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杭区塘栖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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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杭区塘栖镇

浙江余杭区塘栖镇

塘栖镇位于杭州市北部，与湖州市的德清县接壤，距市区中心约20公里，距区政府所在地临平约13公里，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使其成为苏、沪、嘉、湖的水路要津，历朝历代以来,塘栖均为杭州市的水上门户。

镇区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是个标准典型的江南水乡。

镇区的东南有超山诸峰，素有“十里梅花香雪海”之称，为江南三大探梅胜地之一，与碧波涟漪的丁山湖形成了山水相映的迷人景观。

2005年，全镇共辖28个村、502个村民小组、6个社区，镇区总面积为79平方公里，总人口近10万人。

全镇有耕地41921亩，鱼塘6290亩，桑地5870亩，果地10492亩，山林5743亩，茶地404亩。

据现存的史籍记载，早在北宋以前，塘栖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打渔村，渔民们三三两两在此散居，在此晒网休息。

直到元朝张士诚拓宽了官塘运河以后，人们沿塘而栖，小镇才初现雏形。

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广济桥的构筑使镇区两岸连成一片，这才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

光绪《唐栖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

”又云：

“唐栖官道所由，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水陆辐辏，商家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

”由此可见，是秀丽的京杭古运河哺育了塘栖。

　塘栖在旧时称作唐栖，并有着众多的别称，这些别称大都散见于文人雅士所留下的书画题咏诗词唱和之中，共有栖水、栖溪、溪西、武店、武水等名，其中以栖水、栖溪最为常见。

有关塘栖镇镇名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无一定论。

认可者较众者为“负塘而栖”一说。

此说始见于元朝胡玄敬所撰的《栖土风土记》。

胡玄敬云：

国初开设运河，大筑塘岸，居民初集，负塘而栖，因名唐栖。

此说言之凿凿，颇为可信，是不少研究者、学者广为认可的一种说法。

但除此之外，有关镇名由来，有据可查的尚还有以下三说：

一曰“寺”说，清王同所撰的《唐栖志》云：

唐栖之名，以唐栖寺为最早，宋代在下塘之西有唐栖寺，遂以寺名名其镇。

后镇名显而寺名转微，于是居此者，知有唐栖镇，不知有唐栖寺矣；一曰“隐居”说，《卓氏家乘》唐栖考中说：

“唐栖者，唐隐士所栖也。

”隐士姓唐名珏，系宋末元初人，世居绍兴攒宫宋六陵之旁，因痛恨元僧杨琏真珈盗六陵、弃帝骸的罪行，夜邀乡里壮士，移六帝骨骸于兰亭附近，事后，他为了避其祸，匿名陷居于唐栖的三分村，里人们敬重他的义行，遂名其居住地为唐栖；另有一曰为“方位”说，张之鼎在《唐栖古今沿革考证》中云：

唐栖位于官唐之西，故宋范玉湖有纪行唐西诗，苏轼有“明朝归路下唐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诗句可证。

塘栖镇在明清时富甲一时，贵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

塘栖原属仁和县管辖，民国后成立了杭县，塘栖便属杭县管辖。

解放前，塘栖分水南和水北两镇，水南属杭县管辖，水北属德清县管辖，两县隔河而治。

1950年5月，德清县城关区双溪乡3村即原水北镇划归塘栖镇管辖，结束了两岸分治的局面。

1958年，杭县建制撤消，塘栖隶属于杭州郊区，称杭州市塘栖人民公社塘栖管理区。

1959年3月遂又隶属半山联社。

次年，半山、拱墅两联社合并为钱塘联社，塘栖又属钱塘联社。

1961年4月，钱塘联社与老余杭县合建余杭县，塘栖隶属余杭县。

今随县制变化，属杭州市余杭区。

1985年11月，因县境内拆乡并镇，原丁河乡并入塘栖，1992年原塘南、宏畔、超山三乡又一起并入塘栖，于是，地域、人口一起猛增，使其成为余杭区内的第二大镇。

　塘栖山明水秀，名胜古迹较多，自古以来就有着众多美丽的诱人景色。

旧时，曾有栖溪十六景之说，分别为：

芳杜菱歌、厂阴渔火、长桥月色、溪口风帆、永明晚钟、清流高阁、塔址芙蓉、北塘夜市、南山翠微、柳堂春晓、超颠远眺、溪河夜泊、翠河秋色、超峰雪霁、西浦斜阳、横潭渔火。

文人雅士们纷纷为这些景色呤诗咏句，为那些景点增光添彩，留下了不少诸如“市门相向锁长虹，画舸奔云趁晚风”之类的佳句。

历经沧桑，时过境迁，时至今日，那些昔日的胜景大都早已湮没不存。

然今尚存的超山观梅胜景，则在新时期中焕发了青春。

超山素为江南三大探梅胜地之一，与江苏的邓尉、无锡的梅园齐名。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不但重现了十里梅海的胜景，而且还建成中国第一印山；镇中心横跨运河的广济桥，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桥始建于1498年，系京杭大运河上唯一的一座七孔石拱桥；广济桥下的郭璞井，传说为晋人郭璞所建；水北保存完好的乾隆御碑，系浙江省境内最大的石碑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南宋古庙、吴昌硕墓、三条半古弄、八字桥古街等等。

为了充分挖掘塘栖的文化内涵，积极发展休闲旅游事业，一个占地1200亩的“塘栖运河文化村”即将动工兴建，她的建成，将使塘栖古镇焕发青春，重现昔日那小桥流水的迷人风光。

塘栖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士荟集、文风颇盛。

明清时便有“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经一庐”等藏书楼名燥一时，还出了象劳格、朱学勤那样的著名藏书家。

塘栖，崇学之风颇盛，据清光绪年间的《唐栖志》记载：

塘栖在明代时共中进士15人、举人40人、五贡14人。

在清代时，共中进士23人、举人64人、五贡43人。

早在光绪九年，塘栖就开设有义塾，俗称“蒙童馆”，光绪十六年，塘栖设“栖溪讲舍”，仁和县令捐资以助，并立碑记念此碑至今尚存。

光绪三十二年，栖溪讲舍改办成“栖溪两等小学堂”。

民国期间，公私立小学相继创办，小学与私塾并存，学子们小学毕业尚需继续深造者多移步杭城。

抗战期间，曾因此办过中学，但时间不长便告停办。

1956年，塘栖终于出现了当时县境内唯一的一座完全中学——杭县中学。

时至今日，塘栖镇已拥有4所中学、1所职高、1所专修学院和17所小学，04年年末在校学生为12652人。

历年来，塘栖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塘栖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区普高中名列前茅。

目前，从塘栖中学毕业的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高级知识份子已达数百人。

塘栖为江浙名镇，自明正统间聚市以来，人材辈出，五百年来科举明经者数以百计，著述之卷帙数以万计。

栖水之人文论其渊源，始推南宋诗僧永颐，为唐栖寺僧，与永嘉四灵、姚镛、周文璞、李辈相过，皆当时名流，所谓江湖诗派也。

其《云泉诗集》刻于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氏书籍铺。

　　宋元百余年间又罕见于世者，至明初始有张舆、张辂兄弟与平显以诗名。

永乐初，瑞安卓氏亡命而来，隐于栖镇，托为他姓。

数世之后，卓明卿、文卿始鸣于当时，与王世贞、屠隆、文征明辈称文兄诗弟。

后乃三世明经，流风余韵。

　　成化间云会夏时正主讲西湖书院，著作数百卷。

泉漳丁养浩家中进士、举人者六七世，皆笃学之士。

水北邵锐举礼部第一，端峰理学为世所重。

马三才入翰林院，出授御史，撰书近十种。

　　嘉靖年间，倭患不绝，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引倭寇数万掠塘栖，劫城数日，尸积如山。

之后又数犯塘栖，至万历初盗患始靖。

塘栖三百年文化积累，此首遭大劫。

　　万历中，塘栖镇人口剧增，经济发达，已“不下中州望县”。

文化亦渐入佳境，有钟化民之经济，沈朝焕之诗歌，沈守正之经义，胡胤嘉之文章。

卓发之诗文并蓄，卓人月词曲俱佳。

卓尔康著书等身，其《春秋辨义》收入《四库全书》。

　　崇祯二年（1929），徐士俊、卓人月入复社。

栖水诗社唱和之风始行。

此后三十年间，塘栖文学渐入颠峰。

　　一时间，东里诗社、绿雪堂社、传经堂社、徐野君之雁楼、张半庵之横潭草堂、沈元琨之群玉斋，结社订盟者七八处，少者十余人，多者一百三十余众，舟过栖水之诗人名士、遗民野老，吟诗唱和，评议时政，结集者有《栖霞唱和集》、《群玉斋唱和集》、《绿雪堂唱和集》、《横潭诗集》等。

　　又有卓人月《二子唱和集》、徐士俊《徐卓晤歌》、卓元基父子《吾家吟》。

编纂选本，亦蔚然成风，徐士俊编《尺牍新语》、胡贞开选《石鼓桐》、卓天寅辑《传经堂集》、卓人月选《古今词统》、卓回辑《词汇》三编，皆刻印行世。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严禁结社订盟，倡和之风遂绝。

此亦文坛一劫，颇伤元气，从此塘栖文学由盛而衰。

　　明末清初，塘栖词学、戏曲发展至顶峰。

词人、词作，占去十之八九。

犹以卓人月《寤歌词》、徐士俊《雁楼词》、丁澎《扶荔词》为最。

当时有《西陵词选》诸书，塘栖词人入选者数十家之多。

卓人月撰杂剧《花舫缘》、《新西厢》，丁澎有杂剧《演骚》，徐士俊所作杂剧、传奇多至六十余种，佳者与关、马、王、郑相抗手。

　　闺阁才女亦盛，吴柏舟、张佩兰、徐宜人、虞净芳、卓灿、钟筠、钟韫、钟青、丁氏等女诗人尽出此时。

　　方外有大善寺之大香、绿野庵之豁堂、栖霞院之石庵、清流寺方丈天岳及诗僧眉峰，多有诗卷板行。

　　甲申国变，栖镇以无险可据，反未遭兵革之乱。

然亡国之恨、剃发之辱，吾里岂无识字之人？

卓氏诸贤以遗民居之，徐介披发佯狂，皆有发于诗文词曲，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入清后，栖水诗词绝佳，惟文章不逮前明之盛。

　　康熙开始，文学同团体转化个人发展。

徐士俊生万历间，此时东南文坛尊为宿老。

所谓“西泠词派”者，或出塘栖徐野君门下，或出临平沈东江门下，文友门下辑刻其《雁楼集》二十五卷。

丁澎为“西泠十子”之一，又列“燕台七子”，其《扶荔堂集》名噪当时。

金张之诗为黄宗羲所推崇，《岕老编年诗钞》入四库存目。

又有金渐皋、沈洪芳、卓天寅父子、宋琦、卓长龄辈，皆诗鸣于当时。

　　雍正乾隆，名宦辈出。

沈近思之理学，杨汝梗、周天度之诗歌为世所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卓氏以《忆鸣诗集》引祸。

所抄卓氏藏诗文集，字字皆黍禾之痛、亡国之哀。

卓氏著述俱遭禁毁。

卓天柱兄弟三人斩首，妻儿配为奴，卓长龄父子五人死后近百年，亦尸枭首，惨不忍睹。

　　塘栖文人皆焚书弃稿，不敢作诗久矣。

乾隆禁书，非独时人，栖里前代诸贤之著作，如沈守正《雪堂集》、卓发之《漉篱集》、徐士俊《尺牍新语》俱遭朝廷禁毁。

此塘栖第二次遭大劫。

　　乾隆之间，以国子监助教宋大樽之诗最著名，龚自珍自幼即学其诗。

卓氏书祸发，宋助教正当中年，闻此惨剧，几尽毁诗稿。

数十年心血，死后仅录得寥寥数卷。

晚年学佛，不欲闻世事，伤心之故。

　　至此塘栖唯有大学者，再无大诗人矣。

读书人多从考据之学，宋茗香之治小学，宋咸熙之治群经，劳氏父子之史学，巽卿兄弟之校勘。

　　嘉道咸同，栖里人文推劳、朱、夏诸姓。

　　永泰劳氏中进士、入太学、服青衿者数十众。

犹以劳经原父子为著，史学著作数种为世称道。

次子劳权精于校勘辑佚，季子劳格熟唐宋典制，时人称其为钱大昕之后第一人。

　　丁河朱学勤官至大理寺卿，入值军机处十数年，著述甚丰。

结一庐藏书名闻海内，其子又辑刊修伯遗文，校印《结一庐丛书》。

　　镇南之夏氏有夏同声嗜好学，与林琴南为友，又助王同纂《唐栖志》。

夏同善侍郎尝主杭州紫阳书院，又出为光绪帝师，其学识可知。

　　咸丰末，红羊之灾及塘栖，太平军与清兵数战于镇上。

劳左源藏书号为一郡之冠，而付之炬灰。

此塘栖第三次遭大劫。

园林、别墅、寺庙、金石，毁之不计其数。

　　丹铅精舍之藏书经此兵乱，散失十九。

其幸存者，吴兴陆心源、钱塘丁氏兄弟、塘栖朱学勤所得最多。

及至民国，缪荃孙、刘承干、傅增湘、邓邦述、张元济、李木斋、蒋汝藻诸人皆收得遗书，辗转数十年后，多为公立图书馆所珍藏。

皕宋楼之售，今有在日本静嘉堂者。

北平图书馆所珍藏珍本，抗战时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转运台湾；及南京所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劳氏遗书流落在外一二百部。

海内幸存者以北京图书馆最多，不下七八十种，其余皆在上海、南京、杭州各处。

　　朱修伯殁后，结一庐遗籍八十柜售与其婿张佩伦。

其《结一庐剩余丛书》之版片亦归刘氏嘉业堂。

张卒，结一庐之遗书始流散于沪杭间，文革中尽没为公有，1980年，政府允诺，或35万元售于上海图书馆；或算捐赠，可得奖金20万元。

至此，结一庐所幸存者，宋刻本24部、元刻本38部、明刻本178部、抄稿197部，共3274册，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清末民国之间，通斯文者唯姚慈寿、汪坚青、钱柏森数人而已。

　　文革十年，塘栖又遭第四次大劫。

私家收藏之名画、古籍及方志、家谱，历红羊之灾后所幸存者，残喘百年，遇此一祸，吉光片羽，皆荡然无存。

丹铅精舍虽已无孤本、绝品流传，善本、精本尚有遗留，百年来稍稍聚积，如曝书亭之抄本书、严元照之尺牍、邓石如所书对联、三希堂法帖原拓、劳氏数世应试之朱卷及著述手稿、日记，尽毁焚于吉斋小筑中；名人字画，抄家时堆积如山，则不知所终，文革后，发还劳氏者仅俞曲园、夏之城字扇各一。

近年余杭博物馆有《馆藏精品书画集》刊行，始得见其旧物。

　　吴道之写观音像碑亦碎于里人之铁锤下。

至噩梦醒，所剩者一桥一碑而已。

　　近之二十年，读书人渐多，亦有著作结集刊行者。

栖水人文之中兴，赖之今贤。

　　余撰《塘栖著述考》，迄南宋至民国，载书六百余种，文献近四百种，实八百年文化之总结。

记人三百余，无非以书系人、以人系事，补旧志之简阙，而正其舛误也。

然里人之著述，存世未半，寓目者什一，难免讹传，常思日有增补，月有订误，使其臻善。

既无愧于先贤，又无欺后来者焉。

塘栖的近代工业在浙江省境内起步较早，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浔富商庞元济和杭州殷富丁丙合伙在塘栖镇东的日晖桥畔开设“大纶丝厂”，这是浙江省境内最早的三家机器缫丝厂之一，开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

嗣后，祥纶（1925）、崇裕（1926）、华纶（1929）等丝厂纷纷在镇内创办，使这个水乡小镇成了全省蚕丝工业的重镇。

1929年，浙江省政府举办西湖博览会，塘栖有三家丝厂的蚕丝产品应邀参展，纷纷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一时声名鹊起，产品远销海外。

1935年，据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建设厅调查：

全省境内共有机械缫丝厂29家、机械缫丝车7598台，塘栖一镇就分别占据了全省的13.8%和19.8%，成了全省著名的机械缫丝重镇。

但是，除了缫丝以外，塘栖镇的其它工业发展速度缓慢，民国初期出现的一些油厂、米厂、酒厂充其量仅是些手工作坊，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含量。

时至1949年塘栖解放，全镇的工业仅仅只有两家奄奄一息的丝厂、一家电厂、二家油厂、三家米厂、四家印刷厂和四家酱坊，除丝厂外，其余的都规模小得可怜。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扶植私营工业，采取了贷款、投资、委托加工等种种措施，使那些停工的企业迅速复工，并逐渐趋于正常。

一些私营业主在党的优惠政策吸引下，纷纷投资兴办工业，使全镇的工业生产开始复苏。

到1960年，全镇有国营、公私合营工厂十家，职工1389人，年总产值1577万元；镇办工厂16家，职工1789人，年总产值362.25万元。

1978年，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工业生产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乡村工业也同时获得了发展良机，一时间，全镇的工业企业和工业人口迅猛地上升，工业门类也逐步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