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天问与《红楼梦》时代的天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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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天问与《红楼梦》时代的天对
第三讲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屈原的“天问”与《红楼梦》时代的“天对”
一
这一讲讲《红楼梦》。
我一直认为，中国美学的精华有一半在《红楼梦》里，还有一半在鲁迅的作品里。
因此，不论是讲美学还是讲中国美学，都不能不讲红楼梦。
具体来说，选择《红楼梦》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经与美学圣经。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美学之中，《红楼梦》最具代表性。
坦率说，在中国的文化的典籍中，你如果想学到一点儿有用的东西，很多东西你都可以不看，因为看了也没用，在中国，很多人都是无用之人，写的自然也是无用之书。
在我看来，要了解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是要看这么几本书。
第一本，《山海经》；第二本，《庄子》；第三本，《史记》；第四本，《三国演义》；第五本，《水浒》；第六本，《红楼梦》。
从价值评价的角度，这几本书本不都值得肯定，但是如果想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如果想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不说话的中国，有这几本书就基本可以了。
《山海经》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
中国人的性格在《山海经》里是最舒展自如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血性男儿应该说就是《山海经》里的
人物的现实版。
而后面的五本书，则把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自《山海经》开始的从失败到觉醒揭示得淋漓尽致。
《庄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遗传密码的所在。
它是中国文化颓败的起点，也蕴涵着中国文化颓败的全部秘密。
有人可能会说，《论语》也很重要啊，确实也很重要，不过儒家的东西从来就是被利用一下，没有认真地实行过，倒是《庄子》那一套才是最内在的，也是最中国的。
《史记》是中国人的人性挣扎过程的真实记录。
我经常说，只有春秋战国的中国才是青春版的中国，秦汉以后，中国则每况愈下，春秋战国时代的血性男儿，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人的人格的一步一步沦落，狼一样的中国人怎么样一点一点慢慢变成了狗，怎么又变成了丧家犬，最后亡国而且亡天下，在《史记》中实际已经昭然若揭。
《三国演义》是中国主流社会的真实写照，是当上了奴隶的国人的写照。
在主流社会里的中国人究竟卑鄙到什么地步，究竟是如何地唯“江山”、“社稷”、“功名”是图，究竟如何地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惜迫害他人，我们可以借助这本书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水浒》呢？
《水浒》是中国非主流社会的真实写照，是没有当上奴隶的国人的写照。
。
庄子不是说了嘛？
如果不能相濡以沫，那就干脆相忘于江湖。
《水浒》告诉我们的就是中国的非主流渠道里的“江湖”的心灵黑暗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是如何刀口添血，如何杀人放火，如何罪恶滔天的。
同时，是如何将“拳头大”的人奉为英雄的。
《水浒》是中国特有的“拳头文化”的写照。
最后一本书是《红楼梦》，它揭示了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彻底失败。
人与人之间的失爱，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失爱，这是一个延续了千年的公开
的秘密，但是我们只有在《红楼梦》里，才第一次大梦初醒。
所以，我才经常呼吁说，《红楼梦》写的是爱的寓言，而不是爱的故事。
其次，在六本书里，从价值评价的角度，唯一值得完全肯定的，就是《红楼梦》。
中华民族如果有文化圣经和美学圣经，我认为非《红楼梦》莫属。
二战的时候，西方有两个大作家在防空洞里躲飞机轰炸，没事可干，他们就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西方被炸平，那只要留下哪些东西就可以再造西方文化？
彻夜讨论的结果，是需要留下两个人的著作，一个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克尔凯郭尔。
那如果现在我要问大家，如果只允许保留一本书，而只要有这本书就有可能逻辑地再现全部的中国文化的精华。
这本书应该是哪一本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红楼梦》。
再换个角度，在南大，上过我的课的同
学都知道我经常提的那个“潘氏问题”：
假如你要到孤岛上去独自生活一年，只准你带一本书，那么，你会带一本什么书？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能衡量出我们自己的人生智慧与学术水平。
因为你肯定会带一本最经得起看的书，最耐读的书，而且能百读不厌的书，也就是最好的书，就好象你到孤岛上，我说允许你带一个人，你肯定不会带你最不喜欢的人，你肯定会带你最喜欢的人，最好是你的恋人，对吧？
所以我们经常说“物以类聚”，看看你跟谁打交道，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水平了。
我看看你挑了哪一本书带到孤岛上，其实我就可以看出你是什么学术水平。
那么，如果需要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选择一本，我们选择哪一本呢，如果我们真正对中国文化有认真的研究，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
《红楼梦》。
因此，英国人说：
“宁失印度，不失莎士比亚”。
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中国也宁失什么什么，但是绝对不能失去《红楼梦》。
我最近几年在全国的很多高校讲座，包括北大清华，常提的一句话就是：
读《红楼梦》，听《二泉映月》。
我个人认为，这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两个最好的东西。
选择《红楼梦》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它是中西交流的对话窗口与对话平台。
中国现在研究学术，大家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阶段，过去研究学术，只要研究儒释道就可以了，而现在我们要做学术研究，只研究儒释道就不能算是一个很成熟的学者，因为我们一定要在现代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去研究学术。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化或者研究西方文化，借助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我们会最省力气呢？
儒家的？
道家的？
还是别的什么平台？
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学
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判断。
西方的二十世纪的文化，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都有一个现象学的转向。
而西方的现象学哲学实际上跟中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接近的，那么，我们从中国文化的哪一个平台去理解西方文化最容易？
换一句话说，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西方文化的平台去理解中国最容易？
我觉得，现象学的哲学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简单的平台，而《红楼梦》是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最简单的平台。
其实，仔细看一看《红楼梦》，再看一看海德格尔的书，我们就可以找到里面的许多哲学上、文化上的对应关系。
如果大家对我比现在了解得稍微更多一点儿，就会知道，其实我过去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美学，我过去的想法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想借助于西方来了解中国，那我们最好的平台是现象学，如果我们想借助中国来了解西方，那我们最好的平台是庄子的哲学。
因为庄子的哲学和西方的现代哲学是最接近的。
尽管它们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毕竟在背道而驰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点。
通过这个交点我们毕竟可以更好的了解西方与中国。
但现在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借助中国来了解西方，其实《红楼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平台。
我觉得要把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清楚。
包括要把这个民族和西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最根本的差异看清楚，只有一本书能够做到，就是《红楼梦》。
我认为没有哪本书还可以取代它。
就是《庄子》也不行，在《庄子》身上只能看到一个民族的过去，但是看不到现在和未来。
我过去说过，学术研究就像长跑，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能够跟着第一名去跑，然后再去超过它，也就是，首先要“照着讲”，然后再“接着
讲”，最后如有可能的话，就“自己讲”。
既然如此，看看上个世纪大师们的学术选择，应该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仔细回顾一下，不难发现，王国维、鲁迅、张爱玲等大师的成功无一例外地都与《红楼梦》有关。
而且，他们的一生也其实都是在接着《红楼梦》讲，在我看来，这是他们之所以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
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里，最值得去看的书和学术水平最高的书，就是《红楼梦》。
谁能把《红楼梦》弄懂，谁就完成了必要的学术准备；谁能够讲清楚连《红楼梦》都讲不清楚的问题，谁肯定就是后《红楼梦》时代的大师。
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师这么样死死地盯住《红楼梦》不放呢？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红楼梦》不但是文化圣经，而且是对话窗口啊。
因此才会成为他们的最好的精神伴侣。
大家知道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我觉得这个校训是很深刻的。
它道出了学习之所以成功的最为内在的奥秘。
一个人的学习，实际就是要学会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
“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
就是你在一百斤上再加一斤，这很容易，但是你如果在一千斤上再加一两呢？
就很难了。
但是学术研究的成功却就在于你能够加上这一两。
我们经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其实，师傅的责任就是帮助你找到学术发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而学生的使命则是去为它加上可贵的一两。
显然，王国维、鲁迅、张爱玲等大师的成功首先就在于成功地找到了学术发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那么，这学术发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
“一千斤”在何处呢？
正在《红楼梦》之中。
因此，他们才不约而同地与《红楼梦》为友。
例如王国维，他二十八岁发表的第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就是《〈红楼梦〉评论》，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基础。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在十六岁以前，他还没看过什么中国的文史哲书籍，因为他在全力准备科举考试。
他看见《史记》、《后汉书》之类书籍，都是从十六岁开始的，我们就会想到，从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他沉浸其中而且真正有所收获的，就是《红楼梦》，是《红楼梦》改变了他的一生。
而他之所以用这么短的时间就登上了一流大师的学术平台，也正是借助于《红楼梦》的推动。
《红楼梦》的伟大发现——“彻头彻尾的悲剧”，使得他进而首次诠释了悲剧的境界，意识到了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的美学真谛。
“蛇蝎之人”与盲目的命运颓然退场，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出现的由所有人来共同承担罪责的“悲剧中之悲剧”。
这些看法就是在今天也仍旧光芒四射。
而《〈红楼梦〉评论》为什么百年后还是经典？
就是因为它是在作为学术发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的《红楼梦》的基础上加上的“一两”啊。
王国维的成功，我们后面还要介绍，在这里，我先不说王国维，而举一个与王国维有关的例子，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的成功也跟《红楼梦》也有关，而其中的契机，就是王国维。
对此，我们看看他的《柳如是别传》，就足够了。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后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但是，
让人不解的是，陈寅恪没有穷尽心力去再为秦皇汉武们立传，也没有穷尽心力去再为李白杜甫们立传，而是穷尽心力去为一个妓女立传。
这实在让后学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只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就会逐渐跟上陈老先生的思路。
其实，在陈寅恪也有一个学术思想的重要转换，开始，对自己的使命他也没想清楚，但是王国维的投昆明湖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
陈寅恪知道，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可以和贾宝玉的悬崖撒手等量齐观，所勾勒的正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轨迹，而他的使命就是去呵护中国文化那真正的一线血脉。
为此，他才为柳如是这个中国的最弱最弱的女子立传。
其实他想做的无非是：
完成曹雪芹“为闺阁昭传”的《红楼梦》的现实版。
曹雪芹写的是艺术里的金陵十二钗，而他则“接着讲”，写生活中的美丽女性。
在他看来，柳如是就是林黛玉。
而他觉得中国文化的真正的希望不在帝王将相，不在才子佳人，不在李白杜甫，也不在苏轼辛弃疾，而在柳如是的身上。
这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发现。
这种对于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人物谱系的根本颠覆，无疑也是得益于《红楼梦》。
鲁迅作为曹雪芹之后最伟大的大师，也是受益于《红楼梦》。
所以他才深刻意识到：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1]而鲁迅的成功，则正在于能够接着《红楼梦》所开始的全新的“思想和写法”“讲”。
我们在鲁迅作品中看到的“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2]，而又能够超越善恶、因果，以“通常之人情”写出最沉痛的悲剧，正是我们在中国文学中所罕见的和在《红楼梦》所常见的。
所谓“自审”与“审判”的同时以及写出“灵魂的深”，
也是从《红楼梦》“接着讲”的必然结果。
要知道，鲁迅正是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它与晚清谴责小说的根本不同，所谓后者“‘嘻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
”[3]“共同忏悔之心”，这正是鲁迅从《红楼梦》中学到的美学真谛。
更不要说，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只有一部小说被专列一章考察，就是《红楼梦》。
至于《红楼梦》的“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
[4]《红楼梦》的“呢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亦。
”[5]《红楼梦》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6]，更可以在鲁迅的美学思想中找到一脉相传的内在脉络。
显然，正是“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的这一切，构成了鲁迅“之所以不可及也”的一切。
而且，到了鲁迅（前面还有王国维、后面还有张爱玲、沈从文、海子，等等），我们必须要说，正是对于《红楼梦》的深刻理解与继承，才使得从《红楼梦》开始的美学思想成长、成熟成为一种极为可贵的美学传统，尽管这一美学传统百年来始终没有为国人所关注，但是，它却无疑是新百年、新千年美学的生长点与地平线。
至于张爱玲，她与《红楼梦》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
这个上帝派她来就是让她写作的“不世出”的才女，自称一生与《红楼梦》结缘，十四岁就写过《摩登红楼梦》，平生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坐上时光机器跑进曹雪芹的时代去抢救出百回本的《红楼梦》。
而如果说她的一生以1963年为界的话，那么我们甚至要说，张爱玲是把她的前半生交给了小说，把她的后半生交给了《红楼梦》。
确实，没有《红楼梦》就
没有张爱玲，是《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爱玲自己也曾穷尽十余年之力，完成一部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专著。
她曾经说：
“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
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
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
[7]而“中国文学里”的这一“大的悲哀”，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处处可见，“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是还是教会中学女学生的17岁的张爱玲的名言，“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我们在她的作品里看到悲剧意蕴，而且，借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来说，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没有一个人不在“爱的凌迟”的巨痛中挣扎，没有一个人在命运面前不是“闯了祸的小孩”，没有一个人不在无缘无故的痛苦中被推搡着茫然不知所措地前行。
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在这悲哀中又如同《红楼梦》一样浸透着谦逊、慈悲、爱意与怜悯。
在这方面，胡兰成堪称她的知音，他说：
“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又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着那受委屈的。
饶恕，是因为恐怖，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
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
”[8]他还说：
“她于是非极分明，但根底还是无差别的善意。
”[9]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正是
《红楼梦》所开始的全新的“思想和写法”，而张爱玲则正是《红楼梦》的不二传人。
二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经与美学圣经，也是中西交流的对话窗口与对话平台。
那么，它的贡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还用我前面的说法，“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红楼梦》在中国美学的“千斤”之上所加的“一两”是什么呢？
在第二讲《失爱者的哭泣》中，我已经讲了《红楼梦》之前的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的时代和中国文学的时代可以分成前《红楼梦》的时代、《红楼梦》的时代以及后《红楼梦》的时代。
而在前《红楼梦》的时代，中国的美学无疑有着自己的辉煌，但是却又有着致命的缺憾，这就是信仰的维度、爱的维度的匮乏。
简单地说，就是失爱！
因此，中国美学也始终期待着加上一个新的因素。
或者说，它始终期待着自己能进入一个新的生长点，这就是对于爱的呼唤。
那么，是谁把这个“一两”给加了上去呢？
曹雪芹。
《红楼梦》出现以后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为中国的千古第一？
就是因为它给中国美学加上了这个东西。
看看《红楼梦》，我们会发现，在《红楼梦》的开篇，曹雪芹就开始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他的这一重大发现了。
例如那个女娲补天的故事。
借助这个故事，曹雪芹一开始就重新追溯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从《山海经》开始而后来被拦腰截断了的历史，一个是从《诗经》开始到四大奇书的历史。
从《诗经》到四大奇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有缘有故”的“失爱”的美学史，而“无缘无故”的“爱”的美学史从哪儿开始呢？
《山海经》，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海经》里，都是一些为人生的困惑，为生命的有限而和天地自然去进行不懈的抗争的人。
你找不到具体的生存理由，比如说精卫填海，他有什么具体的缘和故呢？
没有。
就是因为生命被无端地消灭了，而这种无端地消灭，激发起来的是人之为人的更加猛烈、更加强烈的反抗。
可惜的是，这个传统后来被拦腰截断了。
令人欣喜的是，曹雪芹跨越千年，再次与之对接和对话。
我们看到，他故意地从“大荒”、
“无稽”的世界开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他是回到了二十四史之前的文明史，回到了“无缘无故”的文明史。
然后他给自己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给我一次再造中华民族的文明的机会，我要为这个文明加上什么？
”曹雪芹的回答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圣贤都不一样。
他说；我要为它加上“情”。
这就是曹雪芹的过人之处。
换一个作家，他肯定会想，那我就接着《诗经》讲吧，可曹雪芹他接的是《山海经》。
《山海经》以后所有的历史他都不接，他就直接接《山海经》。
而且，他要为中华民族“补情”。
《红楼梦》里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说的是女娲补天，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石头天都没有补好。
可是偏偏有一块石头却谁都不肯用，被“弃在此山青梗峰下”[10]。
必须强调，其实这块石头上赫然刻着一个无形的大字，那就是“情”。
曹雪芹说，那三万六千五百块块石头，实际都是废品。
都是没有用的石头，只有这块石头，才最有用。
这意味着：
儒释道的努力，李白杜甫的努力，苏轼辛弃疾的努力，加上所有帝王将相的努力，就相当于那三万六千五百块石头的努力，一年365天，365的百倍，就是三万六千五百，这代表了花费的时间之长，起码是从《诗经》开始到四大奇书吧，但是这一切都很不够，因为真正应该去做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做。
这个事情是从曹雪芹开始的。
他说，我们要为中国文化加上“情”，要为无情之天“补情”，并且，用“情性”来重新设定人性（脂砚斋说：
《红楼梦》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11]）。
其实，这意味着曹雪芹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人与灵魂的维度层面的匮乏。
因为要涉及人与灵魂的维度就必然涉及一个问题，
就是情。
所以，《红楼梦》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词就叫：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他要追问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历史再一次回到源头，那么，谁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动力，谁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要素？
在中国文化里，我们什么问题都问了，就是这个问题没有问。
曹雪芹第一次问了这个问题，结果，他就把中国美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我在第二讲中讲的儒家的“德性”、道家的“天性”、禅宗的“佛性”之后，曹雪芹找到了新的本体存在的根据:
情性。
因此，我才经常说：
《红楼梦》不是爱情故事，而是爱的寓言！
作为爱的寓言，《红楼梦》的发现可以用鲁迅先生概括来说明：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12]而具体来说，则用两个最简单的概括来说明。
第一个，从使人不成其为人到使人成其为人，第二个，从使美不成其为美，到使美成其为美。
首先，我们来看从使人不成其为人到使人成其为人。
在第二讲《失爱者的哭泣》中我已经讲过，中国美学的第一个缺憾，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而《红楼梦》却开始了使人成其为人的努力。
也因此，《红楼梦》开始从情出发，重新评价过去了的中华文明史，而且重新展望未来。
这应该说是曹雪芹最重要的贡献。
对于曹雪芹的这一点贡献，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红楼梦》从“情性”这样一个新的人性根据出发，颠覆了全部历史。
暴力、道德的历史，第一次被情性的历史所取代。
那么，暴力、道德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
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是中国
的二十四史。
也就是我们用所谓“汗青”所写的历史，所谓“重于泰山”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背后，是两个评价标准：
或者是谁的拳头大，或者是谁的道德高。
所以说它是道德和暴力的历史，其实，用我的话说，就是铁与火的历史，但是人类历史是不是就是铁与火的历史呢？
肯定不是。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血与泪的历史。
在铁与火的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是血与泪。
例如长城，秦始皇歌颂长城，就是从铁与火的角度出发的，因为正是长城使他能够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
但是孟姜女就不同了，她是从血与泪的角度评价长城的，这是一个非常纯正的情的态度。
而从情的角度来评价历史，她就不会看谁得到了政权，谁没得到政权，谁打下了江山，谁没打下江山，谁当了皇帝，谁没当上皇帝，她就永远不从这个尺度评价长城。
她从什么尺度评价呢？
呵护了人的尊严还是践踏了人的尊严！
而《红楼梦》第一次明确告诉我们的新的美学观，也正是这样的从血与泪的角度评价世界的美学观。
中国的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姓、二十四个家族的成功史，以及无数无数个家族的被屠杀史。
我们长期以来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只有从曹雪芹开始，他才让我们透过屠杀和被屠杀看到了血与泪，看到了真正的历史。
比如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经常讲色和空的对比，为什么要讲色和空的对比呢？
其实他讲的色和空就是我在第一讲《为爱作证——从信仰维度看美学的终极关怀》中讲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很多人他只从“统一还是分裂”、“吃得饱穿得暖”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落后，而曹雪芹说，更为重要的是要看这个社会是否有爱，是否呵护人的尊严，是否尊重
人权，是否平等自由。
所以，曹雪芹用“色”和“空”把这两者做了区别，他说，那个历朝历代的人重视的都是“色”：
物色、财色、气色、女色等等，但是很少有人注意色背后的“空”。
“空”是什么呢？
就是美学问题啊。
在《红楼梦》里宝玉看了两天《庄子》，然后写了两句感想：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黛玉说，写得不好。
黛玉说，什么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呢？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13]看起来他们是讨论读《庄子》、读禅宗的读书体会，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从什么眼光出发来看人类社会。
从什么眼光出发呢？
刚才我说了，那就是从《山海经》出发的的眼光。
那就叫“大荒无稽”，所谓“大荒山”，“无稽崖”。
也就是说，从“情”的眼光来看社会，从“空”的眼光来看社会，而不是从“色”的眼光看社会，不是从“成功”或者“失败”的眼光看社会。
这种“无立足境”的眼光，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眼光。
恰恰就是因为从这样的眼光出发，曹雪芹发现了我们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他从《红楼梦》一开始就带着我们讨论“何处是故乡”的问题，讨论了故乡问题以后，又来讨论世界、历史和人。
在这首诗里，曹雪芹把他的感想说得很明确。
他说，如果我们只是从铁与火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我们看到的就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14]回头想想，二十四史不都是在为那二十四个家族“作嫁衣裳”吗？
所以《红楼梦》的这种眼光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就是因为这种眼光的出现，我们才可以重新定义世界，重新定义历史，重
新定义人本身。
所以，《红楼梦》的情的觉醒，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人性的觉醒。
下面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一个是“还泪故事”。
“还泪故事”是写宝玉跟黛玉的故事。
从表面上看，讲的是一个神仙下凡的故事，黛玉在天上，是一棵草，宝玉天天去浇水灌溉她，黛玉非常感动，说将来我到了人间，一定要还他的人情。
所以到了人间，黛玉就用眼泪来回报宝玉。
看看《红楼梦》，我们会发现，林黛玉竟然是用眼泪来衡量她的生命质量的。
她的身体不好的时候，眼泪就少；她的生命快结束了，她也说：
奇怪，我的眼泪怎么没有了？
[15]这是什么意思呢？
显然，她是用爱来衡量她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啊。
有爱就有世界，没有爱就没有世界。
只有在以“情”（不是以知识、道德）来洗涤了灵魂的污垢之后，才有可能塑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灵魂——自由的灵魂。
所以“还泪故事”的秘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必须用爱的泪水来浸泡。
只有用爱的泪水来重新浸泡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作为一块顽石才能被磨洗为玉，否则，宝玉就是贾琏、就是薛蟠，顶多也就是个贾政，但绝不可能成为“宝玉”。
因为他没有经过爱的泪水的浸泡。
贾琏、贾政、薛蟠这三种人，都是传统文化所能够造就出来的，在没有爱的泪水的浸泡之下，我们可以造出的就是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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