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改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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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改制
部委出版社改制之路
力度大
一场涉及近千亿国有资产的部委出版社改革正在高层的力推下迅猛展开,管理层提出改革要有实质性突破的具体要求,即在2009年完成80家的任务,2010年完成剩余68家。
对于2010年年底仍不能完成转制的出版社给予注销,善后事宜由主管单位自行负责。
为确保在2010年年底前完成改制工作,中宣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委均出台了适用于此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包括财务、人员、税收、行政关系、退出等各个方面。
例如,规定因为转制造成部门、单位津贴补贴资金来源减少的,由财政部给予解决。
对转制出版社免征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增值税、进出口税等。
目前,在京148家部委出版社构成较为复杂,分别隶属于116个主管单位,这些单位有行业部委、国企,也有社会团体。
各家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各不相同,在这场即将开始的改制面前,各有各的想法。
人与钱
人员安置或为本轮改革中的最大问题。
出版社体制改革不搞下岗再就业。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自愿选择一次的基本精神,做好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
“中人”,也就是那些工作了20年以上,还有四五年就退休人员的安置,是改制中的一大难题。
解决一个“中人”,出版社需要十八九万元的成本来支付社保。
科学出版社当年为解决“中人”的补差问题花了好几千万元,对于大多数部委出版社来说,如此巨大的成本显然难以承受。
此外,转制的其余成本,比如出版社的资产评估费和资产增值后补缴的税费,以及可能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大约需要千万元级别的资金,“这笔钱是出版社自己负担,上级部门掏钱,还是直接由国家财政埋单?
”
改制还牵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是部委出版社,但按属地化管理则归上海管。
该社副社长张绍军表示,中央有大的政策,各地也有政策。
目前,使用的办公楼产权在主管单位,尽管都是国有资产,但当地政府是否愿意划转仍是个问题。
谁监管
部委出版社改制面临的另一难题是,转企后企业的出资人是谁,国有资产由谁监管。
“我们的主管单位本身就已经是一家企业,彻底解决了转企改制后出资人主体的问题。
”中国电力出版社社长宗健说。
改制后的中国电力出版社是国家电网公司出资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有限公司。
但这一情况对其他部委出版社并不适用。
由于各部委不能作为出资人,因而改制前首先要明确出版社的出资人是谁。
按照相关规定,改制后的出版集团公司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由财政部履行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责;而转制后的单个出版社,资产财务关系则暂时由原主管、主办单位“代管”,出资人问题依然是个难点。
据透露,决策层正在考虑改企后按照一定资产规模,由国资委委托中宣部代管。
不过这一国资监管模式最终是否采用,目前尚未获得确认。
亦有学者建议,由原主管、主办单位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持股企业派出董事、监事,形成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以企业方式管理下属企业和资产。
业内人士指出,改制过程往往是经济犯罪的高发期,新闻出版业恐怕并不会特殊。
改制中最需要防范的,是所谓管理层参股或收购。
在中国国情下,由于出资人的缺位,作为全民所有或者国有的资产没有具体的代表人,管理层(单位领导)在股份化改革的过程中,在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条件下进行运作,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利益,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南风窗》2009年第13期6月 廖海青文)
部委出版社改制加速度
■商报记者孙珏马莹实习记者盛莉采写/整理
(2009-5-26)
改革直击
时间表
2009年完成80家出版社转企改制的任务,2010年完成剩余68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任务,2010年12月基本结束中央各部门各单位148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工作。
改革重点
重组大型出版集团公司要加快培育导向正确、主业突出、实力雄厚、管理规范、运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能代表国家水准的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依托强社加快组建中国教育、科技、卫生医药、财经等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使之成为中国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和战略投资者。
撤销或注销一批出版社对于资不抵债、方向不正、管理不力、主管单位不再想办的出版社给予撤销或托管,人员债务按有关政策处理。
对于2010年年底仍不能完成转制的出版社给予注销,善后事宜由主管单位自行负责。
政策措施
资产政策按照中办发〔2009〕16号文件和财教〔2008〕256号文件执行。
出版社转制前占用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经核实后划给出版社继续使用;出版社使用的土地房屋,评估划转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出版社;一次性核销出版社不良资产、不良债务、历年形成的库存积压,优化出版社的资产结构。
出版社提供给机关、单位的房产、汽车、资金等,要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协商处理,可以退还、入股或另立合同。
财务政策改制后的出版集团公司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由财政部履行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责;转制后的单个出版社,资产财务关系暂由原主管主办单位代管。
转制后的出版社在经济上与原主管主办单位必须脱钩,原来以各种名义上缴主管主办单位的税后利润一律不再上缴。
由于出版社转制造成的津贴补贴资金来源减少问题,由财政部给予解决。
转制前享有财政经费支持的出版社,转制后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拨付,并且要加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出版企业的支持力度。
人员政策出版社体制改革不搞下岗再就业。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自愿选择一次的基本精神,做好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
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的单位,由主管单位协助制定人员分流方案。
出版社转制后,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建立新的社保体系。
由于中央和各有关部门、北京市的支持,这次改革社保方面给了最大的优惠:
即转制单位及其职工,从2010年7月1日起,参加北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单位缴纳20%,职工缴纳8%,建立基本养老保险。
2010年7月1日前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对转制前离退休、转制后5年内退休、2015年7月1日后退休的职工养老保险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切实保障了职工的利益。
税收政策为了扶持转制后的出版社加快发展,中央在税收上给了多项政策优惠,给出版社的改革发展以巨大支持。
国办〔2008〕114号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发的财税〔2009〕31号、34号文件等都对转制出版社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房产税、免征增值税、免征进出口税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等于给企业注入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行政关系按照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要求和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不能办企业的规定,本应是转制、脱钩一次完成。
但考虑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的实际情况,中央规定按三种情况处理:
一是由中央和地方出版集团公司联合重组的(即出版社进其他集团的),主管主办单位关系随产权关系变更;二是跨部门组建出版集团公司的,按照资本结构和业务重点,重新确定主管主办单位;三是同一部级单位主管的出版社组建集团公司或只有一个出版公司的,主管主办关系暂时不变,要继续履行好管导向、管干部的政治责任。
退出政策对不具备资产、人才等市场准入条件,严重亏损且无市场生存能力或主管主办单位不愿意再保留建制的出版社,可以在转制前退出。
退出由出版社或主管主办单位申请,报经新闻出版总署、中央编办批准后办理注销手续,并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分流安置工作。
主管主办单位不愿再办而出版社希望转制保留的,可以申请托管,与主管主办单位脱钩,由新闻出版总署指定托管公司,负责它的转制工作。
有些部门单位编辑事务多,认为有必要保留一些事业性编辑人员的,可以在机关内部设立编辑机构,保留人员,原出版社出版权注销。
(摘自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5月21日在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出版业改制之后 出版社面临的死亡陷阱
3月6日上午9时,柳斌杰署长做客新华网“两会访谈”,指出:
“如果新闻出版业不走市场化发展道路,不进入市场,就会始终缺乏资本,缺乏实力,缺乏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就会逐渐萎缩而不是发展。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我们已经非改不可,否则,整个行业将被市场的浪潮所淹没。
出版体制改革,有路线图,有时间表,到了2009年,渐行渐深。
我们期待着改革深处的高潮与精彩。
为了激发出版单位改革的积极性,激发出版社员工的创造性,从中央到地方,在产权划拨、资金筹措、人员配套措施等多方面给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对于优惠政策,宣传得力,我们耳熟能详。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体制改革的另外一面。
除了优惠政策,除了政策红利,还有一种非常客观的结果,就是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
所谓退出机制,简言之,就是把垂而不死的出版社送进坟墓。
改制,对政府而言是加强宏观调控,变成服务型政府;对企业而言,是强调自主发展,变成市场主体。
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服务的权力还给中介机构,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政府无法大包大揽。
过去,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即使垂而不死,仍然能够苟延残息;改制之后,这样的情况将一去不返。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则有开张有关门。
从自然规律来看,企业与人一样,有生有死。
从世界范围的竞争来看,如果没有出版社死亡,就意味着腐朽的东西、没有力量的东西大量存在。
我们还有什么力量来提升整体的阅读率、来改变出版对外贸易的倒悬状态?
现在,出版社将像其他的企业一样,面临着经济病的威胁。
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种经济病容易致死:
笨死、折腾死、被同行或者民营出版商咬死。
沙洲之上的租型利润和摊派发行
想当年,清政府丧权辱国地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且在条约中处处写着“大清皇帝恩准”字样。
大清国经营不下去,就是落后的体制造成的“笨死”。
上个世纪90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将重点难点系列图书广告联系出去,广东的报刊需要广告费,而有些省份的某些报刊不仅不要广告费,还寄来了稿费。
企业的目的就是赢利。
事业单位的目的是什么?
国务院的条例将其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
事业单位不言利是正确的、高尚的。
事业与企业,体制不同、目的不同,达到目的的路径也不一样。
改制之后出版社如果不转过弯来,不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模式,改变管理、分配等机制,就会随之孕育极大危机:
企业无利,只有死路一条。
外在的形势变化,也在逼迫企业转换思维,寻找新路,死脑筋就是死路。
租型教材,是很多出版社的命脉。
近年来,国家在教材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国家买单总量越来越大,教材出版单位肯定利润越来越薄。
转制之后,有教材的出版社改变教材利润的博弈方式并非虚言。
当年租型最初动因,乃是印力不足。
而今,印力过剩,依托各省造货的技术基础不复存在。
改制,又将使租型的体制基础同样发生动摇。
现在,不少有教材的出版社,已经设立公司或者办事处自己经营教材,个别甚至租型给了书店。
对于租型利润依赖严重的出版社,如果不能奋起转型,很快将惊呼“谁动了我的奶酪”。
各种摊派发行,将越变越小。
据估计,仅仅依靠部委摊派发行的达90多亿。
因为主办单位与所属的出版社尽管改制而未脱钩,因为企业化的出版社将可以使用更加灵活的手段,摊派依然会长期存在。
但是,这种存在,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沙洲之上,随时有可能随着人事变化、政策调整等原因而消解。
毕竟,出版社不再是事业单位,不是主办单位的菜篮子。
与此类似,系统发行将越发艰难。
当下,银行、交通、教育,凡有系统就有系统的图书发行,教辅的准系统发行也依然存在。
改制之前,出版社普遍眼光向上,要政策,要资源;今后,因为上游的资源与政策将逐步减少,需要向下看,向消费者看。
无法扭转这种视角的出版社,将面临生存危机。
毋庸讳言,计划性体制养懒了一批人。
人脑越用越灵,越懒越笨,出版企业的“笨死”,还因为体制之懒而形成思想之“笨”,思想之“笨”造成毫无竞争力。
这其实从反面说明我们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其实,不熟悉市场并不可怕,只要积极进取,前途宽广,所谓“出家如初,成佛有余”,可怕的是“习惯性舒服”养成“习惯性懒散”而无法自拔。
爱因斯坦说: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思想。
”如果一味地安逸和享乐,那么改制的政策,就是“猪栏边”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
内部折腾
胡锦涛总书记说:
我们要不折腾。
我的理解,就是不要内耗。
“折腾”有一个对外经典的翻译,就是“自己使自己退步”。
事业与企业的区别,还在于员工的发展定位不同。
事业单位个人的成长主要是职位与职称的升迁,职位与职称是有限制的,容易内部争夺;企业对于职工的肯定更多的是使用经济手段,越能干奖金越高。
改制了的出版社没有明白这一点,内部折腾现象就不易改变。
当然,因职称职务这些原因而折腾的企业同样有,同样要注意。
折腾,最大的可能性是在企业的领导之间。
出版社被折腾,法人代表要负首责。
作为法人代表,如果缺乏理想,或者缺乏公平、缺乏执行力,都有可能使得出版的航船偏离航道而触礁。
如果这个法人代表是空降兵,难度就更大一些。
每个领导的风格、理想、用人标准各不相同,如何与原来的企业进行无缝衔接,难度不小。
作为班子副手,如果野心膨胀,认不清方向,认不准定位,盲目自大,内部协调将非常困难,现在的情况是,作为法人代表的社长或者总编,其实无法开掉自己的副手的。
还有的折腾是在领导与员工之间。
狼有狼的道理,羊有羊的道理,草有草的道理,世界上的事情,大部分不能直接分清黑白,而往往介乎二者之间。
这就特别需要大家把眼睛盯着远处的目标,而不是眼前的伤口。
曾经有员工把领导的相关事情公布在网上,或者向相关权利机关不停地上访、投诉,最终,企业也就被折腾掉了。
谁是出版社的掘墓人?
其一,改制之后,全国出版格局将发生根本变化,出版社之间将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关系。
我们经常说:
狼来了,狼来了,但又常常感觉到“只听楼梯响,没见‘狼’下来”。
此次不同,改制之后,各出版社必须在市场上赤膊上阵,自己要养活自己:
必须磨砺自己的牙齿!
在出版社的四周,原来的同行,都将变成了市场上凶猛搏杀的“野狼”!
改制之后,同行之间的距离将逐步拉开。
首先在资金上已经拉开了距离,已经上市的11家出版企业筹集了200多亿的资金。
还有一些出版企业等待上市,资金可期。
其次,即使是没有上市的集团,也普遍比单打独斗的出版社资金雄厚,浙江出版集团的银行授信额达到10亿人民币。
资金实力,就是企业的话语权。
出版产业作为影响力产业,资金的话语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
不少部委的出版社,有雄厚的资源。
众所周知,我们政府主导资源的能力很强,部门壁垒与地方壁垒也不是三天两天能够化解的。
而这些资源丰厚的出版社一旦被适当的机制所激活,又有适当的时间来调控、利用资源进行发展,将能量无限,风光无限。
套用一句话:
资源雄厚的出版社一旦醒来,将震惊整个世界。
有特色而规模不大的出版社,因为定位准确,也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而中型出版社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政策上没有特别的扶持;特色上则需要瘦身发展,殊非易事。
一些没有特色的小型出版社,更是马上面临生存危机。
其二,民营出版商一方面因为体制的原因,还需要依托出版社;另外一方面,又扮演着出版社掘墓人的角色。
根据我们当前的政策,工作室有三条通道得到书号:
一是将产品卖给出版单位,取得报酬。
版税实际上已经有很大的自由自主的空间,这个空间已经足够让工作室放开手脚来博弈。
二是出版单位组建控股公司获得,比如长江文艺出版社之北京公司。
三是工作室也就是作者“集”,作者有什么通道,工作室就有什么通道。
总之,民营工作室是先进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总署的领导在不少场合表示,只要是踏踏实实做好书的人,不愁没有书号。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书号作为稀缺资源的改变。
因为民营工作室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书号,书号的稀缺性将不复存在。
可以参照的是:
上个世纪90年代,音像号价格过万,现在200元一个都无人问津了。
我们知道,美国有7万多家出版社,俄罗斯有17000多个出版社,韩国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出版社数量也过万。
出版的资本门槛与技术门槛不高,可以断言,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宽松,中国内地,将有更多实质性从事出版的机构蓬勃兴起。
假设改制之后的出版社没有竞争力,在这样的民主性出版力量的汪洋大海中,能够乘风破浪吗?
不可想象。
改制之后的出版社,面临的死亡威胁远远不只这些,比如,还可能被新技术的浪潮淹死、出版社自身膨胀式跌跤摔死。
史玉柱曾经列举了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不正当竞争;碰到恶意的“消费者”;媒体的围剿;媒体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法律制度上的弹性;被骗;“红眼病”的威胁;黑社会的敲诈;得罪某手中有权力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得罪了某一恶势力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遭遇造假;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改制之后的出版社,极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
微软的前总裁比尔·盖茨说:
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半年,这种危机意识,是他山之石。
没有不死的人,没有不死的企业。
但是,我们可以千方百计找寻长寿的方法。
方法之一,就是了解哪种情况下容易死亡,然后,进行规避。
出版社不死的药方同样很多:
内涵发展、专业做强、技术领先、借船出海、资本弄潮、资源整合等等。
改制是双刃剑,我们要抓住刀柄,披荆斩棘。
成功无法复制,成长却有章可循。
让我们冷静地认清那些死亡陷阱,让出版社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当我被上帝造出来时,上帝问我想在人间当一个怎样的人,我不假思索的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世人皆知的人。
于是,我降临在了人间。
我出生在一个官僚知识分子之家,父亲在朝中做官,精读诗书,母亲知书答礼,温柔体贴,父母给我去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李清照。
小时侯,受父母影响的我饱读诗书,聪明伶俐,在朝中享有“神童”的称号。
小时候的我天真活泼,才思敏捷,小河畔,花丛边撒满了我的诗我的笑,无可置疑,小时侯的我快乐无虑。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青春的我如同一只小鸟,自由自在,没有约束,少女纯净的心灵常在朝阳小,流水也被自然洗礼,纤细的手指拈一束花,轻抛入水,随波荡漾,发髻上沾着晶莹的露水,双脚任水流轻抚。
身影轻飘而过,留下一阵清风。
可是晚年的我却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家庭的衰败,社会的改变,消磨着我那柔弱的心。
我几乎对生活绝望,每天在痛苦中消磨时光,一切都好象是灰暗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千古叠词句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最后,香消玉殒,我在痛苦和哀怨中凄凉的死去。
在天堂里,我又见到了上帝。
上帝问我过的怎么样,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的一生有欢乐也有坎坷,有笑声也有泪水,有鼎盛也有衰落。
我始终无法客观的评价我的一生。
我原以为做一个着名的人,一生应该是被欢乐荣誉所包围,可我发现我错了。
于是在下一轮回中,我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
我来到人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既不着名也不出众,但我拥有一切的幸福:
我有温馨的家,我有可亲可爱的同学和老师,我每天平凡而快乐的活着,这就够了。
天儿蓝蓝风儿轻轻,暖和的春风带着春的气息吹进明亮的教室,我坐在教室的窗前,望着我拥有的一切,我甜甜的笑了。
我拿起手中的笔,不禁想起曾经作诗的李清照,我虽然没有横溢的才华,但我还是拿起手中的笔,用最朴实的语言,写下了一时的感受:
人生并不总是完美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
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阅读自己的人生,体会其中无尽的快乐和与众不同。
“富不读书富不久,穷不读书终究穷。
”为什么从古到今都那么看重有学识之人?
那是因为有学识之人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时因为读书能给人带来快乐。
自从看了《丑小鸭》这篇童话之后,我变了,变得开朗起来,变得乐意同别人交往,变得自信了……因为我知道:
即使现在我是只“丑小鸭”,但只要有自信,总有一天我会变成“白天鹅”的,而且会是一只世界上最美丽的“白天鹅”……
我读完了这篇美丽的童话故事,深深被丑小鸭的自信和乐观所折服,并把故事讲给了外婆听,外婆也对童话带给我们的深刻道理而惊讶不已。
还吵着闹着多看几本名着。
于是我给外婆又买了几本名着故事,她起先自己读,读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告诉她,如果这一面生字较多,我就读给她听整个一面。
渐渐的,自己的语文阅读能力也提高了不少,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一个人读书的乐趣远不及两个人读的乐趣大,而两个人读书的乐趣远不及全家一起读的乐趣大。
于是,我便发展“业务”带动全家一起读书……现在,每每遇到好书大家也不分男女老少都一拥而上,争先恐后“抢书”,当我说起我最小应该让我的时候,却没有人搭理我。
最后还把书给撕坏了,我生气地哭了,妈妈一边安慰我一边对外婆说:
“孩子小,应该让着点。
”外婆却不服气的说:
“我这一把年纪的了,怎么没人让我呀?
”大家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相让……读书让我明白了善恶美丑、悲欢离合,读一本好书,犹如同智者谈心、谈理想,教你辨别善恶,教你弘扬正义。
读一本好书,如品一杯香茶,余香缭绕。
读一本好书,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
书是我的老师,把知识传递给了我;书是我的伙伴,跟我诉说心里话;书是一把钥匙,给我敞开了知识的大门;书更是一艘不会沉的船,引领我航行在人生的长河中。
其实读书的真真乐趣也就在于此处,不是一个人闷头苦读书;也不是读到好处不与他人分享,独自品位;更不是一个人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书的海洋中不能自拔。
而是懂得与朋友,家人一起分享其中的乐趣。
这才是读书真正之乐趣呢!
这所有的一切,不正是我从书中受到的教益吗?
我阅读,故我美丽;我思考,故我存在。
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到:
我从读书中受到了教益。
当看见有些同学宁可买玩具亦不肯买书时,我便想到培根所说的话:
“世界上最庸俗的人是不读书的人,最吝啬的人是不买书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
”许许多多的作家、伟人都十分喜欢看书,例如毛泽东主席,他半边床上都是书,一读起书来便进入忘我的境界。
书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航标,读书,读好书,是我无怨无悔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