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四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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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四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成果四：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内容提要：
本文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而探讨了二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可预测的周期性波动方面，而它们的影响机制却截然不同。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源泉，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
总体上，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本文的研究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关键词：
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经济波动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Cheneryetal.,1989）。
产业结构变动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并且在技术要求和技术吸收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各产业的增长速度的较大差异，从而引起一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二是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由不同的主导产业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主导产业的更替直接影响了一国生产和消费的方方面面，这在根本上对一国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罗斯托，1962）。
然而在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轮动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巨大差异，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Peneder,2002），此即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
但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变迁在促进产业发展、维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技术进步和技术替代会打破原有经济的均衡，对特定产业部门产生较大冲击并引起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动，从而造成经济波动（Baumol，1967）；其次，主导产业政策会引起社会投资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变动，进而对经济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产业结构变动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Kuznets，1971）。
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对中国产业结构也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然而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Sachs（1994）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中国落后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Fan（2003）也指出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跨地区跨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刘伟和张辉（2008）以及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的研究也支持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但他们也指出这种“结构红利”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减弱。
吕铁（2002）与李小平和卢现祥（2007）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却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却并不显著。
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刘霞辉，2004），而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鲜明表现就是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联结，即在每轮经济周期中,经济总量扩张必与经济结构分化相伴随；反之，经济回落时经济结构不平和亦在缩小（袁江和张成思，2009）。
因此，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在国外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而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分析则显得不足，孙广生（2006）的分析为笔者所仅见，他将经济的波动从产业层面上进行了分解，并得出第二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则不相关，冶金工业、非金属矿工业和建筑业等重工业的产业波动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在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采用Cheneryetal.（1989）发展的“多国模型”或Fabricant（1942）提出的偏离-份额法（Shift-ShareMethod）进行分析。
“多国模型”中对回归控制变量的选择具有模糊性，容易造成省略变量问题，从而导致问题分析不准确，同时模型中对产业结构采取的衡量方式也是一个难点。
偏离-份额法是一种有效的分析结构问题的方法，但是它会造成结构效应的低估（吕铁，2002），而且在使用这一方法分析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不够细致。
此外，大多数有关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多集中于对增长的研究上，对经济波动影响的研究文献则明显不足。
而中国经济波动的成本与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的福利是大致相当的，国民经济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陈彦斌，2008）。
因此，本文力求弥补上述研究存在的不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将产业结构变迁分解为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并结合其内在含义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行重新度量，力争对产业结构的测度更加合理；第二，通过一个简洁的计量模型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统一到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并回避对其他控制变量选择的问题，以避免模型设定不当带来的误差；第三，对经济波动进行分解，并将产业结构对各种波动的影响进行全面讨论，以充实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研究；第四，还通过指标度量、估计方法以及模型选择等多种途径来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提高本文研究的精确程度。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构造产业结构变迁的衡量指标，并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第三部分构建相应的检验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对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和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度量及其特征
从动态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本文拟从这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变迁进行衡量。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它一方面是产业之间协调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面还应当是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反映，也就是说它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
对与这种耦合，研究者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其公式为：
（1）
（1）式中，E表示结构偏离度，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假设，经济最终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
而由定义，Y/L即表示生产率，因此当经济均衡时，=Y/L，从而E=0。
同时，表示产出结构，表示就业结构，因此E同时也是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性的反映。
E值越大，就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由于经济非均衡现象是一种常态，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形更为突出（Cheneryetal.,1989），从而E值是不可能为0的。
但是，结构偏离度指标将各产业“一视同仁”，忽视了各产业在经济体的重要程度，同时绝对值的计算也为研究带来了不便。
为此，我们引入了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最早是由泰尔（TheilandHenri，1967）提出，一些学者将之用于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
我们发现，泰尔指数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度量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指标，本文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对泰尔指数进行重新定义，其计算公式如下：
（2）
同样地，如果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也有TL=0，而且该指数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同时它还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因此是一个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更好度量。
泰尔指数不为0，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实际上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衡量，一般文献根据克拉克定律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
虽然说经济非农产值比重的增加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出现了“经济服务化”的趋势，而这种传统的度量方式没有办法反映出经济结构的这种动向。
在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重要特征，鉴于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吴敬琏，2008），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本文简记为TS）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
这一度量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明确地昭示产业结构是否朝着“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它是一个更好的度量。
如果TS值处于上升状态，就意味着经济在向服务化的方向推进，产业结构在升级。
（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
在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之前，我们首先对本文新定义的指标与传统的指标进行简单比较。
从表1中可以看出泰尔指数与结构偏离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图1也表明两者在1978—2009年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只是在变化的大小和波动的幅度上有所区别（这主要是因为泰尔指数考虑了各产业的结构权重），因此本文定义的泰尔指数是一个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合理的度量指标。
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便于比较，对传统指标不采用非农产值比重而采用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并将这一比重与本文定义的TS值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TS值和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的相关系数仅为0.188，也就是说服务化指数与传统升级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很强，同时图1也表明两者的演变趋势是存在较大差异的。
可以看到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及极个别年份（1990年和2004年）之外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也就是说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中国产业结构基本上一直是处于升级的状态。
而从TS值看来，考虑到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互动影响之后，产业结构的变迁存在着明显的波动，如同中国经济改革一样，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点也比较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表1产业结构衡量指标的皮尔逊相关性检验
TL
TS
E
非农产值/农业产值
TL
1.000
TS
0.072**
1.000
E
0.887***
0.072**
1.000
非农产值/农业产值
-0.308***
0.188***
-0.320***
1.000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图11978—2009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
1978—2009年的TL值和TS值变化均表现出波动性，这一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相契合的。
中国的改革肇始于农村地区，农村责任承包制的逐步全面铺开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农业产值的增加，而在工业内部主要是对原先的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在改革之初的几年内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TL值迅速下降并且TS值也有所下降。
其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改革重点转向城市但并未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与此同时，乡镇集体企业兴起过程中则主要是解决当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此间TL值变动不大；但是个体私营经济的从无到有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TS值几乎一直处于上升当中。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转折，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劳动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也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毕竟这一时期中国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而且对外开放的加深和外资的涌入也开创了第三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因此TL值和TS值均在90年代早期几年的短暂下降之后又开始攀升。
入世之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低端制造业给中国大量劳动力提供了机会，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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