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体制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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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体制改革
科研经费体制改革
不患贫而患不均
科研经费顾名思义应该专门用于科研项目开发和建设，但是现实中，科研经费却成了腐败的温床。
中国科协一次调查显示：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我们不禁要问，科研经费黑洞如此之大最根本症结在哪？
一、现状扫描：
科研经费“不差钱”却成了“鼠洞里的奶酪”
（一）科研经费：
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近日《经济观察报》发表“科研经费江湖”一文，文中引用中国科协调查数据，指出“中国科研经费仅40%用于科研本身，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消息甫一传出，便在网上引起极大轰动。
众人质疑的焦点，不在于数据本身的真实性，而是科研经费的不合理挪用。
仔细阅读该报道，会发现文中的大部分采访对象都是以匿名形式发言。
媒体为保护受访人利益不受损，不指名道姓，可以理解，但由此亦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1）尴尬的江湖丛谈
“科研经费江湖”一文中所披露的现象，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如此？
如果科研经费之肆意挥霍确成事实，其具体根源是什么？
该如何杜绝？
……
作为一位评论记者，我自是希望找到居于事件内部的人士，以其真实身份来评论此一事件，从自身真实经验出发，给出深思熟虑的想法。
不料，采访进展艰难，多位大学任教者表示“不方便以公开身份谈论此事”—其中不乏在公共言论空间较为活跃的人士。
归纳他们拒绝的主要理由如下：
自己手上有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项目，自己也“未能免俗”，部分经费进了个人荷包，身不正则言不能顺；科研经费非正常挪用，受惠者广泛，不能脱离这一系统、得罪人，不敢公开发声；担心对自身所在机构造成消极影响，如招致科研经费申请失利，难当其责；也有的本身未有亲自申请科研经费的经历，不能深入谈论。
如此尴尬的江湖丛谈，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我相信，如果我以阿伦特式的质问，苛责其“沉默就是合作”，肯定有不少人会讥笑我“天真不懂世事”。
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调侃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除非有能力与勇气，不在这个扭曲之屋拼生活，否则敢怒不敢言就是常态。
在这个制度中，谁愤而作不平之鸣，下场就是声远苦长。
”没有合不合作的自由，只有合作一条路。
其实，以公开身份讨论科研经费问题的学者，并非没有。
去年9月份，全球顶尖学术期刊《科学》，刊发了一篇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联合撰写的文章，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问题，文章披露一个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
“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
两位作者都是从美国归国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归国曾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而他们联手写了这一论文之后，媒体上便很难有他们的声音。
饶毅曾表明，虽然没有受到压力，但受到“冷处理”、“闷棍”不少，官员觉得不好操纵他们，学界权威觉得不好对付他们，结果就是把他们排除在各种评审会之外。
（2）人情与权力的压力
在我那些不成功的采访中，受访者虽然不愿意以公开身份讨论，但多少会为我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与想法，其中被多次提及的是，“科研经费乱象丛生”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已有之，不过最近重新被推到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上，这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且跟社会的其他层面一样，哪里钱多，哪里就脏。
查资料可得，早在2004年，尚未归国的饶毅与当时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以及生物学家邹承鲁合写过《中国科技需要根本转变：
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文章论及“科研经费的分配体制”，认为行政与科技界线不明、职责混乱，官员在经费分配上权力过大，自然就造成不合理现象，建议“行政人员退出科技决策与影响”。
《科研经费的江湖》一文中所谓的潜规则，概括之，就是人情与权力。
也正是这一潜规则的反向作用，让我的受访者们选择了遵从。
一位学者说，之前新闻报道中科院院士用科研经费养二奶，大家可以讨论，因为涉及的是腐败这一表象，谴责腐败是在安全线之内。
自身研究领域不涉及经费问题的学者，也可以泛泛而谈要加强审查监管，也可以呼吁一下给大学研究者提高薪水。
但若是以公开身份，谈论具体的科研经费分配的具体现实，人情与权力的压力，非身在事外者可以想象。
造成大家不得不道路以目的，是身在其中、不染自黑。
科研经费受人关注，因为其数额巨大，一些国家级项目，动辄上亿。
其实，不论文理科之别，国家研究经费向来被视为高校竭力争取的对象。
滥用经费是一方面，争取经费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才是经费乱象的核心。
（3）经费分配的负激励
曾经有媒体报道，一位不上课、不写论文的大学老师，只要为学校争取到几百万元的项目，他的职称评级就没有问题。
反之，一位认真上课忠于自己学术理想的大学教师，有可能多年身居大学底层。
而且，数额大的研究项目，其申请审批的标准，往往带有国家视角，而非学术视角，具体而言，科技界重生产应用，人文界重政治实用。
国家视角盖过学术视角的结果是，经费被预设在宏大却无用的项目上。
科研经费的腐败，正是滋长于这些项目。
但大学研究者对经费趋之若鹜，并非始于享用腐败之惠，而是大学本身对学者的评价体制以及晋升体制，存在不合理之处。
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近20年一直讨论的问题上。
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对我说，贵国的专家，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什么都说，一类是什么都不方便说。
我当时无以反驳。
在关于科研经费的采访中，“不方便说”的学者们，并非没有良知没有理性，他们似乎都在飞利浦·津巴多教授所谓的“路西法效应”中，身处一个特定的情境系统，被情境的力量所驱使，环绕着各种无可奈何。
《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刊出后，越来越多的讨论之声正在出现，我愿意乐观地猜测，当更多的人将相似的处境加以叙说，当更多的人从别人的叙说中，看见自己的处境，交流与理解就会成为可能，而公共理性的建构，也会成为可能。
默验舆情，改革也不得不起步。
（二）调查显示内地科研经费仅40%用于项目本身多数流失
科研人员段振豪涉嫌贪污的丑闻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除了近日院士初选段振豪出局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下文。
不过，段振豪事件拉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黑幕却一时难以闭合。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1）项目越多，经费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高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
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
”对于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说。
一次课题经费申请告捷的庆祝宴让姚卫红记忆犹新。
酒酣之际，宴会主角向大家透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个人资产即将突破千万元。
这位工科教授年薪只有15万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
姚卫红很是不解。
这位教授私下告诉她，自己和某主管科研经费的部委官员很熟，项目来得容易，钱也就来得容易了。
譬如一次学术研讨会的预算是10万元，这位教授“省吃俭用”只花了4.5万元，找熟人凑好10万元的发票，剩下的5.5万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几年内申请到3个‘863’项目，每个项目300多万元。
他下手的机会太多了。
”姚卫红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0年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
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
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会计核算不规范、课题突击花钱购买设备，其间手法多样、漏洞一一展现，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结余出来的资金，只是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无法用发票抵消掉的部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
对一些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也就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科学界里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
“汉芯事件”举报人曾对媒体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2003年四五月间，陈进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到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
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姚卫红认识的另外一位教授买了一台彩电，发票的台头是“电脑显示屏”，这样可以用“设备费”的名义把彩电报销了。
尽管这台“显示屏”和他所研究的地质方向没有一点关系，唯一说得通便是这位教授的经费申请单中有一项计算机设备更新费。
而在校方资产管理部门贴上“固定资产”的标签后，只要他不离开工作单位，这台“电视机”便任凭他个人处置，抱回家“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预算频频上演“移花接木术”
北京一高校土木专业的赵博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科研经费项目预算”的申请单。
这份申请单详细罗列了经费的用途：
国际合作费10万元，专家咨询费7万元，劳务费10.5万元；在科研业务费中，差旅费10万元，出版费5万元，材料费23.5万元，化验加工费18万元，会议费3万元，设备费63万元。
这样一个总计150万元的项目中，按预算赵博士应拿到8000元劳务费。
可在课题结题时，他只拿到2000多元，“这要看导师的脸色。
”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课题申报表上，虽然都有预算一栏，但多是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
即便是将“科研业务费”细化到许多小项，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也难以照单执行。
“需要10万却申请了30万。
”赵博士说，要想在账目上过得去，靠的是在发票上玩“移花接木”的把戏。
一名中部理工科大学化工专业博士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所在的课题组通常是隔一段时间，便有专人把科研经费支出相应的发票拿到财务处去报销，随之对应的是给学生派活儿——收集发票。
课题组负责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平时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尽量开发票，只要抬头是学校的名字，开的项目是办公用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额度一般都可以报销。
导师们最喜欢的票据是火车票。
这位博士生说，火车票报销时弹性很大，比如北京到天津一来一回的火车票，中间隔五天的话，便可以按五天的标准来计算在天津的住宿、交通、甚至会议等费用，“而这些‘中间多出来的部分’通常不需要再拿出相应的发票。
”
更有甚者，不是课题组成员的科研人员也能帮忙充账。
某机构地质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和自己研究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组找到他，“我们的经费还没有花完，你买的东西拿到我这里报销就可以了，发票签谁的名字都行。
”
在科研经费的发票报销过程中，一些财务处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发博文称，他付给秘书的劳务费，秘书用另外一个名字领走了。
他专门找到财务处，财务处却说没关系。
这让他头一回感到财务处的“粗心”。
还有一次，张有学去外地作报告的机票已经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了，后来接待单位又报销了机票费用。
张有学急忙把钱退给财务处。
财务处竟对他说，退钱做账挺麻烦的，你就当外地接待单位给的钱是报告费或劳务费。
张有学不解：
规定上不能这么报。
财务处却说：
那你下次报销时少报一些。
“中看”的国家经费常常向“中用”的企业经费低头
北京某重点高校化工系教授张超（化名）透露，每次项目评估前，课题负责人除了准备各种技术文档外，“调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调账”，就是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要求列出科技经费使用的财务表，把其中与项目资金申请书不符的进行调整。
具体说来，除了凑发票，就是纵向横向经费互换。
在科研圈子里，横向是指课题组承接来自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科研项目，纵向是指课题组申请的国家级、部委级的科研项目。
后者说出去好听，对评职称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在不少圈内人看来，由于管得太严太死，“只中看不中用”。
于是，纵向和横向便“结为同盟”，纵向经费中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账，就通过横向经费抵销。
一些科研人员将能够正经花的钱都凑到纵向的账目上，比如张教授要购买一台200万元的仪器，李教授要买40万元的耗材，都可以通过纵向经费中设备费的名义来报销；而诸如私人聚餐、打车费等纵向经费难以报销的项目，则依赖于横向经费，若用不完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不过，这种互换并非等价。
纵向的经费由公家埋单，几十万元也算是少的；横向的钱是企业交到自己手上的，几万元也算是多的。
“中看”的纵向便常常向“中用”的横向经费低头，前者贬值，后者升值。
圈内流传了“1/3”这样一个数字，即纵向经费的含金量是横向经费1/3，“你花我1元横向，我花你纵向3元。
”
张超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只有在“调账”时，那些掌握着大把纵向经费的“大牛”才会低三下四，“手里的纵向经费多了，没有一定的名目又花不了，只好和人换横向。
”
其实，“调账”并非只是在项目评估之时才有的。
在科研经费审批通过不久，很多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走纵向的账，哪些是不可以走的，不可以的就通过横向经费来替换。
张超认识一个研究员，他花100多万元买了台对自己的课题一点用也没有的仪器。
问他原因，这个研究员刚开始支支吾吾，不说话。
后来张超才知道是他和卖仪器公司的老板是朋友，“可以吃回扣”。
这20多万元的回扣，便是从纵向的科研经费里“偷”走的。
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便可见一斑。
（2）科协声明：
调查报告没有“科研经费流失”相关内容
本报北京9月8日电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协调查显示科研资金仅40%用于项目本身，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的说法，中国科协今天发表相关声明。
社会上一直有关于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是否存在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8月31日发表题为《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一文，文中提到“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
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今天发出的受权说明称：
“中国科协于2003年组织开展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并于2004年公开出版《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该报告中有关内容为：
‘三、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
调查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未有所谓‘科研经费流失’的相关内容。
”
同时，中国科协表示，针对科研经费数据不实报道，要求相关单位尽快采取措施予以澄清，同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三）科研经费咋成了“鼠洞里的奶酪”
曾几何时，中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
如今钱有了，有限的经费却没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圈钱”法宝。
大伙一根筋地想着法儿跑项目，搞科研。
因为钱到手后，怎么花是自己说了算。
肆意挥霍科研经费，似乎成了科技界习以为常的潜规则。
科研人员一边弄着项目，一边盯着白花花的“银子”，心里不时为自己打着“小算盘”。
由于科研人员的收入和获得经费不成比例；有些科研单位的绩效工资都是从经费里开；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劳务使用占比明显低于国外，经费可以用于购设备、搞开发，就是不能开报酬。
所有这一切，似乎促使大伙都在吞噬科研经费这块香喷喷的“奶酪”上动着脑筋。
不必说，在科研圈内，有着一群“项目老板”，钻山打洞跑项目，拿到项目后再与别人吃回扣。
也不必说，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师，利用人脉关系，到处承揽项目、课题，找人共同研发，支付部分劳务费后，余下的悉数落入个人钱袋。
光是项目到手后，大量科研经费五花八门且没有痕迹的流失去向，定会让你大跌眼镜。
有人总结归纳了几种惯用方式：
首先是吃回扣，只需500万价格的仪器设备，以800万或者1000万购买，多余的钱几经周折，落入个人“荷包”；其次，假借科研需要，购置汽车房产，项目结束后堂而皇之据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或者，以考察名义天南地北，游山玩水。
诸如随意扩大开支范围、擅自调整预算、突击购买设备等科研经费的胡乱使用，屡见不鲜。
2010年，仅国家审计署查出的资金就达数亿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科研圈的乱象，源于一直以来缺位的监管。
我国科研内部审计工作，近几年才开始启动，内审人员的数量明显不足，水平参差不齐，无法真正做到合理公平的监督。
虽然每个科研单位和高校都会制定严格的科研资金管理制度，但大都好比聋子的耳朵，形同虚设。
一些科研单位和高校，甚至与会计师事务所，或明或暗地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合作“分赃”。
在科研领域里，我国目前恰恰缺少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
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自然没有刚性的法律约束和制裁。
同时“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科研项目管理局面，无疑造成不同科研单位管理规定的矛盾和冲突，客观上也为科研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
从近年查办的科研院所职务犯罪案件看，发案单位涉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海淀区科委等国家级、省级及区级科研机构，涉及面较为广泛且大有不断蔓延之势。
这其中，行政后勤服务、图书资料购置和科研经费使用等三个重点“病灶”，成了科研经费流失的三个惊人的大“窟窿”。
要想彻底杜绝科研圈的乱象，必须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和审查。
很高兴得知，财政部、科技部出台了《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就强化预算编制、严格评估评审，结余资金上交等，作出相关规定。
同时要求，对非涉密课题预算进行公示，探索课题绩效的公示制度。
10月19日，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随着中央财政对科研投入的加大力度，“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将着力解决科技计划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新问题，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建立问责机制，加强经费管理的监督。
或许，我们应当将对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和如何有效提高其使用效率，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个重大科研课题，进行全方位的攻关。
用管用的科研成果，对付大量有限科研经费的无端白白流失。
（
二、原因分析：
科研经费“乱象丛生”根源何在—监管制度缺失
（一）“科研腐败”首先是制度的沦陷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其实由来已久。
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中国科协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竟然超过一半的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
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
”对于前不久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如是说。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
项目越多，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中国青年报》8月31日）
既然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潜规则，说明科研经费大量流失绝对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
学者申请项目，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提供平台，国家提供资金，大量的科研经费通过课题立项的方式划拨到了一些所谓的“学术带头人”的名下——学者们争项目、抢课题，追逐的就是科研经费，只要拿到了经费就可以自行支配，迅速成长为学术富豪。
与其说这是学术道德的利益交媾，不如说这首先是制度的沦陷。
学术研究者只要有人脉和关系就可以巧立项目申请资金，然后肆意支配中饱私囊。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作为学术管理机构还是作为拨款机构的行政部门，都对此缺乏监管——项目如何规范运行、资金如何规范使用、项目成果如何评价等等，科研资金从审批、划拨到使用的整个流程都属于“三无产品”——既如此，腐败便成了某种必然的结果。
制度的缺陷纵容和助长了一种“赢者通吃”学术潜规则的风行，而少数人的“赢者通吃”又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鸦片”效应，导致了群体性的道德沦陷。
一个个“科研富翁”犹似是一剂剂精神鸦片，以强力的辐射效应发散着无穷的魔力。
学术致富效应鼓荡在前，不知激励着多少后来者。
时日久了，就形成了一种氛围和“约定俗成”的现实存在。
而对于整个科研体制来说，这种精神鸦片效应的被无限放大，不仅让学术道德泡沫化，还让学术规则碎片化。
某种意义上说，科研经费的流失中饱私囊——出现几个科研蛀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所侵蚀掉的学术价值城墙很难得到有效的修复。
（
（二）应给“科研经费乱象治理”以市场化出口
尽管舆论持续讨伐，诸多不堪入目的“科研经费乱象”，一次次突破公众忍耐的底线，只不过行为失范的科研群体，仅一而再成为被鞭打的模糊影子罢了。
面对科研乱象治理的已然失效，最大的症结又在哪里？
倘若细心观察这些“科研经费乱象”，基本上可以得出：
最大的症结，或许不是那些肆意侵挥霍经费的学者的良知缺失，因为他们的“项目圈钱”、编造各种理由海外访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并且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不去最大化自身利益，这反而有违常识；最大的症结，更不是各级科研管理部门的熟视无睹，因为他们接连不断的“通知”、“措施”，也在传递着他们的焦虑，只是公众投了不信任一票，对所谓的治理都已经集体免疫了。
否则科研主管部门发布的一系列“来势汹汹的通知”，就不会遭遇体制内外集体摇头，而令人道出“下多少个通知也没用”、“纯粹走过场”的惯性话语了。
很显然，经费管理如此乱象丛生，科研潜规则如此猖獗泛滥，这些背后盘绕着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从科研项目立项申请、经费的落实使用，再到成果评估评审，始终令人剪不断理还乱，利益纠结的程度远超出一个正常人的想象。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利益”二字时，或许已摸触到了问题表层。
然而在各界声讨科研经费使用乱象之下，科研部门治理乱象却又避开“利益链”蔓延的源头，这又构成了乱象治理失效的最大症结。
若要消除症结，就得寻找科研管理系统的市场化出口，以打破项目资源的人为垄断，让项目申请、经费使用、成果评估等各环节，形成可复制的程序正义，建立科研管理的追踪问效。
更要遏止这一“利益链”的恶性蔓延，市场化规训科研乱象的源头，形成足够开放的平等竞争机制，让科研项目难以“洗钱式”运作。
具体而言，不外乎科研管理层面上理顺流水线，在每一个操作环节上引入市场化机制。
如除涉及机密外，一些实用性高的科研项目不妨公开招标，签订“科研合同”，不达标则按违反商业合同论处；又如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成果评估评审，经费使用情况最大限度公开，接受舆论监督，所有污点都将记入“学术信誉档案”，让那些崇尚科研、却又不擅长“搞门路”的真才实学者，少一些无奈与心酸，最终一步步清除科研管理上的毒瘤。
（三）遏制科研腐败亟须完善立法规定
近年来，科研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科研项目管理立法滞后，缺乏统一明确法律法规，制度缺位造成科研项目管理混乱，客观上纵容了科研腐败问题的发生，也为检察机关查处科研腐败问题带来一定困难。
（1）科研项目管理立法缺失困局
我国科研项目管理立法总体特征是立法滞后于现实需要。
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目前对于促进科技进步的立法比较重视，但忽视了科研项目管理的立法。
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
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
我国科研项目管理呈现出“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各经费来源单位对自己主管的科研项目都制定有相关办法，而各高等院校、科研所也制定有相应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的不统一造成不同科研单位管理规定不协调、甚至冲突。
比如，目前高校根据资金来源一般将科研项目分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但是科技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相关规定却没有对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作出规定，项目性质大多由各项目受托单位自行确认，导致科研项目分类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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