。
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是拉博浪岛的最高负责人。
他扮演了一个印地安人,挑着丰收的果实大声叫卖。
回到各班之后,马上开始演戏,戏名叫《三个兵》。
剧情大意是:
三个打仗归来的士兵来到一个小村庄,村民们以为是强盗,把食物全藏了起来,并拒绝士兵进门。
后来,得知士兵是为人民而战,纷纷开门迎接,制作特大的饼,取出最好的酒,款待三个士兵。
随后,男女老少与三个士兵跳舞联欢……
当我被邀请参加演戏时,心里慌乱了一阵子:
长这么大,何曾登台演戏?
我这才发现,日本的夏令营组织者极重视平等与自由。
以演戏为例,每个人可自由参加演出,也可以自由选择角色,还可以自由设计动作。
于是,我创作了藏东西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