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活动家冀朝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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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活动家冀朝鼎
国际活动家冀朝鼎
冀朝鼎（1903-1963年），号筱泉，笔名动平，1903年10月12日生于山西省汾阳县建昌村。
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冀贡泉的长子、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的长兄。
冀朝鼎少年时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了北京清华学校。
在校时，他曾与进步同学一道发起组织“学生暑假修业团”、“唯真学会”，宣传和提倡新文化运动。
1924年秋，冀朝鼎自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留学，在留学攻读学位期间，不畏艰险参加革命活动，各方面都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并取得了巨大收获。
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1年冀朝鼎回国后，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
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搜集和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著有英文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英美颇负盛名。
舍小家为大家
1947年7月的一天，在黄浦江畔的虹桥机场，一对异国伉俪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生离死别的人生悲剧。
男主人公是位西装革履的中国男子，叫冀朝鼎，是由中共党组织派进国民党阵营的“潜伏者”，时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
女主人公是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妇女，叫海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她是不久前刚携带两个儿子――冀中田、冀中民来中国投奔丈夫，希望说服丈夫去美国团聚的。
沉醉在相见喜悦中的海丽十分坦诚地对冀朝鼎说：
“中国的抗战已经结束，你已经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尽了自己的职责。
而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你完全有理由重返美国，利用先进的条件和设备，继续你的研究，待以后拥有更多的本事时再更好地回报祖国。
再说，我也希望你多尽一点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
”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也嚷嚷着要爸爸跟他们返回美国。
一贯坚毅刚强的冀朝鼎，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禁心头颤动，眼眶湿润。
他深情而果断地对海丽说：
“你和孩子都是我挚爱的人。
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是人世间共同的心愿。
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创建新中国是我的毕生夙愿和神圣职责。
值此国家多难之秋，我实在不能离开她！
”缓了一会，冀朝鼎满怀歉意地对海丽说：
“海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
我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这是我终生难以弥补的憾事。
请将孩子带回美国，抚养成人。
但愿我们能相逢在中华振兴之时……”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难以捉摸。
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能使人走到一起，也能使人分道扬镳。
作为美共党员的海丽，和冀朝鼎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忠于自己的祖国，她也希望在自己的祖国为事业奋斗，为民众出力。
从个人感情和家庭而言，她更希望与丈夫终生厮守。
但他们俩各不相让，实在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只好忍痛选择分手，把一切私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在虹桥机场，肩负潜伏重任的冀朝鼎忍痛吻别了妻儿，目送着飞向太平洋彼岸的客机腾空而起，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后来，冀朝鼎专门写了一份离婚文书，委托陈翰笙带到美国交给海丽。
一对相亲相爱的异国夫妻就这样永远分开了……
智勇双全的革命家
1924年，冀朝鼎毕业于清华学校。
行将留美时，曾造访过李大钊。
李大钊告诉他：
“到美国后，要注意了解当地情况，学习对中国有用的知识。
”事后冀朝鼎说，李大钊的那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抵美后，冀朝鼎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
1926年参加留美学生和华侨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活动，任《芝城侨声报》编辑，并被推选为大学国际学生会委员长及会计。
同年冬，被选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组织“中山学会”，出版《奋斗》月刊，响应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声援国内革命运动，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7年，对于冀朝鼎来说，是值得终生纪念的年份。
这一年冀朝鼎经历了两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第一件，是1月份冀朝鼎代表留美学生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和“世界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
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廖焕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中国留美学生。
第二件，是冀朝鼎在赴欧洲的轮船上，认识了年轻美丽的出生于纽约的东欧裔美国共产党党员海丽。
俩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
经组织批准，这对异国恋人当年在巴黎结为伉俪。
入党以后，冀朝鼎接受任务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出席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代表团工作，为出席大会的周恩来同志做翻译，成为最早为周恩来担任翻译的地下党员。
1929年，冀朝鼎经周恩来同意，到美国参与组织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并参与美共《工人日报》工作，其间为《工人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
1935年，冀朝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其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美国发表后，于次年在伦敦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朝鼎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开展对中国的研究。
他回国为他的研究工作搜集资料时，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
鉴于当时中国抗战的严峻形势，周恩来指示冀朝鼎全家赴美，做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
于是冀朝鼎和父亲冀贡泉、母亲张陶然、弟弟冀朝理冀朝铸、妹妹冀青一起到美国纽约，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其父冀贡泉同在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唐明照等人接上头后，共同创办了宣传抗日的中文报纸《华侨日报》（后更名《侨报》），冀贡泉担任主编。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冀贡泉加入美国政府的“战争情报署”（英文简称OWI，中央情报局前身），负责对日工作。
冀朝鼎则出任国民党政府的“世界贸易公司”襄理，从事出口中国桐油、进口美国战略物资等业务。
其间曾到滇缅公路视察桐油运输情况，以打破日本对中国的海上封锁。
1941年，冀朝鼎告别妻子海丽和两个混血男孩，服从中共组织决定回到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利用与山西老乡孔祥熙的“世交”关系，并经美国友人的推荐，出任“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以监督国民党政府使用美国援助的5千万美元的情况，同时防止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
1944年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
他出入于孔祥熙公馆，曾跟随孔祥熙一起出席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1947年和1948年曾出席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委会，参与起草有关促进东南亚贸易的文件等。
冀朝鼎利用在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中的合法地位，按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搜集情报，掩护同志，提供资金、药物和器材，做出很大贡献。
那时，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的办公室就设在重庆宋庆龄家中，廖梦醒女士是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的财务主任。
每次收到海外华侨汇给延安的捐款，她都要直接找孔祥熙的顾问艾德勒要现金。
艾德勒同冀朝鼎配合得很好，安排得很周密，廖梦醒每次取款都很顺利。
冀朝鼎在国民党阵营中，伪装得很好，潜伏得很深。
为了工作他还留了一小撮胡须，以便日后便于易容脱身。
一些大学生们曾骂他“反动分子”、“无耻之徒”。
人们骂他骂得越厉害，他就越安全。
解放以后，还有不少人不知道他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认为他是个“无党派民主人士”。
实际上，国民党特务机构曾经查出冀朝鼎是“异党嫌疑分子”。
孔祥熙接到消息颇为震惊，严厉地责问他：
“有人告你是共产党，你老实说，到底是不是？
”冀朝鼎估计孔祥熙手头还没抓到什么真凭实据，便镇静从容地反问孔祥熙：
“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一言不发，沉思了片刻说：
“我看你不像共产党。
”冀朝鼎算是躲过了一劫。
1947年2月下旬，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之前，曾以“吉兄”之名写信，托邓颖超转给冀朝鼎，除对冀朝鼎予以勉励外，还指示说：
“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也”。
1949年1月初，中共党组织指示冀朝鼎撤离上海到北方去。
那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上海一片混乱，交通断绝，冀朝鼎一时无法前往北方。
正好华北“剿匪”总司令山西老乡傅作义邀请他去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组织上同意他继续“潜伏”。
于是，他同罗静宜一起乘坐傅作义的运钞专机前往北平。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同父亲冀贡泉一起，做傅作义的工作，多次同傅密谈，促使傅下定决心走和平解放北平之路。
优秀的国际活动家
作为一名优秀的国际活动家和中国民间外交的杰出领导人，冀朝鼎具备了最基本也是最宝贵的品质：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在外事活动中，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何种场合，他总是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千方百计自觉地捍卫它。
他严守纪律，勤于请示汇报，每次出国前，都要听取上级的指示。
到了国外，凡有我使馆的地方，他都要在第一时间向大使汇报工作。
有些大使年龄比他小，资历比他浅，他仍然十分尊重，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外国朋友更是乐意与他打交道交朋友，称赞他“融合了周恩来的外交风度”。
冀朝鼎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精通英语。
他是我党有名的“三通”干部（即“英语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他的英语翻译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解放以后，他曾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
他多次承担艰巨复杂的翻译任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色地担任翻译，收到了完美的效果，获得领导人、外宾和翻译界同行的肯定和赞扬。
冀朝鼎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出来的“手指串珍珠”翻译法，被翻译界称为“高招”。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宴请外宾时，由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担任翻译。
周总理那次讲话比较长，又是即席发表讲话，没有像平时那样每讲一段就稍作停顿，在场的同志不免为冀朝鼎担心，以为他即使尽力做笔记，也难免会有所遗漏。
不料冀朝鼎根本没有用纸和笔，而只是聚精会神地听总理讲话，注视总理的表情和手势。
总理讲一会儿，他屈起一根手指，再讲一会儿，他再屈起一根手指。
等总理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捏成拳头。
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开始翻译。
译完一段，伸出一根指头，再翻译一段，再伸出一根指头，等整个译完，左手又恢复了原状。
在热烈的掌声中，在场的同志无不钦佩地说：
“今天的讲话和翻译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事后，有些同行向冀朝鼎求教“秘诀”。
他回答说：
“谁也无法用双手抓起成百颗散在盘中的珍珠。
但是，如果用细丝绳把珍珠串起来，那么一根手指就能拎起来。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冀朝鼎把首长的讲话当作分散的“珍珠”，把自己的手指当作“细丝绳”；只要全神贯注，把“珍珠”搜集完整，用“细丝绳”有序地串连起来，就不会产生遗漏或散落现象。
这个“手指串珍珠”翻译法，至今仍在翻译界传为佳话。
1959年9月，他担任团长，率领中国展团参加维也纳秋季博览会。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冀朝鼎处变不惊，沉着冷静。
他以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策略，妥善处置了“打火机事件”，维护了国家的形象和权益，再次展示了他的外交才华。
当时，博览会中国馆建筑颇具民族特色，展品相当丰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和好评，观众达56万人。
奥地利副总理、内政部长、维也纳市长等均来中国馆参观。
奥外交部长接见了冀朝鼎团长。
表面看来参展一切顺利，可是谁也没想到此时有人却在挖空心思制造一起严重的反华事件。
一个伪装商人的参观者，通过中国馆翻译X以欺骗手段打开展柜取出展品中的一个打火机，详细拆看后，向法院起诉中国侵犯其专利权。
9月10日下午，便衣警察带几个人来中国馆找该翻译没找到。
于是找了另一位德文翻译，递给他两张纸，该译员没看懂，就让这几个人在门口坐等。
冀团长回来听说此事，他要来两张纸一看，确认是法院传票。
一张传X第二天早9时出席法庭接受传讯；另一张是没收中国打火机的批准证。
冀团长看后觉得事态严重，当即指示中国馆的李馆长：
一、将原文抄下来，原件退回表示我不接受；二、尽快找到X翻译，要他去冀所住饭店回避一下；三、通知展团人员拒绝交出任何展品，有事请他们找博览会当局。
中国展团态度强硬，警方找不到人签字也不走，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晚6点多，武装警察强行拿走打火机。
当警察闯进办公室时，冀朝鼎团长当即严肃指出，未经许可擅自闯进，干扰工作，是不能接受的。
为表示抗议，他站起来准备离去。
这时，博览会副经理陪同警察前来很客气地恳求冀团长帮忙在传票上签个字，次日中国团再派一个人到法庭上说明一下情况。
冀朝鼎团长说今晚银行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现在时间已经很晚，再不走就是对主人不礼貌了。
看到冀朝鼎很严肃，副总经理忙表示：
“啊，你是代表团长，不具体管展品的事，不麻烦你了，我们找馆长谈谈。
”这时冀朝鼎边说边走，顺手拉起李馆长一同上了汽车。
对方不认识李馆长，就这样放过了他们要找的人，给中国团赢得了时间。
于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就这样开展了。
当晚，州银行招待会的规模不小，人很多，气氛友好。
一进大厅，冀朝鼎就有意地大声对主人说：
“很遗憾我迟到了，也没来得及换衣服。
但这种失礼是被迫的，因为我们展团人员和展品安全仍处在威胁之中。
现在，我请各位朋友帮忙……”接着冀朝鼎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又说：
“展团人员安全无保障，我无心饮酒吃饭，请主人谅解。
”招待会气氛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轻松愉快的招待会立刻变成谴责破坏奥中友谊和贸易的声讨会。
银行界、工业界、贸易界的有实力的朋友们纷纷站出来表示愿意帮助，说这不是简单的专利侵权纠纷，是政治事件。
按当地法律，当事人如拒不出庭，就有可能被强行被捕。
于是大家开始行动起来了，各界朋友很认真，有的找官方，有的找律师，有的找原告进行交涉。
有位老板当着中方的面打电话给一家反华气焰最嚣张的报纸总编说：
“你们再继续攻击中国破坏奥中贸易关系，休想再从我公司得到任何广告费，哪怕一个先令。
”当晚，冀朝鼎抓住招持会提供的绝好时机和场地，揭露了事件真相，博得各界朋友对中方的同情，最大限度地动员朋友帮助。
招待会后，冀朝鼎立即召集展团干部到他的房间，开会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商讨对策。
大家的共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持斗争，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不撤往瑞士（因当时我国与奥地利尚未建交，展团受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领导；使馆为展团人员安全着想，曾说过必要时全团撤往瑞士）。
会议还研究了几个具体问题：
一、派员陪同X翻译连夜去奥东西方贸易协会副主席哈斯林格（此人兼任某国领事，有外交豁免权，访华时周总理曾接见，对华友好）家中躲避，以防万一。
二、第二天中国馆照常开馆，如警方找不到当事人要带走其他人做人质的话，由张明智、方扬春等3人去顶替。
当时维也纳的政治氛围对我不利。
在别有用心者的幕后操纵下，各种媒体借机连续几天恶毒攻击中国。
中国展团的安全受到威胁。
看到这种情况，奥地利共产党中央保卫部的同志们主动前来帮助，每天派人到展团所住旅馆陪住，以防不测。
12日上午，博览会总经理马立克（维也纳州议长）、奥地利内政部长和警察总监来到中国馆，向冀朝鼎表示遗憾并授予表彰中国馆的证书，以非正式方式为“打火机事件”画上句号。
轰动一时的“打火机事件”，从10日下午开始至12日上午10时结束，历时近48小时。
在这短短的两天中，大家目睹了冀朝鼎在突发事件面前沉着冷静、坚强有力，措施内外兼顾、细致周密，展现出他崇高的国际威望和丰富的外交经验。
正是由于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才迅速挫败了这一起反华阴谋，使参展工作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干练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在经济方面研究颇深，建树颇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涉足经济学的时间很早。
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被派到美国，在参加美共中国局工作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英文专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曾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英美经济学界深孚盛名，被西方学者当作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文献。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说：
“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所有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
”这本书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
这应当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是当今人们对此书已经很少提起了。
专家指出：
冀朝鼎先生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业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不是单纯的农业概念、经济史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概念将农业与政治连接起来了。
而这是冀朝鼎率先明确提出来的。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冀朝鼎奉命随军南下，以副军代表身份，在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任中行副总经理。
中国银行总行迁驻北京以后，他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随后又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管理局局长，“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接管团”团长，中国驻联合国社会与经济理事会首席代表。
1952年4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中国贸促会应运诞生，冀朝鼎担任秘书长，1955年晋升为副主席。
由于他筚路蓝缕，奋力开拓，艰难创业，贡献良多，因而被誉为“贸促元勋”。
在对外经济贸易法律建设方面，贸促会颇有建树，为世人所公认，这与冀朝鼎独具慧眼和大力开拓是分不开的。
1956年4月2日，根据政务院1954年会议决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式成立，冀朝鼎为首届仲裁委员会主席。
此后，我国涉外仲裁工作逐渐受到各方面重视。
继贸仲委之后，1958年1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冀朝鼎在会上作了《国务院关于在贸促会设立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全体通过了该决定，1959年1月22日贸促会海事仲裁委员会正式成立（1988年改为“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冀每次出国，尤其去欧洲，他都挤出时间去书店选购有用的经贸法律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国际经贸资料。
为在中国建立仲裁事业，贸促会广泛收集了各国仲裁制度及其法规文件，编译出版了《国际贸易仲裁参考资料》共7辑，约26万字。
翻译出版了《苏联对外贸易仲裁》一书，总共约50万字。
周恩来总理听说了此事，曾向贸促会索取，并表示嘉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杂志以前不定期出版，一共出了5期。
1958年起改由贸促会出版，冀朝鼎任编委会主任，从此面貌大为改观。
由过去的不定期，改为季刊，进而改为双月刊，由过去两种文本改为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
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印刷精良，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冀朝鼎认为，贸促会作为商会组织，出版中国惟一的外贸杂志是名正言顺，所以他积极争取编辑出版工作，并下大力气搞好。
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人背后发牢骚说“冀老爱多事”，而这恰恰反映他的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
冀朝鼎为开拓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是对英国“48家出口公司集团”（简称“48家集团”）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特别是从事工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各种商品设备。
但仇视中国新政权的西方国家却对中国实行“禁运”，恨不得把新中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冀朝鼎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渠道和场合，对英国经济界人士进行说服和解释，动员他们摆脱官方束缚，为了各方利益与中国开展贸易。
经济学界和工商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于1951年10月首先在哥本哈根聚会，做出共同努力，达成一种共识：
认为必须联合起来反对不必要的贸易管制，并寻找东西双方进行合作的途径。
这样促成了1952年4月3日至12日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来自49个国家的471名代表，进行了充分的接触、沟通和讨论。
在所有的接触中，英国小组和中国小组之间的讨论，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中国小组的成员，正是精通经济和国际事务的南汉宸、冀朝鼎、雷任民和石志昂4人。
他们在中国和西方重开贸易以及“48家集团”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3年6―7月，英国公司开始派遣一个非官方性质的先遣团对中国进行访问，并于7月6日签订中英贸易协议。
在此基础上，英国对华贸易逐渐发展形成了“48家集团”，成为“互利贸易”的先锋。
“48家集团”所产生的影响一直贯穿在整个50年代，英国对华贸易逐年都有明显增长。
1957年中期，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的这一惩罚性措施终于彻底垮台。
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量达到一个高峰。
70年代初，“48家集团”举行了2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并组团访问北京，英国政府改变态度公开给予支持。
到了80年代，“48家集团”历经了一系列调整，技术交流活动、交易展览会活动，在中英贸易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
“48家集团”对中英经济关系所做出的一项独特贡献――技术交流活动，不仅涉及80年代早期广泛的工业技术，而且为今后长远的技术交流活动铺平了道路。
“48家集团”把一些先进的公司联合起来，在中国建立了联络办事处，到90年代便成为“48家集团”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传统渠道，也推动吸纳了更多成员。
1991年1月1日新机构成立，正式名称为“中英贸易集团”，“48家集团”的合作精神得以继承延续下来。
2004年，“48家集团”成立50周年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饮水思源，在提及冀朝鼎对开拓国际贸易的贡献时，各方人士无不表现出缅怀和崇敬。
鞠躬尽瘁英名永垂
1963年8月8日上午，冀朝鼎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会议。
在这个会上，廖承志宣布：
为适应对外工作的需要，从即日起，贸促会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直接领导。
冀朝鼎回到办公室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传达，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在做准备工作时，冀突发脑溢血，神志不清，大家急忙送他到医院救治。
医生想尽办法，但他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1963年9月9日，冀朝鼎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亲人、同志和朋友，享年60岁。
在生命的最后3年中，冀朝鼎身体虚弱，从未好好休息治疗。
每次出国回来第二天就上班。
住在医院时，听到哪一位外国朋友来了，他都要起来会见。
会见外宾时他精神很好，谈笑风生，认真探讨工作。
客人哪里知道他是从病房中走出来的！
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他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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