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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呐喊》中的人物形象

赏析《呐喊》中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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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先生对国民的卑劣性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的卑怯。

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就指出:

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和奴性”。

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托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

他们对于这些压迫、压榨都是忍辱受屈逆来顺受。

他们虽然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

鲁迅认为国民的卑怯是国民劣根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的姿态予以抨击。

我从鲁迅笔下的人物身上不仅看到了他们自身的悲剧命运,而且看到整个社会的病态,鲁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中国人民的缩影。

我对《呐喊》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做以下具体赏析。

一、精神的胜利者——阿Q

鲁迅塑造的经典形象,究其原因,是社会造人。

那个时代是封建思想顽固、地主当道、军阀混战的时代。

未庄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

《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农村小镇未庄作为写作背景,它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迫害的典型的农民形象——阿Q。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

他只能靠打短工来维持生计。

他的可悲之处主要不在于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

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

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

接连不断地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我安慰。

有人说阿Q这是乐观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我认为这实在是要不得的,这是驼鸟心态。

实际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它并不会使他变得更强,反而使他自暴自弃。

这种“精神胜利法”不仅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境遇,而且使他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

这就是阿Q的生活哲学,甚至可以说这是在封建制度压迫下,许多弱者的生活哲学。

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的统治者仍然自称“天朝”,鼓吹中华文明“为全球所仰望”,这不是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吗?

再看看今天,仍有许多的“阿Q”游手好闲、不学无术,成为社会的负担,这些人既可怜又可悲可叹。

鲁讯用“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来形容农村土豪劣绅的品性。

当时农村土豪劣绅的代表赵太爷父子,他们自己可以三妻四妾,却以封建礼教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惩治向吴妈求爱的阿Q。

在某种程度上, 赵太爷和阿Q其实都是一类货色。

假如阿Q得势,将会是个十足的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一个活脱脱阿Q。

    

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深深地影响着阿Q。

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对女人却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蔑视,欺侮女人,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体现了阿Q身上的宗法家族思想,尽管到处流浪,却还想着传宗接代。

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但是革命在阿Q的眼中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

三尖两刃刀”。

所谓的革命,就是抢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的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

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阶级地位决定阿Q欢迎革命,但他不了解革命,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

小说的这一点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

阿Q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样的人物形象着实让人感到可悲。

鲁迅先生是怀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写阿Q的,这其中包含着唤醒民众的热情,也包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鲁迅先生不是厌恶中国人,而是为了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揭示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进而改造中国的社会。

二、科举制度毒害下的没落文人——孔乙己

孔乙己是一个悲剧的读书人形象。

开篇便表明孔乙己身份的尴尬。

“长衫”是读书人,他们是受人尊敬的,能坐着喝酒;“短衣帮”则是只能在散工后,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的人。

但孔乙己则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样的身份定会遭受人们的讥笑,不光“长衫”瞧不起他,连“短衣帮”也嘲笑他。

他不被社会所接纳,这注定了他必然是悲剧性的。

孔乙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

他既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好吃懒做,相当于一个废人。

当有人揭发他偷书的时候,“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一方面表明了他死要面子,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孔乙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之深,连辩解都要带上“之乎者也”。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塑造了无数个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

孔乙己穷因潦倒却自命清高,被人们当作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

最终,他最好的解脱也许就是死,这是多么的讽刺!

这一切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有力地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文章中多次写人们嘲笑孔乙己的场景。

在他用“之乎者也”来辩解窃书一事时;在别人问他是否识字时;在孩子们向他要茴香豆时;甚至在他被打断腿之后,仍然被作为取笑的对象。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样过。

”原来他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地位,是个可有可无、可笑可怜的多余人。

这些场景有力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表现了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从他教“我”写字,给孩子们茴香豆吃可以看出孔乙己是很喜欢小孩的,这也体现了孔乙己内心的善良。

但是作为孩子的“我”却对他爱理不理,瞧不起他,吃茴香豆的小孩也嘲笑他,这也为孔乙己增添了一丝悲凉气息。

“我”即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

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孔乙己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的喜剧人物,以喜写悲,使悲更悲。

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腿,遭受了那么大的欺侮。

但是在熟识的咸亨酒店里竟然得不到人们应有的关切、同情,受到的仍是讥笑。

人们对于丁举人的凶残行径没有表示一点愤慨和不平。

在这样的封建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冷漠到了何等程度,真是触目惊心、令人颤栗!

“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这句话耐人寻味同时大有深意。

通过这句话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对死亡是多么的冷淡,就连孩童都如此的麻木无情。

人们关心着的是自己的腰包,就像老板想起了孔乙己,也只是因为那十九文钱罢了。

“大约”是表估计的,“的确”是表肯定的。

按语法来说,这个句子是有毛病的。

“的确”一词是孔乙己悲剧的必然归结。

他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别的结局,在他腿未打折之前,他的生计已经很难维持了,何况折腿以后,除了穷死饿死,别无生路。

三、《药》中的夏瑜和华老栓

在城市中,一位青年华小栓得了肺痨,其父亲向刽子手买来一个传说中用革命烈士鲜血所作的馒头,华小栓吃了还是死了!

同时,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古轩亭口,鲜血的来源者是一位叫夏瑜的青年,因为参加推翻满清运动而被斩首。

在凄凉的坟场上,只剩两个失去爱子的母亲,无限的伤痛……

夏瑜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形象。

他家境贫寒,以致使红眼睛阿义从他身上“榨不出一点油水”;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确的认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他意志坚定,甚至劝牢头造反。

最后,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慷慨就义了。

夏瑜为社会而牺牲,希望能换来人们的觉醒。

但茶客们却说他“疯了”。

他为社会,为自己,有改善社会的强烈愿望。

他追求过,奋斗过,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

与几千年的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相比,他的力量太弱小了。

人们因为麻木太久,没有能从中觉醒过来。

但他并不孤单,“再往上一瞧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著那尖圆的坟顶”,他的同伴们还在继续努力。

鲁迅先生同情这些革命人士,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人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华老栓是市镇市民,夫妻辛勤操持着一个小茶馆,是普通的劳动人民。

他的儿子华小栓患有严重的痨病,他不去求医,却相信别人说人血馒头可以治病。

于是千方百计去找人血,他拼命积攒铜钱,只想着尽快把人血馒头取到手,好医治儿子的痨病。

至于流血的是谁?

为什么被杀?

他不用也根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什么“革命”“造反”就更没有关心的必要了。

华老栓迷信、麻木、毫无反抗意识,只图家庭平安便心满意足了。

为了医治儿子的病,他糊里糊涂地与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交易。

华老栓是旧中国千千万万人民的代表,是在长期封建重压下变成这样愚昧、麻木的。

为了突现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作品还描写了一组群像:

在杀害夏瑜时,有“一堆”看得起劲的观众,“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他们除了看热闹的好奇心外,毫无别的感觉,在议论夏瑜之死时,“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人听说夏瑜在狱中的表现后,把他当成“疯子”。

烈士的母亲也不理解自己的儿子,她觉得儿子被杀,是无脸见人的事,上坟时“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

这些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辛亥革命前夕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

四、毫无人情味的泼妇、怨妇——七斤嫂

  鲁迅笔下的七斤嫂泼辣粗俗、伶牙俐齿、恨棒打人、出语刻毒、好胜压人、强词夺理、不为人后,并无一般农村妇女的诚厚。

她与八一嫂、九斤老太等其它人物一样,自私、落后、愚昧、麻木,生活在浑浑噩噩的不觉悟状态之中。

  她的动作中带着一股凶悍之气:

对婆婆:

“……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对丈夫:

“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对女儿:

“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对八一嫂:

“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一个“摔”、一个“搡”、一个“扎”、一个“指”,四个典型动作,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一个十足的悍妇形象。

她的语言粗俗不堪,对婆婆愤愤地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

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吗?

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秤,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

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对丈夫一顿训斥,“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哪里去了!

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

”“还是快吃你的饭吧!

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吗?

”“你这活死尸的囚徒……”;对女儿破口大骂,“谁要你来多嘴!

你这偷汉的小寡妇!

”。

如果不知道泼妇是什么样子,只要听听七斤嫂说话就足够了。

 然而这样的一个悍妇却是欺软怕硬。

七斤嫂对自己的亲人和好心人是横眉冷对,非怒即怨,非怪即恨,胆气冲天、霸道无比;然而对待仇人却小心翼翼、客气有加、竭力讨好,见到赵七爷“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竭力陪笑”,性格扭曲,奴性十足。

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她做起来那么的自然,仿佛天经地义。

  七斤嫂品性低劣,无情无义。

没事的时候,七斤嫂给自己的丈夫以“相当的尊敬”,可当听说七斤可能要出事时,竟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

“这死尸自作自受!

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

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先急着把自己撇干净,还不忘记显摆自己怎么能耐,却把丈夫推出去。

“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

这活死尸的囚徒……”危难关头,不想着与丈夫共患难,却是怕丈夫连累自己,嫌丈夫连累自己。

  七斤嫂的外表是丑陋的,内在品德是低劣的。

她上不敬老人,下不疼孩子;对丈夫恶语相待,对仇者笑脸相迎,集愚昧自私粗俗刁蛮于一身。

她在精神上是空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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