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中国给出了答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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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中国给出了答案
文一：
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
中国给出了答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我在演讲里面主要还是想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未来的走向，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很多问题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
我觉得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
我把它看成是人类经济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
道理很简单：
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
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够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时间。
英国工业革命用了好几百年，我们目前为止只用了30多年，再往下发展二、三十年，总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时间。
而且中国崛起不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
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和伟大，它拉动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
另外，中国还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现有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工业文明和文化。
我们大家知道30多年前，中国还非常的贫困，人均收入当时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是美国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车。
中国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一系列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大国，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X
中国超级工程之一：
刚刚启用的全球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从全球前五大工业生产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来看，1970年代中国完全在最底部。
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一步一步上升，先后超越其他的老牌工业强国，2010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的趋势很难再被扭回。
我们再看专利申请总数，中国也是从世界排名非常底端开始起步，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开始把发达国家一个一个超越，目前专利申请总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但是中国是在一种特有政治制度下实现的超强的经济增长。
这个现实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吃惊，疑惑不解。
以至于非常多的人，包括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比如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还有学者，仍然认为这个增长奇迹不可持续。
解释中国奇迹的几种观点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在很多解释中国过去增长奇迹的理论中，我找出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是两个极端，其它的都可以看做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价廉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振兴假象”。
因此根本不可持续。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
原因很简单：
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民主、法制、人权、言论自由的传统，没有现代法律体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西方式的知识产权，没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只能不断复制甚至剽窃西方技术。
一句话，中国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
因此，中国不过是一个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蹩脚的，拙劣的，虚伪而不踏实的模仿者而已。
中国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官本位，和裙带资本主义就是很好证明。
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000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
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正如拿破仑所说：
“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
”所以这个观点认为中国崛起毫不奇怪，理所当然，是向其伟大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然回归。
两种观点经不起推敲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
首先，一个缺乏良性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制度和包容型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一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
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优越”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更加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
其次，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重新崛起呢？
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新的观点和理论。
新的理论观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面纱揭开。
很多教科书和媒体误导了我们。
西方文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要引用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的考察来证明。
《棉花：
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他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
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
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
看来大家一定要知道历史，要多读历史。
如果你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还不够著名，我引用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
（JoelMokyr），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著名经济史学家。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莫基尔JoelMokyr
他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
…[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
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
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
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
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严肃地回答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挑战。
他说：
“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
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
那是什么呢？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
因此，仅仅靠指出中国的问题，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
中国的问题非常多，别的国家问题也很多。
但是为什么中国增长这么快而别的国家做不到？
因此一定要把中国做对了的东西找出来，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才能够在今后继续的改革开放中不至于犯颠覆性错误。
那很多人会说中国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做对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场经济。
但是一听到这个解释，菲律宾就笑了，它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时间长，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效果？
乌克兰和俄罗斯也笑了，他们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彻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起飞？
拉丁美洲国家也笑了，他们独立建国搞市场经济时，你中国还在那里？
所以，要找出中国做对了的地方看来还真不容易。
少数国家引爆了工业革命是因为民主政治吗？
刚才林毅夫教授介绍的思想就是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来帮助找出中国做对了的事情。
以下是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成功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但问题就来了。
什么是工业革命的秘诀？
如果这个秘诀存在，大家都可以如法炮制。
那为什么中国以前不知道这个秘诀？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落后国家不知道这个秘诀？
250年前英国究竟怎样找到它的？
但可惜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长期以来为揭开工业革命之谜争论不休，现在还搞不清楚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德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和印度？
就像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
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
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照亮这个历史之谜，帮助揭开工业革命的秘密，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它对人类的生产力带来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的飞跃。
在工业革命产生之前，人类几千年，不管哪个国家，不管什么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
但是到1800年之后，产生了一个彭慕兰说的“大分流”，少数国家因为引爆了工业革命，其收入不断地增长，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
而剩余的国家却留在马尔萨斯陷阱里面徘徊，包括洋务运动时期和民国时期的中国。
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比如西欧地区，大概从1820年开始到19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化，美国也是大概同样的时间段开启和完成了工业革命。
日本开启比较晚，大概晚了50年，然后用更短的时间在196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化，进入福利社会。
亚洲四小龙战后崛起，花更少的时间实现经济起飞，但是他们不是每个都完全完成了工业化，比如台湾的人均收入目前只有美国的60%左右。
我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
剩下的都没有开启或完成工业化。
为什么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获得成功呢？
现在最流行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叫做新制度经济学。
这套理论很简单，认为人类社会大概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包容性的制度，比如说君主立宪和民主制。
这个制度意味着它能够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力，限制他榨取和剥夺他人成果的权利，因而意味着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人们从而有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
另外一种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说专制和独裁。
这个制度下没有很好的私有产权保护，人民因而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积累了以后也被国王和专制政府抢去了，也不会去创新发明，这就意味着贫穷。
因此在这个理论看来，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
这个理论在阿西莫各路和鲁滨孙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第一，它与历史事实不符。
比如英国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虽然有过光荣革命带来的君主立宪，它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改变，它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完善，前面已经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论述。
又比如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专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这个理论与当代的实践也不符。
当代实践表明，当我们把民主制度通过革命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采纳了民主制度而富强，反而是不断的内乱，比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埃及、乌克兰等。
第三，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很多其它现象，比如俄罗斯经济改革后采纳了民主制，但是并没有因此变成超级经济大国，和中国奇迹形成鲜明的对照。
又比如日本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开始的崛起并不是在民主制下进行的，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的，新加坡的独立后的经济起飞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实现的。
第四，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国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区，即便有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私有产权保护、同样的法律，我们却能看到一边是大面积贫民窟，另外一边是富得冒油的财富；一边是非法抢劫和无法无天，另外一边是社会秩序和守法奉公。
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产权保护在全国各地是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样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贫穷很多。
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前三次工业化尝试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让我们回到中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来重新理解工业革命，也能重新帮我们很好的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崛起。
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至少是第四次了。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洋务运动开启的。
清朝晚期的那次尝试用了半个世纪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国家无能问题，因此产生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认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国工业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政治制度落后，所以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激进改革，而且相当的全面和彻底。
它不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仅仅限制了皇室的权力，而是干脆彻底废除了它，比英国光荣革命还要彻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
新共和政府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中国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
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新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全面的模仿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知道中国照样经历了长期的动乱，军阀混战，国力衰弱，无法抵御外敌。
40年以后，中仍然贫穷。
虽然取得了好多社会进步，但是远远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正是因为民国期间中华大地持续的动荡和贫穷，才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
这开启了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尝试。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采纳的是计划经济，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落后这么多年，误掉了这么多的工业发展的机会，所以想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模仿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这一时期，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比如文盲数大大减少，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发病率从5.55%降低到0.3%，人口从6亿万增长到10亿，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有效行政能力的政府、一个初步完善（但高度亏损）的工业体系。
但是这些成绩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而且，如果不改革开放，会是死路一条。
你看所有那些搞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最后都垮了，而且他们当年的工业基础比我们还雄厚。
因此我们也不会独善其身。
中国前面三次工业化为什么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呢？
是因为缺乏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保护吗？
不是的。
现在国内外大量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在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比同时代的欧洲和英国还要好，还要发达，但并不因为如此清朝就有能力开启工业革命。
那又是因为缺乏包容性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吗？
你也许会说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很好，市场机制完善，但是政治制度非常的腐败。
然而辛亥革命就是改变了这点，一方面保留了清朝留下来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同时还从政治的上层建筑实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变革，但是仍然没有导致中国的工业革命。
让我例举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看一看私有产权制度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失灵的，从而理解为什么单靠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不可能爆发工业革命。
一位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于1839-1851年期间游历中国，在《中华帝国见闻》一书中记述到：
“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
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
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
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马挨饿。
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
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
毕竟这一恐怖的惨景在这里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
”
中国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土地私有制度没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悲惨图景。
革命在高层引进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而在底层仍继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
1920年代末到访过中国的一位英国经济史学家就曾经再一次描绘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
“在许多地方，农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淹死他们了。
在山西，最近几年有三百多万人饥饿致死，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交易易手。
”
一位美国作家和社会学家在1940年代研究了中国山西的状况之后也写到：
“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
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
”
这些景象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不是中国独有。
这些景象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全面兴起和共产党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
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一个人在那里号召，广大工人农民就盲目跟从的，一定有其强大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当年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面，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是也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以至于到了1970年代末，一场新的改革和工业化尝试势在必行。
而这一次尝试却意外成功，中国终于自洋务运动一百二十年后引爆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中国踏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且很快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没有完成。
1978年中国引爆工业革命并非否定前三十年
那么中国第四次工业化的道路，与前三次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这次如此顺利呢？
我这里无意想把后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们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分开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
而这绝不是简单的第6个包子和前面所吃的包子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就意味着中国1980年不需要改革也能够变成今天一样的富裕和强大，但这是不可能的。
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略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它为后三十年的起飞奠定了很多看不见的却十分扎实的地基，虽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告诉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开启工业化，怎么样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
中国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
我先介绍一下这些特征，等会儿我再将他们与工业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点，中国当时拒绝全盘西化，在维持即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
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做实验然后再推广。
第二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俄罗斯一样全面铺开，而是从农村改革开始，不是从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也不是从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开始。
而是让农民和贫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
这里面藏有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乡镇企业大力发展，是开启中国工业革命的关键点，图片|大江网童小军
第三点，鼓励乡镇企业，尽管乡镇企业采用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而且和当年的国企都没法相比，但既使是这样，中国政府一旦发现乡镇企业赚钱，能够帮助广大基层人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支持乡镇企业。
这是决定中国从此以后走上工业化坦途、开启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一点。
我们经济学理论界以前对这点认识不足。
第四点，鼓励发展制造业，用日用制造品而非仅仅用原材料去换取外汇和机器；我们长期制定各种产业政策鼓励制造业出口。
第五点，我们长期维持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这方面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了很好成绩。
第六点，因为我们是转型国家，我们不光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有很多当年遗留下来的缺乏经济效率的国企。
但是我们没有像拉美、东欧、俄罗斯那样把国企全面地私有化。
全面私有化国企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主张，甚至到今天来讲还是非常错误的主张。
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发展战略非常重要。
当年我们国企的私有化是有条件逐步逐步进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纳了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
而且今天我们仍然重视培育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
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
第七点，我们进行的是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高储蓄到高消费。
这种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方式里面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不仅符合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原理，也符合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工业革命原理。
成功的工业革命都经历了“胚胎发育”式演化
我们现在来看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式的演化模式。
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去研究，现在去研究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模式，叫做“胚胎发育”的模式。
它有五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些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在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阶段。
与我国的乡镇企业繁荣类似的乡村企业，在16-18世纪的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繁荣了几百年。
这些大批量欧洲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政府的支持下繁荣的，不是自然爆发产生的。
它们的特点是都以远距离贸易为其生产的目的，而不是自给自足或满足当地需求为目的。
换句话说，它们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力，以远距离的全球贸易为目标。
这个乡镇企业繁荣阶段由各国政府修建人工运河和原始公路网络为契机，为引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统一国内外市场和营销网络奠定了基础，为训练一支产业大军做好了准备。
正是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最终在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全面扶持纺织业的产业政策）支持下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用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体制），来生产终端的轻工消费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把它们倾销到全球，但是机器和生产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规模化）生产的。
这个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历代皇室和政府自16世纪起就开始以举国之力为本国乡镇企业提供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供应基地（比如殖民印度、美洲、非洲的棉花产地），而不是因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就产生了对新的能源、新的动力、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提高流通速度和单位总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体系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
这刺激了新型能源-动力-运输新技术的发明和工业应用，产生了一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大繁荣，比如像煤炭开采，蒸汽机发明和改进，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的繁荣。
这个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繁荣是由市场需求驱动的，也是由强政府供给推动的。
因为“三位一体”环节很大成分是公共产品，必须靠国家力量和有为政府来提供和提携。
这个三位一体繁荣就自然会导致重工业繁荣并诱发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制造蒸汽机需要规模化生产零部件和大量车床，大量铺设铁路轨道需要规模化炼铁、炼钢。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
这也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
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
每一个国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立刻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不管他们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进英国先进纺织和铁路技术的，因为重工业的产业链特别漫长，零部件和生产环节非常多且复杂，产品多样化特别高，创新机会也就特别多，对本土国情又特别依赖，而且全部重工业体系如果完全依靠进口会十分昂贵，因此一定会刺激创新发明。
这是为什么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还有目前的中国，都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才开始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大量涌现出自己的创新发明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一个经济体就完成了一个回路，不仅是终端产品能量化生产，连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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