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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文字训诂学刘又辛
我和文字训诂学
作者：
刘又辛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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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更新时间：
2006-10-28
我原名刘锡铭，字又新，后改为又辛。
1913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县城南的一个村子里。
父亲旧制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高中。
在那个地区（现属聊城专区），那时算是最高学府了。
他终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抗战期间，曾把家中仅有的三间正房捐出创办了一所武训学校的分校。
他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人长大成材。
我的开蒙老师就是父亲。
父亲的知识面很宽，新学旧学都能教，又善于规划教学次序。
旧学中的四书五经，先教《孟子》、《论语》，再教《诗经》。
新学国语课中的“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一跳”那样浅陋可笑的课文，只是一读而过，但对于1920年才推广的注音符号，则让学生完全学会。
记得有一次上国语课，他用注音符号写出一篇文章，让学生“翻译”成汉字。
那正值县里一位督学先生来“查学”（检查教学），看了黑板上一大篇注音符号，竟然一个也不认得，下课后竟然悄悄地问父亲，你们这里还学英文吗？
一时传为笑柄——我想这种训练，也许是我一生终于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一点契机吧。
我是个愚笨的人，记性力差。
二弟比我小三岁，比我聪明得多，几百字的书，他读上一两遍就能成诵，我却要读十几遍才行。
父亲针对我这个缺点，要我养成苦读的习惯。
每天早上一醒，还没有起床，就在被窝里回答父亲的提问。
在走向学校和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父子三人，一问二答，一分钟也不放过。
平时无假日，只是过旧年时休息一天半。
这种训练对于我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知道勤能补拙的道理。
二是身体不好，自幼多病，但后来也因此而积累了一套却病健身的知识。
初中毕业后，本打算到济南去考师范学校的，因为父亲一人支持一个破败的八口之家，又要供给比我长三岁的叔父读书，实在不能再供我读高中了。
那时读师范，衣食住完全公费，自己只要筹点零用钱就行了。
却蒙一位同班好友盛情约我一同去北平读高中，学费由他负责，因此我便读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学，随后在193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那一年，胡适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中文系语言组的刘半农、白涤洲两位先生相继去世，便请罗常培先生来北大（那时他在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任教，随后任系主任。
在中文系任课的老师有胡适、沈兼士、唐兰、闻一多、魏建功、罗庸、郑奠、钱穆、顾随、何容、陈绵、马裕藻、余嘉锡诸先生。
初入学时，我暂定读中文系，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二年可以转入文学院的其他系。
一年级的课程，多数课是文学院各系的共同必修课，因此每周总要上两次一百多人的大课。
胡造的“中国文学概要”和“中国哲学史”，钱穆的“中国通史”都是大课。
专业课只有十几个人，同班同学只有十六个人，但是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课堂里常常坐满了人。
因为北大有个特殊的校风，不但外系的学生可以来旁听，校外的人也可以来。
经常来听罗先生讲课的，一位是外语系的教员袁家骅先生，一位是清华大学杨树达先生的研究生张清常。
还有一两个日本人。
罗先生对这些旁听生一视同仁，有的后来成为知名的语言学家。
在北大这三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最主要的是找到了理想的岗位，立志在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和探讨传统文化方面做出贡献。
这完全是受了几位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以及北大校风陶冶的结果。
胡适的两门课我都听过，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学贯中西，能够用中西对比的方法讲解中国文学和古代哲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
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在当时都是创新的工作。
他从五四运动的前线退出来，转向“整理国故”，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给我印象最深，他用欧洲语音学的方法讲述汉语音韵问题，许多传统小学家说不清楚的，一经分析，无不涣然冰释，令人顿悟。
一向被视为“绝学”的中国音韵学，竟然讲得那样生动，因而我也逐渐迷上了这一门课。
我在二年级时，还做了两篇分析临清音系的小论文，在《读书周刊》（北大文学院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
罗先生对我后来决定研究语言学，对于我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不动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沈兼士先生的文字画理论和“右文说”等训诂学理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理论，魏建功先生在《古音研究》（讲授“中国音韵学”时的讲义）一书中提出的上古汉语中的音韵、训诂问题，都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当时分五段开设的中国文学史，我只听过罗庸先生讲的两段，都极精彩。
顾随先生讲宋词，不但妙趣横生，而且加上手势表情，颇能引人入胜。
陈绵先生的“话剧实习”课，除讲课外，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干吗剧团”，这点知识在抗战初期一度派上了用场，我做过一个抗战剧团的团长兼导演。
闻一多先生讲的《诗经》、《楚辞》两门课都听过。
那是闻先生第一次讲这类课，搜罗资料丰富而较少发挥。
后来我到西南联大复学，又重听闻先生讲《诗经》，因为他考察过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歌舞和民俗，用以同《诗经》中的诗篇对照，于是把这项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他把《诗经》讲活了。
这是后话。
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不但引发了我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还使我学会了做学问的某些方法。
钱先生自学成才，三十多岁当小学教员时立志做学问，他说，一部《史记》读过十几遍，每读一次都从这部书中解答一个大问题，中国古史中的许多大问题都是这样得到解答的。
有一次他说，从立志治学，十多年来只有三天没有看书，一直没有间断。
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北大还有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当时学生人数不多，读线装书的人更少，每可以占用一张能坐十几人的大书桌，一次可以借阅几十部书，不用任何手绪；下班时可以把书籍连同自己的笔记、卡片留在原处，不会有人移动。
管理员的的水平也高，你只要告诉他书名，几分钟就把书送来；而且有时会主动告诉你，这书还有另外几种版本，如果需要，马上取来。
当时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好，记得我在二年级时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王若盛的小论文，魏建功先生看了立即给我写信，说北大图书馆的石刻拓片中有王若盛的墓碑资料。
这件事也可说明北大学风的一个侧面。
但是我的治学梦被芦沟桥的炮声打断了。
1937年7月7日我在北大东斋听到西南方向的炮声。
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也被迫休学，在家乡曾参加了一段抗战活动。
先是悲观失望，认为生为亡国奴，不如死为自由鬼。
后来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树敌过多，中国民心振奋，逐渐得到了日本必败的想法，而且听说北大已经迁到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学，于是决心到昆明复学，重温治学的旧梦。
1943年从山东到云南，逃出沦陷区，到了西安，随后又得到朋友资助路费，第二年方到昆明。
接着是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后，剩下一个师范学院，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由三校负责配备各系教师，算是三校在昆明的分校。
罗庸先生担任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我被分配担任大一国文、国语语法和音韵学三门课程，经常在中文系主编的语文副刊上写论文，后来又由傅懋勉先生带头组织，创办了《云南论坛》杂志，由罗庸、钱穆、方国渝、董庶、傅懋勉和我任编辑。
就这样，我重新开始了治学的道路。
解放后因探望罗庸先生的病来重庆，以后竟留在这里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大）任中文系教授，直至于今。
我同当时许多人一样，怀着一种民族新生的兴奋感参加工作。
我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讲授现代汉语。
但在昆明的几年兴趣已倾向于文字训诂的钻研，因此这两方面都要兼顾。
1955年我参加了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会议。
1956年参加了高教部召集的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研讨会，由黎锦熙先生任组长，陆宗达、肖璋、张志公、刘世儒诸先生都在小组中，主要讨论语法体系问题，后来几经修订成为中学汉语语法的暂行体系。
1955我还带去了《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的初稿，丁声树、魏建功两位先生看过后加以肯定，后来交给周定一先生（比我晚一年的北大同学，当时任《中国语文》主编），1957年发表。
这是我关于文字发展史的第一篇有影响的论文。
我当时还是四川省推广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
在那几年，我忘寝废食的工作、备课、写讲义、研究汉字史、写文章，简直不知疲劳。
但是，到了1959年，在那次“扩大化”的反右运动中，竟被“扩大”成右派，被无中生有罗织了八大罪状，于是我被陷入绝境。
1962年重新任教，奉命改教三个班的习作课，还担任一个进修班的“毛主席论文研究”和“鲁迅杂文研究”课。
我已洞悉这是个陷阱，在那个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时代，要在这类敏感的课程中找出口实，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带着枷锁的跳舞中，我仍然认真研究，写出了《现代汉语论文语言的发展》一文的初稿，完成了一本关于习作的讲义。
随后是“文革”，我理所当然地又一次被迫离开讲台和研究。
这十年我只得重新钻研中医，在批斗喘息之余竟做起了业余医生，至今我还保留着几十本尚待整理的医案。
1976年我开始进入《汉语大字典》的编写筹备工作，后来成为编委，有幸重新回到文字训估的旧业中来。
因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思考过多年，重理旧业并不困难。
为了编好这部大字典，我写了有关整理异体字、处理同源字、处理假借字等问题的七八篇论文，还给参加大字典工作的青年同志写了一本讲稿。
1982年我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到1987年奉命退休培养了四届共九名汉语史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都能坚守教学和科研岗位，没有一个人“下海”，有几位已经颇有成就。
1985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武汉举办第三期音韵学研究班，1987年在西南师大举办第四次研究班（改名为古汉语研究班），共召收全国讲师以上的学员近一百多人。
我按照严学窘学长的“将令”，讲授训诂学。
研究班的学员，有好多位成为各地高校古汉语一类课程的主要教师，有的在出版社成为这一领域的骨干。
1985年我把几十年来有关文字训诂的论文选出三十篇，编成《文字训诂论集》一书交给中华出局出版。
这几年我先后写出《通假概说》、《训诂学新论》两部书，交巴蜀书社于1988年、1989年出版。
退休后，我给自己拟了一个规划：
一是要写出“汉字发展史”，这是我思考钻研了大半生的一个课题。
二是同我的学生合写一部汉语史。
这两部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部书。
前者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由我和方有国合作，已经完成，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后一规划，已经着手撰写的，有我和张博合著的《汉语词族谱》，已有十几个词族脱稿。
方有国、冯英合写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写出了几十篇论文。
“词汇史”要等一等，将来由张博完成。
还应该有一部文学语言史，我自己估计已很难完成。
我的忘年好友段启明教授和夫人毛秀月，一位是红学专家，一位担任语言学概论课多年，他们二位愿从事这项研究，希望能够实现。
另外，还打算写一部关于《论语》的书，姑且定名为《论语选注》吧，因为近七八年来不断给研究生讲“古代文献导读”课，《论语》一书讲了好多次，每次都有训诂上的新发现，近年来孔子也得到“平反”昭雪，如何吸取孔子及其他古人的思想精华，古为今用，用以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不容推御的责任。
因而在我的能动笔的时候，把这部书写出来。
因为我懂点中医，也懂得一点中国的养生之道，很多朋友希望我写个小册子供大家参改。
这个建议我也乐于接受，不过得往后拖一拖。
以上是我一生的大致情况。
现在谈谈我在文字训诂学方面有哪些“创新”的地方。
孔子提出来“温故而知新”这个命题。
一切学术都是人类知识的积累，都是“故”，“故”就是前人已经发明发现了的知识，当今及以后的人要在“温故”的基础上创新，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这就叫“知新”。
这样，这门学科才会发展。
反之，学术就停滞，僵化。
但是，“新”要有个标准，不是有异于前人论说的说法都是新。
“新”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前人没有发现，你发现了它，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了这个发现，这才叫知新。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在几十年研究中的一些“新”说，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还不敢说，这里暂且列举出来，希望对这类课题有兴趣的朋友加以检验。
第一，关于假借字的问题。
假借字是汉字六书中的一类，自从许慎加以解说以后，历代小学家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清代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认为假借字不是造字法，是“用字法”；于是又产生了引申假借、借形、借义、通假等说法。
近代学者又有人认为古人用假借字为写别字，又有人还分假借和通假为两类不同的字。
对于这些议论，我探索思考了多年，后来写在《论假借》一文（载《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又拙著《文字训诂论集》页36—61），后来又写成《通假概说》一书（巴蜀出社1988年出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
一、假借字利用表形字当作记音符号用以记录与之同音的词，是人类文字发展的一个飞跃。
一切古文字，如埃及圣书字，苏美乐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金文，都有大批假借字，甚至是这些文字体系中的主要因素。
这是文字从表形向表音发展的标志。
二、许慎给假借字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事”八个字，说得极是。
法国学者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对埃及圣书字解读成功，他们把假借字叫做“画谜”（rebus），布龙菲乐德的《语言论》才有了较切实的阐述。
三、许慎的解说也有缺点，他误把“令”、“长”两字当作假代字，又把真正的假借字“来”、“西”等字解为会意字。
只讲字本义，不讲假借义。
四、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认为“假借”和“转注”是用字法，把假借排除在造字法之外，这同汉字体系的构成和汉字的演变都不相合。
五、上古汉字中假借字所占比例最高，假借字是表音文字初级阶段的标志，因而我把秦以前的文字定为表音文字阶段，在世界文字体系中，属于初级表音文字阶段。
我认为，经过这番探索，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如假借和引申、假借和通假、形借和义借、用字和造字等，都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关于汉字发展三阶段的说法。
关于汉字发展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答的大问题。
汉字有没有古今的不同？
传统的说法，认为古今字体的变化，从大篆、小篆变为隶书、楷书，这就是古今汉字的差异，并据以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
国外的文字学家对古今汉字视为一物，避而不谈汉字的发展，这无论从文字史还是训诂学的角度看都是说不通的。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首先提出了古今字的概念，他明确指出，所谓古今字的不同，不是指篆隶楷这类字体的不同，而是用字的不同，可惜他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
沈兼士先生提出，在“六书”以前，有一个“文字画”阶段，他是第一个用比较文字学方法试图构拟汉字发展阶段的学者，但是他仍然没有跳出“六书”的圈子，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
唐兰先生提出他的“三书说”，用以代替“六书”旧说，但是他的“三书”中把“假借”排除在外，又分“象形”和“象意”为两个阶段，都不符合汉字的实际。
我的三书说和汉字发展三阶段说，是在沈先生和唐先生两位老师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而形成的。
三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完全接受了沈先生的“文字画”说，不过改称为表形文字。
第二阶段为以假借字为主的阶段，同两位先生的构拟完全不同。
我读了欧洲学者关于比较文字学的论著，又注意到商周文字中大量应用假借字的情况，才决定把秦以前划为汉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以假借字为主的阶段。
以形声字为主的第三阶段，不会有多大争论，因为所有文字学家都注意到汉代以后形声字大量增加这个事实。
这个三阶段说是1957年正式提出来的，经过多年的反复检验，证明这个假说可以说明三四千年来汉字发展的历程，我在最近完稿即将出版的《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个历程。
在这个课题下，我还对汉字的性质，对汉字造字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看，人类制造文字符号的方法只有三种：
一是表形法，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二是表音法，包括假借及一切拼音文字、日本的片假名；三是兼表形音的形声法。
汉字兼有这三种造字法，而现代汉字则以形声字为主体。
要认识汉字的性质，也应以此为准。
以上两类问题，是文字学的问题，也是训诂学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二十年代开设的课程，有文字学音篇（相当于后来的音韵学）和文字学形义篇（包括文字学和训诂学）。
1934年开始才分开为音韵学、文字学、古文字学等。
沈兼士先生在北大只讲授文字学，在他担任教务长的辅仁大学又讲授训诂学。
从这些课程由合而分的经过，可以看出音韵、文字、训诂这三者的密切关系。
这几门学问都是由于汉字体系的特殊性造成的。
为什么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没有这类学科，只有从这方面加以比较才能解答。
研究这套学问的主要目的是读懂上古典籍，进而探讨中国传统化。
研究这套学问时，应以音韵学为手段，以文字学为依据，以明训诂为中心，这样才能真正解决训诂学中的许多难题。
第三、关于同源词研究。
关于汉语同源词
词族
字族
右文的研究，清代的程瑶田、王念孙、段玉裁、黄承吉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都从各个方面做过探讨，瑞典学者高本汉在《汉语词族》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汉语“词族”这个术语（书名为WordFamiliesofchinese，张世禄译为《汉语词类》）。
这部书利用清人关于上古音韵的研究成果，按照音韵的配合列成十个音表，然后把两千多个词（字）分别填入这十个表中。
后来他在《汉文典》一书中（GramataSerica,seriptandphoneticsinChineseandsinoJapanese）又加修订。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是在这个框架中写成的。
沈兼士先生总结了前人关于“右文”的研究和有关声训、声转、词根研究的经验教训，提出字族研究的方法，是在这一领域开拓的一条新路。
我的《“右文说”说》，《汉语词族研究的沿革方法和意义》，《释〓〓》等文都是沿着沈先生的思路继续前进写出来的。
关于“右文”，我从汉字发展历史的角度，解答了沈先生提出的几个疑难问题；关于“字族”，我拟定的撰写《汉语词族谱》的计划，同我的学生张博合作，已经写了十几个词族的“谱”，对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分别加以吸取和扬弃。
第四、关于异体字的研究。
我在任《汉语大字典》编委期间，对汉字中的异体字进行过研究，并且提出过在大字典中处理异体字的做法。
我的设想深得徐中舒先生（主编）和趟振铎、李格非两位任副主编的赞许，在编委会下成立了异体字组，由我担任组长，拟出第一批字书材料，翦贴了十几万张卡片。
下一步打算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补充，采用宋代《类篇》和《集韵》处理正字、异体字的方法编入大字典，以后再另编成一部《汉字异体字字典》。
可惜这个计划竟因故未得实现。
许多朋友都对此深表惋惜，只有我关于异体字研究的几篇论文和《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中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还可看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
我希望以后有人能继续这项研究，希望将来修订大字典的时候，能够把这项成果吸收进去。
以上四个方面的多数看法，都是在几位老师和前辈的研究基础上经过多年钻研取得的，这些看法是否算是创新，还需要有关专家加以检验。
现在谈谈我几十年来从事这类研究的几点体会。
第一、关于做人和做学问。
我自幼读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年长后亲身感受到国家贫弱受列强欺凌的痛苦，曾多方摸索过人生的道路，到上大学时，才决定走研究学问这一条路。
曾记得有两位先生都在那国家危急的关头在课堂上含泪讲过这样的话：
中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灭亡，中国也不会亡；我们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化传下去。
当时也认识到这些话的迂腐，但也的确打动了我的心。
我之所以决定钻研语言文字，其实就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的性格极不适宜于做政治活动。
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仁人。
“仁”字从人从二，是个会意字，表示一个人要关心别人。
《说文》中“仁”字的重文写做“〓”，从千从心，也是会意字，表示仁人的心中要想念着千千万万人。
这同欧洲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但同社会主义思想却有根本性的共同点。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思想，文字训诂、音韵这一套传统语言学是打开上古典籍的钥匙。
正是在这个信念下，我找到了自己做人，做学向的位子。
孔子曾自述他一生学习、研究的几个阶段：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又。
十五岁立志学习，这一句容易懂，不用多说。
“三十而立”这句话最不好懂，传统的说法，认为“立”是树立，树立了什么，则众说纷纭。
有的说，树立了几部经书；有的说，道德、事业方面的树立，但都不能自圆其说。
孔子三十岁时在立德、立言、立行等方面都还没有“立”起来。
据我看，这个“立”应读做“位”，位是位置、岗位。
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人，大多数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位子。
例如，大学毕业后，做干部？
做生意？
做教师？
做研究工作？
往往到三四十岁都还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位子，有些人早有了职业，但并不安心从事这种职业，甚至终生也找不到安心的位子。
反之，有的人职业岗位可以经常改变，但他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做出成绩，却已经找到了他的位子。
孔子的“三十而立”，正是说他三十岁找到了自己的位子，四十岁时坚守这个位子，一直不动摇（不惑）。
甚至到五十岁他的理想仍不能实行时，也不后悔（知天命）。
这不是我瞎说，因为春秋时期还没有这个“位”字，当时所有“位”字都写做“立”。
例如，某某王“即立”就是“即位”，书证多不胜举，《论语》中的“位”字都是汉代学者根据汉代通行的文字改写的。
这个“三十而立”的“立”没有改写，是因为这句话解为三十有所树立，字面上讲得通。
回想起来，我在三十年代已找到了自己做人做学问的位子，六十年来历经坎坷，始终没有放弃这个位子。
也有过两三次“做官”的机会，但都“未改初衷”，因为自知并无这方面的才能，只图一时“有所得”，失去一生应该做的工作，于心不安。
这也许是我终于能够写出七八本书，一百多篇论文的最大原因。
当然，如果不是十几年来的国运丕变，也许不会有什么东西留给来者。
另一方面，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点固执的意愿，也许早就告别了这个世界。
现在有些人对我不理解，已经八九十岁了，还辛辛苦苦的写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实，我在这里得到的快乐，决不是百万富翁以及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的人所能体会得到的。
我常有一种负疚感：
总感到自己的生活消费都来自人民，自己所学到的一点知识，都来自前人，现在有幸恭逢盛世，亲自看到国家的日益昌盛，只觉得自己做的事太少，实在有愧于我们可爱的国家和人民。
第二，谈谈“京派”与“海派”问题。
我在北大读书时，第一次听到学术界的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
京派、海派这两个词来自京剧。
当时北平的京剧和上海上演的京剧，在外行人看来并无不同，只是上海京剧多采用话剧舞台布景旧规，舞台上只是一面屏幕，桌椅在需要时搬出，用完即搬回，这样便更能突出演员的唱工和做工。
内行人则可以说出一大套道理指摘海派。
在学术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也有了京派与海派之分。
那时的上海，接受外来思想较快，思想比较活跃，学术的人，喜欢写大本大本的书。
这类著作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从宏观上对一门学科做出全面的勾画，有的也介绍了国外的新思想；缺点是作者往往并没有对那个课题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的论点，多无切实的证据。
因此这类著作显得内容贫乏，初看时令人眼花缭乱，看过后往往一无所得。
这就是当时所谓海派学者的大致情况。
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在上海居住的学者都属海派。
至于京派，好像是胡适倡导起来的。
胡适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退下来，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国故”上，那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叫做国学。
北大出版了《国学季刊》杂志。
北大文学院的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原来合称为国学门，沈兼士先生就担任过国学门的负责人。
胡适先生对如何整理古代典籍和研究国学，提出过许多设想，他自己也做过不少具体研究工作，他还多次称誉过好几位学者的著作。
这些都是“京派”学术作风、治学方法的说明，在这里不可能进行详尽的阐述。
据我的体会，当时京派的特点是重写论文。
你要研究某一部书或某一学科，先抓住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加以深入的探讨。
问题要小，但要“小题大做”。
比如，胡适研究《诗经》的语法，他做了一篇《诗经言字解》，把《诗经》中所有的“言”字都抄录下来，加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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