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及其政治社会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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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及其政治社会影响
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及其政治社会影响
陈柏峰
行走在中国乡村的广袤土地上，我们不断听到“混混”这个词汇，听说关于“混混”的各种故事。
然而，学术界对这个群体还比较缺乏系统研究，只有不多的几项研究有所提及。
孙远东（1999）简单论及了这一群体对农村基层行政的影响，罗兴佐（2007）提及了这一群体对乡村秩序的危害，杨华（2009）曾从这一群体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中谈及乡村混混,陈柏峰和董磊明（2009）曾谈及这一群体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贺雪峰（2006）则断言乡村混混构成了乡村治理和农村政策实施的另一种“基础”，对乡村混混的相关研究应当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入点。
本报告将刻画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并讨论其在村庄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影响。
我们根据既有条件在两湖平原的三个县市选点开展专门调研，它们分别是楚江市、临湖市、临江县；还在其它地方选点调研，以作为两湖平原农村的参照。
[1]调研点都在相对独立的农业型乡镇，距离县城或市区较远。
此外，我在两湖平原的其它村庄也做过非专门的调研，收集了一些与主题相关的材料。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对两湖平原的研究已有较为深厚的学术传统，共计进行了数百人次的驻村调查，完成了大量论文、调研报告、专著和硕博士论文，其中一些尚未正式出版。
诸位师友的调研为我提供了个人所无力获取的大量经验材料，构成了本研究的深厚基础。
相关调研材料主要有三类：
一是专门调研收集的访谈材料和档案材料，二是非专门调研收集的访谈材料，三是诸位师友的相关实地调研报告。
本论文研究是两湖平原农村，其它地区农村则是我研究时的参照。
两湖平原的专门调研点有楚江市的沙桥村、临沙村、李集村、王村和新王村，临湖市的桥头村和付村，临江县的湖场村；非专门调研点有荆州市的普兴村、咸宁市的陈村、京山县的邓湾村；二手材料来源点有荆门、天门、常德、岳阳等地农村。
楚江市和临湖市的几个村庄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调研基地，我多次在此驻村调研，累计时间有80天左右。
调研期间，与农民、乡村混混、乡村干部、派出所民警广泛接触，并对他们做了深入访谈，有较深的质性感受，但未曾获取相关档案材料。
临江市的调研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在湖场村驻村调研10天，在乡镇公安派出所调研15天，并查阅、复制了派出所存留的档案材料。
河南平豫县和湖南山湘县的调研与此类似。
非专门调研点的调研方式主要是驻村调研。
驻村调研中，我都与村民同吃同住，调研方法主要是访谈村干部、村民和一些在村混混，调研内容不限于乡村混混，而包括村庄的方方面面。
乡镇的调研中，则与镇干部或派出所民警同吃同住。
调研主要方法有二，一是访谈镇干部、民警和一些在镇“混混”，调研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混混、乡村治安与稳定、镇干部和民警的日常工作；二是查阅派出所内的相关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刑事和治安案卷、上级公安机关的下发文件、县市公安局的日常简报等。
由于镇干部、民警往往在全县（市）范围内轮换调动工作，派出所的相关资料也反映全县（市）的情况，因此我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并不限于一个乡镇，而是扩展到了全县（市）。
两湖平原是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的合称，因处在湖南和湖北而得名，位于长江三峡以东、大别山以南，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海拔50米以下，地势北高南低。
两湖平原主要由长江、汉江等冲积而成，境内湖泊众多，河网密集，土地肥沃，盛产棉花、水稻、油菜等作物。
明代以后，尤其是明末修筑长江大堤后，两湖地区开始大兴垸田，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可以说，两湖平原的历史，就是移民不断进入开发沼泽、围湖垦荒的历史。
由于开发较晚，解放时两湖平原的村庄外部结构还比较模糊。
在低丘陵地带，农民往往在土丘上沿坡散居，楚江市、咸宁市、京山县的调研点及荆门市、岳阳市、常德市的二手材料来源点属于这种情况。
在平原腹地，为了防止洪水侵袭，农民常常沿堤或选择高地居住，有的甚至自筑墩台建房居住。
临江县、荆州市的调研点及天门市的二手材料来源点都属于这种情况。
由于江河湖泊众多，一些农民以渔为业或半耕半渔，他们选择在河边搭棚，甚至以船为家，直到解放后才上岸建房，形成村落。
临湖市的调研点属于这种情况。
总体而言，两湖平原的村庄居住十分分散，自然村规模不大，边界模糊，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两湖平原水网密布，土壤粘性大，道路网在传统时代未能充分建立起来，为了运送肥料、收获庄稼的方便，农民的居住点与田地不能相距太远；二是两湖平原属于移民社会，移民到达一个地方后，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融入当地社会，一般只在尚未开垦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并就近建房居住。
因此，单个家庭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处于较为原子化的状态中，宗族不具备成熟形态，村庄内部规范未能充分孕育。
最近十多年来，村庄集体及其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水利设施。
本报告将通过考察乡村混混的结构与社会流动、分层与非法利益等，揭示两湖平原乡村混混的群体形象，然后讨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对于乡村混混，我采取的是普通农民的看法，指那些在普通农民看来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牟取利益，对农民构成心理强制，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人群。
乡村混混组成的圈子被我称为“乡村江湖”。
一、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混混
两湖平原县市的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混混可以分成四代。
1980年代乡村江湖中的“顽孩子”可以算第一代，他们出生在1960年左右；1990年代初乡村江湖中的混混是第二代，他们出生在1970年左右；1990年代末和世纪之初进入乡村江湖的混混是第三代，他们出生在1980年左右；现在进入江湖的乡村混混是第四代，他们出生在1990年左右。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曾揭示第一代混混由于受1983-1986年全国“严打”的打击，与之后的混混没有多少“血缘”联系（陈柏峰，2010a），这里不再赘述。
（一）混世于乡镇的第二代混混
当前农民最熟悉的是第二代混混，对他们的出生、劣迹、性格、爱好等细节都非常清楚；当他们向我讲述乡村混混的故事时，大多涉及的也是第二代混混；他们概括乡村混混的特征，也是以第二代混混为“经验基础”。
第二代混混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我们必须从他们“成长”史中的乡村江湖机遇去理解，这个机遇使得第二代混混从进入乡村江湖开始，就一直混世而不退出，他们至今还活跃在乡村江湖的舞台上，对农民生活有很大影响。
下表所列是楚江市沙桥村当前最活跃混混的相关情况：
类型姓名文化程度年龄社会关系与“势力”劣迹性格特征现在的生活来源
在村混混万清高中毕业1971年生兄弟四个，堂兄弟二十个，其中有银行科长、村支书、副镇长偷鸡摸狗
喝酒打架
敲诈勒索讲义气够朋友垄断本村白酒买卖和龙虾收购，承包二十亩荒山。
在村混混万民小学未毕业1970年生兄弟姐妹共五个，兄弟三个，另有一表兄在市公安局工作打架讲狠
偷鸡摸狗
充当打手心狠手辣，不够义气接镇里的土方工程，跑运输，打机井，承包村70亩鱼池、15亩荒山。
在村混混万荣初中毕业1972年生兄弟三人，哥哥是市交警大队科长，有一堂兄是市区的大混混偷鸡摸狗
打架闹事
盗窃赌博脾气暴躁，爱赌贪色承包到了外村的黄宗荡水库，还租赁了一个螃蟹养殖基地。
在村混混万明初中未毕业1972年生兄妹三人，是家中独子，有一亲戚是贵州钢材公司领导偷鸡摸狗打架闹事
行骗盗窃讲义气，心狠手辣现在监狱中，此前主要以盗窃为挥霍来源。
在村混混万山初中未毕业1969年生没有特别的背景依靠殴打邻舍
偷鸡摸狗
通奸脾气暴躁，侍强凌弱以种田为主，侍强凌弱在村庄中获取额外好处。
在镇混混万六初中毕业1968年生兄弟三人盗窃跑运输，经营六合彩。
在镇混混刘林初中未毕业1974年生有一个哥哥是镇上的副书记偷鸡摸狗
勒索滋事
赌博行骗很有霸气和痞气为镇城管所收卫生费和管理费，轿车跑出租，赌博，经营六合彩。
在镇混混万进初中毕业1972年生堂兄弟很多，其中有县计生办主任、三个在外做大生意的偷鸡摸狗爱赌好色，聪明接镇里的土方工程，但入不敷出，目前欠债十几万元。
在镇混混万胜初中毕业1977年生兄妹两人，家中独子个人没有特别恶迹懒惰为城管所收卫生费和管理费，已混不下去。
在镇混混万新小学未毕业1972年生父母早亡，因受不了嫂子的虐待而离家出走，无依无靠喜欢死缠烂打赖皮承包了农场的四百亩棉田，还承包了村里的一个小水库。
在镇混混徐山1970年生兄弟四人，随母改嫁至沙村敲诈赌博霸气重无任何职业，以敲诈赌博为生，偶尔回村骚扰
市区混混万晖大学毕业1970年生大哥在外工作组织敲诈工于计谋与人联合组建了一个帮派体系，并开手机销售店、轿车维修店。
市区混混万帅初中未毕业1972年生孤儿，堂兄是市公安局重案组组长敲诈勒索
强奸心狠手辣以向市区的建筑商收取保护费为生。
市区混混万良初中毕业1976年生学武出身在深圳一家黑厂充当打手。
这些混混基本上属于第二代混混，他们年龄相对比较集中，出生于1970年左右，年龄在34-40岁之间，只有极少数例外。
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个性特征。
第一，基本上都是当地人。
他们一般在本地混，但混的范围不尽相同，活动范围比较小的在本村混，大一点的到镇上混，再大的可能去县城或市区混，也有个别去发达地区混。
第二，大多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混世。
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大多做过一段时间的“无业游民”，那时，成天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最初以偷鸡摸狗、盗窃、勒索、抢劫等为收入来源，一些人因此曾被治安处罚或判刑。
他们中的许多人染有好吃懒做、赌博、嫖娼甚至吸毒等恶习。
第三，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强大的姓氏家门，背后都有强大的家族支持，家中兄弟、堂兄弟很多。
虽然沙桥村最大姓氏为万姓，但也只占了全村总人口的40%，而万姓混混却占了整个村庄混混的90%左右。
第二代混混最初主要在乡镇范围内混世，混世时间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后期。
这时整个乡村江湖处于混乱状态，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如同上节所述，乡村混混的混世方式大多以暴力形式进行侵财型犯罪。
由于他们混世主要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没有强大的家族作背景，很难在当地有暴力威胁效果；而且，兄弟多、家族势力大，碰到麻烦时可求助的对象也比较多，解决混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容易，那些出自小家族的混混更容易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
第二代混混在1990年代初几乎都进行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活动，但由于不同混混的家庭背景、性格、运气有所不同。
有的犯罪后很快被发现，而受到打击进入监狱；有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后，通过各种关系逃避了惩罚；有的一味讲究享受，通过犯罪弄到钱财后就被肆意挥霍；有的则处心积虑积累财产，这些财产很容易就变为合法财产。
1990年代末期，对于所有的乡村混混而言，乡村社会中都蕴涵着巨大的机遇。
这个机遇是国家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县乡政府对乡村混混的功能性需求。
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县乡政府对社会的治理难度越来越大，这尤其体现在各种税费的收取上，包括农业税费和城镇的各种管理费等，这时政府开始利用乡村混混帮忙收税。
二是县乡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使得乡村混混谋取利益可以从侵财型犯罪转向“灰色”经营。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地政府开始将“钱”当作施政的第一目标，忙于开发各种项目工程，这对于那些头脑灵活、与政府官员有特殊关系的乡村混混来说，是谋取利益的大好机会。
三是乡村市场的发育，以及国家和集体公共资源的市场化，向乡村混混提供了一个“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使得已经在侵财型犯罪中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混混可以开始以合法的形式追逐利益。
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企业发展需要混混“保驾护航”。
其中既包括企业家为了更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需要，要求混混提供各种保护；也包括借混混之手力，用非法手段谋取更大的市场利益。
不同地方的江湖机遇侧重可能有所不同，这与地方经济特色有关。
大体上说，每个地方都存在这些机遇，只是它们有小有大，并不均质。
当然，并不是每个乡村混混都能把握到这些机遇，而只有少数混混才能把握住，他们符合下列几个条件。
一是处事有度，不是一味暴躁蛮干，能做到有勇有谋；二是久混江湖，运气好，犯罪行为没有被发现，或者关系强，犯罪行为被发现也能开脱而没有受到严厉打击；三是不一味追求享受，能够在混世过程中逐渐积累财产，完成足够的“原始积累”。
当然，不同的机遇对条件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
对机遇的把握，使得乡村江湖出现转型；对机遇把握能力的不同，使得乡村混混开始出现分层。
总体而言，沙桥村当前的在村混混和在镇混混对1990年代后期的机遇把握不同，各人“前途”也因此殊异。
万清家族势力很大，亲戚中做官的多，1990年代初，他“犯事”后总能被“解救”出来。
1995年，万清组织了一支四十来人的“队伍”，想垄断镇上的鳝鱼收购与销售市场，但并未成功。
冲突中，万清及其同伙将镇上老板殴打致脾脏破裂，他因此被拘捕，但不久就被“解救”出来，事情不了了之。
万清在镇上一举成“名”，“威风”大涨。
2000年以后，万清开办了一个小酒厂，垄断了村里所有小卖部的白酒买卖；在龙虾上市季节，他和镇上的几个混混配合以垄断市场的形式收购龙虾；此外，他还承包二十亩集体荒山。
万民少时便在镇上拜了一个师父，专学偷鸡摸狗，其师父当时负责镇水泥厂的进料和销售，非法收入比较多。
1993年，眼红万分的万民找了几个混混把师父狠揍了一顿，最终敲诈得到五千元钱。
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条狼狗和一条猎枪，借此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不久，他通过在镇粮站开假的入库单，弄到一万元钱，并逃脱了公安机关的追捕。
1995年，他利用其姨姐的美色和管理区书记套近乎，贷款一万元在省道上做了十间平房，开了一个小餐馆。
从此，他与镇干部打起交道，并通过接镇政府的工程逐渐致富。
现在，万民主要依靠一辆货车跑运输，经常去山区把山货拉出来，再把本地的大米带到山里去卖；还买了机器，受雇给人打机井；此外承包了村里70亩的鱼池和15亩的荒山。
万荣也是屡次犯事屡次“获救”。
1994年他开了一个小型榨油厂，但因爱赌贪色，两年之内便将榨油厂搞垮。
现在他承包了外村的黄荡湖水库，还租赁了一个螃蟹养殖基地。
然而爱赌贪色的本性难改，他现在已借高利贷高达10万元，几乎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市区的混混经常来找他索债。
万明屡次进出监狱，1998年因盗窃获刑十年，目前还在监狱中。
万山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局限在本组内。
他脾气暴躁，经常侍强凌弱，殴打左邻右舍，同时偷鸡摸狗，其他混混在本村搞的事情，他也参与配合。
在村民们看来，沙桥村在村的五个混混中，万清还比较讲义气，够意思，其实他还是想搞合法经营，不过想利用自己的霸气进行“原始积累”，好起家而已；万民则心狠手辣，不够义气，目前主要靠以前积累的财产和霸气生存，“前途”不大；万荣虽然够意思，但做人没多大原则，好赌好嫖，是“趋于灭亡”的混混；万明有钱时也比较够意思，但过于嗜好暴力，对人有致命威胁，迟早会“失手”出大事；万山虽然眼光很“小”，但有时也还比较“够意思”，也不从事性质特别恶劣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在村庄中有继续混迹的余地。
如此看来，万民、万荣、万明等在村混混会对村庄秩序产生恶劣的消极影响，但从长远看，他们以及他们带给村庄的影响是趋于消亡的。
因为他们要么由于生活过于奢靡，从而不能维持自身“体面”的生活；要么手段过于毒辣，不能保持一个互相支撑的朋友圈，从而无法维持自身发展；要么由于使用暴力过于肆无忌惮，容易触犯国家的底线，会招来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
与此成对照，万清和万山等类型的混混则“吃的开”，容易继续混下去。
首先，他们不从事性质特别恶劣的犯罪活动，不会触及国家治安的底线。
虽然他们“小错不断”，但“大错不犯”，国家一般不会轻易干涉他们的活动；即使出面干涉了，也不会对他们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他们的活动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的。
其次，他们讲义气，“够朋友”，能笼络到同类混混，在发生事情时，同类混混会给他们一定的支援，这样他们的“事业”才有可能“有所发展”。
再次，他们有自己合法正当的职业，只是在经营这些职业时通常使用一些比较灰色的手段，这既使得他们能迅速积累一定的财富，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使得国家很难因其经营手段的灰色化而对其进行打击。
在镇混混中，万六曾因盗窃获刑五年。
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再未被抓获过，据说是由于在劳改期间，受到“高人”指点，“技能”有所长进。
万六通过盗窃积累了一笔资金后，便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
2001年，他买了一辆货车，开始跑运输。
刘林则一直靠赌博生存，据说2003年骗赌弄到20多万元。
他有一个在镇上做副书记的哥哥，因此被安排在镇城管所上班，凭借自己的霸气和痞气负责收取卫生费和管理费。
由于收费的工作时间具有季节性，现在他又买了一辆轿车跑出租。
在地下六合彩席卷两湖平原的时候，他把握了机遇，大赚了一笔。
万进，也是家庭关系广，每次犯事都被解救出来。
他现在有一台推土机，凭借和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总能接到镇里的土方工程，这些年赚了一些钱。
但他爱赌好色，开销大，目前欠债十几万元，已逐渐没有混迹的余地。
万新，性格拗且强，喜欢缠着别人赖打，无人敢随意招惹他。
现在离镇很近的农场开着一个小店铺，承包了农场的四百亩棉花田，还承包了村里的一个小水库种香莲。
他老婆善于理财，对他管束也比较严格，因此他现在过着平静的生活。
徐山一直在镇上靠敲诈过日子，也参与赌博挣钱，至今没有任何正当职业。
沙桥村的在镇混混都有谋生的合法渠道，能维持生计，过算是比较“体面”的生活。
他们一般都已结婚成家，老婆几乎都是全职太太，穿着打扮比较时髦。
在镇混混在成家前一般都有联合，常常是混在一起，发生事情时往往互相照应，或者干脆协同“谋事”。
这种联合使得他们逐渐有了“混”的雄厚基础，现在他们依靠单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摆平”很多事情。
在一般村民看来，在镇混混不可能是“好人”，都属于“坏人”之列，因此，村民都有意识地疏远在镇混混。
一个善良本份的村民绝对会避免招惹他们。
在镇混混“讨生活”和“发家致富”的出路主要在村庄外，但他们经常回去骚扰村庄，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是当村庄有公共项目时，他们会回来占集体的一点便宜，或者敲诈村庄公共项目的承包人、承建人，当承包人或承建人来自村庄之外时，这种敲诈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二是当村庄中发生的事情涉及自己近亲的利益，或者自己的近亲与村民发生纠纷时，在镇混混会出面干涉，帮助自己的亲人，此时的出场通常以暴力威胁为后盾，有时也倚仗痞气，或干脆以难缠的无赖形象出现。
第二代混混中的一部分人确实把握住了乡村江湖的时代机遇。
这部分混混不再需要象1990年代初期那样以侵财型犯罪的形式谋取利益，他们或凭借“原始积累”开始合法的经营，或为了更大的利益，继续依赖暴力和暴力威胁谋取更大的非法利益。
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再冒着犯罪的风险。
因为其手段已变成灰色的，游走在法律可以容忍的限度内，混世风险大大降低。
由此，他们成功实现了转型，从犯罪型谋利转向灰色谋利。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也有许多混混没有成功，在转型后的乡村江湖中混迹，他们不但要像1990年代初那样继续面对国家公安机关的打击，还要面对转型后乡村江湖新的整体结构，其混世风险无疑在增大。
世纪之交经历了转型的江湖社会，不再是“英雄辈出”的江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年代已经结束。
（二）进城混世的第三代混混
当生于1980年左右的第三代混混在1990年代末进入乡村江湖时，第二代混混正在转型，重要的江湖位置已经被占领，重要的资源也已被他们虎视眈眈地看守住。
第三代混混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实在很难，只怪他们晚生了几年，错过了乡村江湖“跑马圈地”的黄金时期。
他们进入乡村江湖时，第二代乡村混混已经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近十年，既有经济实力也有混世经验，初涉江湖的第三代要同第二代混混争夺资源实在很难。
沙桥村万胜的境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万胜出生于1977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在镇上混，专门找人麻烦，没有在村庄里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情，这迥异于第二代混混。
相对于现在仍然活跃在乡村江湖上的其他混混，他年龄较小。
在沙桥村，他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要么在外打工，要么去城里混世，在乡村混的几乎没有，因此，万胜混的时候没有同龄帮手，只能做第二代混混的“马仔”。
他后来帮城管所收卫生费和管理费，也只是混口饭吃，这些年经济收入不多，不但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甚至主要经济来源也靠父母种田维持。
不久前，他结婚成家了，在镇上实在无法再混下去，只好搬回村庄种田，从此退出江湖。
尽管由于乡村社会的相关利益资源已经被第二代混混占有，第三代混混在乡村江湖中没有碰上好机遇，但从混世的角度上看，对他们未必是坏事。
乡村利益的既定格局逼他们到城市里去发展。
当然，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乡村社会的资源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
不过，最早到城里发展的混混是第二代混混中有特殊关系背景的，在沙桥村有万晖和万帅。
万晖在城里混世多年，现在与人联合组建了一个帮派体系，手下有二三十人，他是老三，帮派体系里的老大和老二都是杀手式的人物。
他的帮派体系以敲诈维持运转。
近年他以帮派体系为背景，又开了一家轿车维修店。
据传，他敢找政府机关的麻烦，要求城区政府各部门的公务用车在他的店子里维修，政府部门居然也接受了这一要求。
万帅心狠手辣，曾因强奸罪蹲过监狱。
他哥哥是市公安局重案组组长，据说万帅经常给哥哥做卧底，协助哥哥侦破了很多疑难案件。
他还经常向市区的建筑商收取保护费。
那些注定进城的第三代混混主要出生在1980年左右，他们在城里读中专、职高时就开始混。
他们在城里的“地位”是“打拼”出来的，出来一个就带一批，虽然互相之间也争山头，但到现在，城里的“局势”已基本稳定。
现在楚江市内最有影响力的是“邻沙帮”和“后港帮”。
其中“邻沙帮”的主要混混成员来自沙桥、邻沙及附近几个村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团伙。
第三代混混到城里“打江山”时，国有企业已纷纷破产，同一个厂矿企业的混混不那么团结，而乡下进城的混混由于具有地缘关系，很多还是兄弟、堂兄弟，因此更加团结，“打天下”也就有优势。
万晖和万帅在“邻沙帮”中影响比较大，来自沙桥、邻沙及附近村庄并在楚江市区混的几十个混混，最初大都依附于他们两人。
混混互相之间有着各种各样深浅不一的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在混世时可以互相依靠。
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第三代混混的行为与黑社会行为相差无几，砍砍杀杀，大多已构成犯罪，但其中的许多人侥幸逃脱惩罚。
等到江湖局势已定的时候，他们不再需要通过暴力犯罪行为谋取利益，而只需要通过灰色手段就可以了，比如在市区明着开茶吧、酒吧、夜总会，暗着经营“妓院”。
第三代混混去城里混，因为城里的资源丰富，混世可以获得的利益多。
但是，如果乡村中有巨大的资源，混世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第三代混混则可能继续在乡村混世。
如在临湖市，由于占有湖面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许多第三代混混就给已占有湖面的第二代混混充当马仔和打手，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当地的农民说：
“彭霸天又回来了！
”在荆门市的煤矿集中区域，矿主需要混混保护其利益和人身安全，并希望借混混之手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许多混混成为其“马仔”。
肖青就是胜利煤矿老板的最大“马仔”。
煤矿有矛盾，老板就让肖青出面摆平，肖青也因此获得了煤矿的股份，坐享煤矿收益。
其实，乡村混混是否进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乡村社会的常规资源已经被第二代混混占有控制，第三代混混只能往更有资源的地方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与第二代混混一样，第三代混混追求的也只有利益。
利益之外，名气、义气等都只是权宜之计。
第三代混混进入江湖时，崇尚实利的江湖格局已经形成，江湖上盛行对利益的算计，其中的“高明者”会飞黄腾达，不按照此规则行事者只能被甩到边缘。
这时的江湖再也包容不了其它东西，1980年代乡村江湖的种种风气早已成为笑料。
等到199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再要进入乡村江湖成为第四代混混，他们就必须先“拜山头”，否则根本无法混下去。
这不再是一个“英雄”可以随便进出的江湖。
二、乡村江湖的联盟格局及其运作
（一）乡村江湖的关系网络与联盟格局
世纪之交的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却有模有样的组织结构，乡村江湖于是出现了联盟格局。
每个乡村混混的关系网络都以自己为中心，其外围主要是同类乡村混混。
这样，乡村混混之间就通过关系网络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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