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友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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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友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对华友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对华友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然而，德奎利亚尔自1992年1月1日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后，和夫人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而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在葡萄牙，一个在意大利。
虽然德奎利亚尔是秘鲁人，在首都利马有自己的寓所，但他很少回国，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无缘相识。
德奎利亚尔，1920年1月出生于利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3岁时，遭遇不幸，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只得投靠姑母。
好在姑母家境比较宽裕，人又善良。
就这样，德奎利亚尔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
德奎利亚尔进入利马著名的天主教大学后，潜心攻读国际法。
1940年，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秘鲁外交部任职员。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工作表现突出，毕业后被外交部留任。
他先后在秘鲁驻法国、英国、玻利维亚和巴西使馆工作，曾是秘鲁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
1961年，德奎利亚尔回国工作，历任外交部法律和人事司、礼宾司和政治事务司司长，还兼任秘鲁外交学院国际法和空军学院国际关系课程教授。
他所著的《外交法》《对国家与政府的承认》两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秘鲁外交学院作为教材使用。
从1964年起，德奎利亚尔先后出任秘鲁驻瑞士、苏联、波兰和委内瑞拉等国大使，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级秘书长和外事办公室秘书长，秘鲁同东欧各国经贸关系委员会主席等职。
1971年，德奎利亚尔被任命为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过第26届联大主席。
他具有渊博的政治、法律、历史和地理知识，熟悉联合国事务，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人际关系良好。
1979年，德奎利亚尔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担任过七十七国集团主席。
1981年5月，他辞去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回秘鲁外交部工作，同年退休。
笔者第一次见到德奎利亚尔是在利马工作一年之后。
那是1994年9月16日夜晚，笔者应邀出席智利驻秘鲁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当笔者正同秘鲁最高法院院长交谈时，走过来一位长者。
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方形面庞，戴着一副眼镜，和颜悦色，颇具学者风度。
经最高法院院长介绍，得知他就是德奎利亚尔。
难怪笔者一见到他，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应该是昔日从报纸、图片上得来的印象吧。
笔者立即伸手过去说：
“久仰大名。
我是中国大使，见到您很高兴！
”
“欢迎你来我国工作。
我是中国的老朋友。
在中国，我的朋友不少，如黄华、钱其琛、李道豫等都是。
”德奎利亚尔彬彬有礼，面带笑容地对笔者说。
交谈中，看得出他对中国情况相当熟悉，颇有一种亲近感。
德奎利亚尔这次回国的目的，秘鲁媒体普遍猜测是一次试探民意之行，为参加下年总统竞选做准备。
与邓小平会晤
联合国秘书长素有“世界总统”之称，责任重大，权力不小。
根据有关规定，联合国秘书长须经安理会提名推荐，由联合国大会委任，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
推选联合国秘书长，历来为各国所重视，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1981年12月底，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的第二个任期届满。
经安理会非正式预选，巴基斯坦的阿迦·汗和秘鲁的德奎利亚尔两人得票较多，而后者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反对票。
在正式投票中，德奎利亚尔获得安理会的推荐，并经联大认可而成为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
德奎利亚尔的当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争取平等权利的一次重大胜利。
他在就任以后，一再表示“要优先注意影响到第三世界的一切问题”，强调要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工作，并要积极推动新的全球谈判，为维护世界和平尽自己的最大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解决国际争端。
在德奎利亚尔任职期间，国际热点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如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中东问题、两伊战争问题、纳米比亚问题、中美洲冲突问题、全球谈判问题、非洲饥荒和债务问题等。
为解决这些紧迫而棘手的问题，德奎利亚尔不辞辛劳，连年奔波于世界各地，了解实际情况，研究各方立场，弄清分歧所在，找到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从中进行斡旋。
在斡旋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渊博学识、组织才能、调解技巧和品德作风。
他付出的辛劳和代价，推动了一些问题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联合国内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以“善于调解国际纠纷”而著称的德奎利亚尔于1986年12月底任期届满。
联合国内普遍看好德奎利亚尔，认为他可留任。
在第41届联合国大会上，他顺利地获得了连任，任期至1991年12月31日。
解决任何一个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大国，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参与。
德奎利亚尔在任职期间，曾专门两次访华。
1987年5月11日，德奎利亚尔访华时，邓小平会见了他，两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他们就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共识。
邓小平首先说：
五年多的实践证明，选你当联合国秘书长是对的，为什么这个职务只能由发达国家的人来担任呢？
接着，他着重指出：
“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
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
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
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
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开放政策，中国也坚持开放政策。
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如果不懂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
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
西方要发展，从长远看，如果只在它自己的那个圈子里搞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
它需要新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已到了饱和程度的情况下，新市场在第三世界那里。
”在谈到解决世界热点问题时，他强调指出：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用武力去侵略别国。
” 1992年7月13日，德奎利亚尔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不久，在香港花旗银行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谈到了对人权问题的看法：
“人们对人权问题赋予太多的政治色彩了，他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较基本的人权上。
”他进一步指出：
“生存的权利是人权的根本所在，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生存，谈何人权！
”“一个文明国家的标志，就是她对其最不幸的公民所表现的关切。
人权和发展应该同步进行。
”
在具体谈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时，他明确表示：
“由于中国在履行最基本的人权———解决人民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方面做得比较成功，所以中国的人权纪录比其他许多国家好得多。
”他批评有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是“过分夸大了”。
并说，“作为一名律师，我必须根据证据行事。
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中国存在着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
“我一直在努力获得证据，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这样的证据。
”
1995年3月6日晚，笔者在使馆宴请德奎利亚尔夫妇。
半年前，他正式宣布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下一届秘鲁总统竞选，并组织“秘鲁团结”运动助选。
席间，总统大选自然成了热门话题。
据秘鲁媒体的民意调查，在众多竞选人中，德奎利亚尔的支持率颇高，每次都是位居第二。
最后，笔者举起酒杯向他敬酒说：
“您在国内外威望都很高，如果您竞选成功，我将表示热烈的祝贺！
”德奎利亚尔高兴地表示：
“如果我竞选成功，中国又多了一个老朋友。
”
1996年8月20日，德奎利亚尔又一次来使馆。
这次交谈显得更加随意，也很真诚，看来他把笔者当成朋友了。
在笔者谈及香港将于次年回归中国时，他不假思索地说：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回归是必然的趋势。
香港的回归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说到这里，笔者顺势说明同解决香港问题一样，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也是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争取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希望他领导的“秘鲁团结”运动的议员们在涉及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我是中国的老朋友。
”德奎利亚尔坚定地说，“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贯很明确。
台北驻秘鲁经济文化办事处在利马很活跃，经常给我送材料，还多次邀请我出席他们的活动，我都拒绝了。
请你放心，‘秘鲁团结’运动的议员也不会上他们的当。
”
1996年11月2日是中秘两国建交25周年纪念日。
5日晚，笔者在使馆举办大型庆祝招待会（兼笔者离任告别招待会）。
为此，秘鲁邮电部特制一枚纪念邮戳，在招待会上举行签名、盖章仪式。
邮戳上刻有秘中两国国旗和“秘中建交25周年纪念”的西班牙文字样。
德奎利亚尔应邀与会。
他热情地向笔者表示祝贺，并说：
秘中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建交25年来各方面关系发展顺利，相信两国关系今后会越来越好。
他还与秘鲁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邮电部副部长、议会副议长、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等人一起，在盖有纪念邮戳的特制证书上签名留念。
热情接待笔者家访
1994年10月，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接到外交部的指示，要大使尽快约见德奎利亚尔一次。
随即，笔者向德奎利亚尔提出登门拜访的请求，他高兴地接受了。
第二天下午，笔者和夫人陈镇坤来到他家。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房，独门独院，位于利马的富人区。
按响门铃后，德奎利亚尔和夫人出来迎接。
对中国客人的到来，他们十分热情友好。
彼此寒暄几句后，笔者即表明来意：
“这次来的目的，一是看望中国的老朋友，二是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助。
”“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尽力。
”德奎利亚尔爽快地说。
笔者根据国内的指示，对他讲：
我们获悉，法国将于今年10月22日至明年2月20日，在巴黎拉台芳斯大拱门展厅举办“丁丁在西藏”展览。
展品是根据比利时系列连环画《丁丁历险记》中“丁丁在西藏”为题材制作的，其中含有鼓吹“西藏独立”、攻击中国政府的内容。
该展是由法国人权基金会与比利时埃尔热基金会签约确定的。
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大家是知道的。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您是中国的老朋友，我们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
我们不愿看到有人利用法国人权基金会从事破坏中国统一、攻击中国的活动。
您是法国人权基金会的主席，我们希望您能够施加影响，尽快制止这种行为。
德奎利亚尔告诉笔者：
“数日前，我收到中国有关方面就此事发来的传真后，当即转至法国人权基金会执行主任，要他关注此事。
”接着，他又补充道：
“我对涉及中国的事一向很谨慎，态度很明确。
据我所知，《丁丁历险记》是描写一个青少年冒险家的故事。
如果只是介绍旅游知识和当地风光倒也无关紧要，倘若介入政治，有伤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情的内容，那是很糟糕的，连法国政府也会受牵连。
”他表示：
“我今晚立即打电话或发传真去巴黎。
虽然为了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我已辞去了法国人权基金会主席的职务，权力受到限制，不像过去那样。
但是，我要明确表明态度，提出意见，以避免出现冒犯中国的内容。
”
笔者对德奎利亚尔的友好合作态度表示赞赏和感谢。
辞行时，德奎利亚尔和夫人陪我们来到大门口，目送我们驱车离去。
称赞中医疗效
中医中药在秘鲁的传播与华侨移居有关。
历史上，秘鲁是华侨移居南美洲较多的国家之一。
早在1849年10月，首批华工75人抵达利马。
到19世纪80年代，来秘鲁的”契约华工”已超过10万。
据说目前新老华侨华人，加上土生华裔已达百万之多。
众多的华侨华人分布在秘鲁各地，他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和传统习俗，其中也包括中医中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中药在当地百姓中颇具影响力，并代代相传。
德奎利亚尔对中医中药早有了解和接触。
在笔者那次登门拜访时，他顺便谈及中国针灸的好处。
他说在他小的时候，有处皮肤出了毛病，当时找到中医诊所，中国大夫用针灸为他治疗，效果很好。
接着，他问笔者：
“现在利马还有没有针灸大夫？
”“还有，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帮您联系。
”笔者回答道。
德奎利亚尔直率地对笔者讲，他近来身体有点小问题，如中医诊所同意，可请大夫每星期去他家一次。
笔者肯定地对他说，这没有问题，可立即办理。
笔者满口答应，是因为与使馆有密切联系的新华侨中，正好有一位擅长针灸的周姓女大夫。
于是，笔者约请周大夫来使馆，向她介绍了德奎利亚尔的情况和要求。
笔者对周大夫强调：
“他是中国的老朋友，由于目前正在竞选总统，工作很忙，只好请你上他家里去。
他的病况你个人知道就行了。
”
两天后，周大夫由陈镇坤陪同去德奎利亚尔家，与他面谈具体治疗方案。
据后来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德奎利亚尔对周大夫的医术和治疗效果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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