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与都市的关系.docx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与都市的关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与都市的关系.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与都市的关系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与都市的关系
摘要：
王安忆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塑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
通过对女性群体的描写，展示出她们在上海这个繁华大城市里的日常生活、人生命运，映衬出城市的精神风貌。
女性的命运折射出城市的风云变幻、发展沿革。
本文从王安忆的城市女性观入手分析，女性性格映衬城市精神风貌、城市和女性的深层映照两方面进行了二者的关系分析。
关键词：
都市女性精神风貌独立
引言
王安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中是最出色的一位，是新时期最早树立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
从引起文坛注意的第一篇小说《雨，沙沙沙》，到令评论家颇多争议的“三恋”，再到近年一系列写上海弄堂故事的中篇小说和《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长篇小说，在内容上都以女性为主体，作家也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表现妇女的生活经历和特殊感受，并依赖其自身女性的细腻感受营造出富有成熟的而又有穿透力的文体语言，在她的创作过程中，王安忆写出充满少女烦恼的雯雯天地，又立点于普通人的情感，思考着“爱情究竟包含了多少对对方的爱”这一问题，又开始关注现代人与现代城市之间的情感，在对这一命题的思考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城市和女人，利用她作为女性对生活了几十年的上海大都市的感受，潜入生活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故事，从城市与城市人的深层关系中传达出她对市民生活的透视和观照。
我对王安忆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
1．王安忆的女性观
很多作家把他们的小说安放一个特定的空间，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鲁迅的故乡等，他们让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独立的王国里，这些独立的王国往往是一个村落或一个小镇，而王安忆更乐于为她的小说选择城市这样一个开放而又繁闹的空间。
这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她的女性立场，作为一个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当代女性作家，女性在王安忆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她们是神奇的，朦胧的，比男性更复杂，更神秘。
女性意识的不断增强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而王安忆更是一个不畏世俗、敢于挑战男权社会的女性作家，她乐于为女性的自立自强提供一片肥沃的文化领土。
她在作品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如顽强、自尊而又执著的上海底层市民富萍，美丽风流、充满沧桑感的小市民王琦瑶，有着良好教育、个性独立而又迫于生计卖淫的阿三等。
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写出了女性的命运形态、生存欲望和生命流程，为女性从生命的角度认识自己提供了很好的文本。
在王安忆看来，“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城市更适合于女性生存。
他们卸下了农业社会对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灵巧和智慧”，城市不仅忽略了女性的体力天生弱于男性，而且认可了女性的各种才能，并为她们展示灵性和智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在这个人造的自然里，女性将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她们试图争取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与权利，个体意识日益觉醒。
同时，城市不断发展的物质文明唤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别意识，她们在品尝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喜悦之后，开始重新关注自我的内心需求，逐步将自我形象的塑造、日常生活的操持提升到审美的高度，创造出一种在审美形态上极具女性魅力的城市女性文化，成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城市使女性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与追求，女性加深了对城市的理解与诠释，城市与女性逐渐水乳交融、合二为一了
2．女性性格映衬城市风貌
王安忆将目光定格在上海，不仅是因为她生长于此，更是因为上海本身是一座充满女性特质的城市。
她成功地演绎了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变成了亚洲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富有母性的包容力和忍耐力，汇集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每个人物都有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尤其是女性，更是获得了在别处所无法获得的生存能力。
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精髓不是政坛的风云变幻，也不是富丽堂皇的豪宅大院，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上海弄堂，而这人间烟火味其实是和女性、母性密切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城市女性形象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是对城市精神风貌的反映。
2．1．女性内在性格的变化反应了时代的主流社会文化变迁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貌似被动，但不软弱，她们具有明确的目标，竭尽全力要驾驭自己的命运，她们把青春、美貌作为资本，成为失去主体性的依附式角色。
如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当选了“上海小姐”之后，美貌为她赢得了富裕的生活，但她每时每刻都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她知道眼前的繁华只是昙花一现。
她做人是求实惠的，因此李主任死了以后，她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平静地接受了生活中的不幸，她很清楚，以后的日子还得自己过下去。
凭着金条，她一生过着小康生活，她始终懂得自己需要什么。
王安忆也在《上海的女性》一文中强调：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长恨歌》是王安忆这种观念的再现，她用女性作上海的代表，用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个城市的历史，通过王琦瑶的命运变幻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用王琦瑶的心灵、性格气质、精神追求映射上海的精神特征，她是一个生命富于韧性的女人，她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
不管是生活小事还是人生大事，王琦瑶处处都表现出心思缜密、精打细算的生存本领，尽管这种本领大多时候是用在追求名利上的。
她有着强烈的名利心，而追求名利的手段是追逐时尚。
王琦瑶们对时尚、名利的追逐，是上海少不了的风景，是上海真实图景的写照。
2．2．女性外在的生活状态反应城市的发展面貌
王安忆透过城市的表象，聚焦的是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她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到和城市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细节描写：
柴米油盐，流行服装，幽深的弄堂，油烟弥漫的厨房和零碎的家居布置等等。
《流逝》第一次把笔触集中到一个普通的上海女性欧阳端丽身上：
在特殊的年代里，欧阳端丽为了让曾经锦衣玉食的家人吃饱肚子而精打细算，她带小孩、织毛衣，到工场间做工，吃饭、穿衣、睡觉都成了生活的中心。
她的善良和坚韧，使一个在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的家庭安然度过了十年的艰苦岁月，而十年的生存之道磨砺了欧阳端丽在城市中生存的信心和勇气，使其将都市寄生生活变成了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的生存能力。
从王安忆对城市生活的细节描摹中，我们发现了城市中较为稳定而真实的生活方式，在弄堂、流言和闺阁中流露出浓郁的上海风情。
3．城市与女性的深层映照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与城市的关系非常紧密。
这些女性居于城市，浸染了城市的气息，她们大多具有机智世故、坚韧顽强、能屈能伸的性格和韧性，正如上海这座城市一样，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却总能顺势而变，蓄势待发，以不变应万变，劫难之后又焕发生机，甚至比以前更有活力。
王安忆将上海人分为三类：
传统的上海市民，如王琦瑶；建国后进入上海的同志；帮佣与棚户居民，如富萍。
前者是慧心的上海女人，她们温柔漂亮，在这个繁华的城市以女性特有的聪慧坚韧生生不息着，以一种达观、务实的爱和热情专注于日常生活，对生活具有真实饱满的热情和精致高雅的要求，从而使上海的生活格调穿越了一个又一个非常的年代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形成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风格。
建国后进入上海的同志则来自五湖四海，她们是能在这个城市生根发芽的移民先辈们，具有闯荡的天性，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在追寻，由此构成了现代文明的求新求变之美。
后者，像富萍，是现代都市整合的流动群体，是上海现代化发展中一个被忽略的人群，她们的平庸地位及无所作为的众生状态使得这个实际上不可或缺的都市人群从现代人们的记忆中流失了。
王安忆完整地复活了她们，给了她们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灵魂。
女人们用自己的生活编制了一张空间的网，她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现代，但却成了城市现代化的缔造者之一。
总之，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城市与女性是水乳交融，合二为一的。
城市为女性的生存提供了温暖的土壤和温馨的气氛，提供了一片让她们展现自己的广阔舞台，女性只有到了城市才会更加焕发光彩。
她们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独特地位；她们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过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活；她们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最大的魅力，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女性在城市中自我塑造的同时，也用她们的魅力照亮了城市。
她们普通的生活是城市生活的全面映照，她们的衣食住行反映了城市的风俗人情，她们的言行举止是城市的社会文化内蕴，她们的性格是城市的精神内涵，她们的命运折射出城市的发展变迁，她们是城市的精神代言人。
王安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用女性来诠释城市生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格调，而这种格调再现了城市的风情和灵魂，同时也让女性在城市的风格灵魂中崛起，实现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在城市的夹缝中演绎自己的历史。
3．1．都市环境下男性压力增大，促使女性须富有母性关怀
女性的“母性”是现代文学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中的城市女性不仅具有传统的女性对于孩子的母爱，还有着作为妻子，作为情人的一种母性。
在王安忆的笔下，母爱有着这样的含义――对丈夫、情人的爱。
王安忆的作品中，男性都象没有长大的孩子，无法应付世事多变，风风雨雨，而女人却一味地扮演母亲，保护着男性。
那些温柔、体贴，很容易打动女人的男性，仿佛只是如同孩子以天真可爱来要求母亲的关怀，所以他们和女人的关系成了儿童对母亲的呼喊。
在日益科技化的城市中，尤其是上海这个大城市，是“数学化的”，是“凭公式计算的”，具有太多的观念和规则，男性在社会责任的压力下越来越疲惫，在各种观念的约束下，男性的自我逐渐淹没在都市文明中，而女性在这个人造自然中反而凭细腻和柔韧获得比男性更多的自由，她们逐渐成为男性的方舟。
《叔叔的故事》中的大姐与叔叔保持着冰清玉洁的关系，“大姐在她心目中是很圣洁的，他对她摆脱不了一种仰视的心情。
”大姐以她宁静的坚强拯救了叔叔心房的寂寞。
《冷土》中的刘以萍仅仅是一个出生在农村，工作在小县城的女性，她希望能有一个丈夫让她疼，希望能有一个丈夫让她爱，然而她心中对男人的感情不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母性的情愫”。
女性将毕生的爱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家庭，爱孩子，爱丈夫，甚至爱她所需要爱的亲人、朋友，母爱使女性变得更宽容、更坚强、更成熟。
冰心认为母亲是人类的“灵魂的安顿”的所在地，母亲的爱如那“春光”，
母亲的爱能以解决人间的一切艰难纠纷而有余。
而王安忆，她让她笔下的女性从拒绝母爱走向回归母爱，这一段历程又是何其艰难！
因为有了母性，才使女人活得伟大，活得崇高，活得独特，活得艰难，在现代女性中出现了许多反母道的逆人性思想和行为，但是母性作为文化进步的最大成就之一，已经不是个人非社会性的表现，而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业，一点点积淀成为女人的社会本性。
3．2．城市让女性经历迷失后再生
在她的小说《长恨歌》中，“上海作为时间性和角色性的存在被突出出来”。
小说的女主人公王绮瑶假如不是生活在这个大城市，她也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王绮瑶的饱经世故的外婆曾有这样独特的见解：
“这孩子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这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
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也就蒙混过去了。
可偏偏是在上海这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
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的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圆，长聚不散。
”这样，“上海的角色性”就凸现出来了。
在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还具有“时间性”，王绮瑶的悲剧是一种繁华落尽的悲剧，是一种“明日黄花”的凄苦却不美的悲剧。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时间顾不了许多，只管哗哗地向前流，而人都仍停留在过去的时代中。
在王绮瑶参加“上海小姐”竞选一节，描写的是四十年代的海上繁华梦，写尽了其中一切的风情，但王绮瑶却深深意识到“这一刻的辉煌是具有份逝之痛的，是时远感的，良霄有尽的含义。
”不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场及大欢场中，怎么能体会到时间的威胁？
上海给予王绮瑶的是匆匆的时代感，而她是上个时代的弃儿，在新的时代里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心，是前进的动力。
”列宁曾如此给城市定性，现代城市与农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土地向人索取的劳动，是太过单一，太过狭隘，又太苛求体力，女人无法取得优势，无法改变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命运。
”，而“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的是水泥与金属的世界，这却是比人类出生地更富有生存的源泉的世界。
机器代替了繁重的劳动，社会分工全过程解体成为琐细的、灵巧的，只须少量体力同智慧便可胜任的工作。
谋生的手段千差万别，女人在这个天地里，原先为天地所不屑的能力却得到了认可和发挥。
”因此，女人有了资本与男人走在同一起跑线，这是城市给予女性的恩赐。
女性在这个天地里，尽情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调整着自己的生存状态，尝试改变依赖男性的命运，从而确立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个体意识日益觉醒起来。
而同时，城市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又唤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别意识，她们又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内心需求，对人们淡薄已久的日常生活重新关注。
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温柔正逐步取代男性的雄健，女性似水的柔情化解了翻滚的风云，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消解在柴米油盐中，女性成为城市故事中的主角之一，再不是男性的陪衬，女性对“人”和“女性”的新的理解使她们成为城市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城市又是个开明而严肃，充满游戏规则的生存空间，它既偏爱女性，又不溺爱女性，它使女性获得了在土地上从未有过的权利，又在她们肩上加上了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负担。
对城市深谙世事的王安忆凭着她一颗敏锐细腻的心，走进了忙碌而务实的城市，和她笔下的女性一同感受女性，体悟生活。
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加进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城市与女性合二为一。
3．3．都市女性必须升华都市带给的“性的束缚”
从王安忆目前呈现的作品来看，王安忆文本中呈现的书写空间很广，有上海，也有小城镇以及乡村，但她的绝大多数作品的叙述空间仍是上海。
这座城市如《流逝》、《米尼》等等。
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中，上海对于她不象鲁镇对于鲁迅，北京对于老舍，湘西对于沈从文那样“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现实背景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作用于人和事之间的潜在力量存在着的，没有这种力量，人物的命运也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1986年，以情爱、性爱及婚外恋分别为母题的三个中长篇“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发表引起了人民的关注。
因作者的笔触大胆地伸向了“原始的伊曛园的快乐”，用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唯美情怀把世间男女的生命本能写到了极致。
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就是：
“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足以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都市女性在日常生活下显示出的韧劲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女性，她们在处理好日常生活之时，在精神和肉体上需要更大的慰籍。
王安忆的“三恋”就是对性的探讨，是对女性甚至男性那种最根本的，原始的冲动。
爱是有性之爱，还是精神之爱，还是精神与性都具备的爱，当我们翻开“三恋”，女性在情爱的挣扎中，它隐含地告诉我们有性之爱是无罪的，精神之爱是追求的，精神与性都具备的爱是向往的。
女性与性，她们那最初的，原始的动机和想法，驱使她们在放任自己，寻找那份内心深处的伊旬园。
在这"三恋"系列小说中，《荒山之恋》和《小城之恋》都是描写性，突出了女性的地位。
女性帮助男性走向成熟，教给他们爱的真谛，充满了勇气和灵性，前者的最后殉情，后者的为母爱所净化，都充分展示了女性的力量。
而《锦绣谷之恋》中的他始终在缭绕的云雾中忽隐忽现，他也许只能被视作一种符号，一种女性寻找中的理想，标志着女性对美好爱情与生活的渴望，是女性希望的寄托。
不能不佩服王安忆，她用一颗女性细腻的心体味着这生活的本质，同时也让我们也思索着：
婚姻是什么?
婚姻中的男女该怎么做?
而这份思索的灵感也为女性所拥有。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是都市的产物，在狭小的都市空间下，她们经常也为日常琐事所烦恼，但她们有着直面困境的勇气。
这些生活在狭小弄堂，日日面队柴米油盐的平民女性，有着不为男性的柔韧之美，她们是柔中带刚的。
都市女性，她们用行动和精神代言着城市最真实的生活方式。
3．4．都市环境下迫使女性具有较强的生存意志
封建时代的女性是受极度的压榨和摧残的，她们在封建正统礼教和三从四德的夫权的大石缝隙里苟延残喘的受着不人道的待遇，没有存在的生机，没有自我心灵的绽露，更不要谈生命自然的亲临和感受，有的只是无尽的歧视和压抑，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在困顿和挣扎中泯灭了本心，放弃了自我和希望，而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外来思想象等待已久的暖风扑面而来，新一代的女性思想也在千年不化的死水污浊般传统意义上悄悄发生着变化，她们开始思考，开始了内心深处的自省和反问，但是她们仍是犹豫的胆怯的脆弱的试探着那双被扭曲的变形的，本可以向男人一样自信并大踏步的走在人群中甚至是荆棘里的脚，那双脚小巧但笨拙，那是因为一个不变的公式将它残忍的变异失去本有能力。
但她们是不会屈服的，她们的眼睛里闪动着光亮，他们的心里流淌着沸腾的血，这是他们的生命本能，也是他们本该拥有的东西——自由和权利。
现代大都市的出现，给了女性一个翻身和把握自我的机会，在都市那闪烁的霓虹灯下，女性的地位渐渐有了提高，她们并不是仅仅是满足于现状，她们也试图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和压力。
与其它作家不同的是，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出生于弄堂，隐身于大街小巷的平凡人，她们的地位及生存状态不能让她们鹤立鸡群，不能成为英雄史诗般的传奇，而是迫使她们面对繁琐的日常小事，在日常生活中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生存就是道理，你不能批驳王琦瑶的用情不专，你也不能嘲笑米尼，阿三专情的堕落，她们都在成长，在成长中越加形成和坚定她们的意志。
正如王安忆在评价上海女性时这样说道：
“上海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对方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
我们似乎从这里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女性有一种不被生活打倒，有着独特韧劲和毅力的坚强个性。
《流逝》的主人公欧阳端丽原是就资本家的媳妇，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家产被抄，亲人被遣，欧阳端丽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从家里走出来，做保姆，到街道工厂做工，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精打细算，她成了一家人的支柱。
这个当年那么小鸟依人，连过马路都不敢的女人，即能不辞辛劳的在凌晨四点起床排队买鱼，也能在简陋寒伧的工厂间里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为了每月增加十几元的收入，更能苦中作乐，从一碗豆浆中品出“偷得浮生一刻闲”的悠然自在。
《流逝》中欧阳端丽十年有关衣食的生存之道则磨砺了欧阳端丽在城市中生存的信心和勇气.使一种浮光掠影的生存趣味和软弱无能的都市寄生生活变成了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的生存能力。
这是都市生存处境与时代巨变在构建城市精神史时的作用所在, 它们挤压着每一个城市人的肉体和精神, 压榨出人类一些普遍性的坚韧来。
参考文献：
[1]唐晓丹.解读《富萍》，解读王安忆[J].当代文坛，2015，（4）.
[2]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M].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
[3]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林建法.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结束语
王安忆创作出许多都市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以上海为人物活动的场所，将生活中琐屑的日常生活作为描写作者女性的题材，在她的笔下，女性是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她们用坚韧的生命力度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力量，因此这类小说的女性形象也成为王安忆对生命的感悟，尤其是《长恨歌》和《桃之夭夭》里的女性，值得我们不断地研究和探讨。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