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和精神的来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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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和精神的来源
日本国家和精神的来源
日本民族是一个很怪异的民族，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但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它。
了解的只是日本的侵略历史，以及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但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内核武士道，中国人又了解多少？
一提武士道，大家的头脑里马上就影现出一个身穿和服，面目冷酷，挥舞着日本弯刀的武士形象。
一提武士道，大家就马上联想到血腥和屠杀，不寒而栗。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士道，真正的武士道又是什么呢？
武土道，顾名思义，就是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
武士阶
级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其人员构成并非只是打打杀杀的武士，主要却是知识分子。
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士”阶层。
“士”在我国古代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鼎盛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都号称“养士三千”。
最有影响的士人就是荆柯了，但荆柯更象是知识分子，并非身怀绝技的武侠。
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样，大多是知识分子。
但古代的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知识分子要求是不同的。
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通五经贯六艺”，其中的“六艺”指的是六种技能，包括驾车射箭等等。
因此，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只文不武，文武双全者不在少数。
日本的“武士”，大多也是能文能武的，琴棋书画样样来得。
写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
你的意思，莫非日本“武士”的祖宗就是中国古代的“士”？
——聪明！
但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士”的门派多着呢。
战国诸子有多少家，“士”的门派就有多少家。
其中最大的两家，一是儒家，一是墨家。
而日本“武士”的祖宗，再重复一遍，就是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翟姓墨，长得却不黑，他出生于当时的“士”阶层，算是体面人家了。
但他本人又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
墨子初学于儒术，后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和老师公开唱对台戏。
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个字——“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尚力”，“节用”，“节葬”，“非乐”。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
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非常严格（有点象黑社会，呵呵！
）这些人吃苦耐劳，勤于实验，作战勇敢，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因此《淮南子》中说：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
那么，墨家的传人又为何东渡日本，把根扎在这个蛮荒岛国呢？
日本国的创立，始于什么时候？
公认的说法，是徐福东渡之后。
徐福何许人也？
秦始皇的特派员也。
秦始皇怕死，派徐福东渡瀛洲访求长生不老之药方。
徐福本人是一个“方士”，典型的道家学派，与墨家何干？
莫急，容山人慢慢道来。
秦始皇南征北伐统一天下后，又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
最后就是统一思想。
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打下了江山，宰相李斯也是法家的人，法家自然也就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思想流派却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和墨家。
怎么办？
拉拢，拉拢不成就取缔。
“焚书坑儒”的故事，大家都晓得，我就不罗嗦了。
我只谈墨家。
目前流行一种网络游戏，叫《轩辕剑》，其中有一段的背景故事就是讲述墨家的。
墨家被秦始皇迫害，剿杀殆尽，最后被一个年轻的女弟子用“机关术”拯救了。
这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却给我一个启示，即惨遭剿杀的墨家是被一种“机关术”拯救的。
（列位不要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关术”呢？
话又要扯到徐福身上了。
徐福，刚才说了，是道家学派的人。
因为道家不管凡间的事，所以秦始皇也就不拿它说事。
不但不为难它，而且还挺喜欢它。
秦始皇不是追求长生不老么，而道家的方士们一直也在探求长生不老之术。
于是一拍即合，秦始皇出钱，道家出力，到海外寻访神仙长生不老的药方。
徐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特派员的。
徐福曾经三次东渡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述了两次。
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
”徐市即徐福。
其结果“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
”意思是遇上了台风，船毁大半，神仙也没有见着。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于是臣再拜问曰：
宜何资以献?
海神曰：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
即得之矣。
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
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
”徐福打着海神的幌子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随船来到了日本，瞅准了这块世外桃源，再也没有回去了。
从史载的资料来看，徐福出海寻仙求药实在象是一个阴谋（该叫阳谋，呵呵！
）。
主意是他出的，出海的船队是他率领的，每次出海都借故向秦始皇要这要那，最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是阴谋是什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冒险这样做呢，幕后的主使又是谁呢？
当今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百姓，都把徐福当成了自己的祖宗。
徐福不过是一个臭道士，何德何能？
徐福的身边，一定有高人辅佐。
这路高人，不是别人，就是墨家的正宗传人。
墨家的传人被秦始皇迫害剿杀，穷途末路，求助于徐福等道士。
这帮道士素来和墨家关系不错，而徐福本人也是齐国人，和墨家的传人是老乡。
朋友加老乡，落难时岂能不救？
于是两帮人合谋，共同策划了东渡日本为秦始皇访仙求药的阴谋。
事成后徐福南面称王，众人皆称臣。
徐福等人向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
”秦始皇果然中计，大喜，“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仙人”。
徐福得了秦始皇信任，将墨家的传人及其家属弟子混杂在数千童男女中携带出海，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徐福史载两度出海，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统统迁移到了日本。
而当时的日本土著人还处在原始状态，对拥有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徐福等人奉若神灵。
徐福和他的数千移民成了岛国当之无愧的统治阶级。
而墨家的传人也履行承诺，把徐福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
——“天皇”一词本是中国道教的用语。
现在的日本，把徐福供奉为“神武天皇”。
徐福实乃是日本天皇第一人。
但是，徐福终究不过是一个道士，耍嘴皮子行，安邦治国则是外行。
国家肇始的一切要务基本上都由墨家的传人担当，徐福本人也乐得其成。
墨家思想本来就影响深远，号称“显学”；其骨子里是世俗功利的，因此深得人心。
徐福虽贵为“天皇”，但只是充当了一个傀儡而已；就象晁盖，被宋江架空，连精神领袖也算不上了。
但天皇制的统治体制却在这个岛国保留至今，成了日本一成不变的“国体”。
墨家的传人为什么要维护天皇制？
为什么不把墨家之术名正言顺地立为国策，而要打出“武士道”的招牌来取而代之？
至今史学界有一个悬案，就是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一到汉代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
有人可能会说是被秦始皇斩尽杀绝了，但同样是遭此厄运的儒家，为什么种子连绵不绝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废黜百家”，是否也采用了“焚书坑儒”式的极端手段，历史典籍并无记载。
百家中的道家不但没有被废黜掉，相反还堂而皇之地发展成了宗教。
说墨家最终毁于汉武帝之手，恐怕也是无稽之谈。
那么，墨家的传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逃了。
在秦始皇的残酷剿杀下，墨家的传人远远地逃了。
徐福东渡提供了逃跑的千载良机，而当时日本还是蛮荒之地，又远隔重洋，秦始皇的势力还延伸不到那里。
在东逃和西窜中，墨家的传人选择了前者。
在徐福的掩护下，一行人登上了渤海边拥挤的海船，船头指向遥远而未知的国度，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徐福作为东渡的移民的领袖，其地位与功劳完全相称。
墨家的传人心悦诚服地把他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成了他手下的将军和门客。
日本岛国的第一代领导层就此确立了。
又经过几代人的完善和发展，以天皇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以幕府将军为首席执行官的统治格局正式形成了。
这种统治格局差不多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才被打破。
同儒家一样，墨家也是强调忠君爱国的。
墨家“十论”中有“尚贤”“尚同”的主张，“尚贤”即尊尚贤人，“尚同”即主张在“尚贤”的前提下统一天下。
徐福是有名望的道士，又能扶危济困，是墨家的救命恩人，自然称得上贤人。
把徐福这样的贤人扶上“天皇至尊”的宝座，悉心辅佐，一个统一的国家才会形成。
因此，墨家的传人尽管掌控着国家实际的权力，但始终都维护天皇的至尊地位。
日本的天皇两千年来从未被颠覆过，一直世袭至今，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
墨家的传人尽管东渡日本，但墨家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民间暗流涌动，催生出一批伟大的历史人物。
诸葛亮就是其中的典型。
诸葛亮来自于民间，这条卧龙被刘备请出山后，创造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
诸葛亮博通古今，非命尚力，一生克勤克俭。
其发明制作的木牛流马，儒家知识分子为之瞠目。
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这一点和墨子有着惊人的相似。
其平民宰相的形象塑造，又与墨家的“兼爱”主张不谋而合。
其后半生把持着蜀国的军政大权，却始终效命于“扶不起的阿斗”，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唯有墨家精神，才能造就这样的千古名相。
文革以后，有人说周恩来的骨子里是墨家思想，当时我极不理解，难道四人帮批“孔”批错了对象？
而今天，我明白了。
和儒家不同，墨道两家都迷信鬼神，鼓吹鬼神之说。
徐福作为方仙道士出海寻访神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证明道家是迷信鬼神的。
而墨家的“十论”中更有“明鬼”一说，宣称天地间有“赏贤罚暴”的鬼神，天下人都要信奉它，不可胡作非为。
墨家的传人既已尊奉徐福为“天皇”，两派的思想也就开始走向合流。
两派思想的共通点被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从此以后鬼神当道，历经两千年的风雨而不改。
直到今天，日本的首相小泉还公然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
徐福是否就是“神武天皇”，日本的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
但在民间徐福则早就被敬奉为神，成了日本的黄帝或炎帝。
徐福被奉为丰收神、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冶炼神、渔业神、造船神、水利神、殖产神等世代祭祀，2000多年从未间断。
徐福给日本岛带来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功劳大大的，但徐福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方仙道士。
徐福会农耕吗？
会纺织吗？
会冶炼吗？
会打渔吗？
会造船吗？
会水利吗？
会养殖吗？
如果什么都会，那就真成了神仙了。
徐福的身边，必有实践能力极强的高人。
有人会说：
徐福几次出海，不是带了千童和百工吗？
我说，千童是真，百工是假。
《史记》记载徐福只是最后一次出海才向秦始皇提出“百工”之事。
而我们知道，墨家的传人受墨子影响，几乎个个都是能工巧匠。
墨子本人就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高超的生产工艺技能。
据说他亲手制作的“木鸢”，可以在天上飞三天三夜不掉下来。
墨家的传人，继承了祖师爷这一优良传统，人人实践，个个动手。
徐福最后一次出海带的不是什么“百工”，而是伪装成百工的墨家的传人也。
当今世界，数日本的制造业最发达。
日本人在制造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对世人来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
现在，这个谜底找到了。
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与墨家精神一脉相传。
墨家精神特别强调实践能力，武士道自然也就强调实践能力。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是个勤于动手的民族，鼓励发明创造。
日本的制造业所以能雄冠全球，与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是离不开的。
反观中国，自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后，能工巧匠就成了“末技者流”。
孔老夫子只提倡读书做学问，“学而优则仕”。
有个学生向农家学种菜，孔老夫子知道后，严厉地斥责了这个学生，说种菜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不为也”。
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也是极度鄙视手工艺者，污蔑他们是“背本而趋末”；天下一有事，则“殴民而归之农”。
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还在固步自封，把西方的现代技术说成是“淫巧小技”，拒绝学习和接受。
以致于后来的洋务运动进行得异常艰难，比日本人早起步，却远远地落在日本后头。
直到今天，我们的技术工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国人都不顾代价地送子女上大学，读出来后好当干部。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干部的待遇也是出奇地好，一个坐办公室的科员的工资收入几倍于一线的技术工人。
我在批评儒家思想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儒家思想总体上的高明。
秦始皇从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而儒家则是从思想上统一了天下。
没有比儒家更合情合理的了，它在意识形态上延续几千年的统治就是充分的证明。
但我要说，儒家思想只适应封建社会，而不适应工业化革命后的近现代社会。
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人与土地的关联度极高。
当土地不产粮食，或土地的所有者过分地集中，社会就会动荡，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王朝的更迭。
历次的农民起义，不都是打出“分田地”的口号吗？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大的物质财富。
封建统治阶级文攻武伐，开疆拓野，十有八九都是冲着土地来的。
光有土地，没有人种还不行，于是人口又成了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一些穷兵黩武的封建君王在掠夺土地的同时，也掠夺人口，实现土地人口双丰收。
处在奴隶社会中的蒙古贵族不在乎人口，只在乎牛羊，于是在征服异族的过程中见物就抢，见人就杀。
伏尸千万，血流成河。
从这个角度看，封建社会的确比奴隶社会要进步得多，“仁慈”得多。
儒家大肆渲染这种“仁慈”，把人口的财富价值标出了天价，以至于“亚圣”孟子说出了“民为贵，君为轻”这样的昏话。
但财富终究是财富，败家子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视民如草芥，是这些败家子们的常态。
结果人口总是不见增长，生得快死得也快。
天子“雷霆之怒”时，多少个人头都会落下。
当天灾降临，土地不产粮食时，人口就空前贬值。
于是饿殍满地，哀鸿遍野。
一些“仁慈”的儒家官员冒死上表以闻，君王从酒色中抬起头来：
“奈何不食肉糜？
”到天国吃肉糜去吧，如果你能有幸幻为君王。
墨家提出“明鬼”之说，让我等唯物论者笑掉大牙。
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
孔老夫子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不等于他老人家就“唯物”。
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动不动就拿三皇五帝来说事，以为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因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则，“述而不作”，一部《论语》还是徒子徒孙帮忙给编的。
儒家知识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响下，一个个“是古非今”，唯祖宗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与创造力。
封建最高统治者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后，也给予积极的配合，死后不是称“宗”就是称“祖”。
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对国君尽忠，对父母尽孝，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
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动，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
周人受远古祖先崇拜的影响，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
儒家特别主张厚葬。
“亚圣”孟子虽然一向标榜“安贫乐道”，但在葬母这件事上却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椁，连他的门生都认为过于奢侈。
在孟子看来，厚葬“非直为观美也”，而是为了讲礼尽孝。
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礼、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风俗。
厚葬风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费。
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筑工程——长城，阿房宫和他的规模空前的陵墓。
陵墓的修建时间长达37年，用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
整个陵墓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各种稀世珍宝应有尽有。
秦始皇生前享用不尽的财富都带进土里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腐烂成泥。
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诸侯国的国君在丧葬方面也是讲尽排场的，盗他们的墓等于老天要你发“土”财（非洋财也。
）。
秦始皇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祖宗”们恨不得把整个皇宫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金字塔造成国力衰竭，最后被异族灭亡的。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却因此亡了国。
当西方世界的工业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时，东方的满清政府正忙着修圆明园呢。
修到快要完工时，竟被英法两个强盗一把火给烧了。
大火烧了三个月，烧毁了东方文明，也烧毁了满清政府的狂妄与自尊。
而同样是东方的日本，却悄然崛起。
和儒家针锋相对，墨家提出了“节葬”的主张，认为“厚葬”、“久丧”会弄得“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发家致富。
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丧的办法，简化了殡葬礼仪，维护了日常生产。
墨家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费，又提出了“节用”的主张。
主张用财必须用了有利，有利于民，反对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奢侈享乐。
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没有“厚葬”的习俗。
日本没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没有气势磅礴的始皇陵。
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火葬了。
据《续日本书记》记载，公元8世纪初，持统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亲身垂范，在飞鸟冈举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风气在日本民间广泛地推开。
而中国，除了吃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为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只在解放后才在民间逐步推行。
而火葬，我们知道，总比土葬要节约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总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气”。
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空白纸都要节省，“小气”起来简直赛过老葛郎台。
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大企业家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小气”，并且拿它来教导后生。
后生们竟也言听计从，一代比一代“小气”。
哪像我们中国，一个卖杂货的个体小老板，一晚上在歌舞厅潇洒一千块不在乎。
知识分子也有豪放的传统，“千金散尽还复来”。
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要是突然变得“小气”了，满城的酒楼歌舞厅都得关门。
日本人的“小气”，分析起来，是源自墨家的“节用”主张的。
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早已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深根。
日本人虽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传的勤俭作风不变，确实是一个奇迹。
而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哥哥。
吃喝嫖赌争先恐后，官商勾结饱中私囊。
“劳动致富”几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
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为钱来得太快，权力的过分集中又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
于是千百个石崇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帮小子窃夺了。
大学读书时，看了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日本沉没》。
是一部科幻类的灾难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持续不断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侵袭下，日本列岛徐徐沉没了。
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表现出了异常的沉着镇静，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虽是科幻片，但制作精良，特技效果并不输给美国好来坞的大片。
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在中国人看来绝对是杞人忧天，但却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优越感的外衣包裹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墨家的“非命”主张。
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张事在人为；这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
否定了天命，实质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爷的庇佑，人类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就显得孤立无援。
因此，“非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带来忧患意识。
而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是很少见的。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几乎个个都是“乐天派”。
唐代诗人白居易还专门给自己取字叫“乐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这一点。
“乐天知命”的好处就是性情豁达，凡事都想得开；坏处就是逆来顺受，缺乏主观能动性。
和“非命”相对应的就是“尚力”。
“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爷拯救不了人类，人类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墨家主张“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
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张与儒家“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优孰劣暂且不论，墨家重视人类自身能力，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却是值得高度赞许的。
只有充分重视人类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类主观潜能，才能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
而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认识与实践结合得更紧，避免理论与实际脱离。
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其一贯“尚力”有莫大的关系。
墨家“尚力”，儒家则“尚德”。
孔圣人说：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意思是骥（千里马）的价值不在于日行千里的“力”，而在于性情善良听从驱使的“德”。
亚圣孟子则从王道出发，区别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
在二位圣人的倡导下，儒家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力量的培养，推崇仁德，轻视勇力、智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举一例说，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和武人长期处于分野与对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谏，武死战”，军事统帅常常是文盲，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薄弱等等。
直到今天，学校的教育中，“德智体美劳”，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国的唐朝初期，日本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以中臣镰足为首的一群赴唐留学生，回国后联络皇族势力，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权臣苏我入鹿。
其父苏我虾夷也众叛亲离，被迫自焚身亡。
大贵族苏我氏的统治就此结束了。
分析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
中臣镰足等赴唐留学生把大唐帝国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与本土的墨家文化发生激烈冲突。
冲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暂时占据了上锋，日本国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时代。
有关大化改新的内容和意义，历史书上有，我就不重复了。
但如果以为儒家思想从此占据了正统地位，像西汉的“独尊儒术”那样，则又是大错特错的。
日本国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继承。
例如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处，所以被借鉴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由此而来的科举制度，则在日本没有多大市场。
科举制度曾经试行过一段时间，终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国学习的日本人，除了留学生，还有许多僧人。
僧人带来的佛教对墨家思想的冲击才是致命的。
从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普渡众生”；墨家讲“非攻”，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国千年不变的国教。
但是，佛教的骨子里却是极其残忍的。
佛教将世界的主宰者分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对头，势不两立。
《西游记》中孙悟空杀了几个人，唐僧马上念紧箍咒；孙悟空将魔头活捉，将小妖杀个精光，还一把火烧了洞府，唐僧则满面春风，得意得很。
可见佛对人虽客气，对魔则是向来毫不留情，一定要斩尽杀绝而后快的。
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造出“佛”来，又到哪里去找“魔”呢？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发动侵略战争以前，都要将对手妖魔化。
只有将对手妖魔化，士兵们在战场上杀起人来才会不眨眼睛。
而在佛教盛行的日本，尤其如此。
唐高宗时日本与中国争夺朝鲜，吃了败仗，从此就将中国视为对手。
而将中国这个对手妖魔化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兵在中国会那么残忍了，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压根就不是人，而是妖魔，因此要杀光，抢光，烧光。
日本人对中国的“三光”政策从明朝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登峰造极。
日本天皇就是唐僧，瞅着自己的弟子这么能干，于是整日笑眯眯的，心里像喝了蜜一般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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