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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综合1》

第一节 唐诗中的个性张扬

唐代之盛,在于“气象”,气象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唐人有气象,在于唐人能在礼的约束下,将个性张扬到极致。

一、唐代文化的特点:

气象

气象是人们对以盛唐为代表的唐代文化特点的描述。

尽管唐代经历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各个时期的人们精神状态并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来看,从初唐到晚唐,唐人身上都有一致性的东西,这就是唐人气象。

什么是唐人气象,唐人气象就是指以唐代士人为代表的唐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唐人特有的文化气质。

诗人林庚称之为“盛唐气象”,说它们表现出了“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实际上就是说它们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二、唐诗初盛中晚四期的特点

明代胡应麟说:

“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

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

”(《诗薮·内编》卷四)

今人改为:

初唐: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王湾《次北固山下》)

盛唐: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中唐:

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

(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

晚唐: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温庭筠的《商山早行》)

(一)初唐诗

初唐的早期,诗坛基本还是笼罩在南朝糜艳雕琢的宫体诗风之下,“初唐四杰”的诗中开始追求情思浓郁与气势壮大。

他们反对绮靡,主张文质并重,为盛唐诗歌创作高潮的来临,拉开了序幕。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巨大的时空容量,引出巨大的伤痛。

与个体的渺小形成巨大反差;与个人的深沉悲痛(伟大孤独)形成正反对照,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回荡着目空一切的孤傲之气,形成开头强烈的情感跌宕。

自悠悠天地而言,将与英雄业绩同其长久,而自己人生有限,一旦抱负落空,只能空留遗恨而已,于是产生了怆然涕下的巨大悲哀。

这种一己之悲里,蕴含着得风气之先的伟大的孤独感,透露出英雄无用之地、抚剑四顾茫茫而慷慨悲歌的豪侠之气。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蜀州:

现在四川崇州。

也作蜀川。

五津:

指岷江的五个渡口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

这里泛指蜀川。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

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

王湾《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王湾:

洛阳人,生卒年不详。

约唐玄宗开元年间在世,诗名早著,曾往来吴,楚间。

北固山地处江苏镇江市北,山上林木葱翠,山下江流奔涌。

唐人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时题为《江南意》,但有不少异文:

“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数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第三联历来脍炙人口,殷璠说: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

张燕公(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河岳英灵集》)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内编》里说,“海日”一联“形容景物,妙绝千古”。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妙在作者无意说理,却在描写景物、节令之中,蕴含着一种自然的理趣。

不仅写景逼真,叙事确切,而且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真理,给人以乐观、积极、向上的艺术鼓舞力量。

初唐诗歌对日后唐诗的发展,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是转变诗风,二是改进诗体。

(二)盛唐诗

盛唐诗追求昂扬浓烈的感情,雄浑壮大的气势,乐观爽朗的基调,兴象玲珑的意境。

既融风骨、兴象为一体,又兼有意象与辞采之美。

清新俊逸,意境高远,自然浑成,韵味无穷。

杜甫《忆昔》二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首诗追思开元盛事,一方面表达了对开元盛世的怀念,又借古讽今,批判了安史之乱以来动乱的现实。

杜甫《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史称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俱善饮,称为“酒中八仙人”。

这首诗写八人醉态各有特点,纯用漫画素描的手法,写他们的平生醉趣,充分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性格,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

王之涣《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诗传诵千古,而经久不衰。

其魅力在于诗中抒发了在登楼过程中诗人面对白日运转、河海奔流,如此辽阔而无垠的画面时,所产生的强烈进取心和不懈的追求。

如果说大自然中所运行的万物尚且能自强不息,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怎能甘心搁浅,而止步不前呢?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诗初看似乎平淡如水,细细品味就像是一幅画着田园风光的中国画,将景、事、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诗冲淡中有壮逸之气。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是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全诗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首极负盛名的送别诗。

这是一场深情的离别,但却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

相反地,倒是透露出一种轻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调。

王昌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是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青楼曲》

(一)

白马金羁随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扬。

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青楼曲》

(二)

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

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初拜侯。

借用闺阁少妇形象,表现盛唐时代精神风貌。

在唐诗中我们经常能够读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读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读到: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读到: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等等这样气势雄伟的句子,它们都在时空跨度上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和震撼。

我们说这种时空意识与精神气度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相互辉映,构成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时代心理。

(三)中唐诗

中唐诗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以徘徊苦闷、哀怨惆怅、凄凉感伤为基调,气象内敛,境界狭窄,与盛唐诗歌形成鲜明的对照。

“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

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因而,补笔造化说就是一种文学的高度自觉。

孟郊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

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

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

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四)晚唐诗

晚唐诗追求细美幽约的情致、绮艳清丽的诗风,偏于个人主观感受的描绘,语言华美流畅,有浓郁的感伤情调。

杜牧《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似业?

五陵无树起秋风。

《唐诗品汇》引谢云:

“汉家基业之广大为何如?

今日登原一望,五陵变为荒田墅草,无树木可以起秋风矣。

盛衰无常,废兴有时,有天下者观此,亦可以慄慄危惧。

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

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

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

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即来。

这种种抑郁悲凉,在晚唐诗歌的多种题材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体现得既早又突出的是怀古咏史之作。

三、唐诗题材内容的特点

诗歌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即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

1、鲜明的明代感和个性色彩:

端居耻圣明

唐诗反映现实生活之所以特别深广,与诗人们积极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关。

一方面,诗人们热情抒写自己的不凡抱负和执着追求,倾吐理想愿望不得实现的痛苦,宣泄怀才不遇的牢骚,反映了唐代各种类型人物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另一方面,诗人们又普遍将个人命运与唐王朝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2、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性:

风骨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唐诗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放时期的唐代社会生活的文学纪录,是当时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和复杂曲折的思想历程的反映,唐代诗人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真实展示了唐代各个时期人民生活处境,并深刻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形成原因,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

3、浓郁的生活化和世俗化倾向

唐代是历史的一大转变,它处在一个悄悄的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中,科举制度是这一趋势中的产物,文艺的平民化、世俗化大约也由此而来。

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唐诗在当时便是唐人的流行色和时尚风。

唐诗之所以盛况空前,其主要原因便是它具备了充分的世俗性。

诗歌表达由先秦的“诗言志”,到六朝“老庄告退,山水方兹”,而唐诗的特点,正是在成熟的景物描写中,表达出浓郁的世俗情感,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

“唐人好诗,多是征戎、乡旅、迁谪、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后人所说的“唐诗重情”,也正是说唐诗对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开拓。

四、贞观之治与唐代文化的特点的形成

(一)《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后他调离史职,任史职30余年。

《贞观政要》,全书共10卷40篇,约成书于唐开元八、九年,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

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天盛世”,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

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

《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

贞观政治,自然不像正史里讲的那么美好,但贞观年间,确实是光辉时刻。

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

吴兢抬出贞观政治,作为一种样本,采撷的自然都是好人好事,是为“垂世立教”,“义在惩劝”。

因此,《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出发,按照一系列专题内容,将唐太宗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从此,贞观之治不仅成为唐太宗时期思想的总结,也成为整个有唐一代政治思想的指导。

唐代文化精神的形成,也与贞观之治有了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

(二)贞观之治对唐代文化精神的影响

1、兼容并蓄

唐代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

鲁迅说:

“唐代的文化观念”,“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和轻易地唾弃。

”(孙伏园:

《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

对佛与儒、道之“异”,唐人首先看成“随方设教”,着眼于功用,而不究信仰,强调“迹异”而“宗同”,不因其异而废其用,他们本人未必都是佛门信徒。

唐代对胡乐的容纳,在古代乐舞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一是量多,来自更多的蕃邦异族,有音乐、歌舞、杂戏、曲艺等更多艺术形式,以及众多的艺人、乐器等,胡乐只是个概称。

二是面广,民间大为流行,宫廷乐此不疲,不少汉人还精于此道。

三是地位突出,除宴享十部乐中九部来自异族外,玄宗年间的长安,满眼西域乐舞,已居于压倒本土乐舞的优势。

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对礼乐治国传统的有所突破。

正是淡薄圣人而深明政之治乱,国之兴亡,并不取决于一首乐曲,一支歌舞,音乐歌舞原本不具有如此之大的政教性质与功能,太宗没有强加也不迷信它有如此之大的功能,才有对胡音胡乐乃至所谓“亡国之音”的绝不介怀,才成其出类拔萃。

《礼记·王制》云: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足见和异曲新声一样,奇装异服亦是莫大的罪名。

唐代虽有冠服制度,但对以冠服序贵贱、备礼容、齐风俗、明王制的传统,人们并非信守不逾。

胡服盛行和妇女服饰奇异即是主要表现。

服饰本是华夷之别的一个重要标识,唐人却漠然置之,兢行好尚胡服。

一是普遍,从达官贵人到市井细民无不服用。

二是整装,不只是零件袭用。

三是胡服本限于平常燕居,却有官员著靴入殿省,袴褶还成为百官朔望的朝服,胡夷之服不入礼服的陈规被突破。

朱熹说: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不以为异。

”意指“胡风”、“胡俗”对男女、婚姻、家庭方面的影响,唐人已习以为常。

应该说,在这一领域的汉族传统与礼法,不无进步与文明,同时又有禁锢与束缚。

胡风、胡俗不无蒙昧与落后,同时又有原始气息的开放与宽松。

所以,它的传入与影响,既迎合与助长了皇族权贵豪门的荒淫,又冲击了礼法的拘制,起了某种歪打正着的松弛作用。

这里只讲性禁忌和贞操妇道问题。

2、全面开放

传统的华夷之别,夷夏之防,虽有共御外侮,不事扩张之得,其失则是妄自尊大,固蔽自守。

这既不利于各族各国间的友好往还,也无助于自身的发展与开拓。

唐代则不然,在保有其得的同时,完全避免了其失。

诚如鲁迅所说: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鲁迅全集》卷一《坟·看镜有感》)

华夷之别的首义,是以民族、种族之“异”区别内外贵贱,唯我华夏独尊。

唐人或逾越或淡漠,多所不守,信奉的是“敬万物”与“育万类”。

高祖向大臣坦陈:

“朕敬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

即为诏述朕此怀也。

”(《旧唐书·东夷传》)

夷夏之防的再一条是视夷狄为“化外之民”,奉华夏文化为正统,妄自独尊,骄横固蔽。

唐代不尽然,它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自信而转向“用夏变夷”,从而跨越了种族畛界,淡化了异己心理。

原因之一在于两晋以来异族纷纷南下,冲淡了惟华夏独尊,而其普遍“汉化”又增强了文化自信。

传统社会是个伦理政治社会,血缘的纯正与亲疏是权力与财富分配的重要依据,也最为世俗所注重。

所以,比之通使、求学、贸易等,任用异族人和异族间通婚,更反映唐人少有“非我族类”、“无取杂种”的顾忌。

唐代胡汉通婚相当普遍。

贞观时,长安坊州司户尹伊在追究一起纠纷中,就强调不能唯胡是问:

“有胡著汉帽,汉著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

”(《全唐文》卷一六二《勘坊市胡尽禁推问判》)

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又倍之。

县官日给饔飨,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行。

或衣华服,诱取妻妾”。

高祖19女,女婿近半数为少数族。

公主和亲于史可据者有23次,且不视为屈辱之事。

这类婚姻固然含有政治缘由,但也表明胡汉通婚在心理与习俗上无大障碍,因而对民间异族联姻亦少有闻问。

对异族人的任用,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前朝后代几无可比拟者。

据统计,宰相即有24人,来自15族。

将军、节度使多不胜数,以致《唐书》专立《诸夷蕃将传》。

外邦远洋人则有日本晁衡、新罗崔志远、大食李彦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

其中不无荣宠食禄之位,更多的是用而不疑,实有职权,奖赏升迁和汉人也无大区别。

最为乖常的是让异族人出入宫禁,侍伴君王。

太宗时,温彦博就认为:

“选其首酋,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

3、文网宽疏

唐代儒、道、释三教并存,思想文化领域无有一家一说独尊,应该说是文士异己心态淡漠的首要表现,也是一种气魄。

唐对儒、道、释的基本政策是调和与兼用,从而形成和合三教、优容诸说的多元格局和自由诘难论争的文化学术氛围。

再一表现,是崇文重才的政策与风尚。

传统所重的德行经义,不出礼法陈规和前人说教,实求政治依附与驯服。

唐代不然,一开国就侧重才学而轻于德行,开了不拘流品之端。

高宗武后之后,科举重诗赋文章,又起了导向与强化作用。

唐代士人虽然每每短于德行操守,却多富于才学,而且往往文武兼资,善于排解危难而成就业绩。

诚如王夫之所指出:

“国多才臣,而虽危不亡,唐之立国二百余年,有亡国之君而终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

”(《读通鉴论》卷一一)

最直接与重要的反映,还是言无禁忌,论说著作,无有禁区。

南宋洪迈说: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但在唐代,所有这些对“当时事”的讥讽、揭露、抨击,间或有碍作者仕途,在政治上却几乎没有招致所谓影射、污蔑、攻击而横遭贬杀与禁绝,相反,还受到某种赏识与欢迎。

白居易作乐府等“规讽时事,流入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

五、一仙一圣的超凡与入俗——唐人精神的典型映现

(一)李白:

自由浪漫、飘逸洒落的心性抒写

余光中《寻李白》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作谪仙 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 连太太都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 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 乱发当风

――而今 果然你失了踪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1、李白自由精神的具体内涵

(1)与自然具有高度的亲和力

李白立足道家的超然独立的人生趣味,表现为对仙境的迷狂,对自然的热爱,自然仙境成了他精神另一个寄托,也是他最后的精神归宿。

(2)狂傲不羁的性格与飘逸洒脱的气质

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来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3)及时行乐的思想与纵酒求仙的行为

李白自幼崇信道教,学仙求道、服食炼丹,几乎贯穿其一生。

他曾受道箓于齐,一生交往过不少道徒。

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写了不少诗歌吟咏隐居学道和放情纵酒。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2、李白自由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说:

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

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李白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入世为英雄,出世则为神仙。

李白最钦羡的人是古代的王佐之才,他最想成为的人不是诗人或隐士,而是英雄,即帝王师。

李白是个一辈子枕在英雄大梦上从未醒过的人。

他以王霸大略自负,崇拜英雄人物,其实就是崇拜他自己。

李白“以杰出的政治家的幻想,成就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

3、李白诗歌充满夺人之气

李白诗歌所以能引起轰动,除了他具有天赋的才能之外,主要是他诗中充满的一种奇逸壮盛的夺人之气。

清人叶燮《原诗》:

“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然千古与杜甫齐名,则犹有间。

盖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气之所用不同,用于一事则一事立极,推之万事,无不可立极。

李白不仅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更具有“一醉累月轻王侯”的胆识,他的豪情逸兴、气势磅礴、涵盖宇宙。

李白的诗歌,具有非凡的气势,诗中表现出的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不仅表现在自由自在驰骋,而且表现在对天地自然的驾驭和支配。

李白的诗歌,既具有奇逸壮盛的夺人之气,又表现出无拘无束的放任,这正是盛唐人的精神——飞扬跋扈。

李白诗歌有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

这种动感,见诸于字句音节时,常表现为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韵律的跌宕舒展,来显示其回旋振荡的节奏旋律,造成诗的气势,达到了任随性情之所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

由于李白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他在当时就有极大影响,“诗仙”之称,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他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

(二)杜甫:

全幅人生是仁的境界

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

“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

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1、“恻隐仁者心”的人性思想

从杜甫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重大的转折,这就是不仅看自己的生活,更注意比自己更贫困的人的生活。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新唐书·杜甫传》“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的地主家庭,从小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忧国忧民。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一首流传千古的不朽名篇。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

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自己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尽管极度悲痛,他还是把目光投向广大的穷苦人民和远戍的战士。

同样,当草堂的茅草被秋风卷走,“床头屋漏无干处”时,诗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

上天回哀眷,朱夏云郁陶。

执热乃沸鼎,纤絺成缊袍。

风雷飒万里,霈泽施蓬蒿。

敢辞茅苇漏?

已喜黍豆高!

盛夏大雨,自己的茅屋漏雨不堪居住,但想到能够解救去年冬天以来的大旱,使得“黍豆高”,好的收成在望,那么诗人也是欢喜在心的。

《客居》中,杜甫说,我虽“儒生老无成”,犹能“臣子忧四藩”,时刻想着“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

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

诗人虽然一生蹭蹬下位、身处逆境、颠沛流离、穷困交加,但是他以天下为己任,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和悲悯,始终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诗歌创作中。

这正是孟子所谓“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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