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正文定稿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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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正文定稿综述
浅析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
（姓名：
周燕指导教师：
黄英）
科举考试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教育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止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多年，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可自科举建立时起，就存在一些弊端，也招来很多批判，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八股取士确立以后，士人的批判浪潮更是迭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
争论的结果是科举考试数次被废，不过少则几年，多则三十余年便重新复活。
鸦片战争以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科举制自身的弊端日益暴露，再加上其考试内容已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严重与国际脱轨，国内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
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改革、完善科举制的建议，终于在1905年9月2日正式下诏,宣布废除科举，“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
至此，在古代中国社会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于走向了它的末路。
本文是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晚清时被彻底废除的原因、过程以及对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的原因
科举考试制度从创立以来就表现出很多弊端，在康熙时期还曾下令废除八股文，可不久又被迫恢复。
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深刻感受到了科举的不可行之处，但是仍然无法动摇其根深蒂固的地位。
可到了清朝末年，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却走到了它的尽头。
这其中有科举制自身的弊端不断暴露以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紧密相连。
（一）自身原因
1封建制度的腐朽
我们所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封建科举考试制度。
而自从第一个封建王朝
——秦建立以来，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带有严重保守封闭色彩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
这将导致整个封建王朝对外面的世界孤陋寡闻，只活在自己的天朝上国里。
可是鸦片战争一声巨响，打破了作着天朝美梦的清王朝，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入侵，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封建体制都有着很大的冲击。
就像有学者所提出的：
“科举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而铲除腐败，吐故纳新，不断行自身改革，所以最终被历史吞没。
”因此可知，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
2考试内容的落后，文体形式的僵化
科举考试内容一直是注重《四书》《五经》，注重儒学之道，长期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之下，培养出来的只是引经据典的行家，驯服、愚忠的官员。
而统治者却正是靠着这一点，以图自己的长治久安。
而在科举制度后来的衍变中，也表现出考试文体的走向极端，严重偏于形式化。
我国古代对科举考试的文体有着严格的要求，较为突出的表现是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八股取士制度，这对明、清文风的影响很大。
如有学者在提到的：
“破题、承题、起讲、领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成为考试文体的定制，非八股文章一概不录。
更甚者，连有文字笔画错误的好文章也不能录取。
”内容何其陈腐，程序何其僵化！
因此八股文文体成为了科举制度被彻底废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3科场舞弊甚多，公平逐步丧失
科举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考试的不公平性，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科场舞弊之风盛行，扰乱了正常的录取秩序，破坏了考试的公平性。
许多有才华才能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出身卑微、来自寒门学生，即使拥有满腔报国的热情，也只能哀叹报国无门。
有书中写到：
“清朝末年，安徽的科举考试同全国各地一样，舞弊之风盛行，诸如顶替、通关节、联号等作弊手段，无奇不有。
”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则只需花钱就能买到秀才、贡生、举人的资格，而无需参加科举考试。
这种乱象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是科考长期发展以来一直存在的弊端，虽然各朝各代也曾采取过相应的完善措施，可效果一直不明显。
透过科场舞弊，表现出的也是科举考试制度衰亡的迹象。
4捐纳成灾，公平丧失殆尽
由于晚清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的威胁，晚清清政府恩荫特权、捐纳制泛滥，使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荡然无存。
甚至出现了“无官不捐纳，无人不能捐纳”的卖官鬻爵之风。
许多有识之士根本无法通过科考而入仕为官、为国报效，而科考选拔出来的大都是一些毫无学识，只知挥霍的慵懒之人。
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功能已存在很大的危机。
上述诸因导致科举取士公平择优尽失，是科举制最终走向覆灭的主要原因
（二）外在原因
1国门被迫打开，统治者急求救国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着中国，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局面，使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等领域出现了起了急剧的变化，使清王朝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看到了自身的封建落后。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求变的人士越来越多，求变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朝统治内部和地方有识官员，也都积极寻求救国之路。
众所周知，国家强盛依靠人才，科举考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自然成为求变的焦点。
2洋务运动爆发，“西学”的冲击
为了维护和延续风雨飘摇的封建专制统治，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爆发，洋务派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提倡“西学”张之洞认为：
“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日多，国势日盛”；“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奏请清廷，要求设立京师同文馆。
奏折中说：
“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于是于1862年8月先办英国馆，1867年又增设天文算学馆，此后各地争先效法。
其中1867年设立的天文算学馆，使得洋务教育从重“西学”转向重“西艺”。
洋务派还认为“靖内患，御外辱，非讲求兵制不可”，“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
”于是开办了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以整顿自己的水师。
这些措施，都对传统的科举取士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科举考试与新式学堂的矛盾日益尖锐，对彻底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维新改良思潮的推动
洋务运动对西学的宣传，打开了维新改良的大门。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力陈“非立即变法不足以救中国”，维新变法运动达到高潮。
同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
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要求立即运行京师大学堂，以挽救清廷已无人才可使用的惨淡局面。
戊戌年六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又下令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时务策论。
并命令开设经济特科，设立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学科，具体章程由礼部研究制定。
尽管顽固派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恢复了八股取士，可是人们仍然留恋着富有朝气的新式教育。
新式教育的日渐兴起，给传统的科举考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些地方爱国官员积极寻求救国之路，把眼光放在了改革并最终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之上，为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创造了条件。
4“壬寅”、“癸卯”学制的冲击
由于洋务教育和维新变法都要求大兴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科技，而封建教育仍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选拔人才仍以八股取士，这就存在着新式学堂与科举取士的矛盾。
由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可直接出任官职，就把传统教育相沿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突破了缺口。
随着洋务运动思潮的广泛深入传播，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不断建立，促进了书院改制，必然要求有新的学制加以规范。
1902年1月，清政府认命礼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受命后的张百熙网罗各方通达实务之士，参照日本学制，开始新学制的制定活动。
新学制的草稿几经修改之后，于1902年8月上奏，经清廷批准颁布，是为《钦定学堂章程》。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法定学制系统。
因1902年为旧历“壬寅年”，故又称为“壬寅学制”。
可由于第一部学制在内容上还存在不足，因此清政府又认命张之洞对学制进行修改。
1904年1月，几经磋商后，学堂章程终于修改完毕，清廷批复该章程“立法尚属周备，著即次第推行”，是为《奏定学堂章程》，因其颁布年份为旧历“癸卯年”，故亦称其为“癸卯学制”。
“壬寅”、“癸卯”学制对旧式学堂造成的冲击，为新式学堂扫除了障碍，标志着科举考试即将走到尽头。
总之，清末已经到了封建社会奄奄一息之际，新型社会形态呼之欲出，适者生存，不适者——科举考试也走到了尽头。
二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的过程
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采取完全彻底废除科举的方式进行的，自道光中叶至新政初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保存科举为主旨，以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为基本方向。
换言之，当时清政府的初衷并不是彻底废除科举，而是希望经过充实与调整来改造科举，使科举考试能够兼容实学和西学，以便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形势。
因此晚清政府通过议改科考的内容、废除八股文、递减中试名额等几个步骤，最终在更加紧张尖锐的局势之下，不得不在1905年彻底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
（一）议改科举考试的内容的艰难历程
古代的科举考试按内容与类别，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
二者都是以选拔人才为基本目的，但是常科是具有固定时间、固定科目的考试，包括岁试、院试、乡试和会试；而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各地方保荐或推荐，时间和科目不像常科那样固定。
唐朝时期常科的内容比较丰富，科目包括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诸科，制科名目也繁多，有贤良方正、博学通艺等数十种。
鸦片战以后，清朝统治者议改科举的途径，便正是从试图改变科举考试原有的内容，扩展科举考试的科目开始的，主要方向即为变常科与开特科。
目前可以查实的晚清第一份议改科举奏章，应是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2年两广总督祁熕所呈《请推广文武科试疏》。
1841年，他临危受命，作为新任总督来到战事未停的广州。
祁熕在广州留心查访的结果另他大为吃惊，开始对科举取士的方式进行怀疑和检讨，并以亡羊补牢的心态思考与探寻科举改革的方法。
于是祁熕向朝廷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调整科举考试的部分内容，二是仿唐宋科举广设科目。
可是对于清廷而言，战事结束后，求才尤其是能够应急之专才的迫切性有所减弱，而且在如何操作的问题上，祁熕并没有提出详细的方案，所以此次建议遭到了礼部的驳议。
伴随着同治中兴的出现，以制夷为目标的“师夷”之学，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870年10月，船政大臣沈葆桢与闽浙总督英桂等上奏清朝廷，奏请特开算学一科，而礼部却以朝官中无人对此有研究，无法应付出题为由，再次否决增设特科的提案。
其实礼部驳斥增开特科也有苦衷。
清廷长期以文章取才，官员一般是习文出身和晋升者，而科举出题、阅卷均有一定资格要求，如果增开了算科等特科，朝官中的确难找出题和评卷的人。
除了操作困难以外，在同治年间，西学往往被视为旁门左道。
同治六年同文馆奏设天文算学专科，为减少压力，奏请入学者均须正途科甲出身，即使如此，仍然遭非议责难。
可见，在同治年间增开科目的议论终究难以付诸实施。
（二）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废止武科举
废除八股文始于康熙二年，但由于一些大臣的反对及客观形势所迫，康熙七年又重新恢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八股文事关圣贤微言大义、士人心术；二是有利于考官评卷，如果不规定文体，同样的题目就会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回答，回答没有一个标准，这对评判者来说就加大了评判的难度，而规定使用同一种八股文体，结构上具有严格的一致性，这就有利于评判者对考生的对比排名；三是八股文已存在了多时，已经比较成熟，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又急于在科举上找到出路，而科举又必须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不可，所以八股文还有存在的理由。
可是到了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强调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而八股文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它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因此八股文便成为当时文人志士攻击的首要目标。
可是当时的清政府还是不想触动传统的教育体制，仍然对“查漏补缺”的科举变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与最高统治者相比，地方督抚和在京的开明官员对科举制的变革更为关注。
山东巡抚袁世凯在条陈变法的奏折中提出，科举考试可以量为变通，“将各省岁科、乡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两广总督陶模则专折奏请变革科举，建议可先遵循戊戌变法时期改试策论之法，由礼部详定章程，“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张百熙在《敬陈大计疏》中也将变通科举作为“最关紧要、刻不容缓”的事务之一，提出了改试策论的主张。
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变法自强第一折，明确提出“酌改文科”、“停罢武科”。
清最高统治者接受了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这一建议，但是对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提出的减少中试名额的主张未作任何表态，至于陶模提出的废止科举一折，更是不予认同。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颁布上谕，称：
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两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与各国政治、艺学策，所有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宣布武科举“一律永远停止”。
由于科举制的这一步变革多为戊戌维新时期曾经提出的办法，而且只是形式的变化，并未动摇其根基，因此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三）递减中试名额
在统治集团内部，较早提出递减科举中试名额建议的是袁世凯、张之洞和刘坤一。
他们试图通过对科举制的如此变革，为新式学堂争取到与科举相同的地位。
刚开始这一建议并不被清政府所接纳，可通过各地方关于和许多有时之士的不懈努力，以及当时急需人才、科举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现状，最终促使最高决策者不得不接受“递减中试名额”这一建议。
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折，要求“自明年恩科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豫计匀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试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
然而,在军机大臣王文韶坚决反对下，未能确定下来。
几个月后，张之洞入京会商学务，与张百熙、荣庆重定学堂章程。
张之洞对于上次奏请递减科举中试名额一折扔念念不忘，拟在入奏学堂章程时同时附奏变通科举一折。
虽然张之洞的先期工作已经做得相当细致，但是当11月下旬政务处诸大臣将学堂章程仔细查阅后，意见仍不能统一。
经过一番筹划与磋商，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上奏《重定学堂章程》，折后附有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
在该奏片中，张之洞等人再次力陈科举的弊端，强调发展学堂的重要性。
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张之洞等人指出“并非停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因此奏请“自下届丙午科（1906年）起，将乡会试中试名额每科递减三分之一，历十年减尽”。
因为此议事先已在决策集团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而该奏片所列出的“学堂科举合为一途”和“暂行试办”等提法，使最高统治者亦感此种递减办法尚属平稳，因此即于当日颁布的通行重定学堂章程上谕中允准此折。
递减中试名额的变革是废止科举制的前奏，因此引起了清统治内部的骚动，许多反对停止科举的意见屡起，但是由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特殊地位以及当时需才孔亟、科举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现状，使统治者不得不接受变革科举的建议。
（四）明令废止科举制
虽然张之洞等人的理想计划是递减乡、会试取中名额，历十年减尽，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地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形势的变化促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再次加快变革科举制的步伐。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而在中国东北开战，腐败的清政府虽然为苟安而宣布中立，但已经深切感受到了危机。
同时，尽管清政府已经表明要将科举制最终废除，但是由于有科考入仕的巨大吸引，新式教育仍然受到来到科举制度的猛烈冲击。
如山西大学堂中斋于1902年开办时共招生200人，经壬寅、癸卯两届科考，有70余名考中举人，均退学入仕。
加上出洋、退学等其他原因，空额过巨，只得另行招补。
鉴于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撰、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于1905年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
在内外形势的迫使与封疆大臣的极力呼吁之下，清最高统治者也无力再延续科举制度的寿命只得将其立即送入坟墓，明降谕旨称：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
至此，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在形式上宣布废除。
三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对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一）高等教育近代化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近代化早在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以前的19世纪中期就已经兴起了，可是其发展的步伐一直很缓慢。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一直都是以科举考试为重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与壮大。
因此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存废就成为了中国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
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新学制的迅速推广，使得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女学教育近代化
女子接受教育的程度，是反映着其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也是整个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女学教育的发展也就成为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没有上学的权利。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社会的“半边天”的女性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
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人们的思想挣脱了单一制度的约束而获得了较大的解放，新式学堂教育取代了科举教育，这给中国近代女子学堂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以后，清政府在1907年正式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学校教育的光环最终照射到了女性——这一被传统社会教育遗忘的角落。
章程的颁布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便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断提升。
这一时期创立的较为有名的女子学堂有：
北京的豫教女学堂，天津的严氏女塾，上海的爱国女校等等。
截止1907年，全国共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6人，到1909年，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
可见科举制的废除对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举制废除以后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见表1。
表1科举制废后女子学校教育状况
年份
女学校数目
女学生人数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
------
------
------
2389
3123
3632
3766
3461
306（未含教会学校学生）
1853（未含）
2679（未含）
12164（未含）
141130
166964
177273
180949
172724
（三）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科举考试废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大批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特别是安徽、广东、四川、河北等省,以前为科举而准备的学田、公车、书院等各项费用均先拨付给兴办学堂之用。
“据统计,到1909年在长江流域各省中,最少数之安徽也有学堂865所,最多数之四川学堂多达10661所。
”不但如此,以废除科举为契机,新式学堂的学生和出国留学生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1904年新式学堂的学生有近10万人,次年即递增至近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至55万人。
”
这些有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都与传统的士大夫相去甚远。
他们不再只靠入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无须靠皇粮俸禄来维持生计,他们知道要靠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来谋生。
这样,他们对于政治权力的迷恋日益淡化以至消除，与皇权统治日益疏远，并且开始逐步接受各种新思潮。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权,最终就葬送在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为领袖和骨干的政治革命之下。
（四）尚文鄙武的积习被改变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救亡运动的高涨，以军人为社会楷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尚武的德国和日本的迅速崛起,更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人们相信军队不仅是御辱之工具，而且也是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因此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
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社会中的士阶层不复存在。
社会既然已经断绝科举入仕之路,“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
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
（五）教育目标近代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教育体制之下，科举造就的是靠背诵《论语》《四书》《五经》，治理天下的政治型人才，“学而优则仕”成为其单一的教育目标。
然而在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在列强分割和王国灭种的危机感的逼迫之下，在全面社会改革的阵痛之中，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制度在艰难的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
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以后，教育培养的目标逐渐从传统的培养政治人才向培养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转变，许多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既有科技人才，又有政治人才；在教育内容上，科举制度偏重于人文教育，而新式学堂教育的内容既有社会科学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对象上，新式教育改变了科举制度旨在选拔官吏供国家任使的淘汰型精英教育，主张的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教育，旨在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使人人既有普通的知识又有基本的技能。
四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对现代高考制度改革的启示
科举考试制度虽然在形式上被废除了,但并不是说它就一无是处，没有任何借鉴的意义，其实科举考试制度也存在很多有价值的地方，比如其通过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选拔人才的基本精神,这对现代通过教育选拔人才的高考制度有着非常有用的借鉴意义。
在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对现代高考制度改革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改革须公平
科举考试制度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科举考试的普及性和考教分离。
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考试不限制年龄、考生可多次报考；也不限制出身，考试只问能否及格，不问出身来历，即使是最寒微的士子，只要考试能够及格，也可以进入上层社会，也会有官可以做，有的甚至位至卿相。
而现在的高考在百姓心中是难得的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考生因一分之差落榜，他不会去怪社会怪政府。
没有考上，他们服气，因为较公平。
因此现代的高考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应该发扬科举考试的公开、公平的优点，保证高考的公平性。
（二）改革须与时俱进
科举考试制度被废一个主要原因是考试内容和形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高考改革也应该在内容和形式的具体改革上吸取这一教训。
国家在改革高考制度上，首先是从改革命题内容入手，要求命题内容要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更新，及时更新教材,更新考试内容。
2002年，新课程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已在全国启动,高中阶段已于2003年在山东、宁夏、广东、海南四省试点，在取得经验以后，于2007年的时候已推向全国。
其次是科目设置改革。
从2001年到2003年，全国有18省市实行3+X科目改革。
其中上海、广东、河南三省市的方案将综合能力测试引入了X。
学科综合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中学阶段就应培养这种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再次是考试形式、阅卷、录取、入学方式的改革。
阅卷上既要保证质量，也要考虑阅卷教师的承受能力，实行有计划的限量阅卷方式，不能简单追求效益。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大多数高校已采用网上录取，今后要全部实现远程网上录取，避免录取工作中人为因素干扰，进一步保障其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三）改革须端正动机
在古代，科举考试是广大知识分子改变命运、光宗耀祖、获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惟一途径，在科举制度下，科举考试成为教育的目的，教育是科举教育。
而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却至今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的高考制度和每个考生参加高考的动机。
许多家长和考生都把高考看成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钥匙，只要考上一所好大学，就意味着找到一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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