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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谋略的主要客观因素分析

影响谋略的主要客观因素分析

一、谋略与政治

(一)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孙子》开宗明义地把“道”列为准备和进行战争的第一件大事。

他的所谓“道”就是政治。

战争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

克劳塞维茨说过: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政治因素对制定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定会战计划,却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着战略方针。

例如美国的军事战略,服从于争霸世界的政治目的。

相反,我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是由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完整的政治目的决定的。

打击目标的选择,有时直接服从战争政治目的。

例如,抗美援朝后期,我军为达到停战谈判的目的,当英美不愿停战时,我们就以英美为打击日标,当英国及其它仆从国愿意停战谈判而美军不愿谈判时,我们就重点打美军;

后来,李承晚破坏谈判和协议,我们就重点打李伪军。

(二)国家政治状况谋略制胜,莫贵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说: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战国时期的兵家更明确地指出: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治强为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兵之胜败,本在于政”

等等,阐明了胜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治上的优劣。

《韩非子》认为,挫败敌人的进攻,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靠政治上的安定和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

它强调“安,则不可攻”,“治,则不可攻”。

这些说明,谋略家重视修明政治。

谋略家还应当根据国家政治状况选择适当的作战时机。

《吴子》曰: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

”说的就是当国内不团结、不和睦时,不宜出兵作战。

正确地判断和利用政治形势,是谋略成功的重要条件。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扩大根据地应该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冒进,较快地扩大发展地域,当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逐步推进。

在当代战争中,进攻的一方往往利用对方的政治矛盾和内乱乘机进攻。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就充分利用了当时阿富汗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反政府的武装斗争遍及全国,国内政局动荡的形势。

(三)国际政治形势制订谋略,必须客观地估量世界形势,考察国际关系可能的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对战争的影响。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把中日战争作为世界中的一部分加以分析,看到了中日双方和国际影响的全部因素。

他指出,伺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苏联的援助中国,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领导人由于对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从而给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战略指导带来了严重的失误。

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认为,美国可能中立,北约国家无大作为,南美国家可能持同情或支持态度。

结果美国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而且积极为英国提供后勤支援和卫星侦察、通信保障。

欧洲则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对阿实行经济制裁和禁运,原来向阿方出售武器和零件的法国,不仅自己停止出售,也不准其他国家转卖。

这种国际环境导致了阿根廷在战争中处于孤立无授的地位,成为阿根廷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是我们当前进行谋略的重要依据。

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超级大国的抗衡,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世界和平运动的兴起,以及联合国的作用,都是我们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乃至进行局部战争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

(四)政治策略军事斗争中的以智取胜,要依赖政治斗争手段去配合和支持。

谋略家必须考虑到政治策略的要求,并善于利用政治策略为军事斗争创造的条件。

政治策略,规定着可能联合的力量以及可能中立的力量。

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力量的竞赛,也是争夺同盟者的竞赛。

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根据政治策略的要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力量,减少敌对力量,孤立敌人,最后战胜敌人。

政治策略也包含着政治打击手段,即通过政治策略的作用,对敌人的力量进行分化、瓦解和消耗。

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洞察、利用或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与猜疑,使敌人产生隔阂,发生内江和分裂。

战国时期,韩魏战争相持一年多未分胜负,秦惠王问楚国谋士陈轸该不该参战,陈轸讲了“坐山观虎斗”的故事。

秦王按此道理,乘韩魏两败俱伤之机举兵征服了这两个国家。

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斗争,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重视。

列宁曾说:

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

外交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

外交对战争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战争孕育过程中,它能够推迟或加速战争的爆发;战争爆发后,外交能够影响战争的进程,延长或缩短战争;外交也是处理战后问题的重要手段。

外交谋略与军事谋略相配合,可以达成战争的突然性,可以寻找更多的盟友,孤立敌人。

当今世界,外交活动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交战双方的外交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洽谈判。

据著名国际关系学家霍尔斯蒂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时间里,20起国际战争的结局之中,只有15%属于武力征服式的,消极解决的占8%,其余都是通过外交谈判在谋求双方的妥协来折中解决的。

(五)民心与士气民心与士气,属于政治思想范畴。

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战争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这是古人就曾朴素认识到了的道理。

《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略》指出:

“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列宁更明确地指出:

“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

”由于民心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争取民心就成为谋略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古代谋略家就强调“爱民”、“利民”、“保民”,以求争取民心,同时,还利用多种手段瓦解对方土气。

毛泽东则深刻指出: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二、谋略与军事力量

(一)军事力量是谋略的坚实后盾军事力量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它的强弱,对战争规模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战争形势的转变以至战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孙子》谋略的最高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言下的“战”就是军事斗争,双方兵戎相见,一决雌雄。

“不战”,即通过政治战、外交战、心理战等,达到成加于敌,迫敌屈从于我之目的。

但是,“不战”需要有“能战”的力量作威慑。

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实行“威慑战略”,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军事谋略的一大特点。

苏美两家都以核武器为后盾,实行“威慑”。

另一些国家还往往以某些地区为背景,进行公开的军事演习,意在威慑对方,争取战略主动。

而对我们来说,要想维护世界和平,遏制战争,确保国家领土、领海的完整,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军事实力。

(二)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是军事谋略的重要依据之一。

我国古代的杰出谋略家,都十分重视从军队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上来分析军事力量的强弱。

例如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首先对曹军力量作了客观分析,指出曹操号称百万大军,其实不过四五十万,加上收服的兵将,不过六七十万。

且投降的兵将是迫于形势而易帜,军心不稳。

曹操战线很长,不得不分兵把守,实际能直接参战的只有一二十万人。

曹军多为北方人,水土不服,不习水战,更敌不过江东谙习水性的强兵。

如此分析,使孙权抗战之心遂定。

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的质量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已经成为军事谋略的重要依据。

例如,在马尔维纳斯岛之战中,英军之所以决定夜袭贝卜岛,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军装备了可以把自然光放大数千倍的成象放大夜视器、自动夜视激光距离探测器等先进夜视设备。

在实战中,这些夜视设备充分发挥了效用。

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军队的质量和数量作孤立的分析。

同时,还要看到,军队质的因素是由多种条件构成的,训练、士气、文化及武器装备等,都会对军队的质量产生影响,进而对谋略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作战态势军事力量在不同的敌我布局和地形等空间位置中,形成不同的态势。

由于作战态势直接夫系到作战能力的发挥,直接影响军队的主动与被动,使它成为军事谋略十分关注的客观条件和谋划内容。

军事谋略的高超之处,往往在于巧妙利用和创造有利态势。

孙武说:

“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所谓“求之于势”,即指谋求有利的作战形势与气势。

所谓“任势”即利用形势和气势。

他格外欣赏军事力量依据有利空间位置形成的锐不可挡的势态,指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在我军战史上,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向来重视谋势。

善于利用和创造有利的态势是我军以弱胜强的诀窍之一。

有利的态势可由多种因素形成,如敌处不利险地,我占有利地形;敌孤立无援,我重兵在握;敌疲惫松散,我士气旺盛;敌有薄弱环节,我有可乘之机等等。

谋略家要善于抓住有利态势。

在不具备有利态势时,则要通过利导、奇正、虚实、借彼、误彼、因彼等谋略手段去创造有利态势。

这样,才能称之为真正掌握了依据军事力量施计用谋的奥妙。

三、谋略与经济

(一)战争依赖于经济战争源于经济。

战争的起因和目的多种多样,但其根本原因和目的,是对利益的谋求。

作为暴力形式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

任何战争,都离不开经济。

《孙子》说: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

恩格斯指出: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毛泽东说: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经济对战争的影响,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反映在谋略上就是受经济的制约。

依据经济情况进行谋划,要从战前入手。

在战争准备上,要抓好经济建设,从而为战争胜利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隋灭陈之战,很能说明问题。

隋文帝杨坚建国伊始,就注重抓好经济建设,实行均田,减轻赋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广建仓廪,备战备荒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使隋初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经济的发展,为制造大批战舰,加强水军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杨坚还根据谋士建议,破坏陈朝的物资储备,使其财力俱尽。

经过七八年的准备,终于创造了南下灭陈的物质条件,仅用个把月时间,就一举灭陈,统一了大江南北。

在古代战争中,由于武器简单,战争规模较小,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相对小一些。

在现代条件下,战争对经济力量的依赖十分突出。

现代化武器造价昂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现代化战争的物资量也空前增加。

一场局部战争的消耗就十分惊人。

如第四次中东战争,只打了18天,双方损失坦克3000辆,飞机600架,舰艇60艘,物资消耗和财产损失达100亿美元。

战争进行到第7天,双方的作战物资就基本枯竭了,不得不依靠两个超级大国的紧急空运来维持。

英阿马岛之战,双方损失舰船近30艘,飞机100多架,英方耗资20多亿美元,阿方耗资1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20亿美元。

因此,要想打赢现代化战争,必须重视对建设雄厚物质基础的谋划。

在确定谋略企图和作战方式时,要以各自的物质力量为基础。

例如,钢铁生产能力,军事工业制造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和各种物资储备状况等,是确定整个谋略意图的基本条件。

铁路、公路、内河航线的密度和分布状况及海运和空运能力,是制定战略机动和战略展开计划的依据。

对于敌我双方战争潜力的正确估计,也是实现谋略意图的重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对苏联的战争潜力估计不足,是其闪击战受挫的重要因素之一。

谋略要以经济条件为依据,还要求战争指导者充分发挥智力因素,以最小的消耗获取最大的战果。

(二)经济战谋略在古代,经济战谋略已见端倪。

例如,“断敌粮道”之法,曾被多次使用。

公元前154年,吴、楚等7个诸侯国谋反,先出兵攻粱国,企图尔后西取长安。

西汉太尉周亚夫不顾梁国求救,只派轻骑迂回到吴、楚联军背后,断敌粮道。

吴、楚兵缺粮,被迫掉头寻周亚夫军决战,又因粮尽兵疲而撤军。

周亚夫乘势反攻,大破叛军。

东汉未年的曹袁官渡之战,开始曹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后来,由于曹军出奇兵夜袭乌巢,焚毁袁绍的辎重粮草,使袁军处于被动,曹军转不利为有利。

在现代条件下,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经济战不仅成为战争过程中的一种“战场”,而且成为和平时期“冷战”的主战场。

因此,对经济战的谋略也日趋重要。

和平时期经济战的主要内容是资源战、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等。

斗争策略主要是利用、控制、遏制。

利用就是在经济战中对于别国的经济、技术、资源,凡是于我有利者均应力争利用,凡有隙可乘者,均应乘虚而入。

因此,要以“诡道”思想,对经济竞赛的形势作细致入微的分析。

控制就是对自己拥有的战略资源、专有技术要节制外流,控制消耗;使自己的战略资源、尖端技术,尽可能藏而不露,不为敌人所用。

遏制主要是干扰、消耗、破坏敌国的经济,对其“釜底抽薪”。

和平时期经济战的谋略手段有经济封锁、关税壁垒、技术保护、禁运、抢购、倾销等。

在战争过程中,以打击经济目标的办法来窒息对方的经济,达到战争的目的,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战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苏联高加索石油基地和乌克兰的粮食基地的进攻,主要是从经济因素上考虑的。

他们企图占领高加索油田,一方面割断苏军的油料来源,另一方面满足自己的大量石油消耗。

两伊战争中的经济战在战争史上具有空前的规模,双方竞相摧毁对方的石油设施,攻击对方油船,以破坏对方经济来源,迫使对方改变战争政策。

“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等古代经济战谋略思想,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可以运用的。

四、谋略与自然条件

(一)战争无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自然条件,主要指战争的空间和时间条件。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任何战争无不受一定的地理、地形、天候和时间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古今中外的高明谋略家,都很重视自然条件对谋略的作用。

《六韬》强调:

“将必上知天道(指天文气象),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柯林斯在《大战略》中也说:

“战略大师们善于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趋利避害,既承认受其制约,又尽量使大自然为自己服务。

”毛泽东从创建革命根据地到对战争、战役的指导,都非常重视研究自然地理条件,把它作为决定军事行动的客观依据之一。

(二)地理因素地理包括天文地理(山地、平原、江河等)和人文地理(人口、资源等)。

地理状况直接影响着国防建设、战争潜力、战争准备和战争结局等,因而又直接影响着军事谋略。

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与邻国的接壤情况,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在武装力量建设上各有其特点,在战争准备上各不相同。

不友好的邻国较多、边界关系复杂的国家,受战争的威胁较大。

地处世界战略交通要冲或资源丰富的弱国,则常受超级大国争霸之害。

国家幅员、人口、资源等情况对进行战争有重大关系。

广阔的空间,可以使军队有回旋的余地,兵力兵器便于机动。

这无论在国内战争还是在对付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是一个有利条件。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开始革命力量很弱小。

但由于中国领土广大,革命力量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利于到处发展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同敌人绕圈子,以疲惫、消耗敌人,最后战而胜之。

1812年拿破仑征俄时,法军占有明显优势。

但俄国有广阔的空间。

俄国在退却中拉长法军竹战线,争取不利于法军远征的寒冷季节,挫败法军歼灭俄军主力和逼迫俄军求和的目的,最终使法军大败。

中国在历史上虽然遭受过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侵略,但是没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完全并吞中国。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足以支持长期战争的资源,有雄厚的战争潜力。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战争空间太大,对于进攻者和防御者来说,都有不科的因素,如需要更多的兵力,更周密的协调保障等,这也对谋略家的全面筹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地形因素地形是战争千变万化的条件中相对不变的因素。

《孙子》说: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百战奇法》则进一步指出:

“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则可以以寡敌众,以弱胜强。

”它还认为,在敌人有可能被击败和我军有可能打胜仗的情况下,“但不得地利之助,则亦不全胜”。

可见,掌握“地利之助”,乃是实现“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和获得“全胜”的重要客观条件。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说,地形对战争“几乎始终是有影响的。

”在我国战争史上,楚汉战争,刘邦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选择成皋、荥阳的险要地势,采取持久防御的战略,终于由弱变强,在其他战场的有利配合下,全歼了项羽的楚军。

我军作战,历来重视和利用地形。

例如,抗日战争开始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故”战略,解放战争初期选择大别山地区实施战略进攻,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地形的利弊往往是共存的,必须既看到有利的一面,又看到不利的一面。

地形有利时,往往容易使指挥员陷入盲目乐观,忽视对方可能克服不利因素的能力,造成指挥失误。

二次大战中,法军对阿登山区的疏忽,日军对大兴安岭的依赖,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

戚继光说:

“彼来此往,险者共之。

”就是说,地形对我有利时,也可能对敌人有利;地形对敌人有危险时,也可能对我有危险。

反之亦然。

历史证明,一些最易守难攻的地形,常常被对方攻破。

所以,将帅必须懂得“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的辩证道理,正确地分析和运用地形。

地形的相对不变。

有时也容易使人忽视地形的变化。

1943年11月,美军第二海军陆战师进攻日军占领下的太平洋珊瑚岛塔拉瓦,他们使用的海图是一百多年前绘制的,而百年后该岛珊瑚水螅繁衍堆积,航道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美军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结果登陆艇不能靠岸,士兵只得在远离岸边的地方涉水登陆,暴露在日军火力面前,成为日军火力射击的目标。

(四)气象因素气象对谋略也有重要影响。

风、云、雨、雪、雾、干、湿、冷、热、潮、汐等变幻万般的气象条件,始终制约和影响着作战双方的行动。

孙武曾把“阴阳、寒暑、时制”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百战奇法》也专门论述过各种不同气候下的作战方式问题。

早在冷兵器时代,气象就显示了它与军事谋略的不解之缘。

5000多年前,就有蚩尤利用大雾与黄帝作战的传说;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利用东风,火烧战船,大破曹军,唐代名将李愬利用暴风雪夜袭蔡州,兵不血刃就活捉了毫无戒备的吴元济;明代名将戚继光利用潮汐、山洪歼灭倭寇;郑成功利用大雾渡海,收复台湾,等等。

现代条件下,由于军兵种多、武器装备技术复杂,气象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更加突出,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也为军事谋略更加充分和自觉地利用气象因素创造了条件。

与地形因素相反,气象因素是作战环境中最富可变性的一种因素。

在战争中,气象并不总是偏袒哪一方,它或是对己有利,或是对彼有利;

或是基本有利中又包含着不利,在基本不利中又包含着化害为利的因素。

对气象的运用,显示出指挥员的谋略智慧。

例如,大雨对作战有害也有利。

1947年8月,三门峡地区一连下了几场雨,使黄河河水猛涨。

我刘邓大军抓住这一时机,利用夜暗和大浪的喧闹声,把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突破了黄河天险,挺进中原。

战争实践证明,作战不可能总是在有利的气象中进行,相反却常常在不利的气象中进行,这是由于气象对敌我双方影响的两重性决定的,对我有利的气象,往往对敌也有利,对我不利的气象往往也会给敌造成困难。

所以,有时为了出其不意给敌造成更大的困难,还必须选择不良甚至恶劣的气象条件作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技术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导弹、核武器、激光武器及其它新式武器的使用,受气象条件的影响更大。

充分利用气象条件对某些武器系统的制约,是谋略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马岛战争中,英阿双方都使用了具有80年代水平的先进武器系统。

而双方又都在利用气象条件加强给对方的打击。

5月4日,阿根廷空军成功地利用复杂气象条件作掩护,击沉了英国的现代化驱逐舰“谢菲尔德号”。

当时,低云罩夭,云高150米,能见度400米,海面风浪很大。

恶劣天气对英舰上的雷达和无线电通信系统干扰很大,使英舰未能发现来袭的阿机。

5月20日,英军开始对马岛的登陆作战,也是利用了当时天气恶劣,不利于阿空军飞机作战的时机。

(五)时间因素战争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

时间对战争的准备,故机的选择、力量的运用乃至战争的胜负,都有重要影响。

因此,古往今来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时间对谋略的影响。

在现代战争中,时间节奏加快、速度提高、准确性增强,军事价值增大,对时间的筹划显得更为重要。

军事谋略对时间筹划的基本要求,是赢得时间。

《孙子》说:

“兵之情主速”。

恩格斯说:

“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

”赢得时间的谋略手段很多,如先敌筹划,先发制人,突然袭击;迟滞敌人,调动敌人,消耗敌人;以空间换取时间等。

捕捉、利用和创造战机.是军事谋略对时间运筹的关键性问题。

所谓乘间取利,以疾掩迟,以逸待劳等等,都蕴含着捕捉和利用战机的问题。

而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等,都蕴含着等待或创造战机的问题。

战机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时效性。

战机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如,敌人决策错误,暴露了弱点,出现了矛盾,疏于戒备,态势不利等等。

当出现了有利战机时,要能够识机善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对策。

在敌人无隙可乘时,则要持重待机,并积极创造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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