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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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
当今社会，人们大都在学习欧美的先进知识，文化。
有意或是刻意的模仿，不知不觉间对中华传承5000年的文化有着一种鄙夷与抵触。
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来看，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个逐渐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地拥抱西方、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追随过程。
因此，五四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在晚清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儒学作为道统始终是为政治（政统）服务的，也就是说，道统与政统是相互依存的。
随着清王朝的坍塌，“这种崩溃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了信任，它使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种感性认识：
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有机式整体而予以全部拒斥”。
儒学道统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由王权的坍塌所导致的，西学对儒学的冲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西学的引入与传播加剧人们对儒学道统的质疑。
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斗争的集中表现，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了“救亡压倒启蒙”，进而启蒙成为未竟之业。
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又经历了文革等数次冲击，在亦步亦趋中逐渐的走向了舞台的后面。
可是以下的历史不能否认，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很早很早就已经吸引了西方的传教士、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旅行家以及商人等等这些社会的精英分子的注意，引起了他们广泛的注意，并且通过他们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的文化在16到18世纪，通过有些著名的外籍人士，如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等一大批传教士的著作和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欧洲实际上掀起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国热”。
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先行者——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是1582年来华的，在华10年。
在华期间，他苦心钻研儒学，并且大量地著书，向西方介绍儒家的思想。
他曾经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有一段记述说：
“国人读而悦之”，就是他本国的同胞读了之后，非常地喜欢这本书。
我们也不要轻看一本书在一个国家的传播。
我们现在中国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了。
马克思本人没有到过中国，恩格斯也没有到过中国，列宁还没有到过中国，那么就是靠书籍的传播，中国获得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之前，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100多年，使我们现在成为世界上唯一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大国，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五个，我们是唯一的大国，那么并不是其他的力量来导致的，没有外国人用飞机大炮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来，也没有任何人到中国来办共产党、办革命党，而是就是通过书籍的传播，中国有这么样翻天覆地、几千年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变化，所以书籍的传播不能小看。
利玛窦又著了一本书叫《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儒家思想，有学者曾经指出：
这本书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
我们的《诗经》是“五经”之首了，尤其受到传教士的青睐，曾经出现过众多的译本。
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1623－1693），他主持翻译、编写的《中国贤哲孔子》，这本书在西方的反响也比较大。
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孔子传》等几个部分，向西方全面地介绍了孔子这位贤哲的思想。
这本书极其推崇孔子，称他是“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
那么在西方，被称为“先知”的有耶稣、穆罕默德，中国的孔子也被他称为“先知”，而且还称为在“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
我们的《易经》也由一个法国人叫雷孝思（1663－1738）的人，他译了一本书，名叫《中国最古之书易经》。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他把《论语》、《孟子》等书译成了德文。
意大利人殷铎泽（1625－1696），他研究拉丁文，把《大学》译成一本书，起名叫《中国的智慧》。
传教士们的这些著件，特别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启迪了欧洲的思想界。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就很难想象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将如何会产生。
启蒙思想家他们所崇尚的“理性”和“自然规则”这些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也正是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的领袖，构筑了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他们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而哲学家呢，他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
东方的文化、中国的精神，在欧洲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
启蒙思想家蒙田记下了他在阅读中国印刷著作，用手抚摸着那些细腻的纸张时候的那种欣喜之情。
伏尔泰曾经以传教士的著作为素材，他撰写了具有反封建思想的《风俗论》。
他还根据传教士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中国古史纪年里的《易经》，他用这个古史纪的《易经》来反对《圣经》的权威。
被称为“德国哲学之父”的莱布尼茨（1646－1716），此人也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
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通过来华的传教士了解了中国，并且积累了有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宗教、中国文化科学及习俗等方面的非常丰富的资料，他从而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他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事》出版。
同时，他还和来华传教士频繁通信，像现在我们有些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家人不少人经常和他们通信一样的。
他当时呢，也通过信件来询问并探讨他感兴趣的一切问题。
比如他曾与传教士白晋在通信中通过对《易经》的讨论，发现《易经》中间的阴阳变化和他自己发明的“二进制”的数学原理非常地契合。
我这个说法是个比较保守的说法了，曾经有过许多的报道，说他受到中国的八卦阴阳的图解的影响，受到阴阳说的影响从而发明了“二进制”，这个说法虽然有，但是更多的专家是认为，莱布尼茨从其间认为更加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有这样的智慧，由此他更加坚信了，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
他的名著《单子论》，一般地大家认为有《易经》的影响在里面。
莱布尼茨的学生——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他曾在1721年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宣扬唯理论的观点，以孔子的道德教训为例，证明人的理性凭自身的努力有能力达到道德上的真理。
这个和西方的很多的哲学学派就不一样了，孔子的哲学，它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的，所以我们大家读《论语》的时候会感到很亲切，为什么很亲切呢？
他不是悬一个概念在那地方，他是从日常的生活、日常的饮食起居，父子之间怎么处理的？
夫妇之间怎么处理的？
朋友之间是怎么处理？
兄弟姐妹之间怎样处理？
伦常之用应该怎么对待？
他从这些一点一滴小事情不断地撬动，撬动的是什么呢？
撬动了整个的伦理思想的建设，而从中间就体现出来博大的哲学的思考，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他认为，人要不断地修养自己，就能够达到仁的境界、达到最高的境界。
仁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伦理的价值追求，也是他的一个伦理思想概念。
这样的一个看法，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一介绍之后，就认为，孔子都这么说了，人自己的修养就可以了，人只要自己修养自己就能够达到真理。
而西方多数哲学家在当时还是认为只有神才掌握真理，中世纪神学中关于神的学问中，神是决定一切的，特别在过去中世纪的时候，宗教和国家政治是合一的，政教是合一的，宗教和哲学也是合一的，思想也都是统治起来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神给的，神决定一切，神规范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要按照神的意志去生活。
人本来是有罪的，我们到这儿是来赎罪的，这是基督教的思想。
穆罕默德的思想呢？
伊斯兰教的思想呢？
他是有“先知”的，“先知”把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们现在只要服从“先知”就行了，你永远不可能达到真理，你只是在“先知”的笼罩之下，按照它的教义去做，这些思想在欧洲是统治的思想，可是沃尔夫一翻译之后，大家知道了孔子和东方的哲人认为，个人的修养能够获得对世界的认知，能够达到真理的境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灵魂赫尔德（1744-1803），他是一位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类历史哲学大纲》里面，专有一节论讨了中国。
实际上，17到18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要大。
中国的重农主义，中国对农业、对农事、对农耕，对农非常重视，还有中国的文官制度、修史的传统、伦理的道德、治国之术，以及“多种文化派别的并存与争鸣”。
我们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哪，哲学思想的论战，这些东西对西方哲学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通过这些介绍，他们“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莱布尼茨说“这是一次相互的启蒙”。
这个话说得非常准确，文化的交流之后，西方的哲人，西方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们、大的学者们，他们认为，西方和中国的交往是在互相的启蒙。
德国的席勒曾先后写下两首《孔夫子的箴言》，他托孔子的名，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他的时空观念。
德国的文学家歌德（1749－1832），他曾接触到了一些译成西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且由此对中国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曾经在1781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播很久的赞叹，他的赞叹就是：
“啊，文王！
”孔子也是非常赞叹“文王”的，他也是非常赞叹“文王”的。
他还写成了颇有中国情调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咏》，表现了作者对古老东方的热烈向往。
法国的伏尔泰还根据一位传教士翻译的《赵氏孤儿》，这个《赵氏孤儿》是非常著名的一出戏，元杂剧里面就有这一出戏，有的戏名叫《托孤救孤》。
他根据《赵氏孤儿》创作出了《中国孤儿》，这样一部颂扬中国道德、表彰儒家文化的剧作，轰动了当时的法国剧坛，并且在其它欧洲国家的文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英国的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说：
“十八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本来他们是到中国来宣传他们的宗教的，结果他们带回来中国的思想，反过来呢，西方学者们认为，带回去的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带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欧洲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李约瑟在题为《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认为：
“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慰。
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固然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以输入欧洲。
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后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
”我们现在知道，西方启蒙家们，他们的启蒙思想深深地感动于孔子的学说，而对孔子的学说格外地尊崇、格外地敬礼。
英国学者胡克在《关于中国文学和语言的推测》一书中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一词，在欧洲哲学中间，我们翻错了书也会碰到，胡克认为“理性”一词虽然在欧洲受到极大的尊崇，但是这个词它来源于中国；儒教关于伦理道德和注重教育的学说，鼓舞了启蒙思想家去追求理性和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
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啊？
就是把人从神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如果说得非常简要的话，但是这个简要是不能概括全部的。
欧洲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的革命。
这场思想的革命，它革的是神的命，从神的阴影下面，人突显出来，大胆地走到了前台，在欧洲，人终于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而不再是历史的奴隶。
这场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了近3个世纪以来伟大的发展，直到现在在很多的方面把我们东方的文明远远地甩在后面，就归功于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可是思想启蒙运动中间有很多的思想是吸收了中国的文化。
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非常之多，（比较著名的除上面之外，还有：
法国人金尼阁（1577－1628）、赫苍壁（1671－1745）、白晋（1656－1730）、雷孝思（1663－1738）、宋君荣（1698－1759）、汤执中（1706－1757）、韩国英，比利时人柏应理（1623－1693）、卫方济（1651－1729），意大利人艾儒略（1582－1649）、殷铎泽（1625－1696）、卫匡国（1614－1661），葡萄牙人曾德昭（1585－1658），波兰人卜弥格（1612－1659）等。
）我在这里，稍稍列举了一下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的姓名，还想说明一个有趣的现象。
说明什么呢？
西方的传教士来华的初衷之一是什么？
不但是来传教，还是按照《圣经》的指引到东方来寻找上帝存在的依据，结果在东方没有找到上帝，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与西方神性相对立的人类理性，找到了中国文化这个令他们万分迷醉、光焰夺目的人类理性、人类智慧的博大的思想库、智慧库，找到了当时的先进文化的前进的方向，找到了通向人类的理性和感性交融和谐、天人合一、人际敦睦、社会协调、四海之内和合共进的大同世界的一条崭新的途径。
他们兴奋地带回了中国的文化，热情地赞美和传播中国文化，致使“中国风格”、“中国趣味”，一度成为欧洲的时尚。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但是，这个历史的真实被我们自己漠视了、遗忘了，或者说呢，在有些人那里淡忘了。
我们自己割断了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提供营养的一条血脉。
本来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就有两个方面的特质：
一个是继承自己的传统，因为传统里面有许多我们自己创造的好东西；一个是吸收别人的经验，因为别人的经验里面有许多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好东西。
这个既尊重传统又见贤思齐的精神，是真正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
但是五四以来，主流的政治和主流的文化，却从两个角度和两个方面不约而同地砍削着这种精神。
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只强调学习西方，不同的只是一点，到底是要学习苏俄呢？
还是要学习欧美呢？
而殊途同归的是都坚决地否定了自己的传统。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它势不可挡的新锐之气，推倒了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又以其更加势不可挡的政治狂风，彻底地扫荡了历史文化传统。
文革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清算应该说是非常彻底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彻底决裂，而我们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对文革的清算却是不彻底的，是非常地温良恭俭让的。
为什么？
这是由政治形势决定的。
邓小平本来是提出了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是后来因为他感到自己年岁大了，时间不多了，不能再争论了，中国不能再等了，赶紧抓紧时间搞建设，先把建设搞起来。
因此，他说，我的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
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能够保证这个国家从大乱走到大治，能够长治下去，能够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我们现在不争论，我们现在先发展经济，集中精力搞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这些年来，众人思考过一个问题，文革的十年胜利和它的迅速地失败，是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脆弱呢？
还是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强？
就现在来看，文革的政治势力的一时强大并不持久，真正持久的还是优秀的文化，文化才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反对文化是短时期的一个表象，不是我们民族的本质，也不是我们国家的本质，那是一个表象。
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文化不仅持续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历史的发展，也在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站看今天的立场上看，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陈旧过时、荒诞迷信、低级趣味甚至阴暗野蛮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糟粕”的东西，这些东西，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去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去弘扬它们就不需要了。
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时候，一般喜欢用一个词，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如果我们从今天所谓的“世界文明”这个角度，来追溯源头的话，一般的学术界的看法，是有四个大的源头：
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代的中华文明。
这四个源头到现在，有三个文明都终竭了，能够一直传承下来的，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不仅生生不息，日新月异，而且她是跨山过海，润泽全球。
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感到，答案就在“博大精深”这四个字里面。
当今那覆盖全世界的欧美文明，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她强大的声势，真是炙手可热、如日方中的时候，而且似乎有了无坚不摧、无远弗届这样的一种气势。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大家言必称欧美，非常羡慕的心情也普遍存在。
当然啦，对欧美文化她中间所包含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精华，我们应该非常坦然地对待、非常坦率地承认，要非常虚心地学习。
这个虚心地学习、坦然地对待外界的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光荣的传统，也是她能够含弘光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东西能够坦然地面对别人，那它是强大的，它不是脆弱的。
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老子的思想也告诉我们，“天道恶盈”，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极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到了转折的关头。
英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他说过一番话：
“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够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
”英国的非常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他也说过：
“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那他这个结论也是一样的，这两位最著名的专家，他们的结论都是差不多的。
1988年1月的时候，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了一个宣言，当然了，对这个宣言中文译本有争议，但是大多数对译本中的一段话认为是有这个话的，报纸上曾经有一段关于翻译的方法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这里不正寓意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强大的动力将为人类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没有给予正确的认识。
在其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甚至经历了从对传统文化任意贬低到彻底否定再到破坏践踏的过程。
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倘若失去了传统文化这个健壮的母体，就免不了会表现出营养不良和彷徨无依的症状。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把“弘扬民族精神”的习惯提法变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新提法。
增加“培育”两个字可谓大有深意，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内容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民族精神，不等于说二者是一回事，而是说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的本质部分。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广博深厚，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贵和执中、顺时承变的实践理念，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报国忧民、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操，团结御侮、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以德为基、以人为本、厚生利物、明分乐群的处世哲学，重文尚贤、乐善好施、直道而行、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讲信修睦、尊老爱幼、谦恭礼让、洁身自好的伦常操守等等。
其他还有讲求神韵妙味，重视社会功效的审美观念，追求稳健务实，推崇精微变化的思维取向等等。
可以看出，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进一步升华，而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则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容如此丰富，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讲。
我想着重从“爱国重土”、“明礼修德”、“贵和执中”、“自强不息”四个方面来对谈一谈我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 爱国重土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
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首先，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尊亲敬祖”的古老传统。
中国人安土重迁，敬宗拜祖。
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和辛勤哺育自己的亲人的眷恋、感恩，是人类最自然、最纯真的感情活动。
中华民族因为很早就进入了生活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所以家乡观念和血亲意识十分牢固。
中国人的“国”的观念与“家”的观念紧密相联，而“家”与“祖”又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爱国、爱乡、爱家、尊亲、敬祖等观念层层相扣，通过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里社制度等组织形式胶着在一起，在历史上稳定地发挥着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其次，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与崇敬与情。
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激起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歌咏赞颂，令无数的英雄豪杰心醉神迷。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泽东同志的诗句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这种爱国情怀。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是天下之中，为上天所赐最美最善之地，视周围地方都远远不及中原沃土。
我们的先辈在军事上主要采取守卫和防御的态势，推崇固边，贬斥扩张。
一些所谓的“有为”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忽必烈等发动侵略战争，在历史上都遭到否定性的评价。
大家都熟悉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就是谴责唐玄宗的“开边”政策的。
中国历史上受到后人推崇和喜爱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个是像西方的恺撒、亚历山大、汉拔尼、拿破仑那样靠率领大军远征异国而“功垂史册”的。
中国历史上更没有像西方中世纪时“十字军东征”（1096——1270）那样长达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规模侵略行为。
相反，中国对异族对边境的骚扰和掠夺常常主动采取和柔的政策来息事宁人。
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再次，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对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自豪感。
中国人以“以夏变夷”而骄傲，反对“以夷变夏”。
孔子欲居九夷，子路反对，认为夷族人“陋”，孔子说：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唐代文豪刘禹锡《陋室铭》的“陋”字就出典于此）中国人以文化认同视为民族认同的首要条件，而对血缘的差异不太在意。
孟子明确地说舜是“东夷人也”，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对舜的崇敬。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唐太宗李世民的祖上是少数民族，即使这是事实，我们谁会因此对他另眼相看？
大家知道，唐朝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日本人、朝鲜人）在朝中做官，明清两朝都任用了来华传教士担任官职（著名的如汤若望和南怀仁，主要是负责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事务，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中华民族之所以会有这样宽阔的襟怀，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对本民族文化十分自信。
这种心态，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之后才开始变化。
在民族认同上重文化因素轻血缘关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幅员愈广、人口愈盛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中心地区的向往之情和对民族团结统一的珍惜之情。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
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更新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我国各民族都无限热爱自己的家园，向往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中原。
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在中华大地上共同繁衍生息，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各民族通过族体上的相互包容和吸纳，通过对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哺育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民族特质和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对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我国曾多次出现分裂和冲突的局面，但人心始终向往统一，向往团结。
以统一为正常，以分裂为异常，以各民族和睦相处为盛世景象，以各民族相互争斗为衰世征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共识。
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史上，虽然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挑唆利诱、威胁恫吓，但各民族始终坚持维护团结统一的大局，为了捍卫边疆领土的完整不惜流血牺牲，最终粉碎了外来势力企图分裂中国的无数次阴谋和挑衅，保卫了祖国的统一。
中国各族人民，就这样在开发和建设中华热土这块共同的家园的实践中，在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在团结御侮，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牢固的爱国主义传统。
二、 崇礼修德
中国向来被称为“礼义之邦”，崇尚礼仪、讲求道德，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追求人格品行的高尚境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基本精神之一。
六、看图写话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伦理的色彩。
中华的伦理文化源远流长，从其表现上可以概括为“礼义”二字。
义者宜也，也就是言行适当；礼者履也，也就是言行符合规范，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要求上各有侧重。
礼侧重于要求言行的形式合规中矩，义侧重于要求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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