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活着》的生命意识及苦难主题重庆工商级吴百灵毕业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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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活着》的生命意识及苦难主题重庆工商级吴百灵毕业论文
论《活着》的生命意识及苦难主题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1级广告本科班姓名：
吴百灵
指导老师：
***
中文摘要：
《活着》写于一九九三年，作者余华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小说一出世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世界。
很多读者都被主人公福贵所经历的巨大苦难，和他对人生的极大温情所感动。
本文将从小说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苦难主题的演变两方面入手，探寻作者余华对人生苦难应变机制的思考及其对人生苦难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
《活着》生命意识苦难主题终极关怀
Abstract：
Thenovelwaswrittenin1993,itsauthorYuHuawasoneoftherepresentativeandwriterofpioneer'snovelintheeighties.Thepublicationofthenovelhasreceivedpeople'sextensiveconcern,evenhasgonetotheworldtoacertainextent.Theprotagonistgoodfortuneexpensiveenormoussufferinggonethrough,andhisgreattenderfeelinginlifemovedalotofreaders.Tworespectswillbesetaboutfromthedevelopmentoflifeconsciousnessandsufferingthemethatthenoveldemonstrateforthisarticle,combineauthorYuHuaofittolifesufferingexploration,emergencyofmechanism,tryontheory"live"totheultimatecareofthesufferinginlife".
Keyword:
LifeconsciousnessSufferingthemeUltimatecare
《活着》写于一九九三年，作者余华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小说一出世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世界。
很多读者都被主人公福贵所经历的巨大苦难，和他对人生的极大温情所感动。
这是余华“由初始的能指转向所指；有实验性转向日常性；由虚拟的艺术迷宫转向写实；由末日游戏转向末日拯救，生存境遇的关注、人性的考察、人的本质的追问、终极关怀……”⑴
转型后的一部长篇小说。
它被评为“一旦出世，便成为人类共有的经验。
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
”⑵法国的一家文学刊物评价说：
“余华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的求生欲望。
”很多学者对于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生存哲学等做过研究，多数聚焦在他对苦难的表现上，或者批判他为福贵找出的生存之道是“被动、粗糙而无奈的活着”、“无意识被动的忍受苦难”⑶，而没有全面地考察小说对作为普通农民的福贵身上所承袭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
因此，本文将从小说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苦难主题的演变两方面入手，探寻作者余华对人生苦难应变机制的思考及其对人生苦难的终极关怀。
一、《活着》的生命意识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是余华对小说《活着》最简单最贴切的诠释。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孤独老农民对自己大半生的追忆，时间历经大半个世纪：
从抗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到文革后的80年代，他在生活所给予的巨大苦难夹缝中顽强地生存。
随着老人不无悲凉与温情的追忆，我们也随着他再一次度过了他苦难而不乏幸福的一生：
年轻时的福贵是个出入于妓院与赌场之间的阔少，因为好赌被骗光了家产，气死当地主的爹，导致全家人被赶出祖宅。
幡然醒悟之后的福贵租了田地准备踏踏实实和家人过日子，却因为上街给母亲买药而被抓壮丁上战场，历经九死一生归来却发现母亲早已过世，女儿凤霞也因为高烧没钱治病而变成哑巴。
接下来更是一连串的灾难：
儿子有庆被医生抽血活活抽死，凤霞好不容易嫁了人，感受到幸福的滋味，却在生孩子时流血过多而死，随着妻子家珍因为悲伤过度也撒手而去，剩下福贵和偏头女婿二喜两个光棍带着外孙苦根艰难过活。
这还不够，二喜不久因公丧命，苦根后来也因总也吃不饱，在一次贪吃太多豆子而被撑死，最后福贵孑然一身，与一头垂死的老牛共度余生。
尽管故事中充满死亡，但是洋溢的却是一个中国农民朴素的生命意识。
《活着》的生命意识，首先体现在尊重自己的生命，进而尊重他人的生命。
福贵有很多理由去死：
家产被自己赌博输光，老父因此而气死，与自己共过富贵贫穷的妻子死了，身为白发人接连送走了自己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两代黑发人，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可以平静地向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福贵没有选择死，在他的心中，他的亲人没有死，他用他们的名字为他的同一头牛起了名字，他每天都在呼唤着他们，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可以说他们都还活着，活在他的记忆里。
在福贵身上，有这承袭于传统文化的最朴素的对生命的尊重。
不管境况多么惨，在他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轻生的概念。
唯一最接近的一次，“我想拿根裤带吊死算啦。
”但是“其实我不想死，只是想找个法子与自己赌气”⑷而已。
而福贵不只有着对自己、对亲人生命的珍惜，也对一切生命个体的死亡都抱有深切的惋惜与同情。
他和家珍对间接害死有庆的春生采取原谅，后来文革时更是百般劝慰：
“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
”⑸这可以说就是福贵坚持活着的原因。
我们不妨斗胆猜想一下，当他的最后一个亲人——苦根突然死去，而且是死于他自己的疏忽，他是怎样从这巨大的悲痛中挣脱出来，又能“唱酸曲讲荤故事”，平静地看待一切呢？
当生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他并没有想着要死，虽然此时的死亡对他来说是最好的解脱。
在最绝望最痛苦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想起了妻子家珍的临终嘱托：
“你还得好好活下去！
”，他一定默念着凤霞、有庆、二喜、苦根的名字，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短暂！
他们对生是多么留恋！
他们远远没有活够啊！
而我福贵能活这么久，是多么不容易！
我能寻死吗？
我不该糟蹋生命，这对我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奢侈和浪费的事啊！
活着，首先因为生命中必然还有牵挂，也必然还有责任在身。
纵是牵挂和责任消失了，我们也得为死去的活着，不论什么时候，生者好好地活着，都是死者最后的愿望与最大的安慰。
生命是人的载体，尊重生命，才谈得上人的一切情感和思想。
人类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和生命意识相关的感情，更是丰富，如同情、怜悯、感伤、畏惧等，都是对生命的珍惜、热爱，推而广之如善良等美德，也无不包含着生命意识的意味。
福贵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他的感情、他的喜、怒、哀、乐……都是真切实在的——家境败落时的失魂落魄：
“我重新站起来，像只瘟鸡似的走出了青楼，那时候天完全亮了，我就站在街上，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走到丈人米行那边……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城外。
”⑹从战场回到家人身边的喜悦：
“随便怎么说，我都回到家里了。
头天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我和家珍，还有两个孩子挤在一起，听着风吹动屋顶的茅草，看着外面亮晶晶的月光从门缝里钻进来，我心里又踏实又暖和，我一会儿就要去摸摸家珍，摸摸两个孩子，我一遍遍对自己说:
我回家了。
”⑺还有，有庆的死：
“那天晚上我抱着有庆往家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抱累了就把儿子放到背脊上，一放到背脊上心里就发慌，又把他重新抱到了前面，我不能不看着儿子。
……要埋有庆了，我又舍不得。
我坐在爹娘的坟前，把儿子抱着不肯松手，我让他的脸贴在我脖子上，有庆的脸像是冻坏了，冷冰冰地压在我脖子上。
夜里的风把头顶的树叶吹得哗啦哗啦响，有庆的身体也被露水打湿了。
我一遍遍想着他中午上学时跑去的情形，书包在他背后一甩一甩地。
”⑻在福贵悲伤却充满温情的叙述里，我们和他一起，重新经历了他的一生，一起感受他的欢笑、他的泪水、他的幸福与悲苦，也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与宽容。
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
”⑼
曾经有学者怀疑余华在《活着》中所宣扬的“为活着而活着”，用无限忍耐应付苦难的生存哲学，将福贵与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相比较，认为“这二者从人的存在质量上来说是有天壤之别的。
西西弗斯的存在是有意识的存在，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在痛苦面前一直没有失去自我”，而福贵却是“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并且指出，“《活着》到最后，福贵主动将那头老牛称为福贵，与自己同名，主动将自己的存在等同与动物的存在……这意味着一个人对自身的存在自觉的放弃”，“对于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他们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呢？
”⑽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小人物的的悲喜就是这样地被忽略掉。
谁说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意识，没有幸福和快乐可言？
福贵便是这众多小人物中的一员，在他的生命中，他的感情、他的幸福与苦痛都是那么明显，那么感人至深。
忽略福贵的生存意义，与存在价值，不就等于忽略了社会上大多数的存在么？
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人性新论）中，将人在“做任何事情时的理解和自我意识”以及由此所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各种人生意义”的总体，称为“人生境界”。
他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分为四等：
一个人“按照他的本能或社会习俗而生活”，“他们做各种事情，而对自己所做的事缺乏自觉、或并不真正意识到它的意义”，是处于“自然境界”的人；而“时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即使他将道德，也做一些于别人有益的事，但是“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境界”；还有的人“懂得世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他的人生境界便“可以称之为‘道德境界’”；此外还有一种人，“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一个人具有这样的意义，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意识到，这是为宇宙的好处。
他懂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地这样做。
”，这样的人“我称之为在精神上超越人间世的‘天地境界’。
”⑾稍加思考，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福贵与西西弗斯的人生境界的确不同，西西弗斯纵然是“在精神上超越人间世的‘天地境界’”的人，然而却不可以简单的将福贵在与他的对比中放到最低的“自然境界”中去。
他曾经是无所事事沉湎于嫖赌之中的浪荡子，这是他臣服于自身惰性与欲望的一面，脱不出“自然境界”；而从他对生命的尊敬与怜悯中，我们看到了“仁”，从他对春生的友谊中我们看到了“义”，他对父母的态度也经历了从“不肖”到“孝”……姑且不论他所承袭的这些朴素道德是否都合情合理，起码我们可以得出，福贵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无功利心的，也是有意识的，支配他所作所为，是他人性中朴素的对生命的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爱。
他是合乎“道德境界”的人。
而在叙述完老人动荡的一生后，文章借老人之口唱出“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句看似不经意的曲子，又借“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召唤黑夜的来临”⑿做结束，实际是在暗示生命在激荡过后终将归于平静，回归于自然。
此时的福贵在精神上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安然地等待着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尘归于尘，土归于土。
其次，是承认生命的脆弱，包括生命群体的脆弱和生命个体的脆弱与易逝。
福贵一生面临疾病、横祸、亲人的死亡，在苦难中艰难生存。
生命只有一次，在生命的历程中很容易受到伤害。
在《活着》中，生命群体的脆弱莫过于战场上的那一幕：
“隔上不多时间，就过来一长串担架，抬担架的都猫着腰，跑到我们近前找一块空地，喊一、二、三，喊到三时将担架一翻，倒垃圾似的将伤号扔到地上就不管了，伤号疼的嗷嗷乱叫，哭天喊地的叫声是一长串一长串响过来。
”“地上的伤号起先是一堆一堆，没多久就连成一片”。
⒀而个体生命的消逝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福贵的爹被气死；娘死的不瞑目；有庆被医生活活抽血抽干而死；凤霞难产而死；二喜在工地上被水泥板活活压成肉泥；苦根甚至因贪吃过多豆子而撑死……小说就是这样有条不紊波澜不惊地罗列出这一桩桩生命的悲剧，让人直面生之无常。
惟有承认、直面生命的脆弱，人们才能更好的珍惜生命，爱护生命。
再次，出自本能的对生命的敬畏对亲人的热爱，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对所有生命个体的热爱。
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就在于它是无私地繁殖后代（人类的父母之爱），代代相传，不求回报，不炫耀自己，没有丝毫功利之心。
这其中还包括怜悯之爱。
对弱小生灵的怜悯，在福贵买牛时达到极至：
“它趴在地上，歪着脑袋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看到这头老牛哭得那么伤心，心里怪难受的……，后来一想，干脆把它买下来。
”⒁
还有就是生活态度。
虽然人的死亡无可避免，而很多人又感慨“生之艰辛与苦恼”，那我们何苦白走这一遭呢？
的确是，但那不是生命的过错，正因为有“死的苦恼”，所以才要“乐于生”。
如果你感到生无可恋，“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珍惜人生，没有努力去争取享受人生的乐趣与幸福，“白白虚度此生”。
以好好的生来对待死，这就是《活着》要告诉我们的。
二、苦难——余华迷恋的主题
对于《活着》的主题，作者本人有过多次阐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活着”的看法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⒂苦难，是余华小说的一贯主题。
他在《致保罗先生》中写道，“我是1960年出生的，在四十五年的生命历程里，我经历了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我想在西方，一个人活到一百岁，都很难经历这样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可是在中国，我亲身经历了这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四十岁的人都会拥有类似百岁老人的记忆。
”⒃正是因为有这种百岁老人的心态，在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关于苦难题材的作品。
从早期的《现实一种》、《命中注定》、《一九八六年》等等对暴力、血腥的描述，到转型之作《在细雨中呼喊》对少年孤寂、愤怒的表达，再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人生的苦难从未稍离。
福贵的苦难和折磨来自死亡对生命的销蚀：
一生中遭遇七个亲人的死亡。
在这里，似乎有一位玩劣甚而残酷的命运之神，一次次给予福贵短暂的幸福后又出其不意将它砸碎，所用的方式便是死亡。
因此对福贵来说，生活的苦难与其说是面对死亡不如说是死别：
经历过破产、上过战场的福贵，对于“见不到家里人”的惧怕更甚于惧怕死亡。
死是一了百了，而面对亲人的一桩桩死亡，他只有无法挽回的锥心之痛。
“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
我看着那边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有庆、凤霞都死在那家医院里，没想到二喜到头来也死在了那里。
……去领二喜时，我一见那屋子，就摔在了地上。
我是和二喜一样被抬出那家医院的。
”⒄
小说的苦难色彩是如此浓重，但它的叙述充满着脉脉温情。
善良、高尚、温和、悲悯和宽容，成了小说的精神底色。
正如作家的阅读在经历了川端康成、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之后，回归到阅读鲁迅，他的写作也经历了前期形式上的抽象、冷酷和阴暗，在九十年代回归到接近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天悯人的温情叙述。
这样大的写作风格的转变，除了受作家的阅读经历影响之外，我想原因主要在于他自己内心对现实世界态度的变化。
余华是一个重视内心写作的作家，他曾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
”⒅对余华来说，他内心对人生苦难的关注是不曾变化的，那么，是什么让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随着作家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有了幸福家庭尤其是儿子出生后，一直存在的“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活着》出版的这年，余华的儿子出生了，“家里增加了一个人，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很小的脚丫和很小的手，我把他抱在怀里，长时间地看着他，然后告诉自己：
这是我的儿子，他的生命与我的生命紧密相连，他和我拥有同样的姓，他将叫我爸爸……”，做了爸爸的余华是慈爱的，“只要我睁开眼睛或者走近他，就会立刻体会到他，有时候会感到比体会自己更加真切。
”⒆所以，《活着》的叙述才变得那么平和，对幼年凤霞、有庆、苦根的描写也那么细致入微，真切生动。
尤其是那一段段童稚的话语，凤霞的：
“爹，一张桌子四个角，削掉一个还剩几个角？
”苦根的：
“爹，你爹来了”、“我不要你的命，我要麻雀”、“这是苦根割的，这是福贵割的”、“本来我还想吃糖，吃过了面条，我就不吃了”⒇……接近生活的语言，本是暖暖的让人感动，然而在小说特定的话语背景中出现，却只能使人发出辛酸的苦笑。
悲剧的力量在于将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越是美好，悲剧性就越是强烈。
其次，余华在《活着》的中文版前言中有过解释：
“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的儿子，幼时的余华见惯鲜血和死亡，少年时又亲眼目睹文革的血腥和暴力，所有这些在余华内心留下的伤痕，被外化到他前期的作品中，他的愤怒得到淋漓的发泄。
而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内心的愤怒逐渐平息，开始了他对于人生苦难和生存困境的的冷静思考。
这种思考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表现为在细雨之夜“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与“我”的“那么急切和害怕地期待着另一个声音的到来，一个出来回答女人的呼喊，能够平息她哭泣的声音。
可是没有出现。
”（21）细雨飘扬的夜晚女人绝望的喊叫，似乎承载了人类所有的苦难。
而呼喊的绝望，则是作家对于苦难生活的痛苦与迷茫，在这部小说里作家便借孙光平之口说出他的困惑：
“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去死的人，我是那样地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
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
”（22）到了《活着》，余华由一首美国民歌中的老黑奴形象得到灵感，开始写作一个老农民一生的故事，他要告诉人们，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
我不太赞成用“忍受”这个词来对待生活，我更喜欢用“享受”——享受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所幸到2002年《活着》的日文版自序中，作家说出：
“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
”这当然是从我自己主观角度出发的好恶，而我也认为要对付生活的苦难，最有效的就是更好地活：
好好享受幸福片段，好好地在与困境的搏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能从余华小说中体悟的东西。
三、回忆——消解苦难的良药
福贵的一生有痛苦，也有幸福；他不仅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痛苦，同样也享受着命运赐予的幸福。
这痛苦与幸福的分量，我们很难去衡量孰轻孰重。
因为这些在事过境迁被回忆时，都最终成为人物内心的体验，而内心却是无穷无尽、不可捉摸的。
在小说中，作家通过一个民间采风者对福贵人生回忆的倾听来展开故事，回忆的口吻和第一人称叙述所产生的温情气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苦难，突出了幸福。
回忆，成了消解苦难的良药。
回忆之所以动人，在于它“可以对过去的生活进行选择和组合，从而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经历一遍。
由于时间的久远，即便是苦难的生活，也会在记忆里开始泛起温馨的光芒。
深重的苦难因着回忆的有效缓解而敛去了暴力和耻辱的色彩，开始变得遥远，变得温和，变得与受难者血肉相连。
”（23）历尽沧桑的福贵，正是用回忆这种方式，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人生。
在不断的回忆中，锥心的苦痛慢慢冲淡，被时间蒙上灰黄的色彩，而幸福的片段却在脑海里日渐鲜明：
“家珍一回来，这个家就全了。
我干活时也有了个帮手。
我开始心疼自己的女人了，……家珍脱掉了旗袍，也和我一样穿上粗布衣服，她整天累得喘不过起来，还总是笑盈盈的。
”“我和家珍看来看去，两个人都笑了。
我们马上就会有外孙了。
那天四个人哭哭笑笑，一直到天黑，二喜和凤霞才回去……”“苦根是个好孩子，到他完全醒了，看我挑的担子太沉，老是停住歇一会，他就从两只箩筐里拿出两棵菜抱在胸前，走到我前面，还时时回过头来问我：
轻些了吗？
我心里高兴啊，就说：
轻多啦。
……”（24）在这里，贫穷、饥饿、劳累都已随岁月流逝而褪色，因为伴着有与亲人的回忆而变得幸福。
这就是凡俗者的幸福，“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给你做一双新鞋。
”只要一家人能天天在一起，这就是家珍所认定的幸福。
也许只有经历过分离之苦的人才真正懂得这种幸福。
福贵“是那种能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25），他这种“看”自己过去的方式，使回忆时的感情变得比较模糊，对待过去的欢乐、痛苦也变得比较淡然。
回归自然，这实际上是余华找寻到的解脱人生苦难的方法。
小说呈现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因而回归自然这种方法是为那些本身就接近自然状态的人们寻到的。
而关于整个人类生存困境与苦难的思考和探索，却是永无止境：
人生的苦难既然难免，而人又无法逃避生存，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苦难之中去宽容、坚韧地生存，并且获得心灵的幸福呢？
对生存苦难的思索本身就是对苦难的主动承受，其过程是痛苦的，然而许多有识之士情愿主动承受这痛苦。
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余华也是如此。
《活着》只是余华对人生苦难思考的一个阶段。
虽然小说主人公在历尽磨难后得以回归平静，但我相信，作家余华的探索却绝不会因此而归于平静。
通过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如果真能得到内心的平静，那么他就不该是个小说家，而应该是个哲学家。
参考文献
⑴:
节选自《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苏光文主编.西南师范出版社.1996年版。
⑵:
《余华精品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⑶:
《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决的问题》，谢有顺.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P169-176。
⑷⑸⑹⑺⑻：
《余华精品文集》之《活着》,北岳文艺出版社。
⑼：
《活着》韩文版（1997年）序。
⑽：
《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决的问题》，谢有顺.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P169-176。
⑾：
节选自《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赵复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插图珍藏版]。
⑿⒀⒁：
《余华精品文集》之《活着》,北岳文艺出版社。
⒂:
《活着》韩文版（1997年）序。
⒃:
余华随笔《致保罗先生》,见《作家杂志》2005年第1期。
⒄:
《余华精品文集》之《活着》,北岳文艺出版社。
⒅:
《活着》中文版（1993年）序。
⒆:
《儿子的影子》,选自余华杂文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⒇:
《余华精品文集》之《活着》,北岳文艺出版社。
（21）（22）:
《余华精品文集》之《在细雨中呼喊》，北岳文艺出版社。
（23）《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决的问题》，谢有顺.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P169-176。
（24）（25）《余华精品文集》之《活着》,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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