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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笔记

,我听说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

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贵族教育,包括学骑马等等。

他们所想象所理解中的英国贵族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学。

不知道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这姑且不论,但是还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

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是女王、那时候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也到军队里做最普通的事。

皇家贵族有一种责任感,那才是荣誉。

萧乾作为唯一《大公报》驻伦敦的记者,写的一篇战时通讯给我印象很深,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我想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绔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能说非常地道的英文,也会骑马、打球等等,可是责任和荣誉意识这样的精神就是学不过来。

中国人的活命哲学

 

   在中国人的活命哲学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好像大行其道。

其实,把这个问题琢磨久了,感觉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你比如说,在活命哲学这笔账里,金庸先生的算法就相当严谨,他说:

“我的老师殷海光,在台湾和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办了十年,结果被蒋介石反掌一扑,雷震被关了起来。

殷海光虽然没有被关,但49岁就得胃癌死了。

得胃癌有很多原因,心里不愉快是重要原因。

他是哲学家、思想家,思想家得胃癌死掉,不对劲啊,表示他没想通啊。

他的敌人(指蒋介石-魏得胜注)活了88岁,他活了49岁,他的敌人比他多活近40年,他输了。

所以,我就不生气,我赢你,活过你。

现在我成功了,我赢了。

   与金庸有着同样逻辑的,还有一位作家,那就是李国文先生,他在《高青丘之死》一文中写道:

“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

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1374年因文字狱被朱元璋腰斩)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

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

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

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帐,我觉得划得来”。

   以金庸和李国文的活命哲学,活过敌人,也就等于赢了敌人。

照这个逻辑,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人生的规律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为人子女的,都会活过为人父母,如此以来,天下的子女,不就都赢了他们的父母了吗?

如此计算人生的输赢,人人肯定都是赢家,也都是无可置疑的输家,因为总有人死在你前面,也总有人死在你后面。

   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指摘金庸和李国文的活命哲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二人所代表的,恰恰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活命态度。

名气大的人这么算,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同样会这么算。

江南小城有位赵教授,文革时,一个造反派把一大碗剩菜扣在他脑门上。

这人脾气全无,还笑呵呵帮着把造反派身上溅落的一片菜叶拿掉。

后来,有个学生在课堂上拿这事羞辱他没骨气,赵教授却说:

“当年我们这所学院里,和我一同被打为反革命的,有七名教授。

一年后,死了六个。

只有我,活到了现在。

”这里的赵教授没有和他的敌人比,而是与并肩共事的教授比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他的学生们,没脾气命长。

其中隐意,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同时也是韩美林先生所秉持的一个活命原则,即:

“没心没肺,能活百岁”。

   正是中国人的活命哲学,造成其独有的脾性:

威武不屈是他,能伸能屈也是他;理直气壮是他,奴颜婢膝也是他;富贵不淫是他,及时行乐也是他;坦坦荡荡是他,畏畏缩缩也是他;坦诚相见是他,逢人只说三分话也是他;随遇而安是他,争权夺利也是他;独善其身是他,唯利是图也是他;憎恶贪腐是他,享受贪腐也是他;见义勇为是他,少管闲事也是他;耿直是他,圆滑也是他;多疑是他,轻信也是他;古板是他,灵活也是他;实惠是他,义气也是他;尚礼是他,缺德也是他;中庸是他,极端也是他;节俭是他,排场也是他;土气是他,时尚也是他;知足常乐是他,梦想暴发也是他;烧香算命是他,没有信仰也是他;抱团儿是他,窝里斗也是他;挑刺儿是他,打圆场也是他。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活命哲学及其繁衍品所反映出的问题就是:

中国人缺乏基本的生活精神!

连带过去中国人“人活一口气”的原则,也早已荡然无存。

或因此,梁文道先生提到的一件小事,倒给了我们些许的安慰。

他说:

“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没有领到太多的长俸和福利,后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辛苦。

虽然贫困,但他家的桌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厕所地板亮得反光。

每次到他家吃饭,我都震慑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东腔,以及他那威严的仪容。

而他的孩子,我这位同学,尽管一身旧衣早就洗得发白,却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我想,这才是人所必须的基本精神。

换句话说,人活着要有原则,活出个所以然,而不是活成四不像那样的肉蛋,尤其不能活出一副无赖相,那样就太可怕了。

(《杂文报》2012年3月23日)

 

 

多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读懂弗兰克尔(林永芳)

之所以想起弗兰克尔,是因为一些令人痛心的消息不绝于耳——北大新生冯昊(化名)入学三周即自缢;中国音乐学院附中8名学生被劝退后相约集体自杀;广东电白3名小学生相约喝下农药;江西九江3名小学女生相约跳楼;……有个叫“玫瑰初相遇”的论坛,专门盘点2011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到5月份已达四十多例;搜狐教育频道则贴出一张张轻生现场的惨淡图片。

当然,与庞大的学生总数相比,这些案例只占极少数;可对于他们的父母家人而言,每一例都是致命的打击啊!

我不想过于责备“冯昊”们。

我曾多次触摸过那些在绝望中彷徨的年轻灵魂,他们的烦恼五花八门:

除了常见的功课压力、就业压力外,还有减肥失败、学校饭菜不合口、怀疑父母不爱自己等等;英国一女孩则自感“丑陋无比”而多次轻生。

这些理由,已不是“减压”二字所能覆盖的了——谁能保证饭菜适合每一个人呢?

谁能保证人人都拥有称心如意的身材五官?

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受半点挫折?

可,无论“冯昊”们轻生的理由在外人看来有多荒谬,他们自己无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沉重的困惑和痛苦。

当他选择以死来寻求解脱,那一定是觉得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在那一瞬间,他完全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否认自己有必要活着。

可是,孩子,我只想问两个问题:

其一,你想过最疼你、爱你的爸妈吗?

你见过中年丧子(女)而痛不欲生、老年无子(女)而晚景凄凉的父母们吗?

你是否明白,生命如此珍贵,它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哪怕不为自己而活,哪怕只是为了那些在乎你、疼爱你的人,又怎能以“逃避”来谋求一己的“解脱”,将痛苦孤寂留给身后最离不开自己的人呢?

这是洒脱,还是残忍?

其二,你读过弗兰克尔吗?

你是否愿意拿出十几分钟,去聆听一颗历尽苦难、九死一生的灵魂,听他说说,人为何值得活下去?

1942年,一位名叫维克多·弗兰克尔的犹太心理医生被纳粹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入营第一道关,就是由一名长官对每个俘虏看一眼,然后往左或者往右一指,大约90%的俘虏就这样被分到了左边的队列。

弗兰克尔和大家一样已经蓬头垢面,虚弱憔悴,完全是靠意志硬撑着奋力站直,显得还有那么一点劳动力可供榨取,侥幸被分到了右边。

当晚,他向老俘虏打听左边那列的去向,因为他的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归到左边去了。

老俘虏指着不远处一支烟囱里的袅袅青烟说:

“你的朋友就在那里。

他飘到天堂去了。

”原来,被排到左边的人,意味着无力工作或有病在身,直接送进了火葬场,几个钟头内立刻处决。

集中营的精神侮辱和肉体折磨,比任何噩梦都更可怕,只有死才能解脱,因此,每个人差不多都有过自杀的念头。

除了一息尚存,弗兰克尔失去了一切:

他的双亲、哥哥、妻子,不是死在牢营就是被送进煤气间;他的灵魂之子——呕心沥血写出的第一部书稿被毁;就连这孑然一身,也随时会被夺走。

他只剩下唯一的自由,那就是,他可以选择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苦难。

弗兰克尔为何没有自杀?

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他想知道,情况到底能坏到怎样的程度;他开始把所受的苦难当成一项有趣的心理学研究课题,幻想在宽敞明亮而温暖的演讲厅里,报告集中营俘虏的心理学反应及其原因,幻想与心爱的妻子对话,以此来超越集中营的苦难。

弗兰克尔活下来了,而且创立了除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外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意义治疗学”,致力于告诉苦恼中的人们:

每一个生命都有价值,每一种境遇都有意义。

他有一段话广受推崇: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

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局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

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非只有创造和悠闲。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也应该有其意义。

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法抹煞的组成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生命就不完整。

我为何而活?

我为何忍受种种折辱?

除了上述回答,更著名的还有伯特兰·罗素的话:

“三种简单而压倒一切的情感,支配了我的一生: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这三种激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爱情与知识,总是引领我直抵美好的天堂之境;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又把我带回现实世界。

我渴望能尽微薄之力去减轻这些不幸,却无能为力,为此深感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发现这一生是值得活的。

如果有谁再给我一次生活的机会,我将欣然接受这难得的赐予。

身为芸芸众生,倘若我们达不到罗素的“三种激情”,我们为什么同样要活下去?

为什么没有在人生的第一个难关就畏难而自尽?

卑之无甚高论,也许是为了某项未竟的目标,也许是为了身边离不开你的那些人——起初是为了父母,不忍让他们承受丧子(女)之痛;后来是为了孩子,不忍见他(她)沦为单亲孩子或孤儿;年轻时,为了干事创业的抱负;年老时,为了给儿女树立一个冰雪压不服、挫折打不倒的坚韧榜样,为了不负上苍送自己人世一游的美意,欣然走完人生之旅,哪怕已只剩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华山最险峰;……活下去的理由,还可以有很多很多;而永不选择自戕的理由,只需一个便已足够:

父母生我不易,生命只有一次。

即使全世界都不在乎你,你也永远是他们的无价之宝,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你并非一无价值。

我常把自己看成天地间的一个游客,告诉自己,路途中的一切疲惫都不会毫无意义,上苍派我到此一游,就是为了将夏花之绚丽、秋叶之静美、顶峰之辽远、谷底之幽深一一看尽,好好观察体会,怎么舍得半途而废?

恰似尼采所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

”明白了为何活着,哪怕尘世之苦排山倒海而来,也可以微笑着迎接它,直到死神带走最后一口呼吸,在闭上眼睛的一瞬,还可以回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略去了工作汇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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