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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第三章陶渊明

陶渊明这样伟大的诗人竟然出现于江左寂寥的诗坛，就像雄伟的庐山突兀耸立于鄱阳湖平原一样，不能不使人惊异和赞叹。

恰如诗人生前逃离当时混浊腐败的官场，他也基本断绝了和当时诗坛的联系，刘勰和沈约论述晋宋诗歌的发展嬗变，数过来数过去都数不上陶渊明。

他在南朝人眼中还只是一位有“高趣”的山人而不是一位有高才的诗人（沈约《宋书·陶渊明传》）。

唐宋以后，陶渊明才逐渐确立了作为大诗人的地位，他不仅被说成是“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范正敏《遁斋闲览》），而且被视为历代“诗人之冠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六），苏轼甚至认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李杜诸人皆莫及”（《与子由书》），一直到近代王国维仍然说：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文学小言》）。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他创造了质而实绮、枯而实腴的诗风，不仅是由于创造了和谐静穆的诗境，也不仅是由于他开拓了诗歌的题材，还在于他那超脱的人生韵味，那洒落的生命境界，在于他为后人确立了一种新的理想人格。

第一节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人生境界

陶渊明（365？

—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人。

曾祖陶侃在东晋初年声威显赫，为一代名将，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大概未曾出任显职，而且在诗人年幼时就去世了，母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

诗人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便归，后因家贫先后出任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职，义熙元年（405）为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后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拒绝了朝廷的征聘，以“种豆南山”负耒躲耕终老。

死后朋友私谥“靖节征士”，故世号“靖节先生”。

人们总是赞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烈气节，总是激赏他那洒落悠然的人生境界，然而常常忽视了他必须面对的许多有关社会与个人的难题：

诸如穷与达的烦恼，贫与富的交战，生与死的焦虑等，如果只看到陶渊明的高逸洒脱，而不了解他“忧勤自任”（沈德潜《说诗晬语》），我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我们就不明白陶渊明是如何从忧勤走向洒落，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生境界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底蕴。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经历,早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使青少年的陶渊明及早获得了入世情怀（《饮酒》之十六），他曾有过“大济于苍生”的壮志（《感士不遇赋》），有过“猛志逸四海”的豪情（《杂诗》之五），也有过“慷慨绸缪”的雄心（《杂诗》之十）。

《命子》据考证作于30岁左右，而立之年的诗人在追述先辈的勋业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与钦羡，为陶唐氏在历史上“历世重光”而骄傲，并为自己年届而立却一无建树而羞愧，发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叹息。

称述祖业既以勉儿亦以自勉，希望自己能继踵前贤，但愿儿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辈有勋绩称于前，儿孙有伟业著于后。

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成而东西游走，《拟古九首》之八说：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诗人在此诗中抒写自己少时独闯天下的豪侠肝胆，斗强扶衰的侠义情怀，以及世无知音的孤独苦闷。

诗中的经历并非诗人青少年生活的实录，在晋末宋初的陶渊明不可能“行游”到张掖和幽州，“张掖至幽州”和“渴饮易水流”云云，只是明其“壮且厉”的刚强豪迈罢了。

在《读山海经》之九、十两诗，诗人同样以高音亮节称颂不畏强暴的胆略、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刚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两首诗表达了对这些悲剧英雄壮志难酬的叹惋，更抒写了对他们奇行异志的赞美，诗中的果敢之气盖过了感伤之情。

从“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后”这些铿锵作响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功名的向往。

他在《拟古》之二中也说：

“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陶渊明已届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忧勤自任，他在《荣木》一诗前的小序中说：

“荣木，念将老也。

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他不断打起精神勉励自己：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完全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回响。

为了不使自己“白首无成”，陶渊明多次“宛辔”出仕，从29岁释褐“起为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时仕时隐共拖了13年。

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

陶渊明早年生活的贫苦当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他出仕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

他辞去彭泽县令后生活同样常常陷入困境，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去沿门讨乞的程度（《乞食》），可他并没有因为“长饥”去“学仕”，义熙末反而拒绝朝廷“著作郎”的征召。

就其家庭背景和早年“游好六经”的教育来看，他青年时期“慷慨绸缪”的志向是他几次出仕的主要动因。

陶渊明的气质个性又不宜于出仕，他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归园田居》之一），“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也说：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所以他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深鱼”（同上），“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难怪清人张荫嘉认为陶出仕像是“违心之举”，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古诗赏析》）。

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特点。

苏轼将此说成是陶为人之“真”的一种表现：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书李简夫诗集后》）。

这一行为表明他为人之真固然不错，但并没有说清诗人何以一边出仕又一边厌仕的原因。

他从“向立年”到不惑年这一人生阶段，忽而出仕忽而归隐，说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有隐的不安，寄情田园他难免“白首无成”惶恐，走上仕途又与他“闲静少言”的气质相违。

最后诗人才深深意识到汲汲于功名是自己误入“迷途”，走上仕途使自己“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大彻大悟地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为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关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原因，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曾有过明确的交待：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后来萧统的《陶渊明传》、《南史·隐逸传》都众口一词沿袭沈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历史上一直被传为美谈，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仿效典范，而且成了气节和操守的代名词。

尽管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有些大煞风景，但它不仅于情于理不合，更与陶渊明自己的陈述不同，所以历史上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陶元亮岂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带谒见之时，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邮，方较论禄之微薄，礼之卑曲邪？

”（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初编》卷四）《归去来兮辞序》中他对自己辞官的原因有详细的说明，我们来听听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

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

何则？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

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仲秋至冬，在官八余日。

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

由于求官是“幼稚盈室”而“瓶无储粟”的生活所迫，不仅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内在要求，反而有违自己“质性自然”的天性，因而他奔走仕途完全是为“口腹自役”，心灵的折磨比饥冻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从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内在的本性也远离了自己喜好的“园林”。

是委运自然还是曲从人事，是保持自己的自然“质性”还是“矫厉”自己的本性，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是他“解印绶弃官去”的深层原因，这一选择也是他生命的决断。

委任自然，任真自适，是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他的存在方式。

在对待穷与达这一问题上他不愿意扭曲自己的天性，在对待贫与富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他和一般人一样常有“贫富常交战”的苦恼（《咏贫士》之五）。

仕途上的“穷”必然带来生活上的“贫”，“拂衣归田里”后等着他的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的煎熬（《咏贫士》之三）。

陶渊明虽然“望非世族”（《晋书·陶侃传》），但他作为本朝元勋之后仍有比较深的社会关系，能几次出入刘玄、刘裕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证明。

历史为他这种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可上可下的选择余地，他可以弃官守拙而贫，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

正是这种可富可贫的主动性，才造成他精神上是富还是贫的矛盾冲突。

诗人之所以最后弃官彭泽，处膏辞润而选择“委穷达”，是因为他不愿意扭曲自己的本性去投机拍马，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

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

”不以轩冕为荣，不以缊袍为耻，儒家“君子固穷”之节是他坐拥“孤襟”的精神支柱，“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之十六），他“宁固穷以济意”就是因为不愿意“委曲而累己”。

不愿“矫厉”自己的“自然”质性而弃官，不愿“委曲累己”而饱受饥寒，其心理动因同样都是他那真率自然的生活态度。

委任自然也是陶渊明摆脱生死束缚的重要途径。

《形影神》三诗前的小序说：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

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和魏晋许多士人一样，陶渊明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对个体生命的短促十分敏感，对光阴的倏忽易逝心怀恐惧：

“悲日月之易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闲情赋》）。

他解脱生死之道既不是幻想长生不老，不是纵酒忘忧，也不是立善求名。

《形影神·神释》中“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破求仙长生，他在《连雨独饮》也说长生不老是自欺欺人，“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二句破纵酒忘忧，纵酒非但不能忘忧反而是在挥霍生命，“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破立善求名，他在其它诗中多次说“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他认为个人的生命无永恒可言，不管是躯体的长生还是美名的长存，任何个人不朽的冲动都是徒然，超脱生死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自己冥契于自然同一于万物：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

他在《拟挽歌辞》其三中更是坦然地说：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

《饮酒》之五表现了陶渊明摆脱物欲、功名和生死束缚后的人生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由于精神上已超然于现实的纷纭扰攘之上，心体原本不累于欲不滞于物，何劳避地于深山，何必幽栖于岩穴？

结庐人境无妨其静，车马沸天不觉其喧，环境虽然随地而有喧寂之别，诗人的心境绝不因之而有静躁之分。

苏轼在《题渊明饮酒诗后》说：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

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为什么改“见”为“望”便使“一篇神气都索然”呢？

诗人心如明镜朗鉴万物而不存有万物，见南山之前胸中并不曾有一南山。

“望”属有意——好像诗人自性亏欠而求助于外，特地在寻求美景的刺激，“见”则无心——诗人的自得之趣存乎一心，丝毫不关乎见不见南山，其胸次的“悠然”不在于“见南山”之后而早已现于“见南山”之前，是“悠然见南山”而不是“见南山”才“悠然”。

由于诗人既不累于物欲又不累于功名，他超越了世俗，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死与生，既随意而采东篱的秋菊，亦无心而见远处的南山，他的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无所欠缺的圆满，洒落悠然就是他生命境界的特征。

陶渊明这种生命境界所展露的到底是儒家的胸次还是道家的襟怀，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属于儒家的“洒落”，并举出他《时运》一诗中“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

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为证，说他深心体贴的是孔子“吾与点也”的气象；有的认为属于道家的“逍遥”，并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完全是道家的景观，《归园田居》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真”、“自然”、“忘言”都是老庄的概念范畴。

其实，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就其文化底蕴而言，可以说是儒道兼综，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征。

陶渊明的洒落悠然与庄子的逍遥自适在境界上相通而又不同：

相通在于二者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和自我的超越，不同在于庄反社会而又超社会，陶则在世而又超世。

由于反社会反伦理，庄子逍遥游的承担者只是那些吸风饮露的“神人”或“至人”，逍遥游也只能到“无何有之乡”或“四海之外”去寻觅（庄子《逍遥游》）；由于不离人伦日用之常，陶渊明的洒落在当下即是的“人境”或“东篱”就可实现。

“结庐在人境”——好像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回响（《论语·微子》）；“而无车马喧”——似乎又是庄子“彷篁乎尘垢之外”的同调（庄子《逍遥游》）。

他在对人际的超越中又充满了对人际的关怀。

清方宗诚在《陶诗真诠》中说：

“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

”另一方面，由于深刻受到庄子逍遥游精神的影响，陶渊明的洒落比起清沂舞雩之乐的曾点更加脱略形迹，更加超脱旷远。

当然，就其既超脱又平实的人生韵味来看，陶渊明更近于儒门的曾点。

尽管他在《止酒》一诗中声称自己“逍遥自闲止”，但在精神气质上他倒更能与曾点“寤寐交挥”。

因此，我们将他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标以“洒落”而不目为“逍遥”。

第二节陶渊明诗歌的题材类型

陶渊明诗歌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为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纪游诗和赠答诗五类，其中最有个性、影响最大的是田园诗。

所谓田园诗是指他描写田园风光、乡村风俗、乡居生活和田间耕作一类的诗歌。

陶渊明“质性自然”的天性使他与官场格格不入，回归自然或重返田园成了他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在陶渊明的心目中“田园”或“园林”是“人间”或官场的对立面：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或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既已深知官场的“好爵”有碍于自己生命的真性，他便明确地将归隐田园等同于“守拙”和“养真”：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回归自然既是回到他“日梦想”的田园，也是重归自己“质性自然”的天性，因而回归自然是他人生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同时完成。

著名《归园田居五首》生动地表现了诗人“返自然”的双重意蕴：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一）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其三）

黄文焕在《陶诗析义》卷二中说：

“‘返自然’三字，是归园田大本领，诸首之总纲。

‘绝尘想’、‘无杂言’是‘返自然’气象。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是‘返自然’方法”。

诗中的“尘网”、“樊笼”、“自然”、具有双重涵义：

从外在层面讲，“尘网”、“樊笼”是指束缚人的仕途或官场，它与诗中的“丘山”、“园田”的自然相对；内在层面的“尘网”、“樊笼”指人干禄的俗念和阿世的机心，它与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本性相对。

“返自然”相应也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指回归到自己“日梦想”的田园，这就是他在其组诗第一首中如数家珍地罗列的“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二是回归到自己生命的本真性，摆脱一切官场应酬、仕途倾轧、人事牵绊，“相见无杂言”则于人免去了俗套，“虚室绝尘想”则于己超脱了俗念，“守拙”则去机心而显真性。

披星而出，带月而归，开荒田野，种豆南山，这才是深契自然的真洒脱。

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

“《归园田居》五诗衣被后来，各大家无不受其孕育者，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岂徒诗人云尔哉！

”这五首诗在后世诗人心目中具有和“诗经”同样崇高的地位，可见它们对历代诗人们的影响之大了。

不过，虽然“储、王极力拟之（指储光羲、王维等——编者注），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沈德潜〈古诗源〉卷八》）。

储、王诸家其诗“微隔”的根源在于这些诗人仍有机心和“尘想”，仍未回到自己内在的“自然”——生命的真性，因而也就仍与外在的自然——田园“微隔”一层。

陶渊明说自己是为了“守拙归田园”，《感士不遇赋》也说“诚谬会以取拙”，“拙”的反面就是“机巧”，没有阿世媚俗的气质和机心就是“拙”。

他在其它诗文中常常称自己“拙”：

《咏贫士七首》之六中说：

“人事固已拙，聊得长相从。

”《杂诗十二首》之八感叹说：

“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

”《与子俨等疏》中也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既明知自己为人之“拙”，为何还要“守拙”和“取拙”呢？

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引沃仪仲的话说：

“有适俗之韵则拙不肯守，不肯守拙则机巧百端，安得复返自然？

”人生在世俗社会的攘夺追逐之中，或沦于物，或溺于私，或徇于名，或堕于利，随着自己的为人由“拙”变“巧”而逐渐失去了自家的本来面目，“守拙”就是守着自己生命的本心或真性不为世俗所染，只有自己守住了自己“质性自然”的真性才能“返自然”。

由于陶渊明将躬耕陇亩与守拙养真联系了起来，他在田园中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这使他的田园诗有了更深的价值关怀，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

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

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其一）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及，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其二）

癸卯岁即晋元兴二年（403），时陶渊明39岁。

早存躬耕田园的志向直到年近不惑才得以践履宿愿，难怪他有“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这般激动了。

从“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些喜气洋溢的诗句中，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当年躬耕时兴奋的心情。

他看着鸟儿欢快地迎接春光，“泠风”送来融融暖意，风儿轻拂着田野的嫩苗，此情此景使他想起“植杖而芸”的荷条丈人，想起结耦而耕的长沮、桀溺，并深深理解他们何以要远离仕途耕而不辍，何以要逃避“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尘嚣“悠然不复返”。

要深刻地理解这两首诗，或者说要深刻理解陶渊明的田园诗，我们就得弄清楚“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中“所保”的是什么？

从陶渊明全诗的语意和语气来看，诗人“所保”的绝不是身家性命，清吴瞻泰的“实践陇亩之能保其真”不失为胜解，明人沃仪仲的解释更为精到：

“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

‘聊为陇亩民’，即《简兮》万舞之意，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若无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复有所保矣，且曷云怀古”（引自黄文焕《陶诗析义》）。

虽然陶渊明躬耕并非完全不在收成，“寄托原不在农”一语稍嫌绝对和偏颇，但这无妨沃氏解释的独到和深刻。

“聊为陇亩民”的“聊为”清楚地表明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陇亩民”，他对自己的士人身份有清醒的自觉；他的躬耕也比农民的耕作有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他的躬耕除了像农民那样关心作物收成的丰歉外，同时也关注或者说更关注自己生命本性的“养真”与“守拙”——他正是为了“守拙”才“归园田”，为了“养真”才栖迟“衡茅”的。

农民的田间耕作是对命运的被动接受，陶渊明的躬耕行为则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他与“陇亩民”的这些差别不仅不影响他作为诗人的伟大，反而使他更具有人格的魅力，更具有存在的深信度。

诗人在辛苦的田间耕作中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

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自食其力是一个人的第一要务，“孰是都不营”像寄生虫似的生活，永远也不会心安理得，正是对人生这种朴素而又深刻的体认，使他不在意“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的耕作之苦，愿意忍受“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的严酷气候，并自得于“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的恬然自适。

此诗将躬耕的感受写得细腻逼真。

有一部分田园诗表现他的乡居生活，如《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其一）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其二）

这两首诗写喜得佳邻的快慰，移居南村全不在风水吉祥的住宅，一间“取足蔽床席”的“弊庐”足矣，更不是为了去攀附那儿的高门大户，为的是能与纯朴淡泊的“素心人”度过朝朝夕夕，便于与这些“邻曲”们“时时”往来。

钟惺在《古诗归》卷九中评论说：

“二诗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见公和粹坦易，一种近人处。

”陶渊明超然于人际的成败穷达，“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禄轩冕荣华全“不入眼，不入口”（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对衣食的操持和对家务的兴致，正反衬出他对仕途升降与人世荣枯的冷淡。

另一方面，他与“素心人”的亲密情感交流，正是他“归田园”后“养真”与“守拙”重要内容，“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纯朴真挚的乡村生活使大家都脱略形迹，这儿没有阴谋、机心、诡计的市场。

诗人对世俗的超脱与对人际的关怀在这两首诗中同时得到了真切的表现，我们觉得他既是那样超尘绝俗，又是如此平易近人。

《诗经》中有一些如《七月》、《噫嘻》、《丰年》这样的农事诗，尤其是《七月》一诗，记述了一年四季的劳动生产，如农夫在农田的耕种、收获、种桑、养蚕、织麻、打猎等。

这些农事诗的价值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农夫的生活和生产状况，但还没有将田园作为审美的对象。

只有到了陶渊明才真正发现了田园的美，田园成了他自己心灵的栖息之所，并作为自己人格的对象化，还在田园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田园诗鼻祖，创造了田园诗的典范，后来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韦应物等人无一不受到他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咏怀诗中也有很多传世的名作，这些咏怀诗常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如《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拟古》九首、《形影神》三首、《拟挽歌辞》三首。

其中《饮酒》、《杂诗》既不是写于一时，也并非歌咏一事，它们在形式上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

《饮酒》诗二十首或者与饮酒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