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是计划经济最后堡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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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是计划经济最后堡垒
中国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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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的聪明都是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在吃喝玩乐，在勾心斗角上。
没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智慧，缺少的是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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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个人有个估计，如果说教育能做到平等的话，估计这个移民的数量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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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尤其鼓励官二代多移民出去。
因为中国现在面临人才上升流动的问题，民间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是被压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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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国内的不一定就是爱国，在国内很多既得利益者做的事情可能都是阻碍中国发展的。
这种人只是爱他的某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已。
主持人：
议国事知天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纵议院》，我是文婷。
由于高校的扩招以及企业岗位的缺失，使得2013年成为有史以来最难就业的一年。
这一问题也让很多家长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孩子的教育问题，那么教育移民也变成了很多家庭所考虑的方向，那么为了孩子的教育而选择全家移民，是否已经成了移民潮中的主流呢？
让我们来听听今天两位嘉宾的意见。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德国经济政策领域的权威专家、经济史博士杨佩昌老师。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老师，欢迎您。
我们刚才也说到为子女的教育而全家移民的问题，两位老师觉得这是否已经成了这个移民潮中的主流了呢？
杨佩昌：
是不是主流不好说，但是教育这个因素确实是多数移民者的一个考虑。
这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国内教育问题已经到了很严峻的时刻了。
我们国家的教育是有点奇怪，把幼儿园当小学来办，小学当中学办，中学当大学来办，换句话说孩子的智力被过度开发了。
以前家长还沾沾自喜，说我的孩子学了很多东西。
事实上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一点，他们的孩子的大脑已经被破坏了。
怎么被破坏的呢，因为知识它不断的去灌输进去之后，就跟大脑的内存似的，它不能去处理了，慢慢就把他的大脑变成一个硬盘储存东西了。
所以以后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一个不太会思考、不太会批评的人，只知道接受东西、死读书。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年来除了一个莫言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他自然科学类的就竟然没有一个人获得。
这或多或少是跟我们的教育是有一定关系的。
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孩子一定要送到国外去。
因为我在国外长期生活，我知道在幼儿园阶段孩子是压根一点不学东西的，如果幼儿园教授孩子听、说、读、写，这是违法的。
我知道的欧洲国家都是这样。
那么如果说你在幼儿园干嘛呢，当然也不能说是全一点不教，教的是他的生活能力，教他一些伦理知识，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不可以做的，哪些是应该去合作的，教的是这些东西。
所有的东西不是用教条的方式，而是用玩的方式，通过娱乐活动让孩子有这方面的认知。
所以这种教育，你看外国小孩的脸上洒满了阳光，特别轻松，你看那孩子他没有抑郁，可是你看中国的小孩，现在已经是一脸的严肃劲，像个小大人一样。
我们可千万别高兴，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这个孩子从现在起他不仅是头脑已经过度的已经提早的发育了，而且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包袱。
所以中国有钱的人或者说权贵们，其实他们是世界上我们这个世界是最聪明的一类人，他们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已经提前布局，把这个孩子子女们都已经送到国外了。
几乎毫无例外，只要有钱人毫无例外都把子女送出去了。
也有个别一些学家也说，那这也很好啊，我们孩子学很多东西啊，考试就比外国孩子能考。
我们养成一个考试机器，有什么用呢，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把孩子要提前的送出去，让他接受他本来应该接受的教育，我觉得是聪明的家长做的事。
胡星斗：
刚才杨老师说的非常好。
我想移民海外可能主要是为了小孩的教育，现在有调查证明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富翁可能是千万级以上或者是亿万以上的正在移民或者是已经移民，大多数人恐怕是为了教育。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资产安全，这两个原因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很难说。
因为中国现在法制不健全，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资产安全，当然同时也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在国内移民不同的省份之间移民不同的城市移民，这个我觉得主要不是为了教育，他主要是父母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寻找工作机会，更好的工作，然后子女就被动的被迫的就到这个城市来学习。
所以这种教育移民纯粹为了小孩在国内的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之间的教育移民，我认为还不是特别多，不可能成为主流。
就像刚才杨教授所说的，目前中国的这个教育的确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甚至我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到提出或者是实施什么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时候，因为根本不可能创新，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怎么可能创新呢。
如果说中国未来在一二十年内能够赶上美国的GDP，但是中国的创新能力恐怕一两百年都不一定能够赶得上，这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
最主要是就是中国的教育沿袭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又可以说教育它是计划经济的一个最后的堡垒，它采取的还是那种灌输式的，要求小孩听话，要死记硬背，实际上死记硬背其实就是束缚你不同的思想，束缚你的创新能力。
这样一种教育它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为其他的目的服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
中华民族本来也的确是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有人说世界上像中国人、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但是中国人的聪明都是体现在一些小事上，或者是吃喝玩乐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勾心斗角上。
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以及饮食文化做的花样翻新。
但是中国人他没有政治经济这种制度的智慧，缺少的是大智慧。
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大智慧，就与我们这样的极其落后的教育制度教育模式是密切相关的。
主持人：
其实之前有很多人说，就是你有万贯家产你可以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地方你买房买车办公司，但是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在这里进行高考。
杨佩昌：
对，所以我要补充一下，胡教授刚才讲的非常到位，因为我有个亲身体会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孩子在小学阶段，每天晚上他作业量太大了，就是能够写到晚上10点钟，不一定能写完。
而且我们家孩子还是全国的重点好的小学，那都是要求是减负的，减负依然如此。
那最可笑的是什么呢，我听有些家长说比如说做数学题划等号，你用手划的一定是不合格的，你必须用尺子对着划，划的直直的，这个才行。
不可理喻，孩子一定要这样教育吗。
到最后真想不通，我真想有机会见见这样的老师，跟他探讨一下到底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到现在我没明白。
胡星斗：
他是必须按照老师的答案或者书本上的标准答案你去完成，他不像国外的那种很多的教育，学生可以自己给出结果，自己寻找答案。
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种教育，我的小孩也差不多，我的小孩做作业也是每天都做到10多点钟，第二天早上要早起。
所以觉得小孩这样是最辛苦的。
但是我们还是属于北京市的户籍的小孩，他们未来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可能还有某种便利，那最不幸的就是外地到北京的打工子弟的小孩，他们无权参与北京市的高考。
前几天搞了一个研研讨会，就是关于外地子女在北京高考的问题，但是这个研讨会我没去，邀请了我好几次，为什么没去呢。
这样的研讨会本来是争取一个公民的合理的权利，这样一个研讨会，有关方面可能还不让我们召开，结果他们被赶的到处跑，结果还得秘密接头似的去开会。
所以我就说我不去了。
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国立大学，用国家的财政资金建立的大学，它就必须按照人口的分布来分配它的招生的名额，而不应当是我这个大学按照所属的地区来分配教育名额。
我这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我在北京所以我就大量的招生名额就在北京，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除非你这是北京市的财政资金资助的大学，那你可以主要面向北京，否则你应当是对全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你是全国的财政资金。
所以我的主张应当按照你这个省或者是市它的人口数，或者是高考的人数，生源数或者高考的人数来分配相应的招生的指标。
这样这个大学对所有的人的机会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大家也用不着非得挤到北京来参加高考，或者是挤到上海这样的少数城市去高考。
所以这个教育公平目前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可以做的，政府应当也可以做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分配教育资源，这个是应当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不去做，国家主要的职责就应当是促进公平。
杨佩昌：
胡教授，是这样的，你这个是出于公心，如果要是大家都是出于这种公心，所有的教育公平也好，所有什么都不成问题了。
现在关键是私心太重，这个私心重是因为，比如说一个学校在这个地方，比如在北京也好在上海也好，那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权贵很多的官员，如果你要不把指标拨放在这个地方，那如何解决这些子女的问题呢，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不公平，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现状，维持现状。
胡星斗：
你这个说的是对的，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特权力量太强大，甚至中国的不同的城市它是按照特权等级来排序的，像北京、上海像少数城市它是属于第一级别的、最高特权的，另外的一些城市它的特权就要少一些，这个依此类推的。
最主要的中央领导干部都住在北京，大量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等等，那肯定就投放在北京了，省里面的领导就住在省会，主要的省里面的资源就大量投入省会。
所以我们以前就看到有很多报道，某个省机关的幼儿园一年给他财政拨款好几千万，他们就享受特别优厚的待遇，但是农村的一些小学可能几乎没有经费，所以这样的一种特权制度要打破，但是要打破这个特权制度其实又很难，他可能与整个政治体制有关，因为整个的我们政治体制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一种特权等级的制度，这个可能又有赖于其他的方面的一个改革的推进。
杨佩昌：
实现教育公平能减少1/3的移民数量
主持人：
我们刚刚也提到外地小孩来北京考学的这样一个事情。
前段时间也报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说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外地孩子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但是他办了移民有了美国身份之后，反而高考还能加分，这不免让很多家长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就说如果说打破这个户籍制度，提倡这个教育平等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限制教育移民潮呢？
杨佩昌：
这个我个人有个估计，如果说教育能做的平等的话，我估计这个移民潮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说，因为我对北京那些国际学校或者说各个学校里面开国际班比较了解的，那这相当一部分人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户口，孩子又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他在北京可能上了初中了，或者是上了高中了，然后上完之后突然发现到高三之后他没地方高考了，假如他要回去户籍所在地，可是那个地方又有个规定说你没在我那个地方注册几年，你还不能参加高考，可能有这个问题。
即使你能回到原居住地参加高考，这个分数很高，或者说他们学习的内容跟高考的东西已经脱节了，所以他已经没办法回当地去高考了。
既然回原籍高考是没多大希望，在北京又不能参加高考，怎么办，第三条道路就是参加所谓北京这种国际学校，或者是中学里边办的国际班，这种班不以高考为目的，直接就是学完三年之后就直接送到国外去，美国也好英国等等那些国家学习去了，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
这个户籍制度实际上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必须要打破的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限制了人员的自由流动。
这是我们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自由的资金、自由的技术、人员，还有资源各方面的自由的流动，你没有这种流动经济谈何发展。
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继续再进一步发展，要想真正说未来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我觉得取消户籍制度也许是一个其中的动力之一。
胡星斗：
取消户籍制度当然是一个选项，我也是长期鼓吹要废除户籍制度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是激进派，属于激进派的代表，主张废除户籍制度。
很多人主张是慢慢的改革，说要等到城乡差距缩小，社会保障的制度差不多统一城乡的，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废除户籍制度。
但是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户籍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城乡差距能缩小到几乎没有差距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短暂时期内稍微有所缩小有可能，但是从长期来看，城乡差距本身就是因为户籍所造成的，那你怎么可能城乡差距最好缩小到几乎没有多少差距。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而且有的人说这个改革不能够太激进了，应当是一点一点的改，你一下子废除户籍怎么行呢。
我说废除户籍实际上并不是说对人口不需要管理，我们可以用我提出的叫做以国民信息系统全国联网的对人口进行管理，用不着现在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
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的确是在世界上大概也只有三个、四个国家有。
这个非常落后的制度，我们就看一个制度是否应当废除，应当看它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否符合中国的发展趋势。
如果这两个都不符合，那当然应该废除，你不能够说任何制度都应当慢慢的改革。
那西藏的农奴制度也不应当废除，应当慢慢的改革，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不应当废除，慢慢的改革，那显然是不对的，它本身就是完全违反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目前中国户籍制度一下子不能够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他就搞了一些变通的一些办法，像北京就过去也有那种居住证制度，但是仅对极少数人给予，少数人也能够获得北京户籍。
基本上是哪些人呢，一是高级官员，调入北京的高级官员能够获得北京户籍，第二是高校少数的那种分配的毕业生，在国有企业。
第三个是国有集团国有大公司的驻北京的总部或者是分布的负责人。
还有呢一些演艺人员，一些影星、歌星，他们能够在北京获得居住证或者是加入北京的户籍，还有少数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那些北京紧俏的专业的，大概就这么几类。
所以现在老百姓没办法可能就说就通过让子女获得一个美国国籍或者是外国国籍，然后再回到北京再来参加北京的高考。
当然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子女出去了，我觉得没必要再回到北京来高考了，因为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应当说是遥遥领先于中国，当然中国的教育制度它也有某些方面的优势，比如说它的计算能力比较强，加减乘除计算能力挺强，乘法口诀表背的挺熟。
应试能力很强，当然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是总体上来说它是戕害了人性，它是违背了教育规律，总体上来看它是不可取的。
杨佩昌：
中国现在应该放开计划生育生孩子免费
主持人：
那近几年我们还看到一种这样的现象，就是内地很多的妇女怀了孕的孕妇到国外去生孩子，像美国、香港、加拿大就会成为她们的首选地，我们看最近有一部电影也说的是海外生子的问题，那这种让下一代成为外国人的这种现象是不是一种新冒出来的移民手段呢？
杨佩昌：
这个应该说早就存在，就是到外边去把孩子生下来这种现象早就有了，这是要跟我们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的。
我们国家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应该说在一定时期起过一点贡献，但是呢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或者说到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就有些不太适应了，或者说他已经走过了头了。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是没有意识到在城市地区现在出生率已经开始下降了。
尤其是在国外，你看就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一个德国一个是日本。
经济高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呢，人们不愿意选择生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慢慢就淡薄了，他们反而认为养孩子要很大的经济负担。
所以比如说我们很多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其实限不限制，很多人都一定不愿意生了。
我们国家现在农村基本上可以生两个，城里只能生一个，这以后你可以发现，那能够把孩子教育好的家庭孩子数是越来越少，而孩子全放养的这种农村家庭，反而没有条件生孩子却生的越多，那中国国家人口素质会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以后我们会在世界的后边追着别的国家跑，这个现象一定会出现的。
我认为有些人也就是说我还是要想多生个孩子，那我觉得两个孩子比较好，一个太孤独了，两个正好，两个孩子基本上能够人口平衡。
那现在想要第二个孩子呢他一定没办法，因为要罚款的，
现在我们中国就是很奇怪的，第二个孩子交社会抚养费，这个钱交了，社会抚养你抚养哪个地方，你这个抚养费到底用在哪个地方，到现在谁都不知道。
没有人说这抚养费你抚养谁了，我估计抚养了某些权贵的孩子，我觉得还差不多。
所以你看比如说特别到香港也好到美国也好，通过到那边去生孩子之后，孩子一下就这种公平的教育权就有了，轻松的去生活能够自己在那边有很多便利或者是很好的待遇就有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这种现象应该说是这个时期我们这个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生孩子的现象，你只有从计划生育的改革做，因为没有一项政策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任何政策你如果说长期保持一种形态，它就会僵化，所以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要学会灵活调整。
现在我们国家领导者我觉得需要一种能力叫灵活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胡星斗：
很多人到海外去生孩子，主要是为了避开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享受国外的优良的社会保障制度。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都是非常完善，社保福利的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甚至有的国家可能更高。
而中国这个比例大致只有15%，反正20%不到。
所以中国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太少，就使得特别是农村的很多人老来没有保障。
所以他需要多生子女，还有城市的人也有的人他可能也希望多生子。
当然随着未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社会保障制度不断的完善，现在农村他也搞了社会化养老，农村也搞了低保也搞了合作性医疗，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问题是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障仍然是一国好几制，多轨制的，好几种社会保障制度，城市里面搞一个社会保障制度。
甚至城市里面的普通的职工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公务员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又搞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农民工又想另外再搞一个社会保障制度。
这样的一种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就是属于特别差，正因为社会保障太差了，所以他需要多生子女，多生子女实际上他是作为一种对于未来的一种投资，或者是一种金融保险，相当于是一种金融保险这样保障自己未来的生活。
我认为未来中国就是城乡的社会保障应当统一，这样也顺应了未来的城市化的趋势，否则未来制度的转换的成本都非常高。
你从农村到城市，然后社保这些东西都要变，这个成本都非常高。
另外农村的社保那个水平要不断的提高，现在农村比如说养老一般就是只能顶到50块钱，50块钱养老。
还不一定能拿到。
这么低根本不足以养老。
我的观点是你现在提高到500块钱，中国拿的出这些钱吗？
完全拿的出，500块钱一个月一年6000块钱，就算有1亿60岁以上的老人也就6000亿，6000亿大概实际上也只相当于公款吃喝的那个水平差不多，我们国家完全拿的出这样的一个钱。
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也不只6000亿，往往都在一万多亿，所以中国完全拿的出，拿出了钱完善了社会保障，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多生小孩了，就像刚才杨教授所说的，农村人也不需要多生了。
杨佩昌：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还做到一个，我们现在还有可能做到有财力，生孩子的都不要钱，这是我觉得这能做到，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德国出生的，从孩子怀孕开始，两个月的检查一个月到两个星期、一个星期、隔天检查，这个检查全都是免费的，而且每次去打心电图，打这么一摞的心电图。
我看见这一摞纸我都心疼，我说你们少打点不行吗，德国医生说不行，我们要打这么多才能准确的看出心率的变化，然后孩子出生，所有的没有任何费用，一点费用没有，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出院了之后，他送止尿布、送奶粉送回去，甚至回家打车费都是报销的，然后到了家之后每隔一天有护士到家里面来教你怎么来看孩子，孩子应该怎么抱，应该怎么给孩子洗澡这些，护士都教，这一切全都是免费的。
胡星斗：
所以你这么一说，就有更多的观众看了以后都希望到海外去生子，海外他这个社会保障太好了。
中国应当改善这个。
杨佩昌：
海外生子最大的风险是在中国
主持人：
海外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么完善，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潜在的风险存在呢？
杨佩昌：
坦率的说，我觉得风险是没什么风险的。
我觉得真正最大的风险是在中国。
为什么，比如说中国好多都是搞剖腹产。
其实剖腹产这个是违背人性的，因为孩子他一定要经过这么一个挤压过程。
没有那个过程对孩子未来会有一些影响。
国外一般不鼓励剖腹产，除非他有详细的诊断，证实对孕妇有生命危险才会选择剖腹产。
但事实上，你看中国有多比例都是剖腹产，这个跟医院有很大的关系。
医院一直在误导孕妇，说你这个孩子现在太大了，有危险。
而且你看现在社会上有机构说你看自己生吧，以后形体就会变或者某些地方会发生变化，这个不好，这是误导。
所以很多我们的孕妇们根本就没获得正确资讯的情况下就选择了剖腹产，这个是对孩子对宝宝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还是回归到国外那种，就是迫不得已你才选择剖腹产。
胡星斗：
如果说风险可能就是未来就成为外国国民而不是中国国民，因此他回国遇到一些障碍。
他以后要回国的话，他要办签证，非常麻烦。
甚至有的时候在中国逗留的时间都要限制。
我认为未来中国应当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法。
我是主张双重国籍多重国籍，你的父母都是在中国，那么你如果愿意你也可以你既有美国国籍也可以有中国国籍。
这方面中国应当采取更人道、更务实甚至更有利于中国发展更灵活的一个政策。
比如说你不承认这个双重国籍就带来很多的问题，很多人他在国外事业都在国外，但是他又非常想念中国，而且也希望为中国做出贡献，但是你不给他中国国籍，结果他的子女如果回到中国，又没法上大学等等，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
他想为中国做贡献，结果可能也望而却步，他无法回到中国。
像这样的人非常多，也有很多人曾经跟我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甚至哭诉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们在海外有很多人是非常想念中国，非常希望取得中国的国籍，但是怎么都不行。
可以说这些华侨在海外都是非常爱国的，他们也非常希望报效祖国，但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国籍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够修改。
杨佩昌：
这个我解释一下，中国做事情往往是这样矫枉过正。
比如说计划生育问题，其实可以灵活一点，慢慢调整是可以的。
那包括国籍问题也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由于双重国籍，导致了我们国家出现一些尴尬的问题，所以中国干脆一刀切，就是单国籍制。
这种几十年做下来弊端已经出现了，弊端来了，应该正视这问题来进行调整。
这才是一个治国应该抱的态度。
胡星斗：
即使双重国籍你也可以采取很多的灵活的办法。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担心，如果承认他的中国国籍了，社会保障各方面，中国又要负责他小孩的教育等各方面。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区分不同的地区，比如说东南亚人口非常多，华人非常多，那他们的中国国籍可能有很多人会有中国，可能考虑这些。
但是不是可以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考虑，还有他的权益，他如果在国外有社会保障，那中国就可以不给他社会保障等等，我想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
杨佩昌：
你比如说你在中国，要服务多长时间。
在国外也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你加入德国国籍，那你要想领到养老保险，你必须要交纳多长时间的税，你交了这么多你做出贡献当然就可以了，对不对。
你没交纳你就不享受。
杨佩昌：
官二代移民出国有利人才上升流动
主持人：
我们看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就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许多文化的地主从农村流向了城市，结果造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凋敝和豪强势力崛起，那他把这样的现象称作是社会侵蚀，那现在很多精英就是移民到国外去，和费孝通先生说的这种现象是十分相似的，他在社会层面的影响是不是已经大于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了？
杨佩昌：
我反过来认为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反而小于经济层面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移民出去这些人大多是中国的富豪或者是权贵，这些人非常有能力，这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们要承认相当大一部分人，这些人都是血液比较肮脏的。
在国外就说骄横跋扈、出尽洋相的都是这样的人，到外边开着豪车到处显摆，到街上去大声喧哗，他大街上敢于大声喧哗，因为他有个信念，老子是天下第一的，他是目中无人的。
平民子弟他会这样吗？
不会的，可能偶尔说声大爷还看左右有没有人。
所以一般来说这种人多出去一些对我们中国的社会空气反而是一个净化，我认为应该鼓励多出去。
但是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这些人确实非常有能耐，这些人非常有钱，你让这些人都出去了那我们。
资金流出，人才流出，那我们国家最后面临就是人财两空的局面，这个确实也很矛盾。
所以我就说，因为从社会层面来看应该说没有太大影响，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的道德或者一些良善的价值观一直流传在民间，或者说在很多底层人士身上得以保存。
其实这种非常恶的东西一般都是在富二代、权贵二代的身上，在那些人身上彰显的更明显。
主持人：
那胡老师您有什么见解？
胡星斗：
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聪明的，很多人都是很有能力的，真正的有才华的人可能在民间，所以出去一些人并不影响中国国内它的治理水平或者是发展程度，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出去的人中有很多是很有能力的，同样留在国内的人也有大量的是非常有能力的。
据我所知，到美国去的，除了很多是官员或者官员的子弟或者是富豪的子弟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是偷渡的。
偷渡的人也非常多，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各种方式去了就不回来，也非常多，甚至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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