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为什么没有史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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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为什么没有史诗

史诗（Epic）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其传统定义和标准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引申而来,顾名思义，是“叙史的诗”，一般指叙述英雄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记录文本长达28000行,通常被看作欧洲史诗的最早范本。

我国是一个有着巨大史诗蕴藏量的国度,拥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大杰出英雄史诗,在西南少数民族中间,还流传着很多古朴神奇的“神话史诗”或“创世史诗”。

史诗作为一种韵文体神话作品在我国的许多族群中都不同程度存在，但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汉族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诗，个中原因众说纷纭。

从族群记忆的视角来说——

族群的集体记忆是该族群全体成员在长时段内对于过去集体的共同表象,族群记忆与史诗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

汉民族具有多元化特征，今天所谓的“汉民族集体记忆”，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诸多族群的记忆的综合体。

多元一体的族群记忆特征不利于史诗产生，因为史诗是指向过去的规模宏大的族群叙事,史诗记忆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段,跨度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人们对本族群的身份认同保持一种持续的强度,祖先的事迹在一代又一代子孙的心灵深处激起波澜,遥远的族群历史在子孙后代不间断的记忆流动中被建构,最终形成史诗。

如果在族群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族群融入,原有的族群记忆与新来的族群记忆相混合并发生涵化,原有的记忆就会重新整合。

在长期的记忆整合过程中,原有单一的族群记忆难以保持持续认同强度,因而也就难以形成指向族群最初历史的宏大而神圣的史诗。

从哲学思想和宗教情操来说——

史诗不同于抒情诗，抒情诗以一时一境的主观情趣为主，只须写出人生的片段；史诗同时从许多角色着眼，须写出整个人生、整个社会、甚至于全民族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

史诗作者须有较广大的观照，才能在繁复多变的人生世相中看出条理线索来；同时又要较深厚的情感和较长久的“坚持的努力”，才能战胜情性和环境的障碍，去创造完整伟大的作品。

广大的观照常有赖于哲学，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常有赖于宗教。

这两点恰是汉民族所缺乏的。

西方史诗皆发源于神话。

神话是原始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具体化，史诗则又为神话的艺术化。

从《左传》、《列子》、《楚辞》、《史记》诸书看，汉族在遥远的过去也有过一个神话时代，不过到商周时代已成过去式。

神话时代是民族的婴儿时代。

汉族很早“开化”，把婴儿时代的思想信仰丢开，脚踏实地过上了成人的生活。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而西方史诗所写的恰不外是“怪力乱神”，在儒教化“不语怪力乱神”的汉族族群，史诗不发达甚至没有史诗，也就不再奇怪。

从民族性格来说——

西方民族性好动，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国民族性好静，理想的人物是圣人。

西方所崇拜的英雄都气盖一世，一生全在困苦艰难中过活，打胜仗杀猛兽，如果没有他，全民族大概便要灭亡。

而汉族所崇拜的圣人大半都是在“土阶茅茨”之中的“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的君主，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所为。

圣人之中只有治水的夏禹颇似西方的英雄，但孔子称赞他，却侧重“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三点，这些还是“太平天子”的美德。

汉族社会安定极早，所需要的人物只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天子”。

西方民族在文学初露萌芽时代，还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是勇士和英雄。

史诗必有动作，而且动作必须激烈紧张，动作中心必为诗中的主角，主角必定为慷慨激昂的英雄，才能发出激烈紧张的动作，所以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最宜于当史诗主角。

“无为而治”的圣人最不适宜于作史诗和悲剧和主角，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动作”。

从文艺上主客观侧重不同来说——

民族和个人的心理原型有“内倾”、“外倾”两种。

“外倾”者好动，好把心力支到外面去变化环境，表现于文艺时多偏重客观；“内倾”者好静，好把心力注在自己的身上作深思内省，表现于文艺多重主观。

西方民族属于外倾类，汉民族属于内倾类，所以整体上，西方文学偏重客观，以史诗悲剧擅长，汉族文学偏重主观，以抒情短章擅长。

汉族缺少叙写史诗所必要的客观的想象，拿汉族游仙派诗人所见到的仙境同西方诗所描写的天国比照，立刻可见客观的想象贫乏是史诗在中国不发达的一个重大原因。

为什么汉民族缺乏想象力，也与社会开化早晚有关，汉族已经步入文明的时候，在西方民族还处于茹毛饮血的阶段。

从史学的发达程度来说——

相比较同时期其他各民族，汉族是一个史学高度发达的民族。

先秦时期，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

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便出现了最初的史官。

再往后，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

《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

在很多民族还在靠神话和想象“记录”历史的时候，汉族的史学已经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水平。

而且从《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开始，汉族都是习惯用散文来观照事情的。

像《左传》、《史记》一类材料在西方民族那里都是史诗的材料，在汉族这里却都是散文作品，这也许由于史诗的时代在当时本已过去，而前此又无史诗可为蓝本。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汉族之所以没有史诗，是还没来得及尝试“想象”和“夸张”的史诗，科学严谨的历史散文已经将其出现的可能性扼杀。

从诗语是否民众化来说——

古代汉语诗歌是用文言文书写的，而用文言文书写诗歌并非是每一个会说汉语的人都掌握的，即使当初真有人想根据远古神话和创始传说等，来写出一篇堪与《荷马史诗》相媲美的宏大史诗，也极有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作罢，又或者写出来后因“不登大雅之堂”而早已散佚。

其他民族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诗歌语言和生活语言并没有像汉民族这样严格区分。

诗歌语言非民众化，也是汉族为何没有出现史诗的另一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多种原因组合起来，也就可以比较全面地解释“汉族为何没有史诗”了。

（附部分章节的参考资料：

1，族群记忆与史诗之谜：

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2，朱光潜先生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