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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史期末复习

名词及简答:

贾湖骨笛: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六代乐舞:

《云门》 《箫韶》 《咸池》 《大夏》 《大濩》 《大武》

 

大司乐:

周初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宫廷音乐机构。

它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音乐教育。

它的目的是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

除此之外的另外两个职能是严格的行政管理和音乐表演职能。

 

礼乐制度:

周初统治者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他们认为,“礼”可以分别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相互和敬,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维护贵族的等级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内部而有效地统治人民。

 

《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入乐诗歌总集。

后来《诗》被作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

 

“八音”:

八音是指我国周代按照制作材料的不同进行乐器分类的方法。

这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乐器分类法。

八音分别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十二律:

古乐的十二调。

古代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

 

郑卫之音:

春秋战国时期,在宫廷以及世俗音乐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新声”的音乐,即郑卫之音 或 郑声。

 是后来中国民间音乐的代称。

 

曾侯乙墓编钟:

曾侯乙墓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

 

乐府:

秦时 宫廷中的音乐机构。

汉武帝时,乐府音乐机构得到了扩大和进一步发展,遂有汉武帝立乐府之说。

 

文字谱:

是用文字记述古琴弹奏指发、弦序和音位的一种记谱法。

 

减字谱:

中国古琴常用的一种以记写指位与左右手演奏技法为特征的记谱法。

 

何承天新律:

在三分损益法基础上,对“律寸”数据作平均调整的一种律制。

 

相和歌:

汉代 民间谣曲。

相和歌最初只是民间的清唱,即所谓的“徒歌”,后来衍化成清唱加帮腔,称为“但歌”“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成熟乐歌形式。

 

相和大曲:

“相和歌在进一步发展中 逐渐与舞蹈 器乐表演相结合,形成了歌舞性的“相和大曲”

“相和大曲”的曲体结构:

艳曲趋

 

清商乐:

清商乐,亦名清商曲,隋唐时简称清乐。

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兴起并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一种音乐。

 

曲子:

城市的谣曲 出现:

隋 广泛流传于唐朝 特征:

先乐后词。

 

变文:

唐 五代 时期的一种说唱文学,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亦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

 

唐代音乐机构(大乐署、鼓吹署;教坊、梨园):

唐代的音乐机构,共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

前两个部门属政府的太常寺管辖,后两个部门隶属宫廷。

 

敦煌乐谱:

中国古代记谱法之一。

是一种四弦四相得琵琶指位谱,有20个谱字,表示琵琶的20个音位。

 

奚琴:

奚琴是朝鲜族人民喜欢使用的一处弓弦乐器,相传是中国宋代东北一带的奚部族创造的,故面得名。

 

轧筝:

是中国弓弦乐器的先驱筑的后代,属筑族乐器。

 

二十八调:

指唐代宫廷燕乐所用的宫调体系,又称“燕乐二十八调”、“俗乐二十八调”。

 

宋元明清时期的说唱艺术(诸宫调):

是用同属一种宫调的若干首曲子连成一个套数,又将不同宫调的套数嚯单曲连接起来,各宫调之间加有说白,用以说唱故事的大型说唱曲种。

 

宋代唱赚:

中国宋代民间流行的歌唱伎艺。

 

宋代词调:

词调,现在一般指文词和音调,或诗和词的格调。

 

元散曲:

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词。

元人称为“乐府”或“今乐府”。

 

《碣石调·幽兰》:

据传是梁代琴家丘明所传的一首古琴曲。

该曲短小精悍,曲调清丽委婉。

 

《离骚》: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姜夔及其《白石道人歌曲》:

南宋词人 音乐家。

所做《白石道人歌曲》六卷,是现存最早的南宋歌谱,卷中用旁谱形式记录其“自度曲”和旧曲十七首。

 

朱载堉:

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有“律圣”之称)、历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科学家。

 

论述

先秦时期儒家、墨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及音乐思想;《乐记》

唐代宫廷燕乐(多部伎(隋代七部伎、九部伎;唐代九部伎、十部伎);坐、立部伎)(唐代宫廷歌舞大曲)

隋唐时期的外来音乐(多部伎、坐立部伎、大曲、乐器、乐律学)

宋杂剧、元杂剧

南戏

明代四大声腔

昆曲的发展

京剧的诞生

 

 

 

 

    西周时期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教育机大司乐,其中教授贵族子弟以乐德、乐舞、乐语。

    唐代十多部伎名称:

龟兹伎、西凉伎、清商伎、高丽伎、安国伎、康国伎、疏勒伎、扶南伎、高昌伎、燕乐。

    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是中国至今所见最早的吹管乐器,其出土证实了中国音乐至少有9000年的可考历史。

    “八音”是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制作材料的不同为标准的乐器分类法,其八类为:

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唐代的艺术歌曲称为曲子,代表作品有《阳关三叠》。

    周代的“六代乐舞”是指《云门》、《咸池》、《韶》、《大夏》、《大濩》、《大武》。

 

 

 

教坊——唐代隶属宫廷管辖的音乐机构,专门培养宫廷燕乐人才,由皇帝委派专人管理,其乐工具有高水平的歌舞、器乐才能。

教坊的存在适应了唐代宫廷燕乐繁荣的需要。

 

变文——唐代说唱艺术形式,原本用于说唱佛教故事以宣传教义,后走向民间。

变文的音乐吸收了中国民间的曲调。

文字方面散文和韵文交替出现,散文部分是用来“说”的,韵文部分是用来“唱”的。

题材有宗教内容和世俗内容两种

 

姜夔——南宋时期艺术歌曲“词调”音乐的代表人物,号白石道人。

其《白石道人歌曲》是现存宋代词调歌曲最可靠的资料。

(收录祀神曲《越九歌》10首,律吕字谱记谱;琴歌《古怨》1首,减字谱记谱;词调歌曲17首,俗字谱记谱;《圣宋铙歌鼓吹曲》歌词14首。

)其中17首词调歌曲中有14首为自度曲,2首为古曲填词作品,1首为范成大曲填词作品。

其作品风格清雅,注重音律,内容以山水纪游和感慨咏物为主,也流露出淡淡的爱国情思,代表作品如《杏花天影》、《鬲溪梅令》。

 

    “曲子”——是唐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城市里流行起来的一种艺术化的歌曲形式。

其创作多为依曲填词,乐工把文人的诗作填入曲调演唱演奏。

词体结构多样,有七言、五言,也有长短句形式。

曲子音乐的来源,主要包括传统的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两个方面。

歌词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常选用当时优秀诗人的作品。

它适应了各阶层人士情感生活的需要,题材内容相当广泛。

代表作品为《阳关三叠》。

 

    大乐署——唐代政府管辖下的音乐机构,隶属于最高行政机构太常寺。

大乐署负责对宫廷艺人进行训练和考核,管理严格,乐工学习标准较高,通常每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考核,人数最多时达到一万余人,适应了唐代繁盛的宫廷音乐活动的需要。

 

    诸宫调——宋代说唱艺术形式,相传为北宋勾栏艺人孔三传所创。

诸宫调充分运用宫调变化的表现力,篇幅较长大。

它是一种有说有唱、说唱相间、以唱为主、体制宏大的体裁,每套曲牌使用一个宫调,不同的套曲所使用的宫调也各不相同。

主要伴奏乐器有鼓、笛、拍板。

其音乐汲取了唐宋大曲、曲子以及当时北方的民间俗乐。

它将我国说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代表作品有《西厢记诸宫调》、《刘智远诸宫调》等。

 

 

简述古琴记谱法的发展演变。

现存最早的古琴记谱法为文字谱,作品为《碣石调·幽兰》,为南朝梁代丘明传谱。

文字谱是用文字叙述的方式记述弹琴时左右手的指法及音位的记谱方式。

由于文字谱记谱方式较为繁琐,至唐代,琴家曹柔与赵耶利将其简化为减字谱。

减字谱将文字谱中所记述的指法和音位以汉字偏旁组合成指法谱,能够比较准确地记录音高和音色的变化,其出现有利于唐代之后一大批琴曲的整理和流传。

减字谱在节奏方面没有明确的标注,需要参照习惯性奏法来确定,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发挥琴人的创造性,与古琴多种流派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

 

简述音乐机构乐府的概况、职能及历史意义。

乐府为古代官方的音乐机构,原为秦代所设,西汉时期进行了扩建。

乐府的职能为适应宫廷音乐活动的需要,收集民间音乐并对其进行加工,创作歌词与曲调,改编、创作音乐作品,进行演唱演奏等。

乐府收集的民间音乐的范围涉及南北方及少数民族的音乐,其规模人数最多时曾达到千人之多。

乐府中的协律都尉李延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乐府的兴盛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公元前7年,汉哀帝裁撤乐府,乐府历史结束。

乐府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和加工有利于各族、各地音乐文化的交流和提高,也促成了乐府诗艺术体裁的形成。

乐府撤销后,其乐工流入民间,又对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简述《乐记》中的音乐思想。

《乐记》是先秦儒家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美学著作,关于其成书年代及作者争论较大,一般认为是汉儒将先秦儒家音乐思想编纂而成,原有23篇,现存11篇。

《乐记》的音乐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音乐的本质,主张音乐是表达感情的艺术: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2)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认为从音乐中可以感受到社会的祥和与动荡,即“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3)主张通过音乐的教化功能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使国家长治久安。

《乐记》的音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简述朱载堉的音乐贡献。

朱载堉(1536—1611),明代乐律学家、历算学家。

其著作《乐律全书》包括十五种著作,如《律学新说》、《乐学新说》、《律吕精义》、《律历融通》等,涉及天文、算学、律学、乐学、古乐舞等多方面内容。

朱载堉在《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中最早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他自己称之为“新法密率”,时间至迟为1581年。

他运用两次开平方、一次开立方的方法求得十三个数的等比数列,求得相邻两律间的长度比值,使得相邻律之间的频率比相均等,具有很高的精确度。

“新法密率”的出现解决了中国古代乐律学史上三分损益法“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朱载堉还提出了“异径管律”的理论,从吹管乐器的内径找到了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方法,即提出利用不同管径的差别来缩小空气柱与管长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律管上确保十二平均律运用的准确性。

 

    简述宋代词调音乐的发展。

隋唐时期的“曲子”发展到宋代称为词调。

词调是随着城市经济和市民音乐的发展在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歌曲形式。

词调音乐吸收了隋唐以来的民歌、曲子、大曲、法曲音乐的因素,成为宋代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音乐形式。

其曲调称为“曲子”,歌词被称为“曲子词”,简称“词”。

词调音乐的创作方式主要是依乐填词,也有少数自度曲(自创新曲)。

其体裁主要来源于唐大曲中的某一部分,分为令、慢、引、近。

“令”为短小流行的时令小曲。

“慢”为抒情、篇幅长大的体裁形式。

“引”为大曲中歌唱开始部分的段落。

“近”为大曲中“慢”之后的段落。

创作手法有减字(填词时少填几个字)、偷声(填词时多填几个字)、摊破(在原曲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乐句)、犯调(将若干词调的乐句组合起来组成新的词调)。

宋代词调的代表作品为南宋词人姜夔(号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的《白石道人歌曲》,收入其词调歌曲17首(自度曲14首,古曲填词2首,为范成大曲填词1首),以宋俗字谱记谱。

其中的《杏花天影》、《扬州慢》等为代表作品。

姜白石一生飘零,寄人篱下,其作品多带有感伤惆怅的色彩,在慨叹身世凋零的同时也流露出淡淡的爱国情思。

 

    简述元代散曲艺术。

散曲是元代在北方中原形成的一种艺术性较高的城市唱曲形式,取代了宋代词调的地位。

其音乐的来源有唐宋大曲、词调、北方民间歌曲和少数民族歌曲。

由于它产生、流行于北方中原,具有北方地域的风格特征,明代将其称之为北曲,风格粗犷刚健、节奏激越。

散曲音乐的曲牌和元杂剧的曲牌是互用的,演唱的艺术要求也是一致的,音乐上十分讲究宫调的情感色彩,在演唱上也有一定的艺术要求。

散曲的创作方式主要是依声填词。

句式较为自由,可以有多少不定的衬词。

一般是文人填词、乐工演唱演奏。

演唱的场所主要是歌楼酒肆,或贵族的私院。

伴奏乐器有琵琶、筝、箫、笛、板等。

散曲在体裁上分为小令、带过曲和套数。

小令为单个曲牌的形式。

带过曲是由两个或三个同宫调曲牌连接而成的体裁形式。

套数亦称套曲,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所组成的体裁形式,结构比较长大,内容上一般以叙述故事为主。

散曲的乐谱今天在《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尚留有一些,但在音乐上已经是经过昆曲改造后的风格。

 

 

    论述京剧的形成。

1790年,为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以“四大徽班”(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为代表的一些民间戏班进京献艺。

他们演唱的有昆曲、二黄、梆子等民间声腔。

四大徽班的演出受到了北京民众的普遍欢迎。

当时北京民间戏班云集,为各种声腔、剧种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徽班以诸腔并奏和剧目内容多样的优势,很快压倒了曾在北京盛极一时的秦腔。

一些秦腔演员迫于生计投入徽班,促成了徽、秦两腔的合流,这也是二黄与西皮在北京的第一次合流。

道光年间,余三胜等人入京,带来了西皮与二黄同台演出的“楚调”。

这是秦腔及其发展而成的西皮调在北京与二黄调的两次合流。

这时期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班主程长庚、和春班班主张二奎、春台班班主余三胜对当时民间各种声腔和地方戏进行了吸收改造,形成了皮黄戏中徽、京、汉三个流派,在促成皮黄戏向京剧过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道光年间,以西皮和二黄两腔为主的京剧已初步形成,并兼吸收了昆曲的曲牌和一些地方声腔。

在伴奏上形成了以京胡为主的伴奏乐队,并吸收了梆子戏的锣鼓音乐。

在语言方面,唱词和道白不追求辞藻典故,文字通俗易懂,易于被普通百姓接受。

在表演方面,既吸收了昆曲有规律、有层次的优美动作,又吸收了梆子戏的歌舞演技成分。

此外,京剧在角色行当、化妆、服装道具等方面也吸收了众戏之长,在剧目方面也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选择表现民主思想的历史题材,最终成为我国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剧种。

代表艺术家早期有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之后又有谭鑫培、汪桂芬等。

 

 

    请述评先秦时期重要学派及其代表思想家的音乐思想。

先秦时期代表性学派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道三家。

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充满变革的历史时期,思想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关于音乐的见解。

(1) 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具有多方面的音乐实践和较高的音乐修养。

孔子提倡音乐,视音乐为人的必备文化修养,并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主张通过音乐辅助建立一个具有正常等级秩序的社会。

孔子还提出了评价音乐作品的标准“尽善尽美”,即从内容(善)和形式(美)两方面来评价作品。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儒家的音乐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子提倡“王与民同乐”,体现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

他提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即肯定了音乐艺术对于人思想情感的影响。

荀子也充分肯定了音乐对人和社会的巨大作用,他的《乐论》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第一篇完整的音乐专论。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必须用音乐对人性加以引导和改造,由此他肯定音乐对人和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乐记》是汉代儒生集先秦儒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它肯定了音乐是情感表达的艺术,强调音乐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密切联系,认为音乐应起到辅助政治统治的作用。

儒家的音乐思想肯定音乐对于人情感的作用,是其积极的一面。

但过于将音乐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对音乐艺术的独立、自由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2)墨家的代表人物为墨子。

墨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因此他反对一切形式的享乐,音乐作为享乐的一部分也在他的反对之列。

就谴责贵族无节制地进行音乐享乐、体谅人民疾苦而言,墨子的音乐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此否定音乐艺术的发展,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排斥了人对于音乐的正当需要,造成了墨子音乐思想的局限性。

(3)道家的代表人物为老子和庄子。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音乐思想植根于其哲学主张。

老子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

老子主张“大音希声”,否定以快感为目的的感官音乐享乐,重视在精神领域里对于音乐意境的领悟。

庄子提倡“法天贵真”,崇尚自然和自由,他认为一切带有人为雕琢的音乐都是不好的,而应当追求超出感官刺激和功利目的的纯粹精神世界里的愉悦。

道家对于音乐审美中精神领域的体验以及对于艺术自由的崇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音乐艺术的独立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论述隋唐宫廷燕乐的发展。

隋唐宫廷燕乐是隋唐时期宫廷宴享娱乐活动中歌舞音乐的总称。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适应宫廷娱乐活动的需要,宫廷燕乐繁荣发展,并代表了隋唐时期音乐发展的最高成就。

其构成大致融汇了三方面的音乐渊源:

汉族传统音乐,沿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诸国音乐,汉族传统音乐与外族外域音乐相互吸收融合形成的新乐种(如西凉乐)。

隋唐燕乐的组织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地区来源为划分依据的组织形式(七部伎、九部伎、十部伎),二是演出形式为划分依据的组织形式(坐部伎、立部伎)。

隋代建国之初,隋文帝设立了七部伎:

国伎、清商伎、龟兹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文康伎。

隋炀帝时增设康国和疏勒二部,形成隋代的九部伎。

唐初废除文康伎、增设燕乐,形成唐代的九部伎。

至唐太宗时又增加了高昌一部,形成了唐代的十部伎:

燕乐、清商伎、西凉伎、高丽伎、高昌伎、龟兹伎、疏勒伎、康国伎、安国伎、扶南伎。

在多部伎的发展过程中,各族伎乐进一步融合。

因此多部伎之后,唐代宫廷燕乐又根据演出形式分为坐、立部伎。

坐部伎堂上坐奏,一般3—12人,乐舞以抒情、优雅见长,音乐细腻,注重技巧性。

立部伎堂下立奏,一般64—180人,乐舞以气势磅礴见长,场面宏伟,伴以擂鼓。

由多部伎向坐、立部伎的转变体现了唐代多民族音乐文化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坐、立部伎以歌功颂德的作品为主,也是其重要变化。

坐、立部伎在“安史之乱”之后逐渐衰落。

宫廷燕乐中的“大曲”,是融器乐、声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基本结构分为散序、中序、破,代表作品如《霓裳羽衣曲》。

 

2、论述杂剧在宋、元时期的发展及其音乐特点。

北宋时期,在繁荣的歌曲、说唱、歌舞、器乐等音乐艺术形式的营养下,戏曲艺术迅速成长起来。

宋、元杂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艺术体裁,跃居宋代各种音乐艺术形式之首。

至元代,中国戏曲艺术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一)宋杂剧

宋杂剧的结构包括艳段、正杂剧、散段。

艳段表演日常生活中大家熟悉的故事。

正杂剧表演情节比较复杂的故事。

散段亦称杂扮,是滑稽戏性质的段落。

虽然宋杂剧的文学底本没有保存下来,但从杂剧曲目上看,宋杂剧在音乐上选用了唐大曲、词调、诸宫调的因素。

(二)元杂剧

元杂剧在宋杂剧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且在戏剧文学和戏曲音乐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原因有二:

(1)社会环境:

由于元代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进仕机会而欲鸣心中不平。

在与普通百姓的广泛接触中,他们目睹了人民的生活苦痛,尝受到民族、阶级压迫的滋味。

他们将才智转向小说、杂剧等艺术形式,写下了大量历史题材和反应社会现实生活的杂剧作品,使元杂剧作品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现实性。

(2)艺术基础:

唐宋大曲、曲子、词调、说唱音乐(特别是诸宫调)、散曲、民歌、少数民族歌曲,以及宋杂剧的音乐等,均为元杂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元杂剧的艺术特色:

(1)结构——元杂剧的剧本多为一本四折,一折相当于一幕。

四折的结构,符合剧情发展的起、承、转、合的一般规律。

四折中间,有时可以加进一个楔子,起到提示、补充剧情的作用。

为适应复杂剧情的需要,其结构有时也不限于四折(如《赵氏孤儿》为五折,王实甫《西厢记》为二十折)。

(2)演出形式——包括曲、宾白、科。

“曲”是歌唱及器乐伴奏部分,元杂剧的演唱体制为一本戏的四个套曲由一人主唱,其他角色只用念白和动作进行表演。

“宾白”是语言部分,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

“科”为“科范”的简称,是杂剧中的动作表演,包括做功、舞蹈和武功等。

元杂剧的表演已形成了一定的表演程式,为后世唱功戏、做功戏和武打戏的专门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3)角色分工——按照性别、年龄、身份、职业、性格,可分为末(男主角)、旦(女主角)、净(品貌有特点的男性,如刚烈豪杰、滑稽人物)。

主要角色为正末和正旦,剧中歌唱的绝大部分由这两个角色担任。

(4)音乐特征——在宫调运用方面“一折一宫“,每一折戏唱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每套少则三、四支曲牌、多则二三十支,用同一宫调加以统一。

曲牌运用的手法包括一般的单曲连接、两曲循环相间、同曲牌变体连用、以一个固定曲牌穿插在一套曲牌之中、一套曲牌之中插入其他宫调的曲牌(又称“借宫”)等。

音乐演唱北方流行的曲牌即所谓“北曲”,七声音阶,旋律常用四度以上的跳进,节奏紧促,风格沉雄遒劲,伴奏乐器以鼓、笛、琵琶、板、锣为主。

(5)代表人物及作品

关汉卿:

《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

王实甫:

《西厢记》、《丽春堂》

郑光祖:

《倩女离魂》

白朴:

《墙头马上》、《梧桐雨》、《东墙记》

马致远:

《汉宫秋》、《青衫泪》

元代中期,杂剧又吸收了南方流行的南曲,形成“南北合套”的形式。

元杂剧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曲牌联套体的戏曲结构、严格的宫调运用、演唱技巧等方面对后世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被昆曲继承和改造后保留下来,其音乐在《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纳书楹曲谱》等曲谱集中有所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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