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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
第5讲：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
转贴自:
珠海文化大讲坛地点：
珠海市报业大厦一楼报告厅
日期：
2007年12月1日时间：
15：
00
<主题：
珠海文化大讲堂 第五讲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
主讲人：
郭齐家
主讲人简介：
1938年10月出生，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原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政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中国古代教育家》《简明中国教育史》《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等，主编有《中外教育名著评介》《中国小学各科教学史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务全书》《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等。
主持人殷亚敏:
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各位再次光临珠海文化大讲堂。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齐家教授。
有哪位听众知道郭齐家的“齐家”？
有没有人知道“齐家”二字是因何而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郭先生的命运和他的事业可以说冥冥之中就和名字有一个联系。
他本身是从事古代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研究，修身齐家治学。
他是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郭教授应邀为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中国文化广受欢迎。
孔子说，“亡国先亡其史”。
要这个民族毁灭很容易，两代不读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书就可以。
而面对市场大潮对传统一概否定的逆流，郭教授一直是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卫士。
郭教授倡导少年与成年人读经，为中华未来。
而且刚才和郭教授聊天的时候，郭教授本身也深受中国文化的文化和智慧熏陶，“两个脚心”都是朝天的。
由于这样的一种修炼使他经历过了在连续五天在全国各地讲学仍然精力旺盛，很多年轻的人都自叹不如。
通过他的演讲，听众将会知道有338年的中国最著名的卖药的老店“同仁堂”而且是中国上市公司中的蓝筹股，它为何经历300多年不倒，和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关系？
通过郭教授的讲解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丰田公司从他的创始人到儿子到孙子，三代座右铭和《论语》和《孟子》有什么样的渊源？
下面有请郭教授演讲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
郭齐家：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到珠海已经三年了，所以我也是一个光荣的珠海市民，跟大家一样是平起平坐的，我们共同讨论文化的问题。
我去年在深圳的市民大讲堂讲过，后来又到中山讲过，当时我想什么时候珠海也有“文化大讲堂”？
所以心想事成，很快珠海就筹办了这样一个文化大讲堂的平台，而且很火爆，办得很好。
我们非常感谢珠海市的领导、珠海市的市民！
大家知道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能够在珠海办一个分校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
这是珠海市的领导和市民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学的机会。
所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都非常感激珠海人。
如果没有珠海人这样英明的决策，我们来不到珠海。
珠海是一个仙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这三年多来住得非常的舒服。
我的老伴都不想回北京了，她说我们晚年就在珠海定居了，我们也成了真正的珠海的市民。
大家看我们的分校，一边是凤凰山，一边是青龙山，还有一个状元岭，形成一个半弧形的地势，很符合中国古代讲的“风水”。
中国古人说“山拢气，水断气”，这个地方生活是非常好的。
因为山水之间它有一种非常好的“气场”。
爱因斯坦说没有物质，物质就“场”，这个“引力场、电场、磁场”，这个场和我们人身体的场如果一致的话人生活得会非常舒服的，如果不一致，就是风水不好。
所以我们北师大的七、八十岁的一些老先生们到这儿来几年一边教书，一边身体都很好了，小病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场”非常好，珠海是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
上个星期，珠海市委邓维龙书记亲自到我们北师大珠海分校跟我们讲十七大的精神，所以我们感觉到珠海领导对我们的关怀，珠海市民对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领导一直教导我们对珠海人民感恩之心、有感谢之情、有感激之意，还要有感动之行。
我们应该和珠海人融成一体，成为一家人，所以今天我能走到这个市民大讲堂跟市民见面，我感觉非常的高兴。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市场经。
从西方、国外、海外引进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古典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
能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来帮助，使得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我们想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本身就很复杂。
这次十七大报告胡锦涛主席总结了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些宝贵的经验，也提出了未来市场经济将来一些体制的构建、健全和发展等方面作了很多的论述。
市场经济很复杂，它本身的一个内部结构，本身内部结构的各个发展之外，还和外国的政治体制和结构比如说法理的健全和道德伦理的建设都息息相关。
这非常复杂，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想谈市场经济本身东西，我们只抽一点点谈一下。
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丰富的史料和资源，能不能在这么丰富的资源当中找一些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健康的东西？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回忆一下，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我们开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方针叫“拿来主义”。
拿过来，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什么经验我们都拿过来，只要有助于市场经济的我们都拿过来。
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也向日本学习。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仅仅是“拿来主义”可能还不够。
“拿”来以后还要和我们中国本国的国情、民情相结合，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西方的先进经验学得更好，学得更活，学得更有实效。
大家知道我们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非常好，也是西方来的，但是开始马克思主义没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结果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
后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民族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很快的仅仅28年我们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非常快的。
我们当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从西方引进很多先进的东西，是不是也应该从中国的国情、民情实际出发？
中央一直提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
我就想到可不可以从这方面出发。
后来就找到了，怎么找到的？
也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向日本学习。
大家知道，1984年左右是比较早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管理系就请了日本的一个专家，这个日本专家叫村山孚（人名）请这个专家来讲，我们蛮以为他作为日本人学习西方人的东西，一定讲一些西方的东西给我们听，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论语》。
他用一本《论语》作为教材给日本人上《论语》课。
他秉承早期的工业之父叫涩泽荣一（人名），他早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论语加算盘》，一手抓“算盘”，抓现代的工业技术向西方学习；一手抓《论语》就是孔老夫子。
大家记住《论语》都是孔老夫子的东西，工业之父他就用这样的教材来培养了千千万万的日本企业家。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现代社会里头，现代的市场经济里头，中国古代的《论语》仍然可以起作用。
下面我介绍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智慧》。
他就用论语的一段话，讲得非常的生动，而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不太懂经济学，他就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讲。
大家知道《论语》有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哀公问语于有若（人名，孔子的弟子），就是鲁哀公请教一个孔子的学生叫做有若（人名）说“年饥，用不出，如之何？
”我们今年荒年，老百姓没有吃的，我国库里面没有钱了，请问怎么办？
大家知道孔子和孔子的学生经常被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请去出谋划策。
这个有若（人名）就被鲁哀公请去了，你说这个有若（人名）是怎么回答的？
有若（人名）对曰，就是很下级对上级很恭敬的回答（对曰）：
“盍彻乎？
”，意思是那你为什么不把税收减低呢？
现在是20%的税率，你把它减为10%不就好了吗？
何不用10%的税率来收税呢？
大家看，鲁哀公说他20%都不够，把它减为10%怎么够呢？
20%我都不够，我收来的钱都不够，你把它降为10%不就是更不够用了？
这是鲁哀公的回答，最后有若（人名）这么说：
老百姓足了你怎么会不足呢？
老百姓不足你怎么会有钱呢？
国库怎么会有收入呢？
（原文：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12.10哀公问于有若曰：
“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
“盍彻乎？
”曰：
“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
这一段话是论语的，但是作为一般的学者包括我在内，仅仅只是看了儒家的爱民思想，藏民于富，对百姓不要加重税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我们一般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段话的。
但是经济学家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样理解的，我把这篇文章的要点跟大家说一下，他说这段话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关于税收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叫做供给学派的理论，把这个理论叫拉夫曲线，是一个经济学家拉夫发现的，它是一个重要的税收理论。
这是不搞经济的人不会想到的。
我们只是讲儒家的爱民、藏民于富，是民政思想的一个反映，最多只能谈这个，但经济学家看出来。
他（经济学家）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活跃于经济界的供给学派提出了关于一个税收理论，其代表人物叫阿舍.拉夫，这个理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理解这个理论，我们先从一般人的认识说起，一般人都认为，税率越多，对于相同税基来说，它能征收到的税收就越多。
比如对100块钱的收入征税，100块钱是税基的话，5%的税率国家就可以取得5块钱的税收，如果把这个税率提高到10%，国家就可以从中收到10块钱的税收，比原来多了5块。
这个鲁哀公他说，我现在是20%，100块钱可以收20块钱，怎么你一说，100块钱收10块钱就够了，那不就少了吗？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拉夫曲线理论是这样认为的，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越多，相反还将使可能应征收的税赋的数量下降。
具体地说，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税率，国家的确可以多征到税，但税率一旦突破了某个限度之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主动纳税的热情不高；相反，偷税漏税动机增强，由此导致税基下降，国家能征到的税反而下降。
如果国家将税率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时，企业家因为利益下降，而出现投资积极性的下降，甚至因为不堪重负而倒闭，税基进一步下降，从而可能国家征到的税也可能下降。
拉夫曲线就是表明税率与国家总税收之间关系的平面曲线，其横轴是税率，纵轴是国家的税收收入总额，当税率从零开始上升时国家总税收的收入也随之上升，但税率上升到某一个值的时候，国家主税收的收入达到了最高点，这一点也被视为最优税率点。
但如果税率继续提高，超过最优的税率点，国家税收总收入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的时候，即将经济活动所得的所有收入都征为税收的时候，国家的税收收入也降为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人们都活不下去了，还交得起税吗？
干脆我什么都给你了，我连厂房都给你了，这种先升后降的曲线就叫拉夫曲线。
我们再来看论语当中的劝公减税的有若（人名），他的想法是，荒年民众的收入本来就不好，如果国家想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来充实国库，无益于杀鸡取卵，最终的结果只是会使农民更加的贫困，农民想着一年到头干得这么辛苦都是给国家干，谁还愿意干活呢？
这样下去，会使国库将因无税可征更加的空虚。
而如果此时减税，表面看来征得到的税减少了，其实这个时候农民得到的休养生息，一旦农民缓过气来，整个国家重新富裕起来，税基大了，国家可以征到更多的税，还用发愁国库里没有钱吗？
这是孔子的学生有若（人名）给鲁哀公出的主意；你为什么不把税降下来呢？
所以这位经济学家说，由此看来有若（人名）想法是与拉夫曲线理论不谋而合的，不同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就提出了这个想法，而拉夫在晚了2000多年后的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提出来这个学说。
因此我们古人体现出了经济学智慧确实值得我们骄傲。
这个还讲一个故事，因为拉夫曲线理论出现后，美国正值里根总统上台的时候，一个总统上台，一定要请很多的经济学家给他讲课。
这时候，给他安排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就是拉夫，拉夫也很高兴。
1980年1月，里根刚竞选上总统，其竞选班子特别安排了一些经济学家给里根上上课，让他学习一下治理国家必备的经济学知识。
第一位就是拉夫先生，拉夫也正好把他的税收理论借这个机会宣扬一番。
当他跟里根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税率高于最优点的时候，人们就不工作了。
这个时候里根总统跳起来了，他很兴奋，他说：
对对对，是是是，就是这样，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当时是演员，当时是战时收入附加率曾经高达90%，我们只要拍摄4部电影就达到了这样的纳税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五部，第五部电影赚来了钱全部都交给国库了。
所以拍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我们去国外旅游去，这是里根马上就有的反映。
里根总统上台之后，首先就是在税率上革新。
正因为里根本人经历和供给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如此的契合，所以他一主政就开始大力推行减税的政策，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包含2000多年前中国古典思想的拉夫理论登上了经济学理论的大雅之堂。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就是我们读《论语》体现儒家的人文的关怀和思想，但是它还和税收的理论暗合，发挥了很大的用处。
当然这是古代人一些比较朴素的道理，还没有上升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高度，却让我们感觉到古人的智慧。
这是我们讲到儒家的事情。
中国文化除了儒家还有道家和佛家。
所谓文化就是人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的综合就叫做文化。
文化又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个是物质文化、器物文化，一个是制度文化，再一个就是观念文化。
更高一层是观念文化就是哲学这些。
儒家、道家佛家都属于观念层次的东西，这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主流的东西，我们从这些主流文化可以看到很多。
什么是儒家？
儒家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说儒家就教我们怎么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台湾有个教授叫牟宗三（音，人名）先生，他用一句话概括儒家就是“开辟生命之源、价值之源，莫非于儒。
”儒家最懂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做人？
人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孝顺父母，为什么我们要尊敬师长？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什么叫“爱”人？
就是同情人，关怀人，把人当成“人”对待。
这句话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容易的，我们能够把一个雇员当作“人”对待吗？
他的劳动的价值和报酬永远那样多。
我们能永远尊重人吗？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立”就是站立起来。
我想站起来，站起来什么意思呀？
中国人有一个位子的“位”（一个单立人一个立），一个人立起来就有你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己欲立而立人”，我自己立起来了，得到社会的承认和社会的价值，我帮助我的朋友也立起来，让他们也有社会的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儒家思想。
“己欲达而达人”，“立”是“站立”，“达”是“通达”，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站立”起来了，我有了做人的道理，我也告诉我的朋友，让他们也明白这个。
孔子把这两句话概括为“尽己为忠”，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叫做“忠”，效忠自己的帝王称为“忠”，效忠我的朋友甚至效忠我的学生都可以称为忠。
“爱之能不劳乎？
忠焉能不诲乎？
我爱好他，我能不为他操劳吗？
我忠于他，我能够不勤奋地教诲他吗？
“尽己为忠”还有一个否定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我自己不需要贫困，我自己不需要战争，我不要把战争和贫困强加于人。
就这么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793年、1795年法国宪法里面附的《人权宣言》就把这句话用上了。
1793年写上了，后来1795年又一个《人权宣言》又用上了。
这两个文件都把中国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上去了。
西方津津乐道的人权，它重要的文件居然有我们中国古人、哲人的思想，中国孔子的思想。
1993年芝加哥开的一个全球宗教例会大会，去了6500人，各个宗教界朋友都欢聚一堂，讨论一个全球伦理的底线和道德规理，大家都提出了很多的格言。
最后选中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把孔子的这句话当作当今全球伦理的底线。
什么叫底线？
不能再退了！
你不帮助别人也罢，你至少不要害别人。
这就是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光荣地称为“黄金规则”。
第二句话是什么？
人要把别人当“人”对待。
就这么两句话，6500人讨论了好多天，就宣定了这两句话。
把人当“人”对待是不容易的事。
但是孔子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所以郭沫若评价孔子的话是“人的发现”，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刚才这是我们讲的儒家。
我们再来说说道家，“道家”大家知道，牟宗三（人名，音）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为“观事变莫过于道”，道家是察天人之机，通古今之变。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是它产生的过程，宇宙大爆炸后就变成两个：
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阴和阳”，“阴阳”二是合起来是“三”（三才），三生万物。
现在科学家讲宇宙大爆炸，古代没有这种概念。
但是古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有”是很多的，“有”是什么？
“无”又是什么？
“有”是物质的问题，“无”是什么看不见，看不见不等于没有，我们往天上一看，天空，空了没有，“无”也是含有更多的“有”。
佛家讲“空”，道家讲“无”。
不要讲“无”和“空”什么都没有，其实它包含有很多的“有”，无限的“有”。
市场经济有一个“无形的手”，这个是“无”，我们每个企业创牌子，创你的理念，创你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无”？
你有了一个牌子，有了一个名牌，有了企业的思想，有了精神，你就不发愁创出很多的产品，这个“有胜于无”，无形的资产比有形的资产厉害很多。
如果我们企业从道家思想出发，我们就可以把“有”和“无”统一起来，把物质和非物质统一起来，把产品和企业的精神统一起来。
所以精神可以变成“无”。
道家还有一个很重要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就是按照本身的规律，不要外加人为的干扰它，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你一干涉就坏了。
道家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是烹饪一个小鱼似的。
大家知道，一个小鱼你放在锅里面煎，你一定让它有一面黄了，比较黄以后再翻个个，这是煎鱼的一个常识。
“治大国若烹小鲜”，你等它黄了以后再翻，你不能瞎干，不能瞎折腾。
无为而无不为，顺其自然，就可以创造很多的价值。
说到这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不知道道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我一说也许大家比较吃惊。
西方的“自由市场”原理来源于中国的老子的《道德经》。
大家一听可能不会接受，这个确实不是我造的，我念念给大家听，《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6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人名）认为西方经济学原理来源于道德经》，当时西方把“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
这篇文章很短，我念给大家听大家就明白了。
文章说，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的对现代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一个较早的时代，当欧洲处于启蒙运动的痛苦的分娩之中的时候，摆脱了中央集权统治的中国是认为比较开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在中国人的理论帮助之下由新教会传教士得出的。
人们把创于现代自由思想经济的原理归功于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
而另外一位医生出身的法国哲学家的名气就比较小，他在凡尔赛朝廷统治时期做贵族家庭教师的时候，使斯密得到启发，他就是弗朗.魁赖，他在1758年杜撰了“自由放任”一词，他属于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知识分子的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该干涉经济发展的运行。
据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说，这个思想的来源是被认为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道教经》。
给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的到中国旅行的人们留下的是高度的组织性，政府很少干预，以及这一结合所产生的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和高效率，这种状态接近了老子的“无为”的理论。
按照这个思想，明智的统治者懂得治国的最佳途径是“不干预”。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什么？
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其自然，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去做。
不要想着去干预。
对正在努力摆脱封建主义最后痕迹的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经济制度的相对先进性是很吸引人的，魁赖（人名）的如醉如痴使他在当时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这一思想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
历史学家推测，魁赖（人名）是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前不久逝世的，若非如此，斯密会在书中题献词时“把它献给魁赖（人名）的”。
这是英国哲学家仍然健在的克拉克写的文章。
西方的自由市场的原理来源于道德经，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用去争论，起码我们可以想到，老子《道德经》的“无为”思想对我们的经济学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有好处的，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减少人为的干扰。
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叫“柔弱胜刚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所以他主张谦卑自弱。
柔弱治强，韬光养晦，把我们的锋芒、优势藏起来，不去显露，合关同寝。
你们如此的张扬我不计较，我都可以跟你们混在一起可上可下，这是老子很重要的策略。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的邓小平就讲过“韬光养晦”，这是谁的思想？
老子的思想。
老子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道”运动的规律。
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叫“塞翁失马”。
有一天一个老头丢了一匹马，大家说什么？
可是老头说这可能不一定是坏事。
果然这匹马回来了，还引来了另一匹好马匈奴马。
一匹马变成两匹马，老头说，这不一定是好事。
果然他的儿子看了又来了一匹好马，想去驾驭它，结果这个匈奴马很厉害，一下子就把这个儿子摔成残废了。
大家又围上来了，说真不应该这样，老头说这不一定是坏事。
果然匈奴打仗，全村的健康的青壮年都去打仗，都死掉了，惟有这个残疾儿子还活着。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老子说的“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祸当中，也有福的因素，福的当中也有祸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福可以转化为祸，祸也可转为福。
当你赚了大钱，股票上升你捞了一大笔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当股票跌得很低你老是赔钱的时候，你也别太悲观，我们凭这个智慧。
长跑运动员，尤其是马拉松运动员，优秀的运动员一开始绝不是跑第一个，他跑第二个第三个跟着第一个，他是柔弱你是刚强。
所以跑了几十圈以后，第一就消耗了他的过多的体力，而后面的人不露锋芒，隐瞒自己的力量，到最后一两圈的时候，突然发动冲击，超过第一个，这就叫做“柔弱胜刚强”。
老子有一次去看他的老师，当时老子已经很老了，他的老师更长寿，当然比他还老，老师说一句话：
你看看，看什么，我的牙齿全掉了，但我的舌头还很活跃，柔弱胜刚强。
牙齿很刚强，一个个都掉了，而我的舌头还在。
所以我们讲舌头加三点水，就叫做“活”，有水你就活下来了。
我这里又介绍一篇文章，它充分运用道家的思想和易经的思想。
当年菲律宾的首富，这个人叫陈永裁，是参考消息2003年1月28号登的一篇文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与菲律宾首富陈永裁论成功》，这篇文章有三个小标题，第一个标题叫“熟读古书，贵而不骄”，第二个标题叫“富而思源，乐善好施”，第三个叫“率性随意，明理善道”。
主题思想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陈永裁的故事，这个人现在都还在。
他的财富是多少呢？
我念给大家听听：
这个曾经一无所有，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香烟的华人穷小伙子，短短五十年间凭借勤俭和智慧就构筑起一个跨航空、银行、烟酒、建筑、旅店等十几个行业的庞大商业大国，成为至少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富翁。
许多人都想知道他从无到有的成功依据，但没有一个人能得其要义，甚至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因为他研究易经拥有了能够预知未来的本领？
许多人见过陈永栽的人都诧异于他外表的平凡和普通。
就是这么一个头发花白、衣着朴素，体型不算健硕，双眼绝非炯炯的华人老头，每天在直升机上在马尼拉上空飞来飞去指挥商业王国的运作。
许多人羡慕他想抽烟有自家的烟厂出产的好几种香烟，想喝酒有自家的亚洲啤酒厂生产的啤酒洋酒，想吃喝玩乐，可以去自家开的一流的世纪公园酒店，在家玩腻了想出国旅游，随便座哪家菲律宾的航班都行，因为他已经买下了这个国家航空公司的一大部分股份。
钱多得花不完，还可以放心的存在集团旗下菲律宾几个银行之一的联盟银行里。
可是，他既不爱抽烟，也不爱喝酒，更不爱享乐，除了工作，他好像什么都不爱，坐拥万贯家产，还每天还忙得不亦乐乎，很多人觉得他很“神”。
原来这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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