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品经济低潮时期的货币体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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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品经济低潮时期的货币体系

《古代商品经济低潮时期的货币体系》

第1章

东汉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是复杂的，就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来看，主要因素是世族和均田制。

世族的兴起经历了较长时期。

汉代是豪强地主、世族地主的形成时期。

到东汉末，世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左右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世族的兴盛标志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深刻改变，这一系列变化的核心是土地私有制的衰落，土地私有制是在秦汉得以确立的。

土地私有制衰落，地权日益凝固，减少了用于交换的土地数量，均田制在北魏的颁行及隋统一后向南方的推广进一步从法令上强使土地退出了商品行列。

地权凝固不仅使商品总额中少了土地这一大块，同时也对商品生产产生消极影响；遍布南北的世族庄园趋向于"闭门成市"的自给自足经济，这一切，导致了自东汉末到唐中叶商品经济的回落。

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长期战争破坏了黄河流域的繁荣，而长江流域一方面开发程度尚低，一方面战争也不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现实使"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这一促使货币体系形成的因素急剧逆转。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货币体系形成、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反过来说，商品经济的衰落则使货币体系的维持和发展失去了基础。

这样，虽然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使已然形成的货币体系缺了不可少的一环，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出现逆转，自然经济代之而起成为经济的主要体现，社会经济对完整货币体系的需求降低，所以货币体系重大结构变化的影响在自东汉末至两税法颁行这段时期延缓、减弱了下来。

在魏晋至唐中叶约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商品经济总的趋势是衰落，相应的是自然经济抬头，实物交易盛行。

但在特定时期的局部地区，以及如唐前期全国范围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中，商品经济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商品经济对货币体系的需求有所表现。

西晋覆亡后中国进入了战乱不已，南北对峙的时期，总的来说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但具体看南北有所不同。

一般说，北方战乱在次数和烈度方面超过了南方，相对而言南方较为稳定和平。

南北朝形成后黄河流域也稳定了下来，但北魏颁行的均田制从法令上限制了土地买卖，对商品经济的制约很大，而南方则出现几次稳定、繁荣时期，如"元嘉之治"、"永明之治"，梁武帝治下也有数十年的和平繁荣，南方的开发在这一时期有较大进展。

南北相比，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了北方，货币体系的存在、维持在南方具备了一定条件，有所表现。

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部分实物进而填补空缺，其中较著者是粮食和绢布。

刘宋时周朗论政，涉及货币问题：

"今且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周朗认为"如此，则垦田日广，民资必繁，盗铸者罢，人死必息"〔19〕。

他把铜钱的使用范围限制于千钱以内的小额交易，千钱以上的大额交易则使用粮食、绢布等实物。

在这里不难看出货币体系的影子，尽管粮食绢布等实物不是合适的币材。

南朝另一个表现货币体系的是"短陌"现象，萧梁时尤为突出，相较之下，北方尚未见类似记载。

关于"短陌"问题将另文探讨，这里就不展开了。

货币体系中由于黄金退出而导致的结构缺环在相应的条件下有弥补的需要，这在南北朝特别是南朝有所表现，到了隋和唐前期这种需要就更明显了。

在隋和唐前期，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即推广到全国的均田制和世族影响依然存在，商品经济还只是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但毕竟出现了较长时期大范围的稳定和繁荣，特别是唐前期一个多世纪里政局基本稳定，经济繁荣，使填补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需要加强。

社会经济的需要促使绢帛加入货币行列，和铜钱一起流通，形成"钱帛兼行"。

绢帛作为货币，用途是广泛的，既用于大额交易，也用于零星小额交易。

但绢帛的自然属性使之作为交换媒介难以尺寸分裂，主要以匹计，这使得绢帛更适用于大额交易，同时黄金退出后形成的结构缺环也是用于大额交易的"货币"。

这样，"钱帛兼行"的局面大致是绢帛充任"货币"，以补货币结构的缺环，铜钱还是主要作为"辅币"在零星小额交易中起作用。

这一点，从政府法令中也可以看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７３４年）十月六日敕：

"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自今以后，所在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纬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

"〔20〕明确规定了绢帛等纺织品主要用于大额交易。

宪宗元和六年（公元８１１年）"钱荒"已困扰社会，唐政府要求交易中使用绢帛时亦明确说：

"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疋段。

"〔21〕按此法令，十贯以下（是时物价较之开元年间已大幅度上涨）的小额交易是不要求用绢帛的。

唐代政府法令所规定的，和刘宋时周朗的见解有相似之处。

绢帛在充作货币时主要是用来填补黄金退出后货币体系所缺"货币"一环的，这所缺一环本应由价值较高的金属充任。

以上迹象说明，在两税法之前的六个世纪中，尽管商品经济发展处于低潮，但社会经济对货币体系的需求还是有所表现。

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影响在东汉末至唐中叶的六个世纪中由于商品经济的低落而被延缓和减弱了，在这段不短的时期，始终没有"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以填补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造成的空缺，绢帛等实物弥缝其间，一定程度起到代替贵金属的作用，但绢帛等实物的自然属性并不适于作币材，绢帛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结构不正常。

这样，经过六个世纪，黄金退出所造成的货币结构缺环实际上依然存在，一旦商品经济重新获得发展，货币结构缺环对货币自身及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影响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以两税法的颁行为转折，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各个方面。

5、两税法后货币体系受到的压力经过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之后，在东汉末期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低谷。

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世族的兴起，二是均田制的颁行和推广。

在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持续开发，尽管局部地区在某些时期稳定繁荣，甚至在唐前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出现全国范围的和平稳定，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受世族和均田制两大因素制约，商品经济始终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

这一局面，到唐代中叶有了根本的改变。

魏晋南北朝是世族最兴盛的时期，同时世族的各种弊端也就是在这期间迅速膨胀，世族的力量全面趋于下降。

隋唐行科举，废除九品正制之后，失去活力、素质日渐降低的世族丧失了做官特权，进一步衰落。

到了唐代中期，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世族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已如强弩之末。

均田制自北魏太和年间以来之所以屡废屡兴，在于多次战乱造就众多无主旷土以供给授，一旦出现长期和平，无主旷土和新垦土地供不上给授日益增多的人口，均田制就无法维持了。

如北宋刘恕所言：

"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

"〔22〕至唐中叶，统一、稳定、和平局面延续了一百多年，人口增长很快，已无足够的无主土地按均田制的法定数字给授，加之土地买卖突破均田禁令日益盛行，"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23〕禁止土地买卖的均田制逐渐被侵蚀，且无法按法令如数授田，趋于瓦解。

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税收问题，承认了现实，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行了两税法。

这样，到唐中叶，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世族和均田制，或衰微或结束，从此，"商品经济否极泰来，又向前发展了。

"〔24〕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中叶起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两税法的颁行标志着土地私有制的重新确立，这一变化，从两个方面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按照法令土地可以重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而衰落了的世族已没有力量象在魏晋南北朝那样把土地长期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地权凝固。

在农业社会，进入流通的土地是价值很高的商品，这就大幅度增加了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

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开发，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经济已有长足进步，南方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已经开始，经济作物普遍种植，这也大幅度增加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唐代和秦汉时期相比，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质上是一样的，但在量上看，由于南方的开发，耕地面积唐代比秦汉时有较大提高，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就决定了唐中期以后的土地商品量要比秦汉时期大。

从第二个方面考虑，南方多丘陵山地，纬度低，水面也较广，水热条件远远优于北方，很适宜茶叶，桑、漆、蔗、药材、果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及其在农业中比重的增大，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土地自由买卖和南方的开发相结合，有利于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户、半专业户产生及扩大生产规模，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对技术要求较高，土地自由买卖为具有专门技能的专业户、半专业户扩大生产提供了便利。

专业户种植的经济作物除少量供自己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投入市场。

李埏教授指出，在秦汉商品经济第一个高峰时期，执商品界牛耳的是盐铁酒酤，到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进入第二个高峰，情况有很大变化，由于南方的开发及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大量绢、茶、漆、蔗等进入商品流通，其中绢和茶不仅和盐一道成为最大宗商品，而且还越过国境，输往域外。

〔25〕这决定了土地以外的商品量，唐中期以后也要比秦汉时期大得多。

综合言之，同样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由于南方的开发，唐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发展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

商品经济"这次发展的势头是那样强而有力，甚至唐未五代的军阀混战也未能使这逆转。

"〔26〕从唐中叶起，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高峰，"这个高峰，比第一个高峰更高。

"〔27〕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货币。

除上述两大方面外，商品经济影响下的货币本身变化也增大了货币所受压力。

两税法以前，货币行列中长期有绢帛这一实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绢帛代替贵金属起"货币"作用。

绢帛的自然属性并不适宜作货币，唐政府屡次用法令强调绢帛的货币地位说明在日常商品交换中绢帛的货币作用在减弱。

在商品经济受某些因素制约而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时，绢帛的货币地位还能维持，一旦商品经济摆脱了限制重新兴盛起来，商品交换对货币的属性要求也随之提高，绢帛就无法在货币行列中呆下去了。

两税法颁行后，绢帛逐渐退出货币行列重新还原为普通商品，"钱帛兼行"瓦解。

一种曾在相当程度上起过和辅币相权的"货币"作用的实物退出了货币行列，它不仅不能充任其他商品的交换媒介，而且反过来要货币充当自己的交换媒介，成为"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增加"的一个因素。

这一增一减，无疑加大了对货币的压力。

货币及货币体系的存在和发展情况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

两税法颁行后，以土地重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为契机，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骤然大幅度增加，并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保持了向上的势头。

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对货币及货币体系的需求有相当可观的持续的增长，而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造成的货币体系结构缺环还没有补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很快陷入窘境。

商品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压力，货币体系重新形成的势头，在两税法颁行后明显加大，"钱荒"是其表现。

两税法颁行以前，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长期物价上涨，钱轻物重。

两税法颁行后不久，虽然唐中央政府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但很快出现钱重物轻的现象，流通中的货币日益感到不足，形成了"钱荒"。

"钱荒"主要表现为流通中铜不足，时人所议论的也多是就铜钱论铜钱。

这是因为自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之后，始终没有贵金属能够加入货币体系，起到和辅币相权的"货币"的作用，绢帛一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两税法后也已逐渐退出，只剩下铜钱唱独角戏，起主要流通媒介的作用。

流通媒介的不足，自然具体而形象地表现在铜钱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钱荒"的延续，很多迹象表明，货币的不是不仅仅是铜钱的不足，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形成的对货币的压力很快就体现在货币体系上。

（未完待续）

6、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

"钱荒"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了重视，唐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会昌灭佛"，以图解决，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不减，而铜钱的铸造不仅没有相应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混乱，延续到了宋代。

唐中叶行两税之后，尽管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和动乱成为了主调，但在富于弹性的土地私有制作用下，经济仍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势头，商品流通日益兴盛，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持续增加，相应的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必要和必然的，在唐末五代期间，货币发展演变的情况，表明了对货币体系的需求。

第2章

货币体系的结构是价值较高的金属成为货币，价值较低的金属成为辅币，彼此相权，共同起交换媒介的作用。

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所指，判断和决定金属的价值需要一个标准一个基点。

自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之后，铜钱长期在货币行列中充任主角，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金属货币。

唐中叶后绢帛也逐渐退出了，铜钱更是唱了独角戏。

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货币体系，其依据金属价值高低的结构变化的基点自然是铜钱。

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价值不等的两种以上货币相权，而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对于唐中叶后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基点铜钱来说，在金属行列中，有价值高于它的金和银，也有价值低于它的铁、锡、铅，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就以铜钱为基点，按金属价值高低，向两边展开。

如果黄金和白银加入货币体系，就作为价值较高的金属充任"货币"以和价值较低的作为"辅币"的铜钱相权；如果加入货币体系的是铁、锡、铜，那么这些金属就因价值较低而充任"辅币"以和价值较高的作为"货币"的铜钱相权。

唐中叶以后货币体系重建尝试的演变发展，就是这样运动的。

严格说，长期以来，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并没有完全离开货币行列，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金银的货币职能记载。

这里所说的黄金退出货币行列，是指从数量上说黄金已起不了曾经起过的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作用了。

到唐代，在较长时期里，法令没有承认金银的货币地位，直到"钱荒"已较严重的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宪宗诏书中还有：

"银者无益于生人"〔28〕的字样。

但是，政权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控制经济，控制贷币。

就象不能阻止绢帛退出货币行列还原为普通商品一样，政府法令也没有能够阻止金银进入货币行列发挥货币职能。

"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在唐、五代、宋时期的一些场合表现为货币贮藏和支付手段，而且时间越往后推移这种情况越多。

贵金属金银以十足货币的身份加入货币体系，〔29〕因其价值较高而作为"货币"以和作为"辅币"的铜钱相权。

除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加入货币体系和辅币铜钱相权以外，还有价值低于铜的其他金属，如铁、锡、铅加入货币体系和铜钱相权。

铁加入货币行列较早，南朝萧梁时就铸行过铁钱。

〔30〕唐代魏博镇管内亦铸行过铁钱。

〔31〕锡钱亦在唐朝前期出现过。

〔32〕两税法后，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增加，社会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

货币行列中的铁锡铜钱也增多了，是时，经济较繁荣的"江淮多铅锡钱"，河东一带也有锡钱出现。

〔33〕据两唐书食货志所载，唐政府曾用严刑峻法禁止铅锡钱的铸造和流通，但收效并不明显。

到五代十国，割据者们为解决管内货币不足的问题，不但不禁止铁、锡、铅钱的流通，反而由官方铸造发行。

楚王马殷曾铸行铅、锡、铁钱，其中铅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锡钱则一百文当铜钱一文。

〔34〕割据闽的王审知父子也大量铸行铅、铁钱〔35〕南汉铸铜、铁、铅钱，其中铅钱十文当铜钱一文。

〔36〕南唐铸行铜、铁钱，开始铜铁钱等价并行流通，结果不久铜钱就被铁钱逐出国境，于是南唐政府正式规定铜钱一文当铁钱十文，货币从而得到稳定。

〔37〕后蜀政权也铸行铁钱，与铜钱兼行。

〔38〕从史实可以看出，加入货币行列的铁锡铅钱和铜钱的比价一般是十文或一百文比一，铁锡铅钱是"轻币"，起"辅币"作用，铜钱则相对较重，成为"货币"。

价值较高的金属铜钱和价值较低的铁锡铅钱构成一种新的货币体系。

以铜钱为基点，货币体系的重建就这样向两边展开了。

但是到了北宋，稳定的货币体系仍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其原因是数量问题。

建立货币体系，需要适当的金属供给量，对于贵金属金银来说，唐中叶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其数量失之于少，对于贱金属铁锡铅来说其供给数量始终失之于多。

唐中叶以后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贵金属数量却没有相应增加，因数量下降而退出货币体系的黄金自不必道，东汉以后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

拿白银来说，唐宪宗元和初每年银矿课额仅为一万二千两，到宣宗时因银治有所恢复，课额较元和初翻了一番多，但也仅为二万五千两。

〔39〕"货币天然是金银"，如果贵金属金银有足够的适当的供应量，稳定的由贵金属金银和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只是因为金银数量不足，这种合理的稳定的货币体系无法建立起来。

铜并非贵金属，但和铁锡铅相比，还是算价值较高的，中国自古就有"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犬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斫，试诸壤土。

"〔40〕的说法，"美金"指铜，"恶金"指铁，这里的美恶标准也包括了价值高低，作为"恶金"的铁被直接用于农业劳动，每一个农业家庭都用得上，用得起，数量是相当大的。

把每一个农业家庭都用得起的铁以很细小的形状加入货币行列，其供应数量必然远远大于铜，铅锡的价值在古代也低于铜。

就内部结构说，价值较低的金属铁、锡、铅成为"辅币"，价值较高的金属铜成为"货币"，二者彼此相权，共同构成货币体系，理论上是成立的。

但是作为交换媒介，货币存在一个和商品的比价问题，币轻而物重，币重而物轻，和货币体系外部的商品比，铁锡铅钱的比价就相当低了。

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大困难。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铁锡铅钱由官府发行，流通界低值贱金属辅币骤增，本来铜钱主要就是用于小额交易的，涌入流通界价值远低于铜的铁、锡、铅等低值贱金属铸币已没有更细碎的交换与之相适宜，于是在实际流通交换中就出现了交换媒介过多过重，不便携带的局面。

如在宋代主要铁钱区四川：

"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

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41〕如果宋政府能够完全有效地控制经济，控制交换媒介，供给数量大的铁锡铅钱还是可以被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上，这些低值贱金属就能够在货币体系中起到辅币作用，有效地用于日常小额细碎交易，北宋政府把川蜀划为铁钱区就有这样的用意。

但事实上政府并不能完全左右货币，拿川蜀铁钱区来说，铜钱总是冲破封锁进入四川和铁钱相权，川蜀一带铁钱和铜钱的比价一般维持在一比十左右，铁钱的购买力总是很低，不得不用大数量完成交换，一匹罗的交易并不算大，却需用到两万枚铁钱，重达一百三十斤，〔42〕这怎么说也是不方便的。

这样，由于铁锡铅钱供给量过大，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时比价太低，理论上能够成立的铜钱和铁锡铅钱相权构成的货币体系实际上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无法运转。

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即以铜钱为基点向贵金属和低值贱金属两极的运动没有成功。

在两税法颁行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建立稳定而完整的，能够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体系的目的因金属供应数量的不合适而未能达到。

但货币体系的重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到北宋，纸币出现，缓解了这个问题。

7、纸币与货币体系纸币肇始于唐之飞钱，形成于北宋时的交子，以后南宋、金、元、明均有所发展。

一般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交换日趋发达是纸币产生的根本原因，此确为不替之论。

但我们还可以以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角度观察，以期对宋、金、元、明时期以纸币为主要内容的货币运动有更明晰的了解。

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这一点，在纸币的最早雏形"飞钱"与铜钱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

唐后期出现的用于汇兑的飞钱，是钱荒的产物。

当时因流通中货币不足，政府颁行禁铜出境的法令，各地效尤之，纷纷划地为牢，富商大贾采用汇兑方式以避之。

"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43〕分析一下这段记载。

能到较远的"京帅"、"四方"做生意的商贾，资金肯定不少，他们把大数量的钱（当然是指铜钱）委于诸道进奏院及富家后方"轻装趋四方"，如果钱少，用不着取"飞钱"便已经"轻装"。

这说明自起始飞钱就和大数额货币有关。

从宋代交子的面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

交子产生前最直接原因是体大值低的铁钱给交易带来不便。

自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１０２３年）交子改由官办后，交子的面额有所规定。

起初交子的面额还是临时填写，有一定等级，自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公元１０３９年）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并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十贯的，两成是五贯的。

到神宗熙宁元年（公元１０６８年），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六成为一贯的，四成为五百文的。

〔44〕交子面额大的达十贯，小的也有五百文，没有数文、数十文面额的。

这表明，蜀地交子是用来代替大数额铁钱的，作较大数额交易之用，并没有代替小数额铁钱。

细碎的日常交易，仍然由铁钱充任。

从货币体系的结构角度看，交子代替了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而铁钱则是作为价值较低的金属用作"辅币"。

不仅交子如此，南宋和金的纸币也是大面值的。

如会子，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孝宗隆兴元年（公元１１６３年）增发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

〔45〕孝宗时会子价值较稳定，零星小额交易，用的是贱金属铸币。

南宋的一些地方性纸币也属于这种情况，如始用于湖北路，后通行于湖广的湖会分一贯和五百文二等；流通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铁钱会子，分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三等；用于两淮的淮交面额分四等，和会子相同。

金朝发行交钞，分大钞小钞两类，和辽、宋旧钱及后来金自己发行的铜钱并行。

金的大钞分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

这些，都说明了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用于大数额交易，纸币在货币体系中起到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的作用。

宋金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都有铜铁等价值较低的金属铸币与之并行，铜铁等铸币起"辅币"作用。

纸币和贱金属铸币共同构成货币体系。

元代的纸币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面额的，这和宋金纸巾面额大体一致。

元代纸币面额和宋金不一致的是发行了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上文的小钞，甚至发行过五文、三文、二文的厘钞，这些小面额的纸币，自然是用于小额细碎文易。

考虑到元代使用纸币的程度很高，其主要币制中统钞、至元钞都是纯纸币，这种安排是必然而合理的。

元代的这种纯纸币结构，使人基本上无法看出货币体系，因为这样的货币结构，表明所有金属，不管价值高低，都从交换媒介行列中退出了。

最能说明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作用的是大明宝钞。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钞面以钱文计，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一百文六等。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曾加印过五十文至十文的小钞。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复设行钞时罢废的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并具体规定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

〔46〕洪武十年所作的钱钞兼行规定是宋代以来最完善的钱钞结构。

从大明宝钞制的具体规定来看，纸币在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充任的是"货币"，而铜钱则担任"铺币"的角色。

这里需要说明，从洪武八年实行钞法，停止铸钱以后，直至孝宗弘治中的约一百二十年间，一直很少铸钱，〔47〕洪武二十二年加印的小钞，是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有回复到纯纸币的趋向。

根据上述，如果说萌芽于唐，形成于宋的古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一开始还不那么明朗，那么清晰的话，那么发展到明代的大明宝钞制度所作的钱钞兼行，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的具体规定就明确了纸币在新形成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纸币和贵金属的关联中进一步证实。

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表，而用作货币的金属又因其价值大小有贵贱之分。

我们知道，贱金属辅币和贵金属货币之间有相权关系，小数额贵金属等于大数额的贱金属铸币，这样，主要用于代赞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纸币自然会与贵金属相关联，这在历朝历代的一些规定中可以看出。

北宋时因四川是铁钱区，交子的面额单位和实际使用只能直接表现为铁钱。

南宋会子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和白银的比价，但孝宗时一再用银、钱回收会子以保持其价值，说明纸币和贵金属白银有内在的联系，虽然会子的面值单位是钱而不是银。

纸币制度在金朝有较大发展，这一情况也表现在纸币和贵金属的关系上。

据《金史?

食货志》所载，金代发行的几种纸币已直接和白银联系，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１２１７年）发行"贞祜通宝"，规定"通宝"四贯，值白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