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世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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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看世界》
《地缘看世界》
第七十五节
罗马内战（中）——后三巨头时代附：
日耳曼长城示意图
战胜庞培的凯撒，终于成为了罗马唯一且独裁的统治者了。
不出意外的话，罗马将在凯撒手上正式步入帝国时代。
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公元前44年，伟大的盖乌斯?
尤利乌斯?
恺撒在元老院被数十名共和派元老刺杀身亡，罗马很快又陷入了内战当中。
与很多类似地位的政治家一样，凯撒之死的也在历史上引发了永远没有正确结论的讨论。
人们无法理解，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无上荣耀的人，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生命。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凯撒当时身患重病，自知无法真正登上帝位，因此故意死在对手手里，为继承者留下一笔政治遗产。
事实上，一个新制度或者时代是好是坏，民众都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
简易点说就是民众要用时间来消除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感。
因为人们无法准确判断即将出现的时代，是否会制造更多的混乱。
无论你描绘的前景有多么诱人，都会有人觉得现在的问题只是因为没有之前做的好（这种恐惧心理是不分阶层的）。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想要彻底消除这种恐惧感、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二至三代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说，曹操、凯撒这类一代政治家，没有正式上位的确会有觉得时机不成熟的考虑。
尽管很多人热衷于阴谋论，认为历史进程就是由一连串经过设计的“意外”所主导的，但即使是仅从战术层面来看，像刺杀这类阴谋所起的效果也往往是相反的。
比如凯撒之死，并没有就此让罗马回复到之前的政治架构，相反却进一步激化了平民与贵族派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罗马建立帝国体制的催化剂。
罗马城中残余的共和派贵族，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的后果，就是被民众的愤怒逼离了意大利半岛。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后凯撒时代”。
像“后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在后凯撒时代，巅峰期的骤然离世反倒让凯撒本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任何想迅速在罗马拥有政治资本的人，所想的都是如何从凯撒那里继承最大的政治遗产。
从这个角度看，罗马的共和时代已然终结，接下来无非是凯撒一系当中，谁最能够真正接过凯撒的衣钵，为罗马带来新生。
参与这场领导权之争的总共三人，史称“后三巨头”（与前三巨头相区别）。
分别是：
凯撒的义子（也是甥孙），其3/4财富的继承人——屋大维；凯撒在军队中的两个副手——安东尼和雷必达。
公元前43年，后三巨头正式结盟，高卢、北非（加上西西里和撒丁岛）、西班牙三大板块分别成为了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的领地，至于意大利半岛则成为了三人共管之地。
之所以只对西地中海地区做出了分割，是因为逃出生天的共和派贵族再一次选择了退往希腊，以期集结东方的力量与凯撒派的三巨头相对抗。
只不过这次即使是共和派内部，也少有人相信他们有获胜的机会。
从上至下都感觉大势已去的心态，导致凯撒军团很快便又一次平定了东方（公元前42年），将整个罗马正式导入了“后三巨头时代”。
很显然，三方共管一国的局面是无法持久的。
后三巨头面临一个选择：
要么彻底将罗马分裂，并在一系列磨合（其实就是战争）之后，在地中海稳定形成三国鼎立的态势。
就像后亚历山大时，以亚、非、欧的地理划分为基础，所形成的安提柯、塞琉西和托勒密三大王朝一样；要么其中的一人击败其他两个对手，成就一统天下的帝国伟业。
不管最终走向如何，庞大的地中海世界都为这三位凯撒的继承者提供了分而治之的基础。
即使最后还是要血拼出一个“王”来，三方也尽可以先割据一方。
在新的分割方案中，凯撒军权的直接继承者安东尼，看起来得到了最大份额，包括希腊半岛、的黎波里斯及其以东地区的“东地中海”地区，成为了安东尼的领地；凯撒姓氏和大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屋大维，得到了意大利半岛及高卢地区；西班牙及西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迦太基故地）则被分给了雷必达。
不过与前三巨头之争类似的是，所谓三巨头中总有一个是打酱油的。
前次是贸然东征，死于帕提亚人之手的克拉苏，这次则是自知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无优势的雷必达。
公元前36年，羽翼渐丰的屋大维终于得到了雷必达的领地（雷必达隐退正坛），罗马也正式进入了东、西对决模式。
最后成为第一位罗马皇帝的屋大维，在三巨头结盟之时的实际年龄只有19岁。
很显然，这一年龄并无法让他在凯撒的军队中树立威望。
与另二位出身军队的合作者相比，屋大维所拥有的是政治优势。
作为凯撒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屋大维毫无疑问的从凯撒那里继承了最多的政治遗产。
这一点通过控制罗马城和意大利半岛这一地缘优势，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政治优势为屋大维所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比如基于故土难离的农本主义思维，那些被承诺分配土地的罗马老兵，第一选择一定是回到罗马和意大利半岛的。
这使得掌握土地分配权的屋大维，能够有机会很快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又比如凯撒生前为了扩大自己的民意基础，给予了自己的龙兴之地——内高卢地区，以及意大利半岛南部的粮仓——西西里地区以罗马公民权（甚至让归顺的凯尔特人首领进入元老院）。
这样做不仅让凯撒获得了仅属于他个人的民意，同时罗马城中的屋大维也只要延续这一政策，就能够继承这一民意基础。
与屋大维相比，安东尼所犯的最大错误应该就是离开罗马了。
在选定希腊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后，安东尼并没有像已经烟消云散的共和派一样，把希腊视作与意大利竞争核心板块，而是选择了埃及作为自己的驻地。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将之归结为埃及艳后的个人魅力。
不过从地缘角度看，安东尼的选择并不是由下半身决定的。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大量人口的输入，导致罗马城和意大利的粮食需求极度依赖进口。
这些出口罗马的粮食中，埃及又占据了最大的份额。
作为罗马粮食安全的保障，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一直也是凭借这一优势保持着自己半独立地位，同时也积累了巨的财富。
现在掌控这一优势的安东尼，看起来也可以藉此与屋大维达成均势（或者说威胁罗马），在地中海东部经营自己的领地。
在屋大维与安东尼关系日趋紧张之后，断绝埃及的粮食出口也的确对罗马城中的稳定造成了很大影响。
如果这种局面就此延续个两三代，一个东、西分立罗马可能也就提早二百多年出现了。
事实上安东尼也的确这样开始尝试了，在平定征服试图独立并染指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之后，安东尼将他与埃及艳后所生育的子女，分封到了各地成为国王（甚至包括还未征服的安息）。
我们的埃及艳后也由此晋升成为“众王之女王”。
当然，谁都知道安东尼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因此这个在公元前昙花一现的“东罗马帝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安东尼王朝”。
然而这种分裂的局面，在当下的罗马注定没有市场。
亚历山大的帝国之所以在其死后很快陷入分裂状态，与他的帝国存续时间实在太短有关。
无论仍习惯于城邦结构的希腊人，还是那些新归属的东方人，都没有在心理上做好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准备。
反观罗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罗马人对希腊世界跨度长达150多年的蚕食、征服，即让罗马人能够从容的的在东方搭建由官吏、军队、移民组成的统治体系，也让希腊人有足够的时间从心理上融入罗马（或者说接受现实），尤其是在他们面临野蛮的亚洲游牧民族（帕提亚人）威胁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在罗马出现内战时，希腊世界并没有借机脱离罗马，而总是作为罗马的一部分，作为反对派基地的原因所在。
现在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安东尼身上。
即使他希望在东地中海建立自己的帝国，罗马在东方的官吏、军人也不会接受这种安排。
除非安东尼有机会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比屋大维更有权力继承凯撒的政治遗产。
这种证明并不代表安东尼一定要回到罗马去与屋大维争夺西地中海的控制权，但最起码要让自己（以及继承人）有时间继续顶着罗马这块招牌，来完成这个心理过渡阶段。
最终让安东尼感觉可以和屋大维决裂的政治牌，是埃及艳后之前所生育的一个儿子。
根据出生时间判定，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凯撒的儿子。
当然，是不是真是凯撒的血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安东尼需要这样挟持这样一个“天子”，以令罗马人承认他的“安东尼王朝”才是罗马正统。
为了这个政治目的，这位“小凯撒”也与他的母亲一样，晋升成为了“众王之王”。
同时，将身份和财富传给屋大维的凯撒遗嘱，也被有安东尼一方宣传为是伪造的。
很显然，对于一直以凯撒唯一继承人自居的屋大维来说，安东尼的这种做法无异于釜底抽薪。
虽然他可以极力否认小凯撒的存在，但对于那些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的反对者来说（你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辩解同样不重要。
因此在终极决战到来之前，罗马城中三分之一的元老逃往了东方，归附于安东尼。
不过这一数字和反对者的逃离，反过来也表明屋大维已经掌控了罗马的局势，或者说大多数罗马人还是更加认可屋大维的统治。
如果说安东尼所祭出的杀手锏，只是质疑屋大维凯撒继承人的身份的话，那么屋大维在这场宣传战中用来重创安东尼的说法，就更具杀伤力了。
由于安东尼将埃及定位为自己的权力中心，并且与埃及艳后的事实婚姻，屋大维让罗马人相信，现在的安东尼已经不再视自己为罗马人，而已经变成一个埃及人了。
如果让他或者他的代理人来控制罗马的话，那就不是罗马征服埃及，而是埃及控制罗马了。
从埃及过往的历史，以及托勒密王朝的蜕变来看，这种基于地缘层面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安东尼当下也正在用埃及和东方的方式管理他的王朝（比如对子女封王）。
不管双方如何宣传，一场战争终究是无法避免了。
公元前31年，在经过两年的宣传、准备工作后，屋大维开始进攻希腊半岛，罗马统一之战，也是罗马帝国开国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七十六节
罗马内战3——帝国时代的开启
公元前31年9月2日，决定罗马与埃及命运的一场海战，在希腊西海岸的“阿姆夫拉基亚湾”湾口爆发。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安东尼在此集中了一支包括450多艘船只的海军，以及将近10万人的陆军（步兵7.3万，骑兵1.2万）。
屋大维一方则在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湾那个“靴子底”，也集中了数量相当的海、陆军兵力。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安东尼在希腊集结重兵是为了远征东方的安息，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没有人会在西线面临一场内战的情况下，还把所有力量投入到东线的外部战场。
更何况大家在谷歌地图上定位“阿姆夫拉基亚湾”的位置，就会发现这个海湾位于希腊伊庇鲁斯板块，与意大利南部隔海相望（参见《罗马共和国地缘结构图》）。
当年远征意大利南部，与罗马争夺大希腊地区控制权的皮洛士，正是伊庇鲁斯的国王。
将兵力集结于此，安东尼即使不想反攻罗马，也一定是在为与屋大维决战做准备。
最终主动发起进攻的是屋大维一方。
安东尼之所以没有成为进攻方，是因为信心不足。
如果安东尼最初选择希腊半岛作为自己的权力中心，那么他当下的政治处境应该会好的多。
然而现在，埃及孤立而又顽强到吞噬一切外来文化的地缘位置，使得希腊地区的罗马人，也相信安东尼现在已经成为埃及利益的代言人了。
在罗马人心目中，埃及和克利奥帕特拉（埃及艳后）对罗马的威胁，甚至已经和汉尼拔不相上下了。
由于屋大维已经明显占据了舆论优势，安东尼并不愿意把宝押在罗马人占主的陆军身上，而是把获胜的希望压在了海军身上（海军一半是来自埃及）。
决战的地点，在阿姆夫拉基亚湾出海的海峡一带，由于海峡之南的岬角叫做“阿克提姆岬”（
Actium），因此这场决定罗马命运的海战被称之为“阿克提姆海战”。
由于信心不足，安东尼甚至事先安排好了退路，为每条船带上了风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地中海中进行海战，主要是靠浆手划船提供动力，并不需要风帆。
而安东尼不仅为舰队准备了风帆，还刻意选择西北风向时开战（能更快退往埃及）。
只不过这种未战先怯的准备，很显然也对自己舰队的战斗决心造成的负面影响。
如果战败的话，安东尼准备率海军退往埃及，而陆军则沿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退往叙利亚。
为此安东尼为那位美艳的女王留下了60多艘船以为后应，然后再将其余战船分为三支分舰队与屋大维同样分成三队的海军对决。
然而想给自己留后路的绝不仅仅只有安东尼一人。
在战斗打响之后，除了安东尼自领的舰队之外，另两支分舰队在接战后不久便赶紧扬帆脱离战场，甚至主动向对手投降。
让安东尼海军如此之快崩盘的原因，在于屋大维的舰队很快便表现出了更强的战斗意识，以及技术优势。
本来安东尼的舰队中，那些埃及船要更为的高大、坚固，远程攻击能力也更强（有体型较大的抛石机），但屋大维更为机动、灵活的海军，又一次像第一次布匿战争时那样，通过技术把海战演变为了自己占优的“陆战”。
这当然不是说罗马人又一次重拾了“乌鸦吊桥”战术。
这一战术所造成的头重脚轻问题，已经使之永远退出了战争舞台。
屋大维所打造的罗马海军，这次所发明的新武器被称之为“飞爪”。
这一技术的特点，在于把原来用弩炮发射的标枪，去掉枪头换成“铁爪”，同时在尾部系上绳索。
当飞瓜依靠机械力射落在对手的甲板上后，向后拉动绳索就能够将铁爪牢牢的锁定在船帮之上。
为了避免对手砍断飞爪，罗马人甚至在枪杆上包上了铁皮。
由于选择权掌握在屋大维一方，所以他的军舰可以挑选较弱的对手，特别是不善近战的埃及船发射飞爪，然后拉近两船跳帮，然后上舰屠杀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安东尼军中的埃及人，还是本来就无心战斗的罗马人，都没有再战下去的勇气了。
虽然飞爪的使用的确加快了战争进程，但这一技术其实并不是首次出现在战场。
早在五年前（公元前），屋大维的海军平定西西里岛的叛乱时，就已经使用过这一技术了。
安东尼的失败根结还在于战略上已经完败于屋大维。
这使得他的军队完全不能承受一点压力，任何风吹草动或者战场上的失利，都可以引发多米诺效应。
当看到自己的舰队已经崩溃，安东尼只能按照之前的预案和早已准备好的埃及艳后一起退回了埃及。
从逃跑的角度来看，安东尼倒算的还是很准。
最终安东尼和他的情人凭借风、帆的帮助，摆脱了屋大维舰队的追击，退回了埃及。
不过按照计划退往叙利亚的陆军，就没有那么好命了。
倒不是说他们被屋大维的军队追上并击败了，而是这支军队在听闻海战失利之后，大部分人很快便哗变主动投降了屋大维。
至于逃往埃及的安东尼，估计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能够凭借这样一块死地绝处逢生。
公元前30年8月，屋大维率军攻入埃及，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先后自杀身亡，决定罗马共和国命运的这场内战正式宣告结束。
后人相信时年39岁的克利奥帕特拉，在绝望之前曾经尝试过“勾引”时年33岁的屋大维。
当然她如果真这样做，也是为了埃及能够继承以附庸的身份维持独立。
只不过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罗马治下的地中海，已经不可能再容的下一个自成体系的埃及了。
自此，延续了4000多年的古埃及历史就此宣告终结（成为了罗马行省），罗马人的“帝国时代”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七十七节
罗马帝国的元首制
历史上对于“帝国”的一词的使用，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总的来说，只有那些地域辽阔，行政、军事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才会被公认为是“帝国”。
至于有没有“皇帝”倒并不是最重要的。
比如日本为了吞并朝鲜半岛所扶植的，只存续了13年（公元1897年——1910年）的“大韩帝国”，就完全不符合这两个标准，也不会因为有个名义上的“皇帝”就被认为是“帝国”了。
罗马帝国化的第一个征兆，体现在对埃及问题的处理上。
在屋大维终结埃及的王朝世系之后，他开始尝试按照罗马的方式改造埃及的行政体系。
其中希腊人所带入的行政设置，由于与罗马相容基本都被保留了下来。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由谁来控制埃及。
正常情况下，在埃及所设立的行省，应该由元老院从卸任执政官或者大法官中，选取人选来担任总督。
然而这一次，屋大维自己派出代理人来管理新的埃及。
屋大维如此看中埃及，实在是因为埃及太过重要了。
既然安东尼能够凭借埃及的粮食和财富来制约、挑战罗马，那么这块风水宝地也可以给予罗马皇帝以同样的力量，来“说服”罗马城中的贵族，接受屋大维的统治。
不过这种做法从本质上来说，有违罗马的共和传统，在法律和民意层面都可能会遇到障碍。
对于经历过两千多年集权统治，早已习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概念的中国人来说，屋大维的顾虑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在中国人看来，皇帝当然有权力决定一切了。
别说是埃及，就算是全部的地方官都由屋大维来委任，也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问题在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尽管罗马走向帝国已经的大势已经不可避免了，但也并不代表共和体制就会被完全抛弃。
以我们在中央之国的经验来看，权力集中于帝王的“郡县制”，取代逐级分解权力的“分封制”是帝国化的重要特征。
不过由于身处海洋文明这样的大环境中，罗马在其做大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东方式的君主制，也就谈不上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问题了。
在海洋文明中，权力是通过“议会”这种广泛参政的形式进行分解的。
此前在共和体制之下，贵族们通过“元老院”这个平台集体参政，掌控罗马的各项权力。
这其中就包括对各行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任免（总督）。
由于罗马一直是在海洋文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无论是所谓的贵族派还是平民派，内心对权力独裁的东方君主制，都有着很深的恐惧感。
所谓共和派与民主派之争，所争夺的无非是政治话语权罢了。
为了继承罗马的政治遗产，在与安东尼的博弈中，屋大维也一直将对手描绘为东方君主制的代言人，而自己则是罗马原有制度的捍卫者，并没有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的想法。
这极大的打消了民众，特别是贵族阶层的疑虑，也使得屋大维在获得最高权力之后，仍需要披着共和的外衣来实施帝国之实。
事实上，如果单纯只是一个埃及控制权的问题，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罗马人虽然认为共和国的行政区，应该由元老院来控制，但同时也会保护私有财产。
如果埃及被认为是屋大维的私有领地，然后屋大维派出自己的代理人来管理，法律层面上也算圆的过去。
问题在于仅仅控制一个埃及，并不足以保证屋大维的权力稳定，要想真正成为罗马的统治者，屋大维还需要直接控制更多的土地。
换句话说，他需要从制度设计上，来完善对罗马的控制权。
最终屋大维在共和与集权体制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之道，他既没有自立为君主，也没有仿效凯撒，通过元老院将自己任命为“终身独裁官”，而是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了罗马“第一公民”。
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前者出于贵族阶层（由元老院任命），后者则出于全体民众（这样看起来就与平民利益相一致了）。
这一制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首制”。
一提到“元首”二字，大家首先想到到肯定是2000多年后的阿首夫.希特勒了。
应该希特勒当时选定“元首”作为第三帝国最高职衔，也的确是在效仿屋大维。
不过二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异同点，并不是今天所讨论的重点。
我们今天所要了解的是，埃及模式如何在整个罗马范围内复制，或者说屋大维如何取得罗马的绝对控制权。
事实上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上，帝国体制的建立也同样经历过一个磨合过程。
这其中最为悲剧的就是激进的改革者——秦帝国。
在汉帝国总结秦帝国的教训中，秦帝国激进、全面的进行郡县制改革，而完全抛弃了传统模式分封子弟，被认为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汉帝国前期，封国与郡县一直同时存在，互相牵制。
一直到汉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才算真正解决了旧制度的威胁。
元首制之下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前期的情况其实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屋大维和后面那些“元首”，所要平衡的是元老院的权力罢了。
具体到行省的控制权问题上，就是将之划分为了二大类：
一类为元首行省；一类为元老院行省。
后者行政权力仍然归属于元老院；前者的行政长官则被视为是元首的代理人，由元首直接任免。
至于这两类行省的分布，也并非是随机的，而是有着强烈地缘背景的。
总的来说，那些罗马征服时间较长，已经基本完成拉丁化进程的区域，会被交给元老院管理；那些比较边缘，面临外部或内部军事威胁的行省，则被归为元首行省。
这从表面上看的确有点“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天子守国门”的意思，但实质上则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军队。
因为通常情况下，那些有动乱威胁的边缘行省，帝国需要派驻一个（甚至多个）军团驻守。
拉丁化较深的元老院行省，则基本不需要驻军。
这样的话，那位“第一公民”所控制下行省，就更容易与他的军队形成合力了（驻军受总督所领导）。
不管对元首和帝国的威胁来自外部还是内部，都能够保证自己拥有最强大的资源。
从大势上来看，由于帝国属性使然，元老们的权力不可避会呈现收缩趋向。
就像东方的汉帝国，最终削藩成功一样。
不过除非罗马帝国有一天脱掉共和的外衣，改“元首制”为“君主制”，否则不管元首们有多么讨厌元老们的制约，都还是需要在各方面维持这一混合体系的存在。
这种制约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元首本身并不象君主制国家那些血亲世袭，而是需要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才算合法；元首制定的法案，也需要在元老院讨论通过后才能成立。
当然，元首本身既然能够拥有最多的资源，自然也能够想办法控制多数元老来完成自己的心愿。
只不过这种基于法律层面的设计，也的确让权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衡。
同样的表面制衡也体现在了行省制度的设计上。
元老院行省的数量被法律规定不能少于十个。
即使元首出于某种需要，把一个元老院行省转为了元首行省，也必须为之补齐此数。
当然，无论制度上面怎么设计，罗马现在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了。
屋大维虽然没有给自己的“第一公民”职衔设定无限任期，但在他37年的元首生涯里（公元前23年——公元14年），却总能一直能连选连任。
不过说这一切只是政治操弄就能够做到的话，那就太阴谋论了。
第七十八节
罗马帝国的内部整合
如果说在争霸地中海的过程中，希腊人所引领的海洋文明一直是罗马模仿的对象，并且藉此建立了“共和”体制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帝国进程中，罗马需要从东方文明汲取更多的经验了。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君权神授”思维的导入。
从技术上看，王权与神权的绑定不仅有
利于君主将最高权力集于一身，亦有利于统一民众的思想，使社会趋向稳定。
比如中央之国的皇帝们自称“天子”、埃及的法老自称“太阳神之子”，都是这个道理。
当然，把自己定位为“神之子”，只是君权神授的一种表现形式。
更直接的方式是直接把君主本身，通过极端偶像崇拜的形式包装成“神”（人神合一）。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政治、文化背景的考虑，包装者本身未必会直接把自己定位为“神”，判断的标准在于这种刻意营造的个人崇拜体系，是否客观上已经让被崇拜者将其“神化”（神和人的区别在于，神是不会犯错的）。
屋大维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生前并没有直接宣布自己为“神”，而是通过元老院给自己加封了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奥古斯都”称号，并通过各种手段在客观上将自己神话。
事实上将一个人神话的过程本身并不困难，大量营造自己的雕像、神庙，传说各种常人无法做到的“神迹”（比如10岁开飞机，20多岁就成为百战百胜的军事天才一类的），都是有效的方法。
通过时间的沉淀，尤其在顺利继承几代之后，整个社会就会习惯于这种“神”的存在了。
在屋大维去世之后，“奥古斯都”被正式列入了神的行列。
屋大维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的义父凯撒在生前就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
为了让自己的权力神圣化，凯撒甚至把自己的家谱与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
埃涅阿斯（罗马的缔造者）联系在一起。
凯撒死后，也同样被元老院列入了“神”的行列。
如果屋大维和他后世的元首、皇帝们，不需要从前世那里继承政治遗产，而是准备打造一个新体系，那么这一切努力在凯撒、屋大维死后都会烟消云散。
不过当你面临一个庞大帝国需要统治时，会发现这样做并没有必要，接受前人的政治遗产，远比另起炉灶要省力的多。
因此奥古斯都和凯撒两个神话后的标签，也成为了后世罗马皇帝最喜欢的的封号。
甚至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这笔遗产也依然在发挥作用。
比如我们熟知的俄国“沙皇”，前缀就是来源于“凯撒”。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央之国，一个成功建立的新王朝，总是会像前朝一样自称为“天子”，而不会是费力打造一个新的神授体系。
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张家兄弟，以及引入基督教的“上帝”概念的洪秀全，则成为了反而的例子。
说起罗马帝国的这次造神行动，对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样有影响。
估计很多人会对8月有31天感到奇怪，因为按照1——7月的计数规律来看，应该是单数月为大月，双数月为小月。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所通行的阳历，前身为凯撒所主导修订的“儒略历”（儒略是凯撒的名字）。
凯撒把自己出生的7月以及其它单数月都定为大月，并且在罗马神话中选取了几个神，作为1、3、5月的名称。
很显然，这是凯撒将自己神话的一种手段。
只不过他的继承者屋大维，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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