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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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
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
摘要：
丝绸之路起点可分为历史起点和空间起点，应该肯定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丝绸之路开辟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由于各种原因，汉唐间丝绸之路空间起点发生过迁移和变化。
作为丝路起点城市的内涵，一般公认西汉时长安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没有争议，但东汉时丝路起点则延伸至洛阳，其时洛阳在中西交通方面的地位首屈一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多个政权对峙状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造成丝路起点的迁移和多元化，在一定时期洛阳、平城、邺城、长安都曾发挥丝路起点城市的功能。
隋唐时长安、洛阳成为帝国东、西二都，在中西交通方面各有优势，并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有盛衰，共同成为丝路起点的明星城市。
关键词：
丝绸之路；历史起点；空间起点；长安；洛阳
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已一个多世纪，丝绸之路研究成果丰硕。
由这一概念引发的学术争论很多，有的学术界已有定论，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们注意到，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还遭遇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人们从不同需要甚至某种功利目的出发发表意见，不免背离学术的原则，从而产生种种歧见。
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指汉唐间经行陆路贯通亚洲通欧洲、非洲的贸易和交流之路，那时丝绸贸易在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媒介和杠杆作用，丝绸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世界各地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丝绸之路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它发生过不少变化，因此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它。
本文想从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谈点个人的认识，主要限定西北丝路即传统意义上的绿洲路的范围来谈。
一、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
丝绸之路起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历史起点，即丝绸之路何时创辟，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什么时候开始的。
二是空间起点，既历史上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从什么地方为出发点的。
按说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双方的互相传播，那么东西方互为这种贸易交流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但既然把丝绸作为这种贸易和交流的代表性的商品，既然中国是丝绸的故乡，那么丝绸之路的起点当然应该从中国一方考虑。
从丝绸输出一方考虑，这两个起点的答案是不同的，因为历史的起点只有一个，一个事件的发生只能有一次；但空间的起点却会发生变迁，因为空间上的地点会随着时代不同发生转换，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中国丝绸是什么时候最早外传的呢？
跟追溯任何事物的历史起源一样，丝绸最早西传的时间已经难以确知。
从文献记载看，丝绸贸易在商代经济领域已经起着重要作用，《管子》卷二四《轻重》篇云：
“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尚书·酒诰》记载，周公派唐叔告诫殷遗民：
“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反映那时已经存在丝绸的长途贩运。
恩格斯说：
“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
”①随着丝织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丝绸贸易便产生了。
由于丝绸绢帛轻便，容易携带，又因为价格昂贵，能够牟取暴利，产品精美，受到欢迎，因此成为商人们乐于进行长途贩运的货物。
至于西传域外只能确定大概的时限，那就是大约在西周中期，而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西周中期，周穆王（公元前1001至前947）西征犬戎，史载“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
穆王西征故事，《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史记》中之《秦本纪》、《赵世家》皆有记载，据说穆王向西巡狩，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
穆王第二次西征是一次有征无战的行动，目的是恢复和发展与西北各族的友好关系。
《竹书纪年》“周穆王”条记载：
“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
”事在公元前993年。
《穆天子传》记载，穆王从王都宗周出发，率六师西行。
这次他带有大量金银朱砂和丝帛，作为馈赠之礼，每到一处，就以丝绸、铜器、贝币和朱砂馈赠各部落酋长，各部落酋长也向他赠送大量马、牛、羊、酒和穄麦。
最后到西王母之邦。
穆王赠以丝绸，并与西王母会宴于瑶池之上。
从考古发现来看，至公元前五六世纪，即中国春秋末期，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的华丽服装。
里希特《希腊的丝绸》一文认为，雅可波利斯的科莱（Kore）女神大理石像，胸部披有薄绢，是公元前530年至前510年的作品。
雅典卫城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像（公元前438至前431年），希腊雕刻家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公元前五世纪的雕刻杰作，人物都穿着透明的长袍（Chiton），衣褶雅丽，质料柔软，皆丝织衣料②。
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成批生产的红花陶壶上彩绘的人像，身着细薄的衣料③。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陶壶狄奥希索斯（Diohysos）和彭贝（Pompe），更是显著的例子④。
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KulOba）出土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绘有“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逼真，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的乳房和脐眼完全显露出来⑤。
在克里米亚半岛克特齐附近古希腊人殖民地遗迹中，曾有丝发现。
德国考古学家在斯图加特市西北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发现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⑥，可见中国丝那时已远销此地⑦。
那种蚕丝、衣料在当时只有中国才能制造。
野蚕丝织成的帛达不到这种细薄透明的程度，希腊没有饲养家蚕的技术，那时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这种细绢。
中国丝绸是如何传入遥远的欧洲呢？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内地丝绸的流通方向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通过西域各族人民流入中亚和更远的地区。
从1928年至1949年，在今俄罗斯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乌拉干河畔，卡通河和比亚河上游，发掘了一批时间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墓，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其中巴泽雷克3号墓和5号墓出土的绢、绸，其图案有形态优美的凤凰，在一幅绣帷上绣着非本地所有的飞鹤，应该是来自的中国丝织工艺品。
1977年在新疆的阿拉沟东口，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和漆器，出土的菱形链式罗是战国时内地的新产品，由于外销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天山山麓。
在新疆乌鲁木齐鱼儿沟也发现过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丝织品。
在原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也有中国早期丝绸出土。
从同出器物的铭文可以判断属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产品⑧。
中西交通的这条道路称为欧亚草原之路。
欧亚大陆间草原是非常宽阔的地带，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长久的定居处，因而古代通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行的中西之间的交通，其具体路线难可详考。
现代学者根据希罗多德笔下草原居民活动的分析，推测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是宽广的草原道，中间需要越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
往东与蒙古高原相通的大道有三道：
第一道在东及巴尔喀什河西缘时，从东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后进入伊犁河流域。
从这里沿着天山北麓一直向东，直到东端的博格达山以北。
从博格达山北麓向北，还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第二道从伊犁河流域偏向东北，进至准噶尔盆地，直抵阿尔泰山西南山麓；或者从东钦察草原东进至额尔济斯河中游，沿着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缘进至阿尔泰山。
在绵亘的阿尔泰山脉上，有不止一处可以越过的通道，著名的达坂（山口）有三个，即乌尔莫盖提、乌兰和达比斯。
第三道从东钦察草原东缘向东，渡过额尔济斯河抵达鄂毕河，然后沿着鄂毕河上游卡通河谷地进至蒙古草原。
这条道路上有阿尔泰山和唐努乌梁山之间的崎岖山地，相当艰险。
相对而言，第一道是最易通行的道路。
但是，直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即汉武帝时，丝绸西传和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交流是零散的、间断的和辗转进行的。
中西间贸易得到国家有效的组织、有意识的提倡和大力推行，形成较大规模并引发此后中西间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持续开展，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
为了拉拢和联合与匈奴有仇的大月氏人共击匈奴，汉武帝遣张骞冒险出使西域，但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没有达到。
十余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见闻，引起武帝对西域奇物和显示威德的追求，于是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在拉拢乌孙的同时，扩大与西域的交往。
这一次与乌孙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但与西域的联系却建立起来。
乌孙遣使随张骞至汉，双方建立了友好交往的关系；张骞的那些副使从西域归来时都带来了西域的使节，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⑨。
此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和交流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由于匈奴的强盛造成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了。
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实际上张骞出使西域的结果是在已经存在的中西交通的基础上有所开拓而已，但这种开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把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辟的标志性的事件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必须认识到，中国丝绸西传以及中西交通的发生绝不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二、汉代丝绸之路起点的转换
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与历史起点有联系，因为丝绸之路最早创辟的出发点应该就是最早的空间上的起点。
西周以镐京为政治中心，那是穆王西征的起点，穆王往返经行各地和道里途程，在《穆天子传》中有专门记载和统计，便是“自宗周、廛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干之山”，而后辗转至“西王母之邦”，“□（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一万四千里，乃还”。
宗周的政治中心是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内。
张骞出使西域时西汉国都长安与之大致相同，在今之西安市南部。
因此，长安即今之西安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这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把一个城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标志，但是这样的城市却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常常发生巨大的变化，长安也是如此。
长安没有永远保持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旁落或转移其他城市。
这里牵涉到什么样的城市能够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我们认为，作为丝路起点的城市，应该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1）一个统一王朝或影响较大的割据政权的首都，它是来华使节的终点和目的地，是代表政府出使外国使节的主要的起点或出发地。
古代使节通常代表着大规模地商贸交易和文化交流，使节往还与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互相交织，密不可分。
（2）这个王朝或政权在一定时期内有较多的对外交往的活动，在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有统一时期，也有分裂割据时期，不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王朝都有对外交往的活动。
（3）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对周围地区具有较大的辐射作用。
它是出口和进口商品及输入和输出的精神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在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中它具有明显的中心地位。
在漫长的岁月中，丝路的起点和走向并非一成不变。
它常随中国中原政权和西部世界各国都城的迁徙、各少数民族、各地区、各国与中原朝廷的关系的好坏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转移或摆动。
总的来看，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都城长安，东汉时随政治中心的转移则延伸至洛阳。
东汉建立，以洛阳为首都，丝路东端随之由西汉时的长安东移至洛阳。
古代贸易以贡使贸易为主，彼此间贡使活动则是主要的贸易活动，而贡使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则是对象国之首都，诸国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和活动当然也主要在首都。
西汉时，长安涉外机构主要有鸿胪寺和主客曹。
禁中少府属官黄门令也负责部分海外事务，他们的任务是负责为皇室搜罗天下宝物和奇禽异兽。
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接待海外来宾的馆舍，称“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藁街”。
这些机构和设置东汉时皆置于洛阳。
东汉时改王莽时典乐为大鸿胪，从此成为固定的名称，主客曹在光武帝时又分为南主客曹和北主客曹。
而据《后汉书·西域传》，洛阳亦有“蛮夷邸”，而据同书《南匈奴传》又有“胡桃宫”，皆为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所提供的场所。
尚书中宫官为皇帝的近密和喉舌，大鸿胪是外官，属外朝，他们相互配合，共同负责外交事务。
皇帝关于外交方面的指令，通过尚书撰写为诏令，下达大鸿胪具体执行和运作。
这些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在首都，因此首都当然是中外交往的中心，都城的东迁必然牵动中西交通路线的向东延伸。
东汉时汉使出行自洛阳出发，西域各国使节东行亦至洛阳。
东来的西域质子、使者和商胡则至洛阳，并深入中国内地。
《后汉书·西域传论》云：
“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
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
”据《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七年（95），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
《后汉书·乌桓传》记载：
“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
”同书《梁冀传》记载，梁冀起菟园于河南城西，“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
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蔡邕《短人赋》所写即域外人之后裔，其序云：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
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当为‘别’字之误）。
名之侏儒，生则象父。
”⑩由于西域人在中原地区人数不少，汉末的繁钦才能通过观察分辨出各国人相貌的不同，他的《三胡赋》云：
“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额，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訾，洞额仰鼻。
”考古材料也说明东汉时洛阳成为西域胡人东来的终点和聚居处。
上世纪初，马衡收集到出土洛阳的三块刻有佉卢文的弧形条石。
据林梅村的研究，此类刻石原为东汉时当地世俗井栏构件。
由此可以推知东汉时京师洛阳地区已有属于犍陀罗语族的中亚人士于此聚居。
1987年洛阳东郊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羽人铜像，深目高鼻，紧衫窄袖，其造像形式明显模仿西域胡人个体形象的特征。
由于东来西往的行人以洛阳为出发点和目的地，《后汉书》记西域诸国至中国道里远近，则以洛阳为坐标。
如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大月氏“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莎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疏勒“去洛阳万三百里”。
异域贡物所至乃中州洛阳，正如王逸《荔枝赋序》所云：
“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
”在“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东汉时代，西域商胡千里迢迢赶至洛阳进行商业活动。
据《河南志》卷2引华延俊云，洛阳城中位于南北二宫之西的金市、城东的马市和城南的南市都是当时的工商业区，因丝路起点的东移而盛极一时。
西人以丝路西端的罗马相比较也举出洛阳，赫德生（G.F.Hudson）在《欧洲与中国》一书说：
“二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甚至不下于洛阳。
”他就是从丝绸之路两端进行比较的。
佛教之东传，西域僧人之入华传教首至洛阳。
《高僧传》卷一记摄摩腾云：
“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
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
”竺法兰与摄摩腾同至洛阳译经。
安清则“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
”支娄迦谶则于“汉灵帝时游于洛阳。
”入华第一批高僧皆至洛阳。
第二，许多来华的西域僧侣和西行求法的中土僧人。
迁都洛阳的北魏统治者崇信佛教，吸引大批西域僧人不远千里来到洛阳。
北魏盛时，洛阳城内外寺院达1367所。
《洛阳伽蓝记》卷四条记载：
“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
负锡持经，适兹乐土”。
宣武帝元恪特立永明寺以憩之，其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
有的西域僧人也在洛阳建立寺院，如“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僧昙摩罗所立也”同书卷三记载：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
可见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以洛阳为目的地的佛教僧侣人数之众。
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亦多从洛阳出发，最后又回到洛阳，例如宋云、惠生等。
汤用彤先生说：
“佛教为异域宗教，根据自在传译。
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
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
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
我国北部至印度之通路，自多经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
“而当魏全盛，威权及于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月氏故地）。
故中印间之行旅商贾，多取此途。
经像僧人由此来者，亦较南方海程为多”，“而西方传教者，由陆路东来，先至凉州”。
“由凉东下至长安，进至洛阳，俱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点。
”
第三，商旅和来华定居的各色人等。
北魏政府在洛阳宣阳门外四里永桥以南，安置外国归附者。
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记载：
在四通市之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
道西有四里：
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
其中前三馆和前三里，分别为吴人、北夷、东夷来附所居及赐宅处，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当时西域来华者人数甚众，“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
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
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门巷修整，阊阖填列。
青槐荫陌，绿柳垂庭。
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
同书卷四记载侨居洛阳的西域人云：
“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
洛阳出土鄯月光墓志，时当北魏正始二年（505）十一月二十七日。
碑题为“前部王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志”。
鄯月光为鄯善国之女，嫁于车师前部王车伯之子。
鄯月光既死葬洛阳，车师王子想必亦寄居洛阳，说明北魏时车师前部王之子或留学，或作为质子流寓于洛阳。
1931年洛阳东北后沟出土的鄯乾墓志，乃北魏延昌元年（512）八月廿六日所立，志文云鄯乾乃魏之侍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侯视之长子，亦鄯善国贵族寄居于洛阳者。
洛阳北魏常山王元巶墓中出土有粉绘骆驼，背驮巨大的行囊，其内所装应是丝绸，正是丝路上沙漠之舟的形象。
此墓中还出土两个陶俑，头发卷曲，身体彪悍，像是非洲黑人，故有人称之为“昆仑奴”。
另有一件绿釉扁壶，上饰乐舞图案，从人物形像和服饰看，像是阿拉伯人。
说明当时有大批西域商人前来洛阳贸易，有大量外国人侨居洛阳，从而对当时的中西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洛阳作为丝路的东部起点，有其地处“天下之中”交通全国各地便利的优势，洛阳与周围的城市皆有大道相通，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沟通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交通的联系。
魏晋时，司马懿从邓艾之计，凿宽漕渠，”引河入渠”，淮北至洛阳的航道大为畅通。
265年灭吴，全国各地物产汇集洛阳，史称“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
泰始十年（274），晋武帝令“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增大了洛水流量，关中物产也可通过洛水转运到洛阳。
这一年杜预“立河桥于富平津”，克服了常有“覆没之患”的黄河天堑，打开了南北交通的门户，愈益促进了洛阳商业经济的发展。
北魏迁洛以后，孝文帝巡察徐州，“泛泗入河，溯流还洛”，说明当时汴渠仍有效用。
他还打算引鸿池水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泗），以至于淮”。
洛阳交通四方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甚至成为南北朝诗中的意象。
梁元帝、陈后主、徐陵、江总都写过《洛阳道》的诗；南北朝时“洛阳道”的意象常常出现在一些诗人的笔下，如“洛阳九逵上，罗绮四时春”（陈暄）；“洛阳驰道上，春日起尘埃”（徐陵）；“洛阳道八达，洛阳城九重”（车操）。
这些诗句虽然有艺术表现的成分，却是洛阳交通方便，道路畅达的反映。
因此当天下统一时，洛阳处于全国中心位置，而南北分裂时，它又不失为北方中原地区的中心。
它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把经济、文化聚散的触角伸向各地，形成一个核心，再由此向西沿丝绸之路与更远的域外各地建立起经济、文化的联系。
西晋初时与南海诸国频繁交往，由于洛阳与江淮之间的运河已经畅通，各国使节由水道频至洛阳。
徼外诸国多“赉宝物自海路来贸货”。
据史书记载，在南方，西晋王朝初年与林邑、扶南等国皆有官方交往。
“林邑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
林邑王范文“遣使通表入贡于帝，其书皆胡字”。
扶南国“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
太康中，又频来”。
甚至大秦国人亦通过海路入贡，经广州至洛阳。
据晋殷巨奇《布赋序》，晋太康二年（281），“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
故其赋云：
“伊荒服之外国，逮大秦以为名，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贡方物之奇丽，亦受气于妙灵。
”惠帝元康六年（296）天竺高僧耆域由海路到达广州，光熙年间，又前往京师洛阳。
《高僧传》卷九记载，佛图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
以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适洛阳。
除了官方和佛教的交往之外，彼此间的贸易仍然存在，《晋书·南蛮传》“林邑”条记载，范文“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范）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
”反映了在林邑与中国之间商贾的活动，他们有深入内地至洛阳者。
既便在南北分裂时的北魏时期，亦有异域僧人从海外至南朝，复由南朝入北朝者。
梁时东南亚僧人有经南朝而入北魏者，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东南亚僧人菩提拔陀，先到南朝，又随扬州僧人法融来到北魏都城洛阳。
北魏末年，洛阳又一次经历了战乱浩劫。
534年，北魏孝武帝为权臣高欢所迫，逃往关中，投奔大将宇文泰。
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
第二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中国北方又陷于分裂。
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洛阳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丝路起点的地位。
但至北周灭北齐，洛阳的地位又日趋重要起来，为隋唐时洛阳重铸辉煌埋下伏笔。
北周时期，鄯善人仍不断移居中原。
鄯昭祖父早年入仕北周，其父又在隋朝为官。
洛阳发现的鄯姓墓志铭证明，当年有一支鄯善王族迁居中原王朝。
平城，今山西大同。
北魏皇始三年（398）七月，拓跋珪自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从此平城成为北魏首都长达97年，历经六帝七世。
北魏在平城进行一系列首都建设，“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宫殿苑囿、楼台观堂等重大工程上百处。
当时平城北面为皇城，皇城南是周回三十二里的郭城，内包周回二十里的京城，规模巨大，建筑宏伟，风景秀丽。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破柔然后，为保卫平城，沿阴山设立六镇，拱卫平城，成为北魏北边的国防要地。
北魏建都平城时，山西大同成为丝路的起点之一。
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间（435—440），随着北方日趋统一，北魏统治者谋求向西发展，其兵锋所向，一路南下，进军关中，太武帝亲率大军平盖吴之乱；一路沿鄂尔多斯南缘缓慢地向高平一带推进。
匈奴刘卫辰为北魏所部，刘卫辰死后，其子赫连勃勃退守高平，依附没奕于，后召其部众伪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清水河一带），袭杀没奕于，建立大夏国，以统万城为王都。
始光四年（427），北魏乘夏主赫连勃勃新亡，攻破统万城，赫连定收其余众奔平凉（今宁夏彭阳南）。
神麚三年（430）太武帝亲征平凉，平凉举城投降，从而打通了自平城沿鄂尔多斯南缘西进的道路。
北魏声威远达西域，西域各国首先有通好的表现，《魏书·西域传序》记载，“太延中，魏德日益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
中西间交通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但太武帝起初对交通西域非常犹豫，以为“西域汉世虽通，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
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
所以不欲遣使回报。
经过反复议论，北魏统治者终于决定交通西域，遣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这个使团途中被柔然所获，柔然敕连可汗“遣恩生等还，竟不能达西域”。
至太延三年（437），拓跋焘“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赉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
董琬等一行“北行至乌孙国”，乌孙王派向导、译员送董琬等到达破洛那国，送高明等到者舌国。
太延三年（437），董琬一行回到平城，随同而来的有包括乌孙、破洛那、者舌等在内的西域十六国的使者。
北魏与西域之间开始互通使节。
董琬等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次外交活动在加强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方面起到了沟通和促进作用，使一度沉寂的中西之间的官方来往又频繁起来。
史载“旁国闻之，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凡十六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
太平真君六年（445），太武帝开始积极经营西域，派遣万度归统兵征鄯善。
九年，又以韩拨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
同时又出兵征焉耆、龟兹，置焉耆镇，终于取代柔然控制了西域诸国。
北魏使者韩羊皮远抵波斯，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波斯之名，始见于《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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