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州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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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池州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池州充分发挥金融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金融创新、政策扶持、资本市场及民间金融发展等多个方面，不断促进全市小微企业发展。
1至5月全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77.06亿元，比年初增长14%，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同期贷款增速4.14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授信户数达1262户，较年初增长8.42%。
据池州日报报道，支持企业通过上市融资。
出台了《池州市股权投资机构引进及企业上市激励政策》和《关于加快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企业上市流动资金借款及奖补、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
比如：
对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给予2000万元无息借款支持，用于企业开展上市前期工作，上市成功后将奖励企业100万元。
6月11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正式受理池州市企业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申报材料，表明企业进入发审程序。
同时争取安徽颐和新能源有限公司9月底前完成上市方案报会工作。
创建引进股权投资基金。
出台了《池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今年引进设立了池州市宏基创业投资发展投资基金，力争年内新增1至2家以高新技术和农业产品为投资方向的投资基金。
建立了涵盖80家投资基金的境外来池股权投资机构档案库，详细记录了各股权投资机构的信息资料，并保持不断更新。
自年初以来，来福高科、华速机器人、灵芝化建等三家后备企业共协议引进股权投资基金1亿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有效财力支持和智力保障。
强化国有担保服务功能。
截至5月末，全市5家国有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保金额达20.5442亿元。
为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环境，支持全市中小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国有融资性担保公司将对上年纳税超过200万的企业，免收担保费，担保额度以政策规定的注册资金的10%为限;对上年纳税超过50万元企业，在国家规定的担保费率标准基础上下浮60%;对上年纳税超过30万元企业下浮不低于50%;向客户收取的风险保证金不得高于5%，并专户存储;一律停止向企业收取合同规定的担保费外的一切费用。
不断壮大担保规模，提高担保实力，要求各级国有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5亿元。
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发展。
不断引导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地上”，阳光化、合法化，推进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基金及典当行等民间金融健康规范发展。
目前，全市已开业融资性担保公司9家，正在筹建2家，截至5月末，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保余额22.9亿元;已开业小额贷款公司21家，正在筹建4家，2011年全市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7.9亿元，截至5月末，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7.4亿元。
（盛文鹏）
今年以来，池州市高度重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创新思路、千方百计推动小微企业发展。
出台工作办法
年初，池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金融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若干工作意见》，明确了“两个不低于”的工作目标，即要求2012年各家银行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办法》提出了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7条措施，明确了要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强化小微企业金融扶持的四项保障机制：
即建立信贷支持激励约束机制，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服务绩效与财政存款等挂钩，将担保公司对小微企业的担保规模、优惠政策作为争取担保费用补贴的重要依据等;建立信贷监测和通报机制，定期通报小微企业银企对接履约情况;建立金融服务调度机制;建立金融服务考核评议机制，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扶持”考核工作，并组织相关企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开展评议。
开展专题银企对接活动
3月30日，池州市2012年全市春季银企对接暨小微企业融资对接会召开，全市银行和小微企业积极参与，12家银行与48家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签约，达成了5.12亿元的贷款合作意向和7000万元的融资担保意向。
为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市金融办按月对签约履约率在全市范围进行通报。
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
4月26日，池州市金融办与池州银监分局在市区中心联合举办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上街设点、集中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共设立宣传台10个，宣传展板11个。
各银行通过宣传台派放宣传材料、接受公众咨询，实现了银企零距离交流、无缝隙对接的合作意向，受到了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定期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调度会
池州市金融办和市银监分局每两个月轮流主持一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调度会，在4月18日、6月14日两次调度会上，全市各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情况进行了通报、交流，分析问题，商讨对策，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
创新建立金融顾问制度
为解决企业和银行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向企业提供最新金融政策信息和融资服务，市金融办联合市人民银行、市银监分局出台了《关于建立池州市小微企业金融顾问制度的意见》。
同时从全市12家金融机构聘请了50名金融顾问联系100家小微企业，同时规定，到“十二五”末，力争聘请委派金融顾问200名，服务的企业达800家。
召开小微企业融资座谈会
6月14日，池州市金融办组织召开全市小微企业融资座谈会，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金融机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大家对共同关心的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进行座谈，深入探讨，增近了银行与企业的理解和沟通，提高了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信心。
发挥财政性存款正向激励措施
池州市金融办出台《财政性存款“以存促贷”管理办法》，将“中小企业贷款期末余额”等作为考核指标，按月对金融机构进行考核，合理调度财政性存款，以此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
从上半年实际情况看，效果明显，今年1-5月全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77.06亿元，比年初增加21.75亿元，比年初增长14%。
增量较去年同期多增3.24亿元。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4.14个百分点，小微企业授信户数达1262户，较年初增长8.42%。
强化人民币跨境结算仍需配套政策
2011年11月09日02:
24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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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圣彼得堡出席上合组织第十次总理会议，就加强上合组织务实合作提出了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融资合作体系和扩大本币互换和结算合作等9点建议。
在国际贸易融资日趋紧俏下，加强本币互换和结算的贸易融资可稳定上合成员国间贸易。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自2009年7月启动以来，历经一年磨合后于2010年下半年获得突破。
今年上半年香港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达804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管局预计今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
贸易结算规模的扩展，使人民币回流渠道不畅问题突出，为此今年前7月在中国香港累计发行496亿元人民币债券助推人民币回流，预计全年将突破千亿。
此外，今年1月央行启动境外直投人民币结算试点后，6月21日又启动了外商直投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至此人民币经常项目下跨境结算全面展开。
坦率地说，近两年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发展，得益于人民币单边升值政策所带来的在/离岸市场套利交易利诱。
事实上，以人民币为贸易和投资结算货币的交易并未摆脱定价过程中的美元影子效应，即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更多是基于人民币结算功能而非交易定价机制。
可见，当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扩展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币国际化；而单纯依据结算功能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并未完全降低中国贸易部门的汇率风险，相反中国贸易部门不仅成了人民币跨境结算下的主要汇兑风险承担者，而且推高了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规模。
原因在于，当前人民币利率汇率等属于管制下的有限市场定价，投资者很难对人民币资产进行符合其风险敞口的有效定价，致使流入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资产主要以现金和活期存款持有以满足短期交易套利之便，且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定价基本可归类为美元的人民币价格，这就使得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内核是美元影子定价，人民币只是美元影子定价下的结算表现形式。
如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商愿意用人民币结算进口中国的商品，以获得人民币升值预期收益的同时，还可在离岸市场套取在/离岸市场人民币汇差；而9月前离岸人民币升值幅度显著大于国内人民币升值幅度，无疑使中资企业主要承担了人民币进口结算的汇率风险；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商为避免承担汇兑损失而尽量要求用美元结算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使中资企业未能借助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避汇率损失，而出口多以美元结算而进口多使用人民币结算，致使中国积累了比实际贸易顺差更大的美元外汇储备。
显然，近年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迅速扩展，中国因本币跨境贸易结算而带来的汇兑损失比美元结算更为突出，而且离岸人民币回流压力日益凸显，促使管理层借助在离岸市场加大人民币债券发行力度和试点境外人民币直投缓解人民币回流压力，而在目前走势下，拓宽离/在岸人民币回流渠道，客观上为跨境人民币利汇率套利提供了更多通道。
不仅如此，进入9月，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风险担忧升级，促使国际投资者倾向于减持人民币资产增持美元，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至今的走弱态势；而人民币跨境套利空间收窄无疑影响了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如9月份清算行中银香港买入人民币配额用尽，透视出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小幅回落。
而当前外资在香港获得人民币信用证后选择兑换美元，佐证了人民币跨境结算并未使其成为定价货币，而只是在美元影子定价下的不稳定结算功能。
因此，尽管跨境结算在助推人民币真正国际化上不排除“黑天鹅概率”，但强化人民币跨境结算政策理应慎思；毕竟，当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既未有效降低中资企业汇兑损益，又导致外汇储备美元风险敞口扩大。
这一点值得未来政策进一步研究。
内保外贷”套利隐忧
本文见《金融实务》2011年第7期出版日期2011年07月04日共有0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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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负债”虽说是当前一种暂时无法确定的债务，但变为现实债务的条件一旦成熟，则具有很大杀伤力
王幸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中国的外汇管制正由“宽进严出”向“严进宽出”转变。
而在放松资本管制方面，最具实效的则是开放了金融机构向海外开立备付信用证（StandbyLetterofCredit）以支持企业海外融资业务，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2010年中，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对内地银行向海外开出外币担保融资函实施额度管理，即“内保外贷”——银行对外担保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银行本身净资产的50％。
即便存在上述额度控制，目前在使用人民币开出备付信用证担保海外企业融资方面依然属于全面放开，毕竟该项措施与中国货币当局着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举动紧密相关。
套利兴起
所谓“内保外贷”的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程序为：
内地企业a公司将一笔人民币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押给内地银行，内地银行据此存款的金额向海外开出一张人民币的备付信用证担保海外的b公司向海外银行融资。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迅速。
2010年7月，中国央行与中国银行（香港）对人民币清算协议进行了补充修订，扩大了人民币业务的适用范围。
根据修订后的协议，允许任何企业自主开立人民币账户；尤为重要的突破是，出于任何目的的账户间资金转移，不再受限于是否与贸易结算相关；允许香港银行推出与人民币关联的产品，如定期存款、人民币可交割远期合约、共同基金以及保险产品。
政策放宽的副产品是，相关套利应运而生。
一个典型案例是，一家进料加工高档化妆品的企业，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其历年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流动资金（经营所需的货币）从未超过5000万元，净资产也就3000万元多一点。
总资产亦不过12000万元。
但近期却一次性筹集人民币2亿元现金押给内地某银行，开出了以海外关联公司为受益人的相应金额人民币备付信用证在海外融资。
赌外币与人民币利差和汇差的心态昭然。
在宏观层面上，在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方面，中国央行的各大区域分行、各沿海城市的金融办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
这不仅是工作成绩和面子问题，还牵扯到诸如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心等关乎城市功能定位的问题。
由于深圳与香港的天然优势，目前很多香港公司的内地总部都设在深圳，这也导致了全国跨境人民币结算排名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深圳排名第一、北京第二、广东（除深圳）第三。
今年6月，中国央行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深圳银行业在发展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上处在全国领先水平。
截至2010年末，已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6802笔，金额1179.9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60.2倍和169.3倍，业务金额占全国的20.3％，居第一。
规模不小
由于人民币备付信用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属于“表外科目”，即“或然负债”（Contingentliability），本意为或有或无、一种目前对行为主体暂时无法确定的债务，加之中国货币当局在力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大前提下对其放任，故而目前全国“内保外贷”的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总额不容低估。
虽然具体数字难以查明，但可以在如下四个方面推测：
1.有国内银行高管透露，在目前国内信贷放款趋紧，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攀上历史新高的状况下，此类内地押人民币、海外贷外币的业务大受欢迎，成为该行力推的主要业务，以至于该银行与海外多家银行彼此间商定的年度信用融资额度相继告罄。
其中，企业是认为可以套利，商业银行则是在信贷收紧下有着吸收人民币存款的压力。
2.中国央行官员在2011年5月19日表示，央行当前力推的“最主要的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去年实现5000亿元的规模，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中占2％左右的比例。
今年的前4个月已经达到5300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占同期进出口贸易量的5％”。
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可见一斑。
这其中混杂了多少“内保外贷”的融资，尚无统计。
3.过去30年来，由于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内地企业在香港的关联企业被强制结汇，缺乏抵押给当地银行的外币资产，因此，他们在港融资可谓寸步难行，如今却峰回路转。
今年4月香港金管局的资料显示，2010年底的内地非银行类客户贷款上升了4440亿港元，升幅达47％，主要为美元贷款。
同时亦披露内地非银行类客户贷款在港获取的主要手法，是使用内地银行开出的人民币备付信用证担保。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指出，该类借款人主要是内地大型国有企业、红筹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或由省（市）政府拥有的公司。
其中，“约60％是以内地的银行存款提供十足抵押，或由主要内地银行提供担保的。
”由于对内地非银行类客户贷款的大幅飙升，以至于2010年香港银行的贷款总额增加9400亿港元，增幅达29％。
香港金管局6月14日发布的季度报告显示，今年首季香港整体银行业的非银行中资企业贷款额，由1.621万亿港元增至1.799万亿港元，增幅达11％，占总资产比例由11.6％增至12.3％。
4.内地非银行类客户在香港获得贷款后，还回流至内地，这也从中国官方数据得到佐证。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银行代客结汇为13304亿美元，银行代客售汇为9327亿美元，顺差为3977亿美元。
而2011年1-4月，银行代客累计结汇5056亿美元，累计售汇3268亿美元，银行代客累计结售汇顺差1788亿美元。
这些美元顺差，除大部分属于贸易项外，也有一部分是“内保外贷”的贷款回流。
从以上四点，虽不足以定量判断“内保外贷”的规模，但足见其数量庞大。
有利可图
一笔“内保外贷”的人民币海外融资业务，给内地开证银行带来三重好处。
第一，在资金如此紧张、银行同业之间存款大战白热化的情况下，开证行获得一笔稳定的年付息3.25％人民币定期质押存款，如天上掉馅饼，无论是放贷或拆出均稳赚不赔。
第二，开证业务为内地银行带来可观的国际业务结算量。
第三，该项业务因为符合监管当局大力推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业务结算”，所以不受央行、银监会的监管指标限制。
而企业方面之所以积极筹集资金多做、快做此类业务，是因为可观的本外币利差和升值预期下汇差提供了套利空间。
目前国内人民币存款年息为3.25％，而海外美元贷款利率仅为1.8％（2011年5月30日的LIBOR年息为0.73％），一个流程下来，可获利（3.25％-1.73）1.52％，若加上人民币每年升值5％，则稳拿6.52％。
笔者发现，2010年以来中国央行以抗通胀为目的而进行的4次加息，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香港金融市场人民币套利业务的暴发性增长。
例如，2010年10月以前，中银香港的人民币额度只用了20亿元（9月香港人民币跨境结算额较8月还下降了22.5％）。
但在中国央行宣布加息后的短短8天里，该行的人民币额度用掉了60亿元。
2010年10月27日，作为香港人民币跨境贸易清算行的中银香港宣布，人民币贸易结算兑换额度80亿元已用尽。
既然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以货币的自由兑换和出入自由化为特征，香港成为货币套利的主战场也就不足为奇。
累积外储
此类由内地企业主导的海外融资业务，并非为了满足海外拓展的需求而是套取利差和汇差，却为中国日益高企的外汇储备火上浇油。
该类企业在海外拿到外币资金后有三种操作方式可供选择。
第一，是设法将该笔资金调入内地结汇成人民币，然后再次以定期存款的方式质押给内地银行来向海外开出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如此反复循环。
假如操作10次，则这笔资金以杠杆形式撬动同等金额的外币9次向银行结汇，商业银行再转售给中央银行，以至于央行的外汇储备库存暴增。
第二，海外关联企业在香港的银行获得此笔外币贷款之后循正规途径，用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货款。
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海外操作获利：
海外关联公司在向内地出口之后，利用应收内地的人民币债权，特别是银行担保信用，在海外申请低息美元贴现，到期利用NDF（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卖出人民币归还美元贷款，获得汇率和利率的双重套利。
这种用以支付进口商品的贷款，还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称为“对冲汇率风险”。
更简单的操作是，该笔商品在内地销售后获得人民币，转手押给内地银行开出一张人民币备付信用证，再向海外融资。
这类操作的特点是合法合规，尽管商品销售有一个稍长过程，但精明的企业可以将进口单据转让贴现，加快资金周转。
这类操作虽然进口了商品，却无需购汇付汇，这是近期央行结售汇顺差较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种是介于第一与第二之间的一种混合操作。
即开证公司在海外获得资金后的回流采取一半是进口商品、一半是货币的形式，该类运作较为隐蔽，易于躲过监管，故诸多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好为之。
以上方法殊途同归。
以内地信用向海外融资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外汇占款剧增，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通胀居高不下。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中国国际储备资产增加1412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表示，港元贷款由2010年初以来一直高速增长，并高于港元存款的增长速度，本地银行的港元贷存比率由2010年初的71％，上升至今年3月的82％，已逼近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水平。
潜在风险
假如人民币能如预期升值，则质押给内地银行开出人民币信用证的企业，按期以低于借款期的汇率购买外币汇出，归还海外银行的贷款。
海外银行获取一笔贷款利息及相应的结算费用；内地银行获得一笔定期存款的使用权及相关费用；而开证企业获得稳定的利差汇差收益，甚至加上商品销售利润。
上述三方皆大欢喜。
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大局而言，这种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名义下的“内保外贷”在实际结算中并未使用人民币，以至于所期望的以人民币支付进口商品推动人民币走出海外的事实并未发生。
反而由于海外（贷款）资金以进口商品或其他渠道与形式大量涌入内地，加大了内地的流动性，令宏观调控更加艰难。
最近央行和银监会公布的两个数据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到2011年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5.73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二是到2011年3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合计本外币资产总额突破100万亿元，达101.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9％。
值得注意的是，假如美联储宣布加息，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人民币贬值，则会产生资金流动逆转，套利的国内企业谋利落空而放弃在内地质押给银行的人民币资金，而将海外借贷来的外币据为己有，一走了之。
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拿到的是升值了的外币，至少不受损；而内地银行将人民币承兑付出后也没受损失，但海外银行拿在手中的就是一笔贬值的人民币，潜在风险于是爆发。
目前，尽管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依旧，零利率水平未变，但部分香港银行已开始对贷款加息，如富邦、信银国际、建行亚洲及永隆等一批中小银行。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于5月18日在金管局网站撰文指出：
虽然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周期尚未展开，而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庞大，同业拆息仍会维持偏弱，但由于来自不同环节，包括内地相关企业的贷款需求强劲，银行贷存利率很可能继续面对上调压力。
他特别向那些热衷于向内地在港的关联企业放贷的香港本土银行提示了相关风险。
此类海外银行在上述套利环节中有如击鼓传球中的最后一棒，不得已被动参与其中绝非长久之计。
毕竟，银行是一个经营货币信用的企业，当预料到手中货币有贬值风险时，金融市场上对该类弱势货币的抛售就开始了，资金流动逆转，大批银行将于同业市场上抛售，多米诺骨牌效应尽显。
监管缺失
目前，中国金融管理体制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是对外担保的管理机关。
国内金融机构的对外担保业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管，但国家外汇管理局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而依法行使对金融机构监督权的。
可是，人民币是本币而非外币，这令国家外汇管理局失去了管理人民币备付信用证融资的法律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对外担保管理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强项，毕竟过去海外机构能接受的担保标的货币肯定是美元等国际自由兑换货币，于是该项业务很自然地划入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法行政管理的范畴。
可如今人民币国际化异军突起，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如火如荼，但是相应管理法规却没有跟上，目前央行对该项业务的态度是既不要求各商业银行上报数据，更没有发放指标加以限制，而是采取一种默认的、放任自流的政策，导致管理缺失（见表）。
逆转之忧
除了内部监管缺失，还要关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国际游资涌向新兴市场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或然负债”虽说是当前一种暂时无法确定的债务，但变为现实债务的条件一旦成熟，则具有很大杀伤力。
以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例，1997年10月，韩国官方外汇储备为310亿美元，但韩国的商业银行却被查出有600亿美元的短期（或然）外债被刻意隐瞒了。
消息扩散，随即诱发资本外逃、韩元贬值风潮。
仅一个月，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就跌破1000∶1，两个月后再破2000∶1，形成大批企业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遭受重创的严重局面。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假如美国经济复苏强劲，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提高基准利率，美元一改数年来的颓势转而强劲攀升，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向贬值预期，此刻就会发生国际游资退出中国、趋利的国内中小企业临阵倒戈大幅抛售人民币而转持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大逆转的环境。
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在大多数投资者押注人民币升值习以为常之际，有些对冲基金却对中国越来越不放心，他们认为人民币势必走软。
例如纽约一位管理着数亿美元资产的基金经理最近解除了看涨人民币的头寸，转而买进看跌期权。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加大。
对于“内保外贷”的现象，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内地银行依据事先约定在贷款人没有按时还款的情况下将人民币划到海外银行。
表面上，内地企业通过海外关联企业获得了一笔处于升值中的强势外币，内地银行向海外银行划付的是一笔大力推动要“走出去”的人民币，看似双赢。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任何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是该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表现。
一种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地位，依据的是该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和便利，而不可能是某种套利机制引发的短期流动。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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