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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居住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环节和表现形式。

从文献记载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春秋战国，变化不是太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正是所谓“两汉堂室犹存周制”，“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所以有人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往往以主要是反映春秋时期居住状况的《仪礼》的有关记载为依据。

但《仪礼》所反映的情况具有阶层与空间的局限性，它主要涉及的是士大夫阶层住宅中的有限空间，即“《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于门、寝二者。

然此特大夫、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

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

而厨、厕、仓、厩、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必所具，决难付诸阙如。

凡此数者，其配列结构之状，无关昏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

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

且住宅者人类居住之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

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固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3期，1932年9月）因此，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应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近年来在秦汉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大量遗址、画像砖、画像石、陶屋及其他随葬品等，为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秦汉时期的居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这些资料既涉及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涉及室内装饰和家具；既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住状况，也涉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官僚、地主、平民等的居住状况；既涉及住宅整体结构方面的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也涉及住宅木架结构方面的穿斗式、抬梁式和井干式等。

以下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一）    庭院式住宅

秦汉时期的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存在差别。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曾介绍了一个被查封财产的士伍德房屋，其文曰：

“一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

”所谓“一字”，即有堂屋一间；“二内”，即有卧室二间。

房屋上都覆有瓦，木构齐备。

《封诊式•穴盗》又记有一被盗人的房屋，同样是一堂二内。

所不同的是二内中之一为正房，正房东有侧室，有门相通，而堂系小堂，在侧房之后。

这样其平面图呈曲尺形。

房周围当有院墙，其北墙距小堂北缘为一丈，东墙距侧房五步。

《汉书•晁错传》说：

“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

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

王充《论衡•别通篇》说：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

”富人家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高台层榭，接屋连阁”了。

先秦时，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大夫只有东一房，西一室。

但秦汉人已不大区别室和房了。

如《释名》《说文》都把堂侧之室也称作房。

然而王鸣胜认为，秦汉人是前为堂，后为室的，堂东再由一间，构成一堂二内，其平面为曲尺形。

不过在实际营造中，这种刻板的礼法并未被严格执行过。

如上述秦简所示，前者恐怕是一字型，中为堂，左右各一房。

后者则堂在东后侧，且形制小于正房（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29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6页）。

曲尺形住宅（图45）是由两幢长方形房子组合成一个曲尺形平面，其余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起来，构成一个后院，整体平面又成方形或长方形。

大门一般位于正面，也有正、侧两面都辟门的。

墙面刻划有柱、枋、■手，也有镂空成柱、枋和斗拱以承托屋檐的。

于此可见汉代木构架建筑的大概情形。

厕所一般在屋内后侧，高离地面，有的安设着梯级。

屋内常有作舂米、簸米等家庭杂役劳动的陶俑，后院是饲养家畜的围栏。

这种住宅结构布局都比较简单，应为当时一种小型建筑。

三合式住宅是由三幢房子组合成一个凸字形的平面，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以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46）为代表。

这座陶屋的前面一幢房子作横的长方形，其余两幢对称于背面的两侧，当中用矮墙连接而构成后院。

因此，整个平面也为方形。

这种住宅的两侧（或一侧）常有走廊，在此设斜梯通往后屋，也有的在正门前廊处设上较矮的栏杆。

后面的两屋一为厕所，一为畜舍，有的畜舍和院落沟通。

这种陶屋多数都在东汉中期的大型砖墓中发现（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三合式住宅的另一种形式以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47）为代表。

这座陶屋的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两进平房。

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

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隔山”分成前后两部分，后为一堂一室。

院的左侧为矮墙，右侧为一面坡顶的侧屋，似是庖厨。

《仪礼•公食大夫礼》中一再提到在“东房”中具馔。

古诗：

“东厨具肴膳。

”曹植《当来日大难》：

“乃置玉罇办东厨。

”如院中的正房面向南，则此侧房即东厨。

这一庭院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置（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四合式住宅是由四幢房子组合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平面，规模有大有小，有时还可形成多重四合院。

在徐州铜山利国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象中可见一组标准的四合院建筑群，后有正厅，轴线左右对称建有配房，按汉代封建的宗法礼教，长幼有序，内外有别。

主要殿宇摆在纵轴线上，次要配房在横轴线上，从而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在居住房屋上分出等级差别。

前有门庭，中间为道，两侧设庑以备宾客之宿，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内部空间结构组合。

屋顶两侧装饰的双凤为建筑增添了生机（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日字形住宅的画面（图48），这所住宅由前后两个院落、三排房子组成，每一排房（连门厅在内）都是五间。

第一排房的中间是整座建筑的前大门，第二排的中间是中大门。

前大门和中大门的门扉上都饰有铺首衔环。

最后一排中央的一间未见有门，只是一根柱子上设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屋檐，这可能是厅。

日字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右侧廊房的两端各建有单体阙。

最后一排房子的屋后还建有带栏杆的屋子。

从一些出土随葬明器看，很讲究的屋子内却饲养猪，因此这也可能是猪圈或厕所。

整座建筑有一条从前大门到客厅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

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

实际上此日字形住宅是四合式住宅的变相（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8页）。

在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庭院》画像砖（图49）上有一方形的宅院，四周墙垣围绕，一座大栅栏门开于南墙西侧。

内分左右两院。

右院为两进，右前厨房有炉、灶、井栏，后面矗立一座很高的望楼，楼下系一猛犬，院内有持帚的仆役。

左院房屋二进，头进是大门，门内有斗鸡一对；二进为正厅，屋宇宏敞，宾主二人正在堂上饮酒，堂下双鹤起舞。

左右两院间以长廊相隔。

此图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主庭院。

庭院高墙环绕，楼舍齐备，宾主对饮方酣，且有斗鸡舞鹤之乐。

斗鸡在汉代颇为流行。

如《汉书•爰盎传》载，汉初爰盎为官，曾“病免家具，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走狗”。

《汉书•张汤传》：

宣帝幼时，曾受张贺教养，后宣帝继位，报答张贺之恩，亲身为之“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

又曰：

张放“常从（宣帝）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

可知斗鸡之戏不仅流行于地主豪门之家和闾里巷间，而且为皇帝宗室所喜好。

《汉魏乐府风笺》载曹植《斗鸡篇》诗：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

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

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生动地描绘了宴饮斗鸡的精彩场面（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4页）。

河南出土的汉墓空心砖的一幅住宅图形分前后院，前院临大道，建门阙，院内有花木，为宾客停车马处；后院另辟门，上有重檐，院内盛植花木，为居住部分。

画像石上所见的一座贵族住宅的正门中高侧低，侧门为小门便于日常出入，大门内中门皆高大通车马，中门附近为宾客居住房舍，称为门庑。

院内为堂，堂后又以隔墙界为内院，为主人居住处，还有后堂。

前堂延宾，后堂则为宴饮歌舞生活场所。

此外，住宅还包括车房、马厩、厨房、仓库以及奴仆住所等附属房屋，其规模相当大（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秦汉时期的住宅以庭院式为主。

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住宅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

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从汉代到清代，不但住宅如此，宫殿庙宇以及其他建筑也大都如此。

这使得它们的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和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

在技术方面，汉代已使用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的缘故已向上反曲，成为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

这说明汉族住宅甚至整个汉族建筑的许多特征，在两汉时期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学报》1956年第4期）。

当然，贫民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没有庭院。

如《东观汉记》载：

“李恂坐事免，无田宅财产，居山泽，结草为庐。

”又载：

“迁下邳相，邻国贫民来归之，茅屋草庐千户。

”《后汉书•逸民列传》载：

“台修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

”又载：

“矫慎隐遯山谷，因穴为室。

”

二）楼阁式住宅

秦汉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统治阶层追求仙居生活的建筑环境，因此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

汉人对大自然充满着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西汉的楼阁一般采用井干式，即主要是用大木实叠而成。

《汉书•郊祀志》说：

“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

”颜注：

“井干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干之形也。

井干者井上木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

张衡《西京赋》云：

‘井干叠而百居。

’即为此楼也。

”

东汉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也比较普遍化和多样化。

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坐和出檐皆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拱支承，斗拱已经是整座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

特别是在四川三台郪江崖墓中发现的一种斗拱颇具特色，它的拱从栌斗得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伸出（只雕了前左右三方，后部因不在视觉范围内，所以省略未刻，实际上应是四面相同），其上托斗子，斗子上再承梁枋。

这种斗拱宋人称之为“斗口跳“，它是目前发现的汉代斗拱中仅有的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斗拱的栌斗之上刻有一圆柱的形象，说明该墓所摹仿的木构建筑应是内立中柱的多层楼阁，上层的柱子应插在下层立柱的栌斗之上。

这种建楼立柱的方式在宋人《营造法式》中称之为“叉柱造”（孙华《三台郪江崖墓所见汉代建筑形象述略》，《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

而在东汉陶楼上表现出来的逐层施柱、逐层收小减低、逐层或隔层出檐或装平坐等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我国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东汉时楼阁式住宅的种类繁多。

《水经注•泚水条》引《续汉书》：

南阳樊氏“起庐舍，高楼连阁”。

《后汉书•黄昌传》：

陈人彭氏“造起大舍，高楼临道”。

《后汉书•宦者列传》：

外戚宦官所造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后汉书•桥玄传》：

“有三人持仗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

”《后汉书》的《黄昌传》《郑玄传》《侯览传》《刘表传》及石刻中也有类似记载（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3期，1932年9月）。

汉墓中出土的塔式陶楼，低的为两三层，高的达五层。

其中一种在腰檐上置平坐，平坐上施勾栏（图50）。

这样不仅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而且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坐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形成抑扬变化的节奏感，从而使建筑物的外观神采奕奕。

另一种自顶层以下，各层只修腰檐而无平坐，如河南灵宝五号、辽宁旅大甘井子等东汉墓所出者。

特别是河南洛宁故县四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异形陶楼，平面方形，五层。

底层正面与前院相连，以上各层面积递减，最上一层结庑殿顶，正脊颇短，上立一鸟，初看好像攒尖（图51），整个陶楼的造型与北纬石窟中的塔柱及浮雕和壁画中的佛塔很相像。

就建筑物的轮廓而言，洛宁陶楼比起佛塔来只不过缺少顶上的相轮而已。

有些陶楼的房间分割得很周密，如广州东山象栏岗4016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图52），其平面是呈“H”形，主楼很高，分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

展附于两侧的抱厦为较高的单层平房。

前后厢房对称于两侧。

门楼位于中轴线上。

后面左边的厢房作为厕所，右边是禽舍。

后院也是饲养牲畜的圈栏。

这种布局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是依循着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的。

在构架上已普遍使用柱、梁、斗拱的方法，在整体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配合得井然有序。

广州红花岗出土的一座陶楼的前排是较高的单层建筑，其明间与右次间作纵横组合。

前后两排建筑之间是一个进深极小的天井。

后排是主体部分，作上下二层，两层的平面布置相同，当中系一个长方形的小房，四周称回廊围绕，上层复以四阿式屋顶。

四周墙壁开窗，窗槅是由三角形和圆形复合成的几何图案，颇为新颖。

湖北云梦癞痢墩一号墓所出陶楼（图53），其主楼也分两层，下层并列三室，上层并列四室，都是作起居用的。

炊间、厕所、望楼、猪圈等则设在主楼后面。

这组陶楼结构谨严，布局合理，楼层高低相间，错落有致。

至于四川新津、河南灵宝等地汉墓出土的陶楼，下层均无饲养禽畜的处所（图54、55）。

大体说来，北方所出土的汉代陶楼，一般均不在楼内安排畜栏等设施（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在江苏徐州汉画中反映出的亭台楼阁充分展现了当时的建筑风貌，如双沟出土的建筑图的右侧为杂技表演，左侧为一建筑群，刻有楼阁殿宇，峥嵘起伏，鳞次栉比，显得深远壮观，立柱、斗拱、栏杆纵横交错，表现了汉代楼阁建筑的高超水平。

楼为四阿式顶，墙以斜方格纹为饰。

此与徐州十里堡汉墓出土的重檐陶楼十分近似。

铜山县茅村墓中的建筑图上有一处庞大的砖木结构建筑群。

右侧有门双阙之中夹一门庭，阙门用一斗二升的斗拱承托，旁有卫士执戈肃立。

从画面形象看，门庭双阙浑然一体，前后布局合理匀称，主次分明，显得格外宏伟壮观，自右向左楼宇相连，逶迤交错，气势雄浑，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意趣。

屋顶用筒瓦覆盖，其中一楼的正脊上设有火焰尖装置，楼上有人宴饮会见，楼下有登梯、饲马、庖厨、谒见，旁有侍从，恭谨待命，随时供主人使役呼唤（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在四川金堂县东汉墓出土一座陶楼房高达105厘米，共分三层。

最高一层屋顶为庑殿五脊顶，并用一斗三升的斗拱相托，显得庄严、壮观。

底层台基左右各立粗大角柱，两角柱各有侧脚，柱上施一大斗承托横额。

正中的坎墙上立竖拱，将开间分为左右两间，左边是楼梯，右边隐刻成谷仓。

竖拱之上托有一斗三升斗拱，上留、下出、平杀，横眼清晰可见。

斗之上托横额，横额上有出檐瓦陇。

垂脊尖端有束瓦当作装饰。

二楼平座的立柱上各施一大斗，左右暗窗均为镂空菱形格眼。

三楼平座上隐刻杆栅式栏杆，角柱的顶上施一斗三升斗拱，拱为曲状（与彭山、乐山东汉崖墓石刻斗拱相似）。

正中的一斗三升承托镂空菱形格眼暗窗，栏杆三面空旷，可凭栏远眺。

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束瓦当（后来的鸱尾乃沿此发展），另四垂脊平伸，成庑殿顶形状。

屋顶四角微微翘起，筒瓦、板瓦、勾头都完整无缺。

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木构建筑水平。

汉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描写的正是这类高楼。

在四川郫县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宴饮乐舞》，楼阁之前（右边）有车载客而来，车后侍婢相随。

右上一间硬山式厨房，釜灶齐备，庖者正为宴饷作膳。

正厅之侧有歇山式楼阁一座，楼上一妇女凭窗眺望。

正厅是一座高大宽敞的建筑，其上有楼，顶作重檐四阿式；楼上有栏杆、回廊，楼下大厅两侧各立一柱，柱端有一斗三升斗拱。

厅内设席，宾主五人并坐，酒宴正酣。

庭院里舞乐百戏，以助酒宴。

有叠案、旋盘及蹋鼓之舞，乐人抚瑟歌唱，舞者长袖折腰。

如张衡《观舞赋》所说：

“搦纤腰兮互折，媴倾倚兮低昂”，“连翩络绎，乍续乍绝；裙似飞鸾，袖如回雪”。

在四川遂宁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反映地主生活的陶楼房，重檐歇山式，下檐正中檐柱上施一斗三升斗拱，上檐有平台，其左右立柱上仍施一斗三升斗拱，平台上有抚琴俑和歌唱俑，底层右边室内一上身袒裸地俳优正击鼓说笑，形象极为生动（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84～86页）。

楼阁式住宅也有的与庭院式住宅合二为一，如陕西勉县老道寺一号东汉墓所出陶院落，其主体四合院的北、西两面皆为二层楼房。

北楼为庑殿顶，有两重腰檐，当是主人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

此院东面为宽三间、高二层的仓楼，正面装扶手楼梯，在通向二层之进粮口处设小平台。

底层之出粮口处设活动扶梯。

东跨院中有畜圈、鸡埘等。

最东端的一栋平房，估计是庖厨所载（图56）。

河南淮阳于庄东汉墓所出陶院落也是以楼房为主，房屋共三进。

第二进顶上三楼并峙，下层则相通连。

内院之主高大宏伟，而其西跨院内却是一片菜畦（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三）干栏式住宅

“干栏”即考古学与民族学中所谓“栅居”，一般用竖立的木桩（柱）构成底架，建成高出于地面的居室。

过去只在出土的铜鼓图案中得见有干栏的图案。

干栏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和《北史》。

现在在汉画像石、画像砖里得到典型表现，时间上早于《魏书》《北史》，形式上比铜鼓图案更为逼真，是民族史上的珍贵资料。

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

考古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干栏式建筑。

《北史•蛮僚传》说：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

”说明它是从远古的巢居方式演变而来的。

云南民间传说《山树神的故事》一书说，远古之时洪水泛滥，很多人无路可逃，被凶猛的山洪吞没了。

但曾有几家傣族人因巢居于大树之上而幸免了灭顶之灾。

可见能防山洪也是干栏的独到之处。

加之木构建房的工期短、造价低，山区木材就近易得等原因，所以它受到南方、西南地区民族喜爱。

代代相传，在部分山区延续至今（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从广州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屋看，当地的干栏式住宅的结构比较简朴，其平面布置都有一定的局式。

结构分上下二层，底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基座”，有的施以斗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在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形窦洞，以便牲畜进出。

这种结构比在四川汉画像砖上所见下层只有支柱而不用围墙的栅居式房屋，在使用上是较为进步的。

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高架于“基座”的前部，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开门，屋背有小窗。

门的位置以居中者居多，也有偏于一侧的，门旁还有直棂和菱形的窗穴，这是广州出土的两汉陶屋、陶仓中最常见的一种窗槅形式（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

西汉地区值得提及的是四川省内江市东汉崖墓画像石上所表现得干栏式住宅。

内江位于川南，秦汉时属“西南夷”边沿之地，又处于巴蜀两地结合部位，居住的少数民族特别多。

由于炎热、多雨潮湿，为了通风、采光和防兽、防盗，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构筑成楼下架空的干栏式房屋。

如今云贵地区的瑶族、傣族的竹楼，苗族的“吊梯”等皆具干栏特征，是古代干栏的标本。

其楼上面设有宽敞的前廊，是为了扩大使用空间，增加采光，有利于通风散热。

走廊后面为“祭所”和“寝”室。

楼下架空，对防潮湿、防兽、防盗等有益。

对于干栏的地方民族特点、建筑形式及其优越性能，古人早已作过考察，古文献上不乏记载，如《旧唐书•南平僚传》认为，南平僚住地“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

人皆楼居，登梯而上”。

《西南风土记》认为，西南地区区“其地下僚上雾，四时热毒，民多于水边构楼从居”。

宋代《岭外对答》认为，南方岭南山庄农舍舍“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

至明代，新都杨慎（升庵）在《送协三峰公韶（内江人）守大理》一诗中，也曾言及“南荒瘴疠”。

可见当地人构筑干栏从居，势在必然。

内江民居干栏图一般为高浮雕，分布在墓门、内壁及石函、石棺上面，均为仿木构架，抬梁结构，“吊脚楼”形式。

楼分上下两层，下部采用架空的构造，用竖立的木桩承托整个屋顶和楼层，楼下是空的，仅置一梯，其四面无遮拦。

楼上为居室，门、窗显然。

从画像石的画面上看，内江的干栏式住宅具有以下七个特点：

（1）屋顶上为凹曲形屋面，有起翘的屋角。

图57的屋面似锯齿形。

图58为悬山式顶。

屋脊正中饰凤凰，两侧屋顶上有天窗。

图59覆盖筒瓦。

圆形瓦当，正脊很短，屋面作成上、下两迭形式，这是汉代庑殿式顶的重要特点。

图60为重檐。

（2）这些干栏式住宅已普遍采用了中原、成都地区流行的斗拱技术，增加了屋檐挑出高度。

这对于楼上前廊的构筑、采光、防雨有利。

斗、栌斗、一斗二升斗拱、一斗三升斗拱及曲形斗拱，图上均有反应。

（3）在群体建筑（图58）中，不同民族风格、各具特点的干栏式、楼阁式、双阙、平房、斗拱等协调组合为院落，排列有序，构图匀称，气势宏伟，表现出四川汉代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的高水平及庄园面貌，也反映出内江各民族之间在建筑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

这类“甲第”不可能是一般庶民之宅，只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的地主官吏才有能力建造。

图上的双阙为门阙，是封建礼仪的装饰性建筑，也是权势地位的象征。

（4）东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基到汉代已经变得低矮了。

从上述东汉干栏图上看，其楼下支撑柱的下端似乎是直接埋在地下的，不出柱础和台基，因它的楼下三面无遮拦、不住人，省去费工费时的台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把楼下支撑柱深埋于地下，同样能保证干栏稳固。

（5）内江近年来发现两具东汉房屋造型（似殿宇）画像石棺，十分美观，图61为仿木构干栏式房屋造型石函。

屋面（函盖）做成上下迭形式，似重檐，表现出汉代庑殿顶的特征，上盖筒瓦，饰圆形瓦当。

石函身前两侧饰栌斗，呈对称状，函顶部架空，用柱承托函身。

把石棺刻造成干栏民居形状，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住宅的真实写照，反映出葬具的地方民族特色。

（6）楼上一般均为四柱三开间，看不出筑有“前廊”。

图57楼上左侧为横长方形窗，有男女二人站立窗前远眺、私语，中为一门，一妇人侧身而立，右为壁。

这同古文献上记载的“人皆楼居”，楼上为“祭所”与“寝”是一致的。

（7）楼梯是干栏的主要构件，因人们住在楼上，必须“登梯以上”。

梯置楼层下，倾斜度约30至35度，其形状有三：

一曰独木梯（图59）,在某些少数民族家中至今尚存，用较大的木料做成，制作简单，经久耐用。

二曰双沿梯（图60）。

三曰转角梯（图57），一般是由于楼层较高，为降低梯的倾斜度才采用的（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在属于北方地区的江苏铜山和发现了一幅刻划干栏式建筑的石刻画（图62），这是在众多的徐州石刻画建筑图像中唯一的有关干栏式建筑的画面。

从画面上看，住宅下用柱子、栌斗和一斗二升式斗拱架空。

这座干栏式建筑估计不会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因多瘴气、毒蛇、毒虫而建造的，该建筑物的位置可能临水或者就在水面上，总之是为富豪们追求享乐而设计建造的。

（四）住宅附属设施

秦汉时期住宅的附属设施很多，常见的有厕、井、仓、灶、牛牢、马厩、羊圈、猪圈、狗圈、鸭栏、鸡埘等。

以下主要介绍一下厕所与猪圈。

秦汉时期的厕所与猪圈常常连在一起。

如《汉书•燕剌王刘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