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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与转变马克思主义在日本

论战与转变: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

论战与转变: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2016-08-30汪力东方历史评论撰文:

汪力《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头戴钢盔、手拿武斗棍与警察对抗,日本60、7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的媒体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不时的出现在电影、动画、村上春树或者村上龙的小说,乃至AKB48的歌曲MV中。

尽管60、70年代的学生运动自有其意义,但在一百多年来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毕竟只是一个片段,仅仅关注这一运动,并使之成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或许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娱乐文化的一种的结果。

对日本近代史的一般看法而言,一种“成功神话”占据着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

这种叙事认为明治维新之后,在强有力的天皇与集权政府的主导之下,日本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

这固然部分的是历史的事实,日本今日仍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

然而,这无疑忽视、压制了在这种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近代化之下被压迫、屠戮的人们的声音,忽视了对抗、批判这种强力的国家主义近代化的契机与经验的存在。

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经验。

日本马克思主义又通过留学以及出版等渠道,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左翼知识人与社会主义运动,中国20、30年代的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日本渠道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且在20、30年代,几乎同时,中日两国乃至东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讨论东方社会的社会性质认识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革命战略如何设定的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这一问题,也与我们今天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相关。

1早期日共的起起落落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源远流长,早在1890年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近代的大工业与工人阶级,这一时期,以高野房太郎(1869~1904)和片山潜(1859~1933)为代表的留美归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借鉴美国工人运动的理论与经验,开始了早期的工会运动。

而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社会主义者掀起了反战运动,这在当时“举国一致”的日本,可以说是唯一的。

1906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组织了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与今日的社会民主党无关),虽然这个政党仅存在一天就被政府强制解散,但它提出的和平、反战与社会主义的纲领,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初期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片山潜为代表的议会路线和以幸德秋水(1871~1911)为代表的“直接行动”论的对立。

前者主张通过政党和选举实现革命,后者则持议会无用论,主张通过工会组织总罢工来实现革命。

两者间爆发激烈的论战,论战中“直接行动”论取得了优势。

然而,当时日本工人运动的力量十分弱小,并没有“直接行动”的现实条件。

于是,幸德秋水周围的一些活动家转而试图采取恐怖手段,谋划刺杀明治天皇。

此事被警察侦破,日本政府遂利用这一事件将社会主义者一网打尽,幸德秋水等十二名活动家被处以绞刑,是为“大逆事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一时衰落,进入所谓“冬天的时代”。

在“冬天的时代”中,虽然社会主义运动沉寂,但日本社会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大正民主”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得到很大发展,成立了政党内阁,要求普遍选举权的运动也日益高涨。

1917年的俄国革命,让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一些人关注、介绍俄国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参加针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但在干涉军将要出征的时候,却因米价上涨而发生“米骚动”。

在思想上,产生了被思想史家们称为“社会的发现”的动向。

如果明治时代的思想关键词是“国家”的话,那么“社会”就成为大正时代的思想关键词。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出冬天,重新兴起。

不过,大正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大杉荣(1885~1923)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很大。

他们继承了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政治运动,主张以工会的总罢工实现革命。

这种思想随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显得不能适应形势。

于是,以山川均(1880~1958)为代表的引进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的思想倾向,就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们的赞同。

1922年,山川均发表了著名论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这里的“方向”转换,就是从非政治转向政治。

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关注远东局势。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2年7月15日(根据日共的“正统党史”),日本共产党秘密成立,是为“第一次日本共产党”。

国际为第一次共产党起草了纲领,即所谓“1922年纲领草案”,但因为这个纲领提出了废除君主制的问题,使得对天皇制存在恐惧心理的日共领导人感到害怕,所以未能由日共正式通过。

一次日本共产党成立以后不久,1923年就被特高(“特别高等警察”,日本政府专为打击社会运动而设立的政治警察)一网打尽。

但是,特高并未能找到共产党“企图变革国体“(即反对天皇制)的直接证据,故而参加者们受到的刑罚并不严重。

但是,这就使得山川均等领导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式的非法秘密的共产党不符合日本的国情。

于是,他们就在1924年,在未与国际商讨的情况下解散了日本共产党。

1926年,日本进入昭和时代。

昭和初期的近十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主导日本论坛的时期,各种社会运动也风起云涌,被称为“改造”与“革命”的时代。

然而,随着昭和恐慌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日本,在使得社会运动更加激烈的同时,也产生战争与法西斯的社会氛围。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所谓“满洲事变”爆发。

1932年,发生“五·一五”事件,政党内阁宣告终结。

1935年,大正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天皇机关说”被宣布有违“国体”,遭到禁止。

1936年,发生“二·二六”兵变。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日本遂陷入战争与法西斯的深渊。

昭和战前期就是这样一个由“改造”与“革命”走向战争与法西斯的激荡的时代。

第一次日本共产党解散以后,共产国际非常不满。

日本共产党解散后留下了一个处理后事的“事务局”,1926年,以该“事务局”为核心,又重新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是为第二次日本共产党。

第二次日本共产党建立时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福本主义”。

青年理论家福本和夫(1894~1983)曾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与新锐的西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科尔施等人都有交流,学习了当时最先锋的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回国以后,积极的向日共事务局领导下的理论杂志《马克思主义》投稿。

他的文章充满了各种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闻所未闻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新鲜的理论,令编辑部叹服,从而连篇累牍的发表,并引起了读者们的狂热崇拜,成为第二次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指导理论。

福本和夫引用共产国际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论,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一样,已经处于急速的没落时期,因此,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十分成熟。

但是,日本革命的主观条件尚不成熟,还没有能够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福本根据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论述,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无法从人民群众中自然产生,而必须由掌握先进理论的知识分子从大众中“分离”,然后再由分离出来的先锋队与群众结合,从而实现革命。

而为了实现这一“分离”,就必须进行理论学习和理论斗争。

先进的知识分子需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不仅如此,相互之间还要进行理论争论,通过理论争论、理论斗争来分离出真正掌握正确的马列主义理论的革命先锋队。

当时,随着普遍选举法案在议会通过,一般工人农民也获得了选举权,出现各种无产阶级政党。

福本主义就为各种无产阶级政党的分裂和相互斗争、宗派主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特别是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非法主义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主义之间的矛盾对立就更加的激烈。

共产国际对福本主义的流行非常不满。

1927年,福本和夫等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被召唤到莫斯科,日共领导人被迫放弃福本主义,并且接受了在布哈林主导下所制订的日本共产党《27年纲领》。

《27年纲领》同时批判了山川均和福本和夫,认为山川主义是不要无产阶级先锋政党的“取消主义”,而福本主义则是“极左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

纲领批判福本的日本资本主义急速没落的观点,认为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阶段,并在日本资本主义怎样认识的问题上提出了指导性的重要观点。

纲领认为,无论如何,明治维新仍然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革命,但封建专制、绝对主义(即君主专制)的残余非常强大。

在革命战略方面,《27年纲领》提出二阶段革命论,即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通过这个革命迅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这个纲领不仅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共产党的方针,也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福本主义因此迅速没落,而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在《27年纲领》指导下的共产党系理论与非共产党系的理论的论争随之展开。

1927年的论战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二流帝国主义论争”。

国家社会主义立场的经济评论家高桥龟吉(1891~1977)提出,按照列宁所提倡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如垄断的大托拉斯的形成,分割世界殖民地等标准来看,日本还不能算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是所谓“二流帝国主义”,甚至是被帝国主义支配的国家,因此日本无产阶级不应该打倒国内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应该代表东亚的被压迫民族,打倒西方帝国主义势力。

这种理论遭到了当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野吕荣太郎(1900~1934)和猪俣津南雄(1889~1942)的批判,他们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将帝国主义看作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以一国国内经济是否已被托拉斯支配之类的单纯经济标准来划分是否属于帝国主义国家。

这一论战拉开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序幕。

2“劳农派”与“讲座派”论战192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所谓“劳农派”的形成。

在山川均主导下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反对建设少数人的、非合法的共产党,而主张建立统一、合法、大众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日本资本主义认识方面,他们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领导权,社会性质虽然还有很多封建残余,但整体上说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

绝对主义、君主制势力,已经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所支配。

在革命战略方面,他们提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阶段革命论。

他们以山川均、猪俣津南雄为中心,发行了杂志《劳农》(1927年12月创刊),围绕在《劳农》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被称为“劳农派”。

劳农派认为自己才正确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日本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但共产国际所指导下的日本共产党却将其视为所谓“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而在共产国际的世界方针中,左翼社民主义被认为是危害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成为“主要打击对象”。

这时代表日本共产党批判“劳农派”的代表理论家是工人出身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渡辺政之辅(1899~1928)。

渡辺依据《27年纲领》提出,日本政权的性质并不像劳农派所认为的是资产阶级已经掌握领导权的政权,而是地主与资本家的联合政权。

社会性质方面尚有广泛的民主革命任务,如土地革命的任务有待完成。

由此可以看到围绕日本社会性质和日本革命战略的两种不同观点已经形成。

再次成立之后的日本共产党遭到了日本政府非常严酷的镇压。

1928年3月15日和1929年4月16日,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的检举,每次检举都有数千人被捕,不仅是党员,还有为党提供资金者,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者等均被逮捕,有的被起诉。

在这种连续的打击之下,日本共产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党的领导人渡辺政之辅也于1928年10月,在到中国领取共产国际发给的运动资金后的返回途中,于台湾基隆被警察发现。

渡辺不欲被捕,遂以手枪回击警察,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随着有关日本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的深入,必然涉及明治维新的性质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问题。

于是,在论战的刺激之下,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关研究。

野吕荣太郎于1927年发表了重要论文《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

野吕认为,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天皇的专制主义客观上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而历史学者中也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日本近代史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服部之总(1901~1956)在1928年发表了论文《明治维新史》,他认为幕末的政治变革本身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明治政权的成立及其主导下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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