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长短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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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奎长短句

王国维在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自序》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

“宋之词”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胡适先生则把三百年间词学复兴的清词称为“词鬼”。

他说：

“三百年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

所以这个时代呆说是词的鬼影时代”（胡适：

《词选》序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自“五四”白话文学兴起以来，清词以后词学不受研究者的重视，地位一直很低。

往往在成名的文学批评史中我们能见到这种目光如炬俯视百代、发人深省的经典论断。

甚至连谨慎严谨的鲁迅先生也宣称“我以为一切诗在唐朝都已作完”。

但是，但清词是否真的处于停滞和衰退期而不再有发展演进呢？

叶嘉莹教授从词之美感特质的角度考察了清词之后指出，清代词人因历经忧患而重新振起了词之深层的美感特质，这种美感物质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叶嘉莹：

“清词名家论集序言”。

《清词名家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版，第11页）。

比如，清初云间词派及晚清诸家的史词，其深层美感皆与时代历史的忧患有（叶嘉莹：

“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

《清词名家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版，第327页）；朱彝尊爱情词的深层美感则来源于其爱情不为社会所容的“难言之处”（12）；至于王国维，他把用思力安排的西方哲理写入以自然感发见长的小令之中，这种作法“为词开拓出一种极新的意境”，可惜这一词境未能得到应有的继承与发扬（13）。

这些切实深入的论述，证明清词并非一味，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理性目光重新审视和关注宏观历史长流中的人文个体，细细解读他们在生命的颠簸中、在酒阑人散后或在羁旅孤游时迸发出的真诚咏叹，就可知上述论断未免以全概偏。

一代固然有一代之文学，而一代之人也自有其自己的经历、际遇与情感，自有其精神上的苦闷与欢娱，“是他人之口舌不能言吾人之肺腑”。

既如上举诸前贤，王国维在1904年倚声填词，聊以自慰，于1906年至1907年刊印《人间词》甲乙稿不仅自视甚高，也确实为二十世纪词之创作发一异彩。

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等脍炙人口的诗作，也无不字精句练、沉痛老辣。

，固然与唐人意境深远之旨稍异其趣，但在艺术水平的层面上恐怕难分伯仲。

而且，时代越近，表现越直接，几乎使你可以感受到作者热腾腾的呼吸。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个人性格，生存环境，战乱天灾等等原因，尤其在经历了文革这一历史性文化断裂之后，很多学者、思想者的诗文随笔不能公诸于众，这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见和深沉思索，可填补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空白，如《顾准日记》；也不乏奇光异彩的纯文学作品，不仅可提供诸多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更可为中国的文学史添上沉重的一笔。

手边有《杨向奎长短句》一册，为向老1973年2月间手书于烫金书笺上。

封面深紫色朴素凝重。

全册三十叶，竖行，每叶5—7行，行7—13字不等，字是小行楷、楷遵小欧《道因碑》，间以柳公权《玄秘塔》舒其体势，笔势内敛点划精到，结笔处斩钉截铁；行书似取法陈鸿寿，提按有法极富金石气，通篇中锋行笔一气呵成，工整不失精彩。

此书2000年向老自印100册分赠诸友，我在今年10月有幸见到向老长女杨永贤先生，先生克承家学，为中国作家协会成员，著作等身且待人谦虚和易。

出其所珍藏一册，笔者一见奉为合作，蒙杨先生不惮其烦加印了50册，慨然以赠，才有机会细读。

杨向奎先生，字拱辰。

1910年1月10日生于河北丰润县。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回国后相继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大学、东北大学。

1946年到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历史系主任，历史语文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编《文史哲》。

早年问学于钱宾四、顾颉刚诸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享九十高年而将诸先生之学术发扬光大，被誉为一代宗师。

此册收词九首，《观海说词》词论一篇，卷首有短序一篇：

“昔在皋兰、成都、城固、三台时俱有诗词记事。

时光荏苒已卅年，昔日所为大都遗失。

检点旧，仅余成都时长短句，虽非雅言，亦有助于回忆。

73/2月拱辰。

”（本册无标点所有标注出注明外均为笔者所加）

有一个让我特别注意的是这本词的书写时间。

翻检当代史我们可以知道73年2、3月间发生了几件事，2月17日正值旧历元宵节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基辛格；同月,中日两国达成了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的协议（7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3年3月从69～73年间被下放到江西省的一个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的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这无疑是一个信号——中国的政局从此将发生变化。

我们现在已无法获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向老当时是否从这些事件中获得了一点玄机，又或是另有其他的什么原因让他翻检出了这些三十年前的旧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十篇文字的选定绝非偶然，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在相距了三十年之后的2000年，向老单单把这十篇文字精印一百册，以分赠诸友，作为自己从教六十周年庆典的余绪。

词作为咏言的传统工具是更关注于个人内心的书写形式。

同时，围绕着这九首词的选择与词语内涵所作的深层解析无疑对研究向老中年到晚年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九七0年（六十六岁）

    是年，春节不准回上海过年，仍在嘉定劳动。

接通知被改为“不列入敌我矛盾”。

开始撰写《两唐书征碑录》。

    一九七一年（六十七岁）

    春，撰写完成《金石百咏》。

    秋，撰写完成《北山楼集古别录》。

    是年，开始撰写《北山楼读词札记》第四卷。

    一九七二年（六十八岁）

    二月，写成《北山楼集古别录》序。

    三月，编写《汉碑年表》、《齐书征碑录》。

    四月，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部分教师编写《鲁迅年表》。

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沈建中编

全册所收九首词中《望江南》、《念奴娇》、《清平调》、《长相思》、《南歌子》、《上行杯》、《喜迁莺令》各一首，《蝶恋花》两首，篇篇字工调稳，或遣怀叙事或状景描人，每篇所述不尽相同。

用典则浑化无迹、抒怀则慷慨深沉，而信笔写来无堆砌生硬之弊，一派自然，观唐以後

诗之腐涩，反不如词之清新，使人怡然适性。

是不独天资之高下，学力之浅深各

殊，要亦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者。

故诗至於馀而诗亡，诗至於馀而诗复存

也。

［词统序略］想起数月前一个学术交流会上，某大学中文教授提笔伏案，欲填新词以志盛况，俯仰数次笔下空空，终不得不由学生代劳。

正让人与谢泳同发一叹！

先看一首《上行杯—离蓉去西大四零九四》：

桂子飘香时节，

雨凄凄，

黯然伤别，

去住心情书难写；

一别别君千里，

西去阳关需三叠，

须说今去也，

中秋月！

此词用典季语自然贴切不露痕迹，情思深婉而音调铿锵，虽哀而不伤，在离别的落寞中还隐有一丝对前途的怅惘。

慷慨激越的如《喜迁莺令—西达四年级将毕业离校，其中有周春元，与指导论文〈部曲考〉。

四一五廿五》：

编已绝，

研磨穿，

屈指忆流年。

好风吹送出阆苑，

桂殿早登仙。

闻鸡舞，

击楫鞭，

祖刘共一班。

看君只手挽狂澜，

千里共婵娟。

句句用典，信手拈来浑融无迹，有意气有期许，又有对学生的依依不舍，句句纯出自然，一往情深，一位贤师长跃然纸上、如在目前。

妙手成趣的有《南歌子忆童书叶四一七月》：

袜划绳作带，

发乱搔手疏，

走来窗下大声呼，

往昔尧舜禹汤有也无？

！

向老与童书叶（业）同为顾颉刚先生门下，顾颉刚先生的《夏史三论》由他亲手所写的部分只有四万字中的数千字，主要是童书业的研究和发挥，更多地体现了由顾颉刚到古史辨派第二代学者童书业、杨宽的过渡。

而1933年，杨向奎先生续写顾颉刚先生的讲稿，增加了由《道藏》材料补充的“太一”等内容。

1934年春完稿，题为《三皇考》，1936年1月由《燕京学报》作为专号出版，后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其序就为童书叶而作。

在《三皇考》正式刊出之后二个月，1936年3月18日，杨向奎在致童书业的信中就明确表示他已“大背康崔之说法”，也就是大背顾颉刚的说法。

1949年暑期之后是向老引荐童书业先生，从上海来到山东大学任教授的。

可见两人之间交往的密切。

正因为彼此熟悉，所以短短几句：

生活状态、人物性格、学术观点尽在其中，一个图书校对出身的疑古派学者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向老不是拘泥于古史古文字者，而是往往以古史古文字为依据，从历史与哲学的高度来寻找分析社会规律。

他早年既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1945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前半部分旨在辩明五行学说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言语中已经可见蛛丝马迹，但完整创造五行相生、相胜学说的人乃战国后期的阴阳家邹衍，而非顾颉刚先生所认为系刘歆伪造的成说，此论一出，震动学坛，也标志向老走出疑古进入辨古的境界。

后半部分则详细论述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思想交流，并由此揭示出公羊派的发展变化。

大概哲理气息已进入思想深处，所以在存留不多的词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思想者的深刻。

《蝶恋花——三台西郊灵峰寺，名刹也。

雕塑极工，居三台时，屡往游。

四三年秋，与金敬庵等同往，归来赋此。

又，丁山父曾居是地。

》：

欲问灵峰何处住，

未歇风流同去黄花路，

环保平芜山莫数，

仙家却在云深处/

顶礼我佛非求渡，

才欲游时，却逢金刚怒，

觉来老僧犹未语，

客人已逐云飞去。

《观海说词》词论篇中也录有这首词，文字略异，今从词论中所录。

本词起笔问灵峰而著一“住”字便见不凡，“风流”而“同去黄花”、“平芜”而见“仙家”、“才欲游”“却逢金刚怒（《大藏经\密教部\诸佛境界摄真实经》：

复次若作调伏护摩之法。

当观东方阿如来。

从其身中流出青光。

众德圆满。

坐于东方月轮之中。

结跏趺坐。

圆光巍巍庄严自身最胜第一十方世界。

想一切菩萨作金刚怒。

入我身中。

摧灭烦恼诸恶鬼神故）。

”更见其禅机深邃，庄谐并出。

结笔苍茫，神龙见首不见尾，言有尽而意无穷。

《观海说词》词论篇首有短序：

“一九四六年秋抗日战后，余自三台返京，后去青岛人山东大学教授，地处海滨，可以观海说词。

时友人在河南创《国光月刊》，索稿，遂以此应。

已尽卅年事。

”

文以批王国维《人间词话》为主兼论百石之优与笔墨当随时代，现录其一，以作为本文的终结：

“以不同时之诗人相拟，非其伦也。

吾人不能以今日之海上明星比西子王嫱，而论其媸妍。

诗何独不然？

观堂云‘五古之最上者，当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向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

’即犯此病。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也。

比愈古愈佳，则吾欲无言，三皇时代岂有五言古诗？

”

时2004年12月17日俊杰于暮荆阁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

1934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

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

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册中。

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

然而1952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346页）。

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

1954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

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

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

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

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

”（同上352页）

∙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童书业《文史哲》1952年第3期。

∙古史辨的学术思想批判杨向奎（文史哲）1952年第3期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人民日报》1980年12月30日。

论“古史辨派”杨向奎《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

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杨向奎《文史哲》1989年第3期。

在旧社会，童书业先生或求职于京城，或流落于江南...过目成诵的天生奇才.

顾颉刚先生曾这样评价童先生：

“丕绳（童书业）教授不仅学问精博...同样，顾先生还有一位爱徒，也在运动中批判过顾颉刚先生。

他即使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向奎先生八十周岁时，曾在京城干面胡同寓所对我说过：

一个讲良心的学问人，这辈子一定要跟着痛苦走来走去。

向奎先生讲这话的时刻，正好是先师顾颉刚的辞世的十周年。

我能感受到向奎先生对于恩师的真心歉疚。

好在向奎老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释放负疚的机会。

早在顾先师健在之刻，向奎先生就已着手筹办顾师88岁诞辰了。

杨向奎先生是虔诚的。

他发表了《师门记学》《回忆顾颉刚老师》等等十数篇文章，以示弟子孝心。

那些素气无华的文字极其贴合顾先生，径直让人想到一代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不朽的学术业绩，人品学风，同仁友谊，出众才华，还有顾颉刚先生因此而生发与连带的许许多多的人生之痛。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顾颉刚顾潮1952年春...

说“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

1952年《文史哲》3月号上发表童书业《

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父亲说...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以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

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

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

……若更推论及文艺批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能。

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

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

”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方感受一种愧疚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