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的 路径与对策研究 开题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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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开题报告

长春理工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学科、专业：

产业经济学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

导师：

冯英娟教授

研究生：

全婵

论文题目：

长春市发展低碳经济的

路径与对策研究

开题报告日期：

2012年9月19日

研究生学院制表

说明

1、开题报告由研究生本人在完成文献阅读、科研调查的基础上，并通过开题报告评议后填写。

2、本报告一式两份。

一份交学院作为论文检查的依据；一份答辩后作为档案材料归入学位档案。

3、开题报告用A4纸打印，不需标注页码。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课题来源

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二）研究目的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绿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应，所以找到利于经济和环境两者协调发展的路径就显得意义重大。

本文以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以及碳排放强度与人均碳排放的关系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运用Divasia因素分解模型对长春市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影响长春市碳排放的重点驱动因素，为长春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提供指导,进而研究长春市低碳经济的发展对策。

（三）研究意义

近几年来，全球变暖导致气候异常，我国的降水时间和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8年初，南方发生了罕见的雪灾，同期北方却遭受着严重的干旱；2010年初，我国的西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旱灾，造成人畜饮水困难，大部分农作物减产，而同期西北、东北却频繁受到暴风雪袭击，南方部分省市在4月份普降暴雨，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是的防洪期提前到来。

据科学家的研究，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表明，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引起的。

基于这个原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从提出伊始就受到各国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城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社会发展的心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和碳覆盖领域的扩张都远远超出其所能承载的界限。

城市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各地城市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到总量的75%。

虽然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是城市无法回避自己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因此，发展低碳城市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

发展低碳经济被认为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低碳城市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很多国际大都市都以建设低碳城市为荣。

我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问题的正确解决，将直接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各个城市也在寻求发展低碳经济，来改变这种困境。

长春市作为一个能源消耗较大的城市，深刻意识到要想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发展只有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低碳经济毕竟是一个前沿课题，虽然许多国家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并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但是要想将低碳经济发展理念深入到经济发展中，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发展对策，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创新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研究内容

（一）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现状

1、区域碳排放评估预测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危机，到21世纪中叶，世界应该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低碳社会，技术、制度和人们的个体行为必须与现代社会有明显的差异。

因此，国外学者重点研究了在未来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开放经济条件下，城市尺度的长期“LCS情景”（low-carbonsociety）发展模型评估预测碳排放。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其城市也已经对2020年后碳排放长期目标进行了定量的评估，设立了2020年碳减排目标，并研究了应对措施。

在美国，联邦政府还没有制定长期发展目标，一些州和城市已经制定自己的长期发展目标。

在日本，82个城市申请加入日本“环保示范城市”，其中长期碳减排目标是必须的条件。

在区域尺度低碳社会的方法论研究上，Turnpenny（2004）和Turnpenny（2005）开发了区域尺度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发展模型，并以英国西部地区为例进行了应用性探索。

他们假设了4种情景，其中3种假定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降低60%碳排放的目标。

但是这些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它们不能反应区域发展动态的变化过程，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工业产出、交通需求等，都假定是不变的。

很明显，不能实际反应区域发展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ShimadaandTanak（2007）和GomiaandShimada（2009）创新了研究思路，首先设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碳排放水平，他们将此模型应用于日本Kyoto地区，设立三种假定，分别减排30%，40%和50%。

尽管Shimada等的模型解决了内部一致性问题，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开放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关于区域碳排放评估预测，国外学者研究重点在构建区域宏观经济社会评价模型以及评价指标的选择。

学者关注重点不一样，模型选择重点也不一样，劳动力模块、人口模块、产业发展模块、消费模块、建筑模块、运输模块以及能源模块等，或者全选，或者部分。

特定区域主导发展的核心促进因子不一致，评价指标大不相同。

整体来看，西方学者的预测模型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碳排放影响因子结构稳定的特定区域，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碳排放影响因子结构不稳定，变化大的特点不是符合，预测模型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情况，适用性较差。

2、能源与碳排放评估模型应用

经济与能源系统关系的长期预测包含系列不确定因素，如石油、物价、经济和技术特点、个体行为方式、政策结构和治理环境等，但评估能源系统及其与全球经济关系的模型对于研究碳排放很重要。

目前已经有很多评估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关系的模型，全球尺度的，国家尺度的。

其中有两种较为广泛的技术路线：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的区别在一个强调能源系统的技术基础，一个强调内生市场的综合调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表明模型类型越来越集中，能源模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

特别是近年来，能源模型被直接应用于政府的降低碳排放的长期规划中，并且与其他基础模型一起用于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讨论。

一部分基于自上而下的模型己经被综合的应用于评估全球CO2排放稳定性的模型假设，还有一部分模型对比分析了全球碳减排政策创新、技术创新等核心要素的构成及其作用。

如DagoumasandBarker（2010）建立的E3MG模型（Environment-Energy-EconomyModelattheGloballevel），它是一种基于区域工业投入产出结构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动态混合模型，模型综合考虑国际不同政策，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非均衡变化，以及创新等因素，评估区域预定年限内的碳排放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模型对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进行模拟计算。

欧盟、美国、日本都通过政策模拟研究了对它们有利的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

以SRES模型为例，IPCC构建了SRES模型（SpecialReportonEmissionsScenarios），含6个评估气候变化经济影响模型，但SRES模型把世界技术进步水平设定为同一标准，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技术现实。

同时，SRES模型形成于2000年前，不能准确反映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特点，内容没有涉及碳交易、低碳技术采用，特别是如何保障经济增长的平稳，避免经济问题等内容，且基本上是针对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评估的被动型分析模型（Nordhuas，1996），与目前国际上的以宏观经济动力学模型为代表的主动型模型研究趋势不符。

3、碳补偿机制及其治理

碳补偿、碳交易以及其他关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引起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国际碳交易引起科技、国际政治、企业文化、媒体焦点、消费指数等各方的改变，成为研究重点。

关于碳补偿的地理学研究相对集中，主要集中于碳补偿机制及治理方面。

Bulkeley（2005）认为环境治理应该将政府和非政府的管理结合形成多样化的综合网络，Liverman（2004）研究了自然的商品属性，认为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应包括消费者、企业、环保组织等成员，核心是跨国合作。

碳补偿的地域差异涉及复杂的空间关系，补偿的地理特性是温室气体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又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减排。

碳减排与其他很多资源和商品一样，在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高，而在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森林碳汇资源丰富，清洁能源成本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生产”。

碳减排作为一种资源，它的空间分布和应用价值具有特殊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特质，这些特质被深入的发掘，却很少关注碳排放在哪里减少，碳减排又是怎样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又是在哪里消费。

Adam和Liverman（2008）探讨了国际碳补偿的治理，分析了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从规则和链接的复杂性两个角度，具体从碳减排，区域发展，“累积脱碳”能力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了《京都议定书》设定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自愿碳补偿机制的治理结构的差异，以及碳补偿如何在在国际市场上针对气候治理实现资本累积战略。

他们介绍了碳补偿的环境经济地理学意义，包括碳补偿的起源，成为国际商品的过程。

其中关键包括，碳补偿标准的确立，减排的量化，额度的分配，法律合同以及碳减排作为一般意义商品的市场价值。

Adam和Liverman重点研究了两种平行的治理机制：

正式的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机制和非正式的VCO件（VoluntaryCarhonOffsets）市场机制。

他们指出，补偿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涉及排放额度、承担国际义务，获得补偿性的碳减排项目等方面出现极大的不平等。

CDM机制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主导，等级结构严密，背景知识复杂，且运行成本高，主要被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采用。

具体由国企、大型碳排放交易企业，以及欧盟和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领导下的机构与企业实际运行。

VCO方式规则简单，技术特征明显，在广大的地域空间内，个人、中小企业以及社会中其他致力于实现碳减排的个体都可以参与，具有大众性和网络的特征。

这些治理体系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密度，通过“累积脱碳”，以补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整体来看，两种机制对碳减排的附加利益和发展利益界定不清，具有新殖民主义嫌疑的不平等的交易制度，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信用额度的权力，以及缺乏透明度和权力的共享，受到很大的争议。

为了减少这些争议，必须建立规范的稳定的补偿市场，确立战略方向，制定CDM机制最高标准，确保VCO机制下自愿减排企业实际碳减排效果并获得减排利益。

在英国，消费者的困惑和媒体的推动已经促使政府采取第一步措施引导国内VCO的发展，例如调整治理的方式，鼓励个人或者企业通过碳补偿的方式，而不是具体的行动来减少国内温室气体的排放。

4、碳税体系

关于碳税的研究，国外学者重点研究了不同国家的碳税体系特点以及实际的碳减排效果。

除此之外，学者研究了碳税对产业或者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碳税对国家或地方政府税收分配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对碳税有效性的争议。

其中Ellerman和Joskow（2008）认为相对于贸易体系，碳税缺少政治可接受性，碳交易体系比碳税更能直接表现利益的改变，使补贴或者其他成本相关机制发挥作用，抑制成本上升。

碳交易体系可以通过拍卖排放额增加税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

碳税与其他政策的互补作用，也受到学者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关注。

政府为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实现全面的碳减排，除了碳税政策，还有一些辅助性政策。

如农业或者贸易规则等。

例如挪威碳税体系覆盖了68%的CO2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的一半。

同时，挪威加入欧盟碳交易计划（ETS），将其35%-40%温室气体纳入交易范围，使部分气体减少一半以上。

瑞典、芬兰加入欧盟碳交易计划，同时使用ETS和碳税，另外芬兰制定了建筑编码管理规则，废物治理政策，交通工具税率基础管理和年度税收管理规定。

5、低碳经济的政府治理机制

在过去10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社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在政策制定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地方尺度的项目能更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肯定了居民在可持续能源使用方面的积极贡献，促进了居民更深入地参与关于可持续居住方式的政策的讨论。

因此，CSE（2007）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社区尺度的碳减排措施比国家尺度的“顶层”设计的措施更有效果。

但Heiskanen认为社区主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有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折中性社区的行动存在更为广泛的制约因素，政策制定者不能制定一个同时兼顾社区日常管理与凝聚社会推动力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理想的治理框架。

此外，Redclift指出好的治理不仅仅需要顾客，更重要的是积极的“碳政治”的参与者。

在社区内，在政策层面有效地兼顾需求的多样性与优先权的多样性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挑战。

这种连接要求承认在同一社区内不同个体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Halperm（1999）提出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包括三个关键组成部分：

社会网络，社会标准和社会认可。

高社会资本作为社会信任和合作的一种形式，包括一系列内涵，如低犯罪率、良好的教育水平，政令畅通等。

相关社会标准以及社会学习和说服理论（learningandpersuasiontheories）认为从社会网络，社区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动力机制中可以发掘很多促进区域发展的积极因素。

例如，“信任”和“默会知识”成为促进社会信息扩散的关键要素。

WalkerandCass（2007）提出在社区通过现有的社会网络扩散信息，能有效开展诸如能源基础设施保护等项目。

这些积极的影响因子在社区向可持续和低碳的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行政区域内利用和强化社会资本来引导社区参与有关项目，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一种的特点，具有社会产品的潜力。

Ebi和Semenza（2008）认为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社区尺度的碳减排项目，组织个人加入邻近的社区小组，使不同的小组联合起来，再与政府职能部门对接。

通过鼓励集体参与的方式来加强社区尺度的“社会资本”，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整体来看，西方国家在低碳经济的治理模式上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思路，以自下而上为主，社区尺度的碳减排在整个国家的减排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此，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主要碳排放来源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首要碳排放源是居民住宅建筑、其次是交通，然后才是产业经济活动。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己经发展到后工业经济阶段，加之全球范围内的高排放生产转移外出，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少。

而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首要碳排放源是产业经济活动，其次是交通，然后才是居民住宅建筑，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企业主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决定的。

6、低碳城市发展模型

国外不同学者对低碳城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研究了城市生活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

Edward（2007）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的碳排放量计算模型及其应用分析，从碳排放的经济学角度对美国10个典型大城市中心与郊区单位家庭采暖、交通、空调及生活能耗进行了实证研究。

Chris（2007）以英国家庭为例，把生活支出及各种物质的消耗定量化，并转化为排放，以数据形式展示了家庭生活碳排放的未来情景及低碳化生活方式的迫切需求。

在城市碳排放综合构成方面，HoandFong（2007）和SadownikandJaccard（2002）探索了城市主要的碳排放来源。

他们立足于本国现实条件，从城市碳排放构成要素角度系统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碳排放构成，从经济发展与能耗之间的关系分析制约城市低碳发展的4个关键要素：

建筑、交通、产业、消费的碳排放趋势，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发展的可能模式。

Sadownik和Jaccard指出通过城市土地利用、建筑设计及交通引导政策的执行，可以实现城市排放量减小到预期情景。

同时，碳排放与城市密度与城市空间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研究集中在交通及城市密度有关的能耗及排放上。

交通对城市碳排放量所起的关键作用，城市社区结构与密度对城市碳排放量所起的关键作用，己经被大量城市蔓延的定性研究所证实。

JoanthanNorman（2006）指出交通与距离有关，而城市密度与土地利用有关，土地开发的高密度及通勤距离的缩短必然要求城市空间的紧凑发展，但不同的社区发展中，城市中心高密度混合化社区与城市郊区低密度单一功能化社区对于小汽车交通的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及生活消耗完全不同。

城市集中或紧凑到一定程度，会带来聚集不经济，交通能耗增加、生活成本及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提高。

整体看来，学者的研究在分析交通能耗与城市密度的关系上，在检验城市结构、功能分区以及产业结构分布上，对于高密度发展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综合碳排量平衡，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及量化指标。

对于高密度状况下的城区，交通拥挤造成的多余能耗及排放相与远距离汽车交通的排放的比较，以及城市空间紧凑与综合排放的降低之间的关系没有说明。

对于城市密度与城市环境影响程度之间的关系缺乏定量的研究。

（二）国内低碳经济研究现状

1、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

国内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模式与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直接相关。

李艳梅，张雷，程晓凌（2010）指出50年来，我国不同时期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因素分解模型分析发现影响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碳减排效应因素只有通过技术节能，非化石能源使用等促成的碳排放强度降低。

刘慧，成升魁，张雷（2002）的研究表明，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和高耗能产业比重下降是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张雷，黄园浙，李艳梅（2009）指出在碳排放的空间格局上，东部占主导地位，中部次之且稳中有降，西部比重最小但基本保持上升趋势，促成碳排放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演进决定一次能源消费的基本空间格局，产业多元化发展影响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速。

刘卫东等（2010）研究了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演化之间倒“U”字形曲线关系，认为没有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实质性调整，我国无法完成2020年的减排目标。

另外，分别测算了工业技术节能、建筑节能和道路交通节能的减排潜力：

在不同情景下对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的贡献程度，工业技术节能在12%-14%之间，建筑节能和增加非化石能源规模在10%左右，道路交通节能的贡献率在2%-3%之间。

刘卫东，张雷，王礼茂（2010）指出在经济结构上，出口拉动型经济导致我国产业“结构畸型”，即第二产业比重和高耗能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这种“结构畸型”是导致碳排放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

2、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与路径

冯之浚，周荣，张倩（2009）阐释了低碳经济的不同理论基础：

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库兹涅茨曲线，“城市矿山”理论。

徐玖平，李斌（2010）尝试进行低碳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以“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为基础，以系统低碳为价值判断，从资源、产业、社会、生态四个层面出发构建形成以生态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为核心理论的低碳发展模式理论体系，其中，生态理论为哲学基础，生态经济提供发展框架，循环经济为发展路径。

戴亦欣（2009）对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概念进行了辨析，试图说明低碳经济与它们的内部联系以及差异，徐匡迪、冯俊新等（2010）指出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面临碳排放巨大压力，通过节能减排，大力发展核能，可再生能源等路径来发展低碳经济。

另外，国内学者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的探讨，认为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综合性、战略性及全球性，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倪外、曾刚（2010）从低碳建筑、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消费等七个方面构建低碳城市发展指标，指标体系包括7个方面，19项核心指标及21项对应衡量指标，并以此初步评价上海低碳城市发展的水平，指出其低碳发展优势与不足所在。

李晓燕等（2010）从经济、科技、社会、环境四个方向构建低碳指标，并以指标体系对部分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初步综合评价。

初步来看，研究者在指标的构成导向上不同，在具体指标的刷选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核心是指标构建的指导思想的差异，表现为以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为主导的保护性发展与以突出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激励性开发的差别。

国内很多学者对我国低碳城市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我国低碳城市、低碳社会的发展与建设模式，各有侧重。

对国外低碳发展模式的经济性、城市不同尺度空间的低碳发展模式、低碳城市规划与政策、低碳城市生活方式、不同国家的低碳行动计划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低碳城市发展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

毕军，刘凌轩，张炳（2009）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总结，评价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基础，指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以及自上而下的制度，地方政府短期的政绩观与减排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

洪大用（2010）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在选择困境、整合困境、持续困境、突围困境与协同困境，而优势主要表现在国家动员体制作用下推进解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碳锁定”。

而仇保兴（2010）认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模式必须从绿色建筑和低碳生态城市两个层次同时展开，他将低碳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

技术创新型、适用宜居型、逐步演进型和重建改造型。

在发展思路上，提出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建立多方参与合作机制，借鉴传统人文生态思想，创新治理模式，以及典型示范的思想，并就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要求和关键技术提出建议。

仇保兴从宏观上提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路径，综合性、指导性强，但实践性、可操作性弱。

对于低碳经济理论体系的探讨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学说。

学者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分析了低碳经济的理论脉络，形成共识的是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文明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具体，其哲学思考出发点是生态理论，但低碳经济理论的核心内涵及发展的框架机制还没有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但多停留于理念、概念的设计与讨论阶段，对于具体的低碳政策、机制的创新设计、对于具体的低碳技术突破创新与开发应用关注较少。

3、低碳城市发展与空间规划

汪光煮（2010）对低碳城市的研究，首先强调转变我国当前的城乡规划理念，认为新兴的规划理念不能简单引用或者炒作，应该在基本要求、关键环节、实现方式、衡量标准等方面全面融入低碳规划思想，进行低碳发展探索和实践。

刘志林，戴亦欣，董长贵（2009）认为低碳城市理念内涵应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碳排放量增加应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脱钩，对全球碳排放减少的贡献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等几个方面。

对于城市之于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城市人口、建筑、交通、工业、物流等集中，是高能耗、高排放的集中地。

陈飞，诸大建（2009）指出产业活动，居民生活（包括建筑），交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低碳城市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所在。

戴亦欣（2009）认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凸显的城市脆弱性以及低碳化过程中新的发展机遇表现了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政府、市场、市民三方合作的治理框架及制度设计是低碳城市治理模式的核心，同时必须将低碳城市发展与城市的历史传承结合，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

面对我国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