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取向知觉的性别化的面部线索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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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取向知觉的性别化的面部线索研究

性取向知觉的性别化的面部线索研究

摘要：

知觉者能够精确的判断一个面部的性取向，但是这个过程中间的知觉的机制仍然是不清楚。

作者假设刻板印象将男同和女同看作是性别“倒错”，这在文化中流传了一个半世界，导致知觉者使用性别化的面部线索去推断性取向。

使用计算机生成的面部，研究1表明，作为面部的两个维度（外形和纹理），当它们越来越性别倒错时，目标面孔越可能被判定为男同或女同。

研究2表明，真实人脸表现得越性别倒错，越可能被判定为男同或女同。

进一步的说，刻板的使用性别化的线索影响到了对性取向判断的准确性。

虽然使用性别化的线索全面的增加了性取向判断的准确性，研究3表明，对那些违反刻板印象的目标面部的判断确实出现错误。

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证明，知觉者利用性别化的面部线索去搜集他人的性取向，并且这影响了判断的准确性或错误率。

关键词：

对人知觉，性取向，性别，面部知觉，社会分类

在1953年四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布了第10450号行政命令，要求从联邦政府中淘汰男同和女同。

从政府和军队中开除不需要证据证明，只要匿名的举报就足够了。

在高度的“薰衣草恐慌”和广泛的麦卡锡主义危机气氛下的美国，那些被宣称是所谓的男同或女同的联邦雇员，被从政府中解雇的是大约60个每月，从军队中开除的大约2000个每年（Loughery，1998）。

几年之后，在1963年十二月，加拿大政府发布了一个类似的主动安全措施来禁止男同和女同在政府工作。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政策，政府面临一个困扰。

不像其他能够非常完美知觉的社会分类，如性别和种族，性取向的知觉是不明显的。

这个困惑导致政府开发并最终使用了被称作“水果机”的机器—一种心理生理上的“同志探测雷达”，它依据瞳孔扩张的类型。

这种类型推测一个人是男同或女同，导致了他们从联邦服务中被开除。

最终，政府使用这个机器开除了成百上千的被控为男同和女同的人。

后来，也许并不奇怪，这个水果机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Kinsman，2000）。

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浅显的例子---关于他人的性取向的知识能够且经常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知道某人是男同或女同会使我们带有色眼镜看人，影响接下来的交往（Gross，Green，Storck&Vanyur，1980）并增加负性的态度（Aberson，Swan，&Emerson，1999；Fiske，Cuddy，Glick，&Xu，2002）。

对于男同和女同，了解他人是男同或女同有非常明显的意义，例如关系，沟通的建立，和对组中他人饿认同。

在爱情和两性关系领域中，知道他人的性取向是一个关键。

一个男同对一个自认为是男同的男人感兴趣，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异性恋者，或者一个异性恋的男人对一个自认为是异性恋的女人感兴趣，但其实她是一个女同，这些情况造成了负面的反馈，或者，极端的例子，悲剧的例子。

在一个备受关注的1995年事件中，一个男同间接地表达了他对一个异性恋男人的好感之后，这个男人觉得很羞辱，买了一把短枪，对着该男子胸口开了两枪（PeopleV.Schmitz，1998）。

很显然，了解或更糟的弄错他人的性取向能带来严重的相应的后果。

对于人际交往来说，重要的是知道基本的机制—我们是通过搜集什么来确定他人的性取向。

虽然性取向你不是很容易知觉到（例如没有近乎完美的知觉准确，就像性别和种族），几个研究已经表明，男同和女同，作为一个群体，和异性恋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从他们极少的外表和非言语的行为的信息可以在高于随机水平判断准确。

例如，给一段10s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单独的身体运动（仅使用轮廓图）的短片，知觉者可以在高于随机水平上判断正确他们的性取向。

甚至当仅有1s的短片也是可以的（Ambady，Hallahan，&Conner，1999）。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知觉者利用的最重要的社会线索是面部。

面部被认为是比其他视觉信息更准确和高效的（Yin，1969）。

从对面部的飞快的一瞥中，知觉者就快速的认识到他人的身份，情绪状态，和社会分类（例如，性别，种族和年龄）是属于哪一类（Ekman，1993；Macrae&Bodenhausen,2000）。

最近，面部的静止的图片被证明对性取向的知觉在随机水平之上（Rule&Ambady，2008；Rule，Ambady，Adams，&Macrae，2008；Rule，Ambady，&Hallett，2009）。

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在比较贫乏的条件下，例如一个极短的暴露时间（40-50ms）（Rule&Ambady，2008；Ruleetal.;2009）或者闭塞主要的面部部分（Ruleetal.，2008；Ruleetal.,，2009），准确率依然维持较高。

这个研究表明，面部信息包含了一个可靠的识别目标性取向的信号。

然而，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仍然不是很清楚，并且，通过什么知觉者推断他人的性取向，知觉的机制，大部分仍然是未知。

性取向分类的社会特性

大量的研究已经探索了性取向是怎样在一个个体上形成，先天和环境的因素在其中都有作用。

事实上，很有可能，两者在性取向的形成上有复杂的交互作用（美国心理学会，2008；Bailey，Dunne，&Martin，2000；Fausto-Sterling，2000）。

但是，这篇文章对性取向是怎样表达的不感兴趣，而是关注性取向是通过什么被知觉的特定机制。

对知觉者去分类性取向，第一位的，他们需要一些片段的关于异性恋和男同女同的类型是怎样的知识，他们也需要有能力去将知觉到的信息联系起来来推断（见Murphy，2002；Rosch，1987）。

确信的是，同性之间的性交行为自古就存在，但是知觉性取向不是依赖与性行为；而是主要依赖于辨别他人的身份，他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和这个身份是怎样通过身体线索来表现的。

因此，不管性取向可能被解释为先天因素或环境因素或两者联合作用，不可辩驳的是，性取向的知觉对所有的情况都适用，知觉者需要一些男同女同和异性恋是怎样的基本的知识和什么东西使他们在知觉上被识别。

换句话说，观察者需要关于性取向的刻板印象来知觉他们。

为了了解观察者的关于性取向分类的刻板印象，回顾这些分类是从哪里来的是很有帮助，因为这是基本知觉的基础。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性取向--作为一个个体的身份或潜在的倾向—首次仅仅出现在19世纪中叶（D’Emilio，1983；Foucault，1978；Heine，2008；Herdt，1997；Katz，2007）。

直到18世纪60年代，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异性恋（虽然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而同性恋被相关的表现和行为被认为是暂时的违反法律、天性和道德的犯罪（Katz，2007）。

这种情况在19世界中叶的欧洲开始改变，当时，收纳同性恋的生物医学机构开始兴起，独创性的描述这一人群的行为，并把它转变为描述这一人群的是怎样的。

这得到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MichelFoucault的揭示--“在19世纪前，鸡奸者是暂时的失常；现在同性恋是一个族群”。

精神病学实践者创造这个族群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一个社会学的和医学的分类--一种身份--在性别倒错周围。

当权者开始接受那些可能参与同性性行为的人们，因为以前视为暂时的事故，现在发现是有内部的病理学基础，在时间上是稳定的；这些人被称为性别倒错（后来才叫做同性恋）。

对倒错特征的定义不是他或她进行了同性性行为，而是，虽然他或她的生理身体是与性别一致，他或她的心理性别与性别相反（倒错）。

因为他或她的心理性别属于相反的性别，接下来的就是他或她喜欢的性别就相反了。

因此，男性倒错者（男同）被认为是只对男人感兴趣，因为他们心理上都是女性；而女性倒错这（女同被）被认为是只对女人感兴趣，因为她们心理上都是男性（Katz，2007；Lhomond，1993）。

在以后的日子里，倒错这个词语转变成同性恋和男同或女同，但是同性性行为和性别倒错概念的深层的联系从没有减退。

从他们在西方文化中开始，性别倒错被写进非常基础的男同和女同的身份中（D’Emilio，1983；Foucault，1978；Heine，2008；Herdt，1997；Katz，2007）。

性别倒错在知觉性取向中的作用

虽然倒错这个词几十年前已经不再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性别倒错仍然是男同或女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如今，很多人赞成这样的观点，本质的性别倒错是成为男同或女同的关键（Kite&Deaux，1987；Lhomond，1993）。

此外，男同经常被解释为不正常的女性特质，女同为不正常的男性特质，而且男同刻板印象是“娘娘腔”，女同刻板印象是“假小子”（McConaghy&Zamir，1995）。

更进一步，人们可能认为男同拥有异性恋女人的典型特征，女同拥有异性恋男人的典型特征（Kite&Deaux，1986）。

因此，一个有力的、当代的关于男同和女同的刻板印象就是性别倒错--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

仅仅因为女同和女同给人的刻板印象是性别倒错，并不意味着刻板印象是必然的不精确（虽然事实上它可能导致过分概化；Judd&Park,1993）。

实际上，文章的大部分支持这样一个观点，男同和女同也倾向表现出反典型性别的特质。

采用大样本研究，Lippa（2000,2005）发现，作为一个群体，男同报告更有女性特质，比异性恋的男人有更多女性化的兴趣；女同报告更有男性特质，比异性恋的女人有更多的男性化的兴趣。

其他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男同和女同倾向于表现比异性恋同类更多的反典型性别的行为和兴趣（例如Baily&Zucker,1995;Rieger,Linsenmerier,Gygax,&bailey,2008;Sirin,McCreary,&Mahalik,2004）。

这些反典型性别的特点可能部分解释为先天影响（例如Kirk，Baily，Dunne，&Martin，2000；Knafo，Iervolino，&Plomin，2005；Mustanski，Chivers，&Baily，2002），并且也可以部分解释为后天环境的影响（例如，见Baily&Zucker,1995；Lippa，2005）。

由于性别倒错与性取向之间的密切的联系，所以对性别倒错的探索被用来知觉个体的性取向。

前人的研究已经发现，男同和女同的非典型的性别表达有知觉基础。

研究儿童阶段的家庭录像发现，那些后来被确定为男同或女同的儿童比后来被确定为异性恋的儿童在有更多的非典型性别的身体动作和言语（Riger，etal.,2008）。

而且，两个最近的研究认为，非典型性别线索被用来从身体和语音上判断性取向。

当两个性别线索--身体动作（大摇大摆和摇摆）和形态（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是矛盾的时候，身体刺激更可能被用来判断男同或女同（Johnson，Gill，Reichman，&Tassinary，2007）。

最矛盾的是，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全身站片，简单的身体动作的短片和语音可以对性取向的判断达到随机水平以上，并且，这个准确度与性别的非典型有关（Rieger，Linsenmeier，Garcia，&Baily，2010）。

因此，有可能，面部的非典型性别线索也是用来判断性取向，并且，这可能意味着对性取向的准确判断。

如果是这样，知觉者可能依赖那些代表性别倒错的面部线索，比如错位的男性或女性特征，来搜集他人的性取向。

本研究

我们假设，一个间接的基于面部的性取向知觉机制是性别倒错。

如果是这样，面部线索的样式传达出性别倒错，比如错位的男性或女性特征，可能被用来构建性取向。

虽然性别倒错线索最近表明在身体和语音的性取向构建中有一点作用（Johnsonetal.,2007；Riegeretal.,2010）,在理论上，它们在利用面部构建性取向中有重要的不同。

以前研究的刺激（身体动作，语音，和静态身体照片）包含了很多可以选择呈现的线索。

虽然身体的非语言行为和语音是典型的而不是自发的（见Ambady，Bernieri，&Richeson，2000），很少人否认这些和身体的步法、语音的、或个体在静态身体照片中的自发的外表（例如，衣着，时尚，发行）不是在最小程度上服从于某种程度的个人控制。

事实上，Johnson，etal.（2007）发现性取向的判断更多依赖身体的动作（相对更可控），相对于身体形态（相对少可控）来说。

这意味着性取向知觉可能需要那些更可控的和社会交际的线索。

例如，一个男人有着男性化的身体体型，但有一个女性化的步法，可能被构建成男同，只是因为知觉者认为这个女性化步法是一个故意的交流（好像这就是故意传达他是一个男同；Johnson，Pollick，&Mckay，2010）。

因此，那些相对固定的和不可控的性别倒错线索（因此，不可能被认为是故意的）是否可以指导对性取向的知觉还不是很清楚。

使用静态面部照片，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基于一个更可控的面部线索（发型），相对于一个少可控的线索（例如，眼睛区域；Ruleetal.,2008），对性取向的判断的准确性更高。

然而，那个研究没有检验性别倒错的作用。

在研究一种，我们操纵计算机产生面部的性别特性的两个独立的维度：

他们的外形和纹理。

外形和纹理是可以使用3D变形算法来独立变化面部的两个基本的性别AA维度（Blanz&Vetter，1999；Bruce&Langton，1994；Hill，Bruce，&Akamatsu，1995）。

例如，男人的面部外形涉及较低的眉毛，更清晰的下颚，更凹的面颊，和整体更方的外形，相对的，女人的面部外形涉及较高的眉毛，不太清晰的下颚，更圆的面颊，和整体的更圆的外形。

男人的面部纹理涉及整体上的更深的颜色，更facial头发，和更浓的眉毛，相对的，女人的面部纹理涉及整体上更浅的颜色，更少的facial头发，和更淡、更弯的眉毛。

当控制其他的知觉信息时，沿着外形性别和纹理性别变化，让我们可以精确的检验性别倒错线索在性取向知觉中的作用。

如果知觉者采用性别倒错线索来搜集性取向，那么，当性别倒错增加时（例如，一个男性化的外形掺入更多的女性化纹理），对男同或女同的判断应该也会增加。

为了获得更大的广度和一般性，在研究2中，我们检验了知觉者是否依赖性别倒错线索来搜集真实（与计算机产生的相比）面部的性取向，这些面部的性别倒错是被测量（与操纵相比）。

一个真实的面部被知觉到更多的性别倒错，男同或女同的判断应该增加。

而且，采用自我认同的性取向的真实面部，也可以让我们探索性别倒错面部线索在精确判断性取向中的调和作用。

由于性别倒错的刻板印象在很多例子中可能是有效的，就像上面介绍的一样，知觉者使用性别倒错线索可能会影响性取向判断的准确性。

然而，如果在性别倒错的刻板印象上的信心是强健的，那么，对那些不符它们的刻板印象规定的目标的知觉应该会犯很大的错误。

换句话说，虽然性别倒错的刻板印象可能在很多例子中是准确的，它们也可能导致扩大化（Judd&Park，1993），以致性别倒错线索指导面部的性取向知觉不准确。

举个例子，性别倒错线索在一个异性恋男人或女人上，可能错误地暗示一个男同或女同的解释，就像典型性别线索在男同或女同上，可能错误地暗示一个异性恋的解释。

虽然前人的研究已经趋向于关注能带来高于随机水平的性取向判断准确率的知觉条件，但是，什么条件导致判断显著性的失误不是很清楚。

有必要去检验在什么条件下性取向被显著性的误导（比如低于随机水平），尤其是错误的判断他人的性取向时，就像上面讨论的。

因此，研究3中，我们检验了性别倒错刻板印象--虽然它们可能在很多事例中有效--是否导致显著性的对那些不一致的目标的错误判断。

总之，通过三个研究，我们检验了性别倒错在面部性取向知觉中的作用和这个过程可能怎样去调和判断的准确性或错误率。

研究1

在本研究中，我们从精确的控制计算机生成的面部，考察了性别倒错和性取向判断之间的关系。

通过操纵面部的两个性别维度，它的外形和纹理，为我们直接考察了不一致的性别面部线索是否会增加面部被知觉为男同或女同的可能性。

面部独立的在外形（极端男性化外形到极端女性化外形）和纹理（极端男性化纹理到极端女性化纹理）上变化并呈现给被试。

我们预测，当面部男性化外形掺入一个更女性化的纹理和面部更女性化的外形掺入一个男性化的纹理时，男同或女同的判断应该会增加。

因此，随着面部变得更性别倒错，它们应该会更可能被构建为男同或女同。

方法

被试：

作为回报，将获得部分课程学分或10美元，34个本科生参加了实验。

刺激：

我们使用了面部生成建模器（单一版本）来产生高仿真的面部，并独立的操纵面部外形和纹理的性别信息。

四个唯一的面部（有唯一的身份）是半随机的生成。

对这些唯一面部中的每一个，独立的变化了外形性别（五个水平从极端男性化到极端女性化）和纹理性别（五个水平从极端男性化到极端女性化），

产生了25个变体。

见图1例子刺激。

过程：

被试要观看这随机顺序呈现的100个目标面部刺激中的每一个。

因为精细的操纵外形性别和纹理性别，我们期望，在被试知觉每一个目标的生理性别（男性或女性）和心理性别（男性化到女性化）上有精细的变化。

因此，我们需要在每一个被试对每一个目标上，获得一个异质的生理性别判断和心理性别判断，而不是通过分开的独立的评价者组（就像在后面使用真实面部的研究2和研究3）的平均化的判断。

对于每一个目标，被试都被问到，按下面的顺序，一个生理性别判断（男人或女人），心理性别判断（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程度），和性取向的判断（异性恋对男同或女同）。

对于心理性别判断，会让被试在一个水平滚动条上指示一个相应的位置（被记录为一个在0-100内的真实数值），这个滚动条一段标示极端男性化，另一端标示极端女性化。

结果：

外形性别和纹理性别都被数值化编码，并且中点在0（-2=极端男性化，0=双性化，2=极端女性化）。

心理性别判断的中点也是0，并且知觉的生理性别和知觉的性取向也都数值化编码，并且中点在0（-0.5=男人，0.5=女人；-0.5=异性恋，0.5=男同或女同）。

因为主要的因变量（知觉的性取向）是类别的，并且我们的设计是组内设计，我们采用一般估计公式（GEE）来估计我们回归参数，而不是采用普通最小平方回归（Zeger&Liang，1986）。

由于分析采用GEE模型，我们报告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和Waldz值。

被试的性别在所有的分析中效应都很弱，且没有再进一步讨论。

操纵检验：

为了确认我们对面部外形和纹理的操纵确实和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知觉有关，在单独的分析中，我们回归了知觉生理性别（类别）和心理性别的知觉（连续）到外形和纹理。

外形影响生理性别的判断，B=0.53，P<.0001，z=10.62，纹理也一样，B=1.89，，P<.0001，z=17.18。

和期望的一样，当外形或纹理变得越来越女性化而不是男性化，面部更可能被判断为女人而不是男人。

外形也影响心理性别的判断，B=0.06，P<.0001，z=5.82，纹理也是如此，B=0.06，P<.0001，z=5.80。

当外形或纹理变得越来越女性化而不是男性化，面部更可能被判断为女性化而不是男性化。

这些分析证实了我们对外形和纹理的面部线索的操纵。

关于知觉性取向的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

我们开始发现了知觉的生理性别和知觉的心理性别在判断性取向上的影响，预测了生理性别X心理性别的交互作用。

特别的，对于知觉到的男人，当同时也知觉到更多女性化，男同的分类应该增加（例如，更多的性别倒错），并且，对于知觉到的女人，当同时也知觉到更多男性化，女同的分类应该增加（例如，更多的性别倒错）。

我们回归知觉到的性取向到知觉到的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交互作用。

知觉到的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无关的，影响到了性取向的判断，如此，知觉到的男人更可能全面的被分类为男同，相对于知觉到的女人可能被分类为女同来说，B=-0.57，P<.0001，z=4.54。

另外，知觉到的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无关的，影响到了判断，如此，扩展到一个面部被知觉为更女性化，它被分类为男同或女同的概率增加，B=0.87，P<.01，z=2.81。

更重要的是，这些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主效应被生理性别X心理性别的交互作用所限制，B=-11.24，P<.0001，z=15.19，在图2中有描述。

特别的，当他也被知觉到更女性化的时候，一个知觉到的男人更可能被分类为男同，B=6.49，P<.0001，z=14.11,并且，当她也被知觉到更男性化的时候，一个知觉到的女人更可能被分类为女同，B=-4.75，P<.0001，z=9.31。

这些结果表明，面部线索变得越不一致（例如，性别倒错），男同或女同的判断就会增加。

关于知觉的性取向的外形和纹理。

在这个面部的分析中，我们检查了这个精确的操纵的面部的（外形和纹理）性别线索的不一致是否指导了被试对性取向的知觉。

我们回归了知觉的性取向到外形性别、纹理性别和其交互作用。

外形性别，与纹理无关的，影响了性取向的判断：

当一个面部的外形变得越来越女性型而不是更男性型的时候，男同或女同的判断增加了，B=0.11，P<.01，z=2.68。

另外，纹理性别，与外形无关的，影响了性取向的判断：

当一个面部的纹理变得越来越女性型而不是更男性型的时候，男同或女同的判断增加了，B=0.34，P<.0001，z=8.53。

更重要的是，外形X纹理的交互作用显著，B=0.28，P<.0001，z=14.20，在图3中可以看到。

对于有更多男人型纹理的面部（值是-2和-1），当他们的外形变得越女性型的时候（性别倒错），他们更可能被分类为男同或女同，分别的，

Bs=-0.46和-0.18，P<.0001，zs=9.24和4.43。

对于有更多女人型纹理的面部（值是2和1），当他们的外形变得越男性型的时候（性别倒错），他们更可能被分类为男同或女同，分别的，Bs=0.68和0.39，P<.0001，zs=9.66和7.82。

有最多双性型纹理的面部（值是0），当他们的外形边的更女性型的时候，他们更可能被判断为男同或女同，B=0.11，P<.01，z=2.68。

因此，当两个独立的面部性别线索--外形和纹理--不一致增加的时候，知觉这个面部为男同或女同的可能性相应的增加了。

讨论：

我们发现，当看到他更多的女性化时，知觉到的男人更可能被判断为男同，当看到她更多的女性化时，知觉到的女人更可能被判断为女同。

更精确来说，当面部的外形和纹理的性别性质有很大冲突的时候，面部被知觉为男同或女同的可能性相应增加。

这暗示，知觉者使用性别倒错的面部的线索来推断性取向。

面部外形和纹理是可靠区分两性的面部的两个基本维度。

它们也是视觉上显而易见的，且易于通过形态算法来操纵（Blanz&Vetter,1999;Bruce&Langton,1994;Hilletal.,1995）。

但是，注意到我们聚焦在这两个面部维度上的原因是便利。

我们可以推测，任何性别线索可能成为这里研究范式的候选对象。

因此，当性别线索的组合是冲突的，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因为性别倒错与性取向的关系，知觉者更可能侦测到它，并推断为男同或女同。

前人的研究发现性别倒错线索也通过身体和语音（Johnsonetal.,2007；Riegeretal.,2010）参与到性取向判断中，这些线索都是主观更可控的（例如，身体的步法或衣着）。

这些研究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性取向知觉能不能被那些不可控的和不能解释为故意的性别倒错线索指导。

这里，通过系统的操纵没有表情的计算机生成的面部的性别性质，我们看到，性取向知觉可能被那些相对不可控的和因而不可能认为是故意的性别线索来驱动。

精确的操纵计算机生成的面部的性别线索能够让我们很确信，性别倒错和性取向知觉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缺乏生态学的效度。

为了获得更多的一般性的结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采用真实面部而不是计算机生成的面部，并测定性别倒错，而不是操纵它。

重要的是，采用自我识别的性取向的真实面部，让我们有机会确定知觉者使用性别倒错线索可能怎样影响性取向判断的准确性。

研究2

这里，我们检验性别倒错在从真实面部中抽取性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